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文忠张浚 下（翻译）
建炎十五年秋，交趾权臣赵智之发动叛乱；冬天，他囚禁了交趾国主李天祚。郦琼统领定南军，得到交趾旧臣以血写成的诏书，于是上疏请求出兵，以扶助被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为名义。张浚认为南方边境一旦大乱，广南各州必然受到侵扰，便请求允许郦琼出兵，又命大庾岭轨路先行转运军械和粮草，使南征军需能够越岭运往前方。
建炎十七年春，黄河治理初见稳定，朝廷迁都燕京。十八年春，张浚分条上奏轨路、驿递和河工转运的常行制度，皇帝下诏施行。驿馆不再一概由官府无偿供应，官员出使时发给凭券支付费用，商旅也可租住。旧递铺人员和厢军中挑选强壮者，充任轨站雇工，每月发给钱粮；急递则专门传送军国机密文书，不再兼运大宗漕粮。从此，旧厢军、递卒、流民和裁退士卒大多各得安置，河工、轨路和漕运的制度也逐渐由临时措施转为常制。
这一年秋天，燕京建设大体完成，赵鼎多次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退职，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将离开政坛。恰逢新戏《梁祝》在京城流行，引起朝臣激烈争议。掌院学士胡寅上疏，认为此戏有损礼法，请求禁演，皇帝没有同意。
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又上疏议论《梁祝》，并弹劾静塞郡王杨沂中约束部下不严、任其骄横。中书舍人汤思退本由赵鼎推荐，也上奏申辩，言辞牵涉胡寅和陈俊卿。当时朝野都知道赵鼎即将退位，而陈俊卿又是张浚所荐，舆论便猜测他的奏疏受了张浚授意。一时间奏章接连上呈，双方互相攻击得更加激烈，“水木党争”的名称于是登上邸报，朝廷内外都知道了。
张浚得知陈俊卿的奏疏已经上呈，便召集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人商议。他说：“难道到了今天，我还会借台谏之手攻击别人，来树立自己的私党吗？”吕祉说：“陈俊卿这道奏疏，恐怕另有所指。”
刘子羽说：“您长期主管枢密院，士大夫中的后进人物纷纷归附。赵公即将退职，众人正在观察您的进退。如果您不能预先约束门下和亲近依附的人，即使没有结党事实，朋党的名声本身也足以酿成祸患。”林景默说：“现在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这道奏疏究竟是否受您授意；您若进入都省，门生、故吏和经您推荐的人，都应先加约束。”张浚听后沉默不语。
不久，皇帝在香山召集赵鼎、张浚、林景默、汪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人议事，告诫群臣不要让党争损害国事、扰乱官员选拔。又议论赵鼎离任后的安排。赵鼎认为自己即将去位，不肯预先推荐继任人选。
林景默认为，中兴功臣长期处在要职，应当为统制、经略、秘阁等内外重臣制定正常的升降进退规则。张浚便请求调入都省，亲自承担澄清官员选拔、压制党争的责任。
第二天临朝，皇帝下诏任命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胡闳休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韩世忠以御营都统官身份统领安西军，胡寅进入都省任副相。
