岐王文恪王庶（翻译）
王庶，字子尚，是庆阳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改换文官资序，出任泾州保定县知县。
经种师道举荐，任怀德军通判。契丹被女真击败，提出将燕云地区归还宋朝，朝廷命种师道前往接收。王庶对种师道说：“国家与辽朝保持了百年和好，如今坐视它败亡而不救，反倒贪图它的土地，恐怕会因此招来女真的祸患吧？”种师道没能采纳他的意见。
宣和七年，女真军果然入侵。太宰李邦彦夜间召王庶询问对策。王庶说：“当世宿将没有谁能超过种师道，北方外族一向畏惧敬服他，应当把西军交给他，令他入援京城。”李邦彦把这番话告诉蔡攸，蔡攸不赞同。朝廷任命王庶为陕西转运判官，兼主管解盐事务。边疆形势日益紧迫，愍宗打算巡幸襄阳、邓州，先任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席益奏请皇帝让王庶担任副手。
圣祖即位后，授王庶直龙图阁、鄜延经略使。王庶因边防功劳进为集英殿修撰，继而升任龙图阁待制，统辖陕西各路军队。
此前，河东经制使王燮战败回来，恰逢宣谕使谢亮入关，王庶写信给他说：“西夏的祸患不大而且缓慢，女真军的祸患大而且迫近。秋高马肥时敌军必将大举入侵，何不持符节统率军队举义，把敌骑逐出黄河以北，再从容谋求恢复失地？”谢亮不听。
女真军大举入侵后，王庶调集自沿河地区直到冯翊的兵力，占据险要防守。敌骑先乘河水结冰进犯晋宁，侵入丹州，又从清水河进入，攻破潼关，秦、陇一带全都震动。王庶向各路发布檄文，约定日期共同讨敌。泾原统制曲端一向不愿受王庶节制，起初以没有接到正式任命为由推辞；几天后任命文书送到，他仍然拒绝。曲端与王庶不和，敌军于是集中兵力进攻鄜延。当时曲端兼知延安府，却弃城离去。
王庶得知后，亲自收集溃散兵卒前往救援；王燮也率所部从兴元出发。王庶赶到甘泉时，延安已经陷落，于是与王燮迎战敌军，未能取胜，军队溃败，鄜延地区由此失守。
王庶失守延安后，把残余部队交给王燮，自己率一百骑赶到襄乐，与曲端商议军事，仍想依靠曲端相助。曲端军法一向严厉，进入营垒者不许驰马。王庶到来后，曲端接连削减他的随从骑兵，等到进入帐下时，只剩几名骑从。
曲端责问王庶失守延安，说：“节制使只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替天子爱惜城池吗？”王庶说：“我屡次下令，你却不服从，究竟是谁只顾爱惜自己？”曲端发怒道：“我在耀州多次陈述军事意见，你为何一次也不听？”恰逢宇文虚中出镇长安，派幕属来到曲端军中。曲端便托使者进言：“延安是五路的咽喉，如今已经失守。王庶丧师辱国，不如杀了他向天下谢罪。《春秋》有大夫出境后可以临机专断的义例，请诛杀王庶。”
宇文虚中知道后拒绝说：“使臣出行自有明确使命，如今以臣子的身份在外擅自诛杀大臣，这是跋扈。”曲端的企图受阻，才就此作罢。第二天，王庶去见曲端，说自己已经上章自劾，请求等待朝廷治罪。曲端拘押王庶的属官，夺走他的节制使印信，王庶这才得以离开。
建炎三年六月，王庶被召任刑部尚书。八月，王铚控告兵部尚书兼开封府尹陈规，说陈规取走他家收藏的四万卷书。王庶刚到任，依例发文给陈规，让他说明此事。陈规说那些书辗转迁移到德安、南阳，已经散失。适逢朝廷正忙于筹备秋季防务，此案便暂时搁置。
建炎四年初，王庶为双方辨明解释，王铚与陈规才消除争执。王庶一向认为抗击女真最为紧要。建炎五年春，朝廷商议平定西夏，议论不一。王庶与张浚、陈规、曲端、刘锜等共同上疏，极力陈述攻取西夏、获得战马的方略。
四月，女真使者入境，以送还二帝、后妃和宗室为条件，想要商议和议。判少府监张戒请求把武学迁出延福宫外，说将来迎回二帝，可以让他们居住在这里。王庶反驳说：“正因为武学设在这里，延福宫才由朝廷使用，怎么能立刻迁走，预先等待敌人的和议安排？”不久，他又与国子监祭酒陈公辅、胡安国等共同商议，陈康伯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太学生到宫门上疏，极力反对和议。
这年夏天，女真派使者护送太后回朝。太后车驾到达河北时，敌将突然变卦，把她扣作人质，索取巨额财物。秘阁商议此事，百官都不敢作答，礼部也迟疑不决。王庶说：“礼部若不去，刑部愿意前往。只须说明国家没有以私财赎人的道理，不能答应。事情关系国家体面，难道因为她是陛下的生母，就能稍稍屈辱国体吗？”
六月，二帝从北方回归，皇帝率百官在白马津迎接。皇帝想让出帝位，重设大元帅府，自己统兵抵御女真。二帝坚决辞让，百官也反复劝谏。皇帝说明敌人表面议和，实际企图乘机袭击京东。王庶指着刘大中等人斥责说：“你们不思雪耻，只求苟安，以直臣自居来博取名声，还想借二帝压制当今天子吗？”这番话说出后，朝臣中请求解除职务的多达数十人。
建炎五年秋，朝廷下诏修订《刑统》，命王庶总领编修。王庶请求准许百姓到朝廷陈述法令弊端，皇帝批准。释放贱籍人口、禁止典卖妇女、限制借贷利息等规定，都是由王庶修订后颁行天下。
这年十月，边报称女真准备把延安地区割给西夏。兵部尚书胡世将主张谨慎，想先集中保全各军，不立即争夺延安。王庶激烈反对，援引陕北以往的形势，指出敌人以延安引诱西夏，后患必然深重。
骑军都统曲端也在皇帝面前争论，不愿把延安让给敌国。王庶说：“我与曲端虽然有旧怨，但他这番话是对的。若把延安交给西夏，必将失去关西士民之心。”建炎六年秋，西夏平定，朝廷重新厘定关陕制度，调任王庶为成都府路经略使。
王庶到成都后，全部沿用林景默留下的制度，簿籍、券法都不随意更改。朝廷推行官债，各大都会每月都有规定的认购数额，成都也在其中。建炎七年秋，蜀地连降大雨，从七月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正月，江水暴涨，田地损坏，百姓多失去生计。
建炎八年夏，各州连续发生饥荒，米价飞涨，有的地方一斗米卖到二千钱，流民纷纷到成都求食。王庶打开常平仓减价卖粮，又设置粥场救活饥民。当时成都每月应缴的官债数额将到期限，王庶上奏请求暂时削减额度；准许原本应认购官债的茶盐商、交子铺户和富民，向经略司缴纳粮食或现钱，由官府平价买粮，救济饥民；仍给他们券书作为凭证，等灾年过去后，再用官债偿还。
御史郑刚中随即弹劾王庶，说他阻碍官债收入，拿朝廷财物收买私人恩德；而且朝廷正谋划北伐，不应因一路饥荒妨碍天下大计。皇帝派使者前往查验。使者到成都后，看见道路上到处是流民，仓粮每天不断发放，各州米价却仍未平稳，回朝奏报灾情确实严重。
王庶又上奏说：“北伐本是为了拯救天下百姓。如今蜀地百姓倒毙沟壑，却还责令他们缴纳钱财，预备将来的军队，这就是军队尚未出发，先失去了民心。官债是用来让朝廷取信于百姓的，不是用来夺走百姓口粮的。百姓若免不了饿死，官债数额即使写在簿册上，又有谁来守卫国家？”皇帝于是采纳王庶的建议。
十月，饥荒平息，王庶核实各家缴粮数目，全都以券据确认，上奏发给成都府路二十万缗官债加以偿还，并告诫州县不得强迫摊派，胥吏不得趁机谋利。蜀中因此没有怨言，商人也更加相信朝廷发行的官债。平价买入后剩余的粮食，王庶全部登记，收入常平仓和军储仓。
建炎九年秋，朝廷下诏大举北伐。王庶主管成都府路的军需转运，接受张浚节制，把粮草、马匹源源不断运往中原。建炎十年秋，北伐大局平定，两河、燕云全部恢复。皇帝巡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名定策勋臣的次序。王庶因坚持大义不动摇、明定法制治理蜀地，又在军需转运方面有功，名列其中，进封庆阳郡王。
建炎十一年，马扩向西出使，招抚吐蕃东道。次年，朝廷设置西康自治路，茶马互市日益兴盛。王庶认为巴蜀与西康商旅越来越多，旧有制度已不足以应付，于是上疏说：“如今朝廷正准备推行汇币，巴蜀商业日益繁盛，旧法不足以沟通各地财货，请在成都设置天下汇通分行，以供给西南财用。”