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后，首先告诫门生故吏不得以私人请求干预官员选拔，又告诫台谏官员议政时不得借“水木党”之名相互攻击。他说：“我长期主管枢密院，故吏亲友遍布朝廷内外。如今进入都省，理应先约束自己门下的人。假如有人借我的名义扰乱国政，我即使身居首相，又怎能接续赵公的政业？”
张浚想平息水木党争，便先商议陈俊卿的去留。他上奏说：“陈俊卿言事过分，固然有可议之处；但让言官因进言获罪，并非盛世美事。他是臣所推荐的，若继续留在御史台，今后无论议论什么，众人都会说是臣在背后指使，台谏的公论反而不能彰明。请求将他调任地方，使他凭实际政绩自我证明。”
皇帝同意其议，改任陈俊卿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并兼管河工夫役、军屯和民间诉讼的监察。张浚又告诫吏部官员：“陈俊卿外任，不是因言论而遭放逐，只是让他摆脱党争名声，承担一路实际事务；若有政绩，自当重新任用。”
不久，张浚又上奏说：“臣既以朋党为戒，文臣中的故旧固然应当约束，武将之间的私人恩义也不能任其滋长。如今御营各军已分为七镇，诸帅旧部也已分开隶属；但将校的升迁补任若仍凭帅臣一纸推荐，那么军队虽然分开，私人恩惠仍掌握在旧帅手中。请求参照原有武学制度，重新开设武举，另定选拔办法，使武臣的进退一概出自朝廷。”
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当时赵鼎正在制定文官贡举的四科、四榜制度，张浚便依据新制上言：“文士取才既然分科分榜，武臣取士也应按照各自所学分类，而最后统一由朝廷选拔。江南人熟悉水战、火器和转运；河北有许多新归附的武人；关西有军户和将门子弟；外附各部的子弟也应学习王师法度。若不分榜取士，或者会埋没其才能，或者会失去其人心。”于是下诏：武举另设南、北、西、外四榜，考试分为军锋、参谋、武备三科；此后选拔武臣，不再只考骑射和角力。
张浚又同枢密副使岳飞共同制定“历事”办法：武举及第者不得立即授予高职，必须先分别到七军各镇、卫所、都护府以及军器、轨路、海军等机构任事，学习实际业务。及弟者历事期满后，考核其政绩和等第，合格者才准授官升迁。从此，统制以下将校的迁补，逐渐以武学、武举和历事成绩为进身阶梯，不再完全依赖帅臣推荐担保。
此前，建炎十一年张浚总管武略，因七军已经分镇、卫所刚刚建立，曾奏请扩充建炎五年以来的武学制度。凡都头、正将以上将校需要升迁补任的，分批进入武学，学习军法、阵图、公文案牍和宣谕军令等事务。后来七军各镇都分批派将校入武学学习；忠烈功臣之家及卫所军户子弟中有武才的，也准许附学。
朝廷又颁布规定：兵部主管学籍、食宿供给和生徒选补；御营宣化司主管军纪、原学和忠义教育；御营参谋司主管阵图、沙盘、粮道和侦察课程。到此时，张浚以旧有武学为基础，加入武举和历事办法，最终确立了新的武臣选用制度。
建炎十九年，韩世忠以秦王身份镇守长安，上奏请求出兵陇右，恢复陇右都护府。朝廷多数人认为战争刚结束、迁都也才完成，不宜立即发动遥远的陇右战事。张浚起初也认为西北用兵不能轻率批准。
岳飞极力支持，说：“攻取陇右，不是贪图扩张疆土，而是为了打通河西道路、稳定陇右形势。只要不滥发军队，不使出征拖延过久，不让军粮支出超过限度，赏罚又确实可信，那么出师便有正当名义，国家根本也不会动摇。”
张浚接受岳飞的意见，上疏列出约束：限定兵额、规定期限、控制军粮数量；韩世忠镇守长安，总领西征军务；解元担任前锋，只攻取湟水、陇右的要地，不得穷兵深入。皇帝同意。解元率军进入陇右，依靠乌鞘岭轨路转运，边战边修筑据点，接连击破吐蕃各部，湟水诸谷相继归附。
陇右平定后，张浚请求恢复陇右都护府，又在西京长安设立关中书院，使学生学习西域山川、蕃部风俗法制、屯田马政和军粮转运等事务。
此前，张浚因郦琼征讨交趾失利，认为南方边境山川险恶、瘴气气候与北方大不相同，不能完全照搬北伐办法。岳飞进入枢密院后，张浚同他共同制定经营西南的策略：先通过使臣往来、封爵、商路和驻军形势，利用大理内部争斗展示朝廷威信，再以岳飞亲自统率御营重兵作为后援。
张浚据此上疏，皇帝采纳，命吴益参与谋划大理事务，又派御前副统制官王世雄持诏进入大理，乘高氏南、北两宗争斗之机，宣示天子威命。后来岳飞出镇广州，李世辅调任都统官、统领定南军，在大理东境陈兵。西南的段氏、高氏都感到畏惧，奉表归附。
建炎十九年夏，岳飞命李世辅从陆路进军，切断交趾北部山路上的粮援；又命齐王张俊率南洋水道军扼守江河入海口，断绝交趾的外援。
交趾平定后，朝廷下诏册立李天禄为安南郡王，废除其僭越的帝号，把昇龙府改名为东关府，奉行本朝正朔；任命苏宪诚为国相辅佐他，设置监国使常驻安南，未经朝廷诏令不得更换国相。
张俊又上奏制定安南互市条约。张浚于是奏道：“西南诸部虽然已经归附，若朝廷只接受表章，却不建立长久制度，那么名义上虽为臣属，实际上仍各自为政。成都处在巴蜀枢纽，控制通往滇、越、羌、蕃各地的道路，茶马、金铜、互市、理蕃、军屯和转运都由此出入。应把成都升为锦都，以华阳府为治所，统领西南纲纪；军事则归镇南都督府，这样文武职权分明，远方各部也知道归谁统辖。”皇帝采纳。
锦都统管益州、梓州、利州、夔州以及西康、大理、云南各路的通商、茶马、理蕃、屯戍转运事务；但不列入五京，也不设外任平章，只由府尹治理一般政务。朝廷又下诏：大理、云南中险远难以直接治理的地区仍采取羁縻办法；鄯阐、建昌等要害地区则逐渐设置朝廷流官，同时任用当地土官，使当地风俗不因骤变而惊扰，王法又能逐步推行，经过较长时期再改为正式州县。
建炎二十年，张浚认为海上贸易日益扩大，各路市舶司不应继续分别隶属于地方，便上奏说：“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密州、天津等港口，外国船舶往来越来越多。港税、商人名籍、蕃舶检查以及通商条约档案若各交一路管理，财计便不统一，禁令也不一致。请求将各路市舶司全部归户部统辖，核查其收支，制定为长期制度。”
皇帝采纳，下诏令各路市舶司一律隶属户部，港税、商籍、外国船舶出入和通商档案都由户部核查。后来齐王张俊请求动用皇家海贸公司的财力建造巨舰，招募海商、工匠和研究实学的人员，远航通使大食、波斯等国。
张浚赞同，又奏道：“市舶收入归公，内地赋役便可减轻；若利益归私人，而海上风涛和战争风险由国家承担，这种制度便不能长久。”皇帝于是下诏，远洋贸易、外国船舶出入、通商条约等事务，由户部、市舶司、鸿胪寺和海军共同办理，不许王府或海商独占利益。从此虽然张俊主持造舰远航，但市舶财计、外交文书和护商命令都归入朝廷制度。
建炎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被侵吞的案件发生。西南平定后，原定南军、靖海军和南洋海道军有大量远戍、转运、护商支出，病亡抚恤、病退、安家钱、出发装备费等名目尤其繁多。
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原是旧右军的支计人员，他借齐王府和皇家海贸司名义，勾结岭南漕运机构的胥吏以及军中支计人员，冒领病退、裁遣士兵的月给，截留远戍士兵的安家钱，前后共数万缗。有些病亡士兵的家属长期得不到应给款项，到京城申诉冤屈，案件才被揭发。
皇帝听说后极为震怒，说：“建炎初年仓促用兵，账册不精确，还可以从宽；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制度已经建立，竟仍有人冒用病亡士兵名义领取军饷，又侵占发给其家属的钱，这不只是侵吞官钱，简直是在吃军士的血！”