副相林景默极力赞同，皇帝便批准。分行设立后，王庶召集大商人和各行业组织，参照联保办法，准许他们借贷交易，商人百姓都感到便利。王庶先拿自己的家产兑换汇币，蜀人因此对汇币产生信任，汇币才顺利流通。从此，边疆军饷、互市财货都由成都分行办理出纳，西南财用开始统一。蜀中财力日益充足，建炎十二年的岁入已经超过靖康以前的旧额。
同年，王庶升任都省平章政事，并以使相身份出镇东南，驻节江宁府。当时东南因多年战争，月椿钱等各种加派层层增加，民力十分困顿。
王庶到任后，首先废除军兴以来的各项额外摊派，对属吏说：“朝廷已有永不加赋的诏令。田税一律以建炎九年土断确定的户籍、田籍为依据，税额则以建炎四年尚未增加赋税时的标准为准。”江南赋役由此清楚简省，百姓才稍得休息。
当时，朝廷大规模治理黄河，役使军民数十万人，钱粮大多依靠东南供应。王庶于是责令皇家海贸公司组织海运漕粮，重申海船出入的禁令，招募商船向北运输粮食，发给券引，并减免部分市舶税。王庶又调动东南财力，协助田师中统领靖海军，修建经营明州、泉州等军民港口；同时整顿市舶司，清查整理商税。王庶镇守江宁四年，海运得以畅通，市舶岁入达到从前的三倍，东南财用由此充裕。
建炎十六年，王庶请求退休。皇帝因他长期担任方面重任、勤劳国事，下诏解除其都省平章政事职务，进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准许致仕，仍令他进入公阁议论政事。
建炎十九年，王庶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皇帝十分哀悼，停止临朝两日，追赠太傅，追封岐王，谥号“文恪”，命以王礼安葬。建炎三十六年，朝廷下诏将王庶与吴玠、曲端一同祭祀于燕京丰台大营三圣观，每年按时致祭。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又下诏让他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道：
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缓急次序失当、轻重安排颠倒。不知道事情的先后，小患还没有消除，大患已经来到；本想治理混乱，混乱反而更加严重。
当燕云之议兴起时，岐王王庶已经知道，贪取辽国，正好会给女真打开进逼中国的阶梯；等到关陕用兵，他又说西夏之患小而缓，女真之患大而迫。他预见事变、审察形势的能力，大概确有过人之处。
后来他向西治理巴蜀，正值北伐军储紧急、调发都有期限，而蜀中连遭大雨与饥荒，流民倒毙道路。只有王庶上疏力争，请求暂时削减官债认购数额，买粮救活饥民。北伐是为了收复疆土，收复疆土是为了安定百姓。若抛弃根本而耗尽百姓财力，即使府库充满，又将依靠谁来守卫？
王庶处理这些事情，都能分清本末、辨明缓急，所以虽处在纷繁纠结的局面中，却没有失去国家根本。《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王庶明定法律、治理财计，大体都依据这一道理。
他修订《刑统》，废除黥刑造成的贱籍，禁止买卖妻子和典押妇女，限制利息、抑制高利贷，使小民有冤屈可以上达朝廷；他治理蜀地，临时削减官债额度，开放仓廪，平价买粮赈济饥荒，使流亡百姓赖以保全性命；他镇守江宁，废除战争时期的额外加派，开通海运漕粮，清理市舶税收，使东南民力稍得恢复。由此可知，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并不在于损害百姓来逞一时之快。把力量蓄积在民间，赋税征收才有常制，军需转运才有来源，王师也才能长驱远征。
不过，王庶并不是冲锋陷阵的将领，延安失守时，他本人也几乎不能免罪。建炎朝廷没有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他的大节，最终发挥他明法、裕民、理财的长处，使他列入功臣名籍，受祭于三圣观，配享宗庙。中兴时代之所以人才众多，不是因为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而是能够根据各人的才干授予职任，使他们各自充分发挥所长。
经种师道举荐，任怀德军通判。契丹被女真击败，提出将燕云地区归还宋朝，朝廷命种师道前往接收。王庶对种师道说：“国家与辽朝保持了百年和好，如今坐视它败亡而不救，反倒贪图它的土地，恐怕会因此招来女真的祸患吧？”种师道没能采纳他的意见。
宣和七年，女真军果然入侵。太宰李邦彦夜间召王庶询问对策。王庶说：“当世宿将没有谁能超过种师道，北方外族一向畏惧敬服他，应当把西军交给他，令他入援京城。”李邦彦把这番话告诉蔡攸，蔡攸不赞同。朝廷任命王庶为陕西转运判官，兼主管解盐事务。边疆形势日益紧迫，愍宗打算巡幸襄阳、邓州，先任命席益为京西安抚使，席益奏请皇帝让王庶担任副手。
圣祖即位后，授王庶直龙图阁、鄜延经略使。王庶因边防功劳进为集英殿修撰，继而升任龙图阁待制，统辖陕西各路军队。
此前，河东经制使王燮战败回来，恰逢宣谕使谢亮入关，王庶写信给他说：“西夏的祸患不大而且缓慢，女真军的祸患大而且迫近。秋高马肥时敌军必将大举入侵，何不持符节统率军队举义，把敌骑逐出黄河以北，再从容谋求恢复失地？”谢亮不听。
女真军大举入侵后，王庶调集自沿河地区直到冯翊的兵力，占据险要防守。敌骑先乘河水结冰进犯晋宁，侵入丹州，又从清水河进入，攻破潼关，秦、陇一带全都震动。王庶向各路发布檄文，约定日期共同讨敌。泾原统制曲端一向不愿受王庶节制，起初以没有接到正式任命为由推辞；几天后任命文书送到，他仍然拒绝。曲端与王庶不和，敌军于是集中兵力进攻鄜延。当时曲端兼知延安府，却弃城离去。
王庶得知后，亲自收集溃散兵卒前往救援；王燮也率所部从兴元出发。王庶赶到甘泉时，延安已经陷落，于是与王燮迎战敌军，未能取胜，军队溃败，鄜延地区由此失守。
王庶失守延安后，把残余部队交给王燮，自己率一百骑赶到襄乐，与曲端商议军事，仍想依靠曲端相助。曲端军法一向严厉，进入营垒者不许驰马。王庶到来后，曲端接连削减他的随从骑兵，等到进入帐下时，只剩几名骑从。
曲端责问王庶失守延安，说：“节制使只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替天子爱惜城池吗？”王庶说：“我屡次下令，你却不服从，究竟是谁只顾爱惜自己？”曲端发怒道：“我在耀州多次陈述军事意见，你为何一次也不听？”恰逢宇文虚中出镇长安，派幕属来到曲端军中。曲端便托使者进言：“延安是五路的咽喉，如今已经失守。王庶丧师辱国，不如杀了他向天下谢罪。《春秋》有大夫出境后可以临机专断的义例，请诛杀王庶。”
宇文虚中知道后拒绝说：“使臣出行自有明确使命，如今以臣子的身份在外擅自诛杀大臣，这是跋扈。”曲端的企图受阻，才就此作罢。第二天，王庶去见曲端，说自己已经上章自劾，请求等待朝廷治罪。曲端拘押王庶的属官，夺走他的节制使印信，王庶这才得以离开。
建炎三年六月，王庶被召任刑部尚书。八月，王铚控告兵部尚书兼开封府尹陈规，说陈规取走他家收藏的四万卷书。王庶刚到任，依例发文给陈规，让他说明此事。陈规说那些书辗转迁移到德安、南阳，已经散失。适逢朝廷正忙于筹备秋季防务，此案便暂时搁置。
建炎四年初，王庶为双方辨明解释，王铚与陈规才消除争执。王庶一向认为抗击女真最为紧要。建炎五年春，朝廷商议平定西夏，议论不一。王庶与张浚、陈规、曲端、刘锜等共同上疏，极力陈述攻取西夏、获得战马的方略。
四月，女真使者入境，以送还二帝、后妃和宗室为条件，想要商议和议。判少府监张戒请求把武学迁出延福宫外，说将来迎回二帝，可以让他们居住在这里。王庶反驳说：“正因为武学设在这里，延福宫才由朝廷使用，怎么能立刻迁走，预先等待敌人的和议安排？”不久，他又与国子监祭酒陈公辅、胡安国等共同商议，陈康伯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太学生到宫门上疏，极力反对和议。