张俊得知案件发生，上章请罪说：“旧吏借臣王府之名侵盗军资，是臣不能约束府属，罪在臣身。愿以私财补偿被侵夺的士兵家属。”皇帝没有同意，只命张俊交出所有牵涉案件的王府吏员，严办冯惟信等人，追回被侵军资。
张浚于是对林景默和枢密使胡闳休说：“冯惟信一人可以诛杀，但弊病根源尚未堵塞。军饷先交帅府，再转给支计，又经过漕司、州县，名义上说是方便军队，实际上转手越多，侵吞越容易。制度若不改革，即使除掉今天的冯惟信，日后还会出现另一个冯惟信。”
当时朝廷设有天下汇通行，统一管理国债、商税、海贸以及军资折付等事务，并任命都省副相林景默兼任都大提举。张浚召集林景默、胡闳休和户部尚书虞允文，共同商议军资发放制度。林景默建议由天下汇通行分项立账发放，以减少现钱长途运输的耗费；胡闳休则以枢密使身份重新核对七军和卫所军籍，并命御营宣化司会同军中算官，每月编制给饷名册。
制度刚开始讨论时，七军支计官和各路漕司多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边军驻守遥远，旧例是发给现钱和实粮。如今军资全归汇通行，军中临时赏赐、买马、修理军器，仓促办理时恐怕受到阻碍。”又有人说：“士兵家属分散在各路，汇通行分号未必处处都有，若支付迟延，反而会动摇军心。”
张浚于是会同林景默、胡闳休再次制定发放办法。林景默说：“应先在河北都督府试行。军中紧急赏赐和杂项支出仍应保留现钱，但必须另立账簿，不得混入每月常给。”胡闳休命七军重新核对军籍，由宣化司、军中算官和本路都指挥使共同签署名册，按实际兵员数发饷。张浚说：“军前赏功自有赏格；日常月给应归常法。若把赏功与月给混在一起，名义上方便军队，实际只是方便经办吏员。”于是反对意见稍稍平息。后来韩世忠上奏，请安西都督府也试行此法，皇帝便下诏在河北、安西两个都督府先行实施。
方案确定后，朝廷试行军资“双折制”。每名军士各发两份支付凭证：一份为军饷，准许随军领取；另一份叫“安家折”，交给原籍家属。每月军饷不再全部发放现钱，而由户部和天下汇通行依据军籍登记入账。军士本人使用的部分，可在军营中的汇通柜局领取；安家折则由宣化司编册发文，命汇通行在其原籍支付给家属。这样军饷都有账可查，虚报兵员和层层侵吞逐渐减少，士兵家属也能按时得到供养。
建炎二十二年以后，陇右都护府逐渐建成。关中书院中学习西域地理、蕃部风俗法制、屯田、马政和转运的学生，相继到陇右、宁夏各路任职。
二十四年，西辽感天太后去世，幼主耶律夷列即位，派使者到燕京报丧。胡闳休判断河西有机会收复，主动请求出使。朝臣多数认为西辽远在万里之外，朝廷正值动荡，不宜让重臣冒险。张浚说：“派一名辩士前往游说，不过是争取尺寸之地；骤然大举用兵，又会惊动西域各部。如今应派重臣持节出使，表面上前往吊唁慰问，实际上以兵威压临其境，使其主动献出河西。”
张浚同枢密使胡闳休、枢密副使岳飞和刘锜商议决定，请旨调御前班直神机营前往西北，由岳飞旧部张宪演练火器军阵，以扩大声势、支援使团。张浚入见上奏说：“西辽主耶律大石和萧太后都已去世，如今君主年幼、群臣猜疑。若让神机营携各种火器临近其境，足以震慑那些心怀异志的人。愿陛下准许此议。”皇帝笑着说：“德远，朕难道舍不得一点火药吗？天下即将统一，你我亲眼看见这一天了。”
张浚、胡闳休于是发文命西北漕司准备粮草军械，同时严令各边将不得抢先发动战争。建炎二十四年冬，胡闳休抵达西辽，恰逢其君主年幼，国内疑惧，廷臣震恐，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河西七州便归附朝廷。
二十五年春，河西收复后，有人请求并入宁夏，有人主张隶属陇右。岳飞说：“河西若属宁夏，粮运道路过于迂远；若属陇右，则军权、财权都过于集中，恐怕形成强大的地方权力。应另设一路，使各方力量均衡。”张浚采纳岳飞意见，上奏设置河西路，并再次严明军民分属、文武分治的制度。又因田师中祖籍西北，久经军旅，熟悉边事而能守法，推荐他为河西路经略使，镇守凉州。自安史之乱后四百余年长期分裂的天下，到此重新归于统一。
建炎二十五年秋，齐王张俊请求动用皇家海贸公司的财力，大量建造海船巨舰，派李宝统率船队向西航行，与大食、波斯等国通交。
二十八年，李宝船队从西洋归来，停泊天津大港，献上大食良马、泰西海图以及异域花木、珍奇蔬菜的种子；大食、波斯、天竺、南洋、东非和泰西各国使者也随李宝入朝。正旦大朝会时，各国使臣齐集燕京，百官上贺。皇帝十分高兴，命张浚总定通商制度。张浚于是请求在燕京设置万国会同馆，接待各国使臣和商人，并分条制定通商敕约、固定关税、市舶验籍和海军护商等制度。
各项大典完成后，群臣上贺，认为国家中兴至此已经陆路通往西域、海上会通万国，岁入超过一万万缗，人口超过一万万，文治武功都达到极盛，三代以后从未听闻。有人私下议论说：“汉王出入东西二府，担任宰执二十四年，年龄还不到六十，还可以再执政十年。”
张浚听说后入朝奏道：“臣在建炎艰难之际受任，长期主管西府，后来又进入都省，身居宰执重位已经二十四年。北伐、军制改革、河防、开拓边疆和海外通商等事，都已粗具规模。臣若长期占据相位，就会使后来的贤才不能进用，臣的故吏门生也仍会依附于臣。若长期贪恋权位，必然上违天意、下失人心。”
皇帝说：“你一向以武侯自我期许，讲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如今不再念及这些吗？”张浚回答：“诸葛孔明不敢说退隐，正因为汉室尚未复兴、旧都尚未收复。假如昭烈帝有陛下这样的明断和神武，汉业已经恢复、天下已经平定，那么孔明也应当回南阳养老，以保全君臣始终的情义。”
皇帝沉默很久。张浚又说：“赵公进入公阁，并不是掌握政权，而是替国家守护已经制定的成法。臣若也进入公阁，亲友门生仍会有所依附。请求准许臣退休归蜀，度过余年，不敢再参与机要政务。”
皇帝于是准许张浚退休，先留居京城，命有关官署每年按时慰问。张浚退职后，把都省、枢密院从前的公文札记全部封还，又把故吏门生名册交给吏部和御史台，告诫说：“我既已离职，从今以后凡借我的名义求取进用的，一概不要听从。”他又裁减府中多余差役，让家属先回蜀地。
入秋，朝廷下诏修复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命张浚同赵鼎、胡寅前往审定碑文。恰逢下雨，三人在旧堂中稍作休息。张浚说：“我一生议论军事最多，却不敢自称懂兵；天下人认为我最了解皇帝心意，可是帝心深远，我也未曾能够完全明白。所幸当年始终没有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还可以说没有辜负此身。”不久胡寅病逝，张浚前往吊祭后，再次上章坚决请求离开京城。
皇帝准许后，张浚回到锦都汉王府，隐居读书，不再参与国政。故吏门生前来拜见，多数不能见到；有人凭旧日恩情求官进用，张浚总是严厉拒绝。他告诫诸子说：“我已经退位，如果子弟亲友仍借汉王旧名求取进身，那就是我虽然退了，朋党名声却没有退。”
后来，张浚整理建炎以来的奏章、军国制度条目和往来书信，分别藏在家中和秘阁；又著《易解》《杂说》，另编《建炎奏议》《西府军国录》。这些书所记，多是北伐军粮、七军改制、河工转运、武学武举、军资双折以及经营西北西南的始末，并不推崇奇谋和战法。张浚在序中说：“这部书不是为了讲兵法。我一生所见，军国事务真正困难之处，在钱粮、人事和赏罚之间，所以叙述其始末，作为后人的警戒。”
张浚回蜀以后，士人舆论对他仍有不同评价。礼部尚书张九成写了《论汉王相业》，大意说：“汉王的忠义足以担当危难，功业足以冠绝中兴；但他长期身居相位，亲旧遍布朝廷，办事又多急进，天下不能不怀疑他结党。赵鼎善于建立成法，张浚善于担当事务；然而在守成时代，善于任事的人不能长期凌驾于成法之上。”文章传到锦都，有人劝张浚写文章驳辩。张浚读后笑道：“张九成的议论固然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我已经退职，难道还要同天下人在文字口舌间争论是非吗？
当时锦都官属和锦官书院学生多次请求张浚讲述建炎以来的史事和旧制，张浚起初推辞。后来学生询问西南新附地区、茶马、军屯以及蕃部风俗法制等政事，张浚才偶尔到锦官书院，说明当年各项制度为何如此制定。他所讲只涉及法制利弊，绝不褒贬当时人物。
有人询问西南设置流官并参用当地习俗的制度，张浚说：“新归附的部族，若突然用一种制度全部改变，百姓必然惊惧；若只采取羁縻而不治理，朝廷教化便不能推行。关键是显示朝廷威信，同时使各部都能得到妥善安置。”他又告诫学生：“国家大政的困难，不在一时开拓疆土，而在能否长久延续、可以守持。”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宣布禅位。二月九日，皇长子建王即皇帝位。张浚在蜀中听到诏命，朝京城方向再拜，上表祝贺太上皇说：“陛下功业完成而能主动退位，是古代帝王最难做到的事。”又以密封奏章上呈新皇帝说：“臣退居蜀中，已经不敢以旧相身份干预新政；但臣深受建炎年间的知遇之恩，君臣大义终究不能推辞。愿陛下以守成为念，勤于学习，亲近贤臣，谨慎选择身边近侍，不要轻易改变建炎成法。”
有人劝张浚入京拜见太上皇，张浚回答：“我从前请求退休，正是为了断绝亲旧依附的希望。如今若以旧相身份再次拜见上皇，反而会使新朝怀疑老臣仍有所倚仗。一道贺表已经足够。”
从此张浚病势日益加重，不再撰写讨论军国事务的著作，只删订《易解》和《杂说》。绍兴元年，张浚病重，亲笔写下遗戒，告诫儿子张栻、张枃说：“我担任宰执二十四年，有幸看到天下由危亡重新安定。我所担忧的，不是身后没有名声，而是子孙亲旧借我旧日名望求取仕进，毁坏我的晚节。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得借汉王旧府和名位，为子孙求官谋利。”不久，张浚在锦都汉王府去世。
讣告传到朝廷，新皇帝极为哀痛，停止临朝七日，追赠张浚为太师，赐谥号“文忠”，命按王爵礼仪安葬。有关官署又整理他的奏议和文集，收藏在秘阁。朝廷还下诏，命华阳府在汉昭烈帝庙西面另建汉王文忠祠，每年按时祭祀。
讣告传到东京，太上皇命人取来建炎年间的旧手札观看，久久没有说话。侍臣请求他节哀，太上皇叹道：“德远最终还是回到南阳去了。”于是亲自撰写祭文，命内侍使者迅速送到锦都祭奠。
祭文中写道：“你不能完全了解朕的心，朕也未必完全了解你的心；然而君臣三十六年，共同渡过艰难，最终没有彼此辜负。”朝廷内外听到后，没有人不感动流泪。绍兴十二年，朝廷下诏让张浚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诸葛武侯没有恢复汉室便死去，汉王张浚却经历中兴而功成退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孔明得到了适合的君主，却没有得到适合的时势；张浚则君主与时势二者兼得。然而君主与时势，难道能够自行成就功业吗？
做宰相的最难之处，首先在于识人。只凭才能任人，才能有时反会帮助奸人；只崇尚名望，事情有时不能办成；完全排斥亲旧，贤才便可能没有进身途径；只偏私亲旧，公道便会因此堵塞。
张浚起于靖康之难，坚持大义，不在拥立伪主的议状上署名；遇到建炎中兴，便奋不顾身地以国家为己任。他担任宰执二十四年，识别赵