这年夏天，女真派使者护送太后回朝。太后车驾到达河北时，敌将突然变卦，把她扣作人质，索取巨额财物。秘阁商议此事，百官都不敢作答，礼部也迟疑不决。王庶说：“礼部若不去，刑部愿意前往。只须说明国家没有以私财赎人的道理，不能答应。事情关系国家体面，难道因为她是陛下的生母，就能稍稍屈辱国体吗？”
六月，二帝从北方回归，皇帝率百官在白马津迎接。皇帝想让出帝位，重设大元帅府，自己统兵抵御女真。二帝坚决辞让，百官也反复劝谏。皇帝说明敌人表面议和，实际企图乘机袭击京东。王庶指着刘大中等人斥责说：“你们不思雪耻，只求苟安，以直臣自居来博取名声，还想借二帝压制当今天子吗？”这番话说出后，朝臣中请求解除职务的多达数十人。
建炎五年秋，朝廷下诏修订《刑统》，命王庶总领编修。王庶请求准许百姓到朝廷陈述法令弊端，皇帝批准。释放贱籍人口、禁止典卖妇女、限制借贷利息等规定，都是由王庶修订后颁行天下。
这年十月，边报称女真准备把延安地区割给西夏。兵部尚书胡世将主张谨慎，想先集中保全各军，不立即争夺延安。王庶激烈反对，援引陕北以往的形势，指出敌人以延安引诱西夏，后患必然深重。
骑军都统曲端也在皇帝面前争论，不愿把延安让给敌国。王庶说：“我与曲端虽然有旧怨，但他这番话是对的。若把延安交给西夏，必将失去关西士民之心。”建炎六年秋，西夏平定，朝廷重新厘定关陕制度，调任王庶为成都府路经略使。
王庶到成都后，全部沿用林景默留下的制度，簿籍、券法都不随意更改。朝廷推行官债，各大都会每月都有规定的认购数额，成都也在其中。建炎七年秋，蜀地连降大雨，从七月一直延续到第二年正月，江水暴涨，田地损坏，百姓多失去生计。
建炎八年夏，各州连续发生饥荒，米价飞涨，有的地方一斗米卖到二千钱，流民纷纷到成都求食。王庶打开常平仓减价卖粮，又设置粥场救活饥民。当时成都每月应缴的官债数额将到期限，王庶上奏请求暂时削减额度；准许原本应认购官债的茶盐商、交子铺户和富民，向经略司缴纳粮食或现钱，由官府平价买粮，救济饥民；仍给他们券书作为凭证，等灾年过去后，再用官债偿还。
御史郑刚中随即弹劾王庶，说他阻碍官债收入，拿朝廷财物收买私人恩德；而且朝廷正谋划北伐，不应因一路饥荒妨碍天下大计。皇帝派使者前往查验。使者到成都后，看见道路上到处是流民，仓粮每天不断发放，各州米价却仍未平稳，回朝奏报灾情确实严重。
王庶又上奏说：“北伐本是为了拯救天下百姓。如今蜀地百姓倒毙沟壑，却还责令他们缴纳钱财，预备将来的军队，这就是军队尚未出发，先失去了民心。官债是用来让朝廷取信于百姓的，不是用来夺走百姓口粮的。百姓若免不了饿死，官债数额即使写在簿册上，又有谁来守卫国家？”皇帝于是采纳王庶的建议。
十月，饥荒平息，王庶核实各家缴粮数目，全都以券据确认，上奏发给成都府路二十万缗官债加以偿还，并告诫州县不得强迫摊派，胥吏不得趁机谋利。蜀中因此没有怨言，商人也更加相信朝廷发行的官债。平价买入后剩余的粮食，王庶全部登记，收入常平仓和军储仓。
建炎九年秋，朝廷下诏大举北伐。王庶主管成都府路的军需转运，接受张浚节制，把粮草、马匹源源不断运往中原。建炎十年秋，北伐大局平定，两河、燕云全部恢复。皇帝巡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名定策勋臣的次序。王庶因坚持大义不动摇、明定法制治理蜀地，又在军需转运方面有功，名列其中，进封庆阳郡王。
建炎十一年，马扩向西出使，招抚吐蕃东道。次年，朝廷设置西康自治路，茶马互市日益兴盛。王庶认为巴蜀与西康商旅越来越多，旧有制度已不足以应付，于是上疏说：“如今朝廷正准备推行汇币，巴蜀商业日益繁盛，旧法不足以沟通各地财货，请在成都设置天下汇通分行，以供给西南财用。”
副相林景默极力赞同，皇帝便批准。分行设立后，王庶召集大商人和各行业组织，参照联保办法，准许他们借贷交易，商人百姓都感到便利。王庶先拿自己的家产兑换汇币，蜀人因此对汇币产生信任，汇币才顺利流通。从此，边疆军饷、互市财货都由成都分行办理出纳，西南财用开始统一。蜀中财力日益充足，建炎十二年的岁入已经超过靖康以前的旧额。
同年，王庶升任都省平章政事，并以使相身份出镇东南，驻节江宁府。当时东南因多年战争，月椿钱等各种加派层层增加，民力十分困顿。
王庶到任后，首先废除军兴以来的各项额外摊派，对属吏说：“朝廷已有永不加赋的诏令。田税一律以建炎九年土断确定的户籍、田籍为依据，税额则以建炎四年尚未增加赋税时的标准为准。”江南赋役由此清楚简省，百姓才稍得休息。
当时，朝廷大规模治理黄河，役使军民数十万人，钱粮大多依靠东南供应。王庶于是责令皇家海贸公司组织海运漕粮，重申海船出入的禁令，招募商船向北运输粮食，发给券引，并减免部分市舶税。王庶又调动东南财力，协助田师中统领靖海军，修建经营明州、泉州等军民港口；同时整顿市舶司，清查整理商税。王庶镇守江宁四年，海运得以畅通，市舶岁入达到从前的三倍，东南财用由此充裕。
建炎十六年，王庶请求退休。皇帝因他长期担任方面重任、勤劳国事，下诏解除其都省平章政事职务，进为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准许致仕，仍令他进入公阁议论政事。
建炎十九年，王庶因病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皇帝十分哀悼，停止临朝两日，追赠太傅，追封岐王，谥号“文恪”，命以王礼安葬。建炎三十六年，朝廷下诏将王庶与吴玠、曲端一同祭祀于燕京丰台大营三圣观，每年按时致祭。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又下诏让他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道：
天下的祸患，常常产生于缓急次序失当、轻重安排颠倒。不知道事情的先后，小患还没有消除，大患已经来到；本想治理混乱，混乱反而更加严重。
当燕云之议兴起时，岐王王庶已经知道，贪取辽国，正好会给女真打开进逼中国的阶梯；等到关陕用兵，他又说西夏之患小而缓，女真之患大而迫。他预见事变、审察形势的能力，大概确有过人之处。
后来他向西治理巴蜀，正值北伐军储紧急、调发都有期限，而蜀中连遭大雨与饥荒，流民倒毙道路。只有王庶上疏力争，请求暂时削减官债认购数额，买粮救活饥民。北伐是为了收复疆土，收复疆土是为了安定百姓。若抛弃根本而耗尽百姓财力，即使府库充满，又将依靠谁来守卫？
王庶处理这些事情，都能分清本末、辨明缓急，所以虽处在纷繁纠结的局面中，却没有失去国家根本。《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王庶明定法律、治理财计，大体都依据这一道理。
他修订《刑统》，废除黥刑造成的贱籍，禁止买卖妻子和典押妇女，限制利息、抑制高利贷，使小民有冤屈可以上达朝廷；他治理蜀地，临时削减官债额度，开放仓廪，平价买粮赈济饥荒，使流亡百姓赖以保全性命；他镇守江宁，废除战争时期的额外加派，开通海运漕粮，清理市舶税收，使东南民力稍得恢复。由此可知，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并不在于损害百姓来逞一时之快。把力量蓄积在民间，赋税征收才有常制，军需转运才有来源，王师也才能长驱远征。
不过，王庶并不是冲锋陷阵的将领，延安失守时，他本人也几乎不能免罪。建炎朝廷没有因为一次过失而掩盖他的大节，最终发挥他明法、裕民、理财的长处，使他列入功臣名籍，受祭于三圣观，配享宗庙。中兴时代之所以人才众多，不是因为要求一个人具备所有才能，而是能够根据各人的才干授予职任，使他们各自充分发挥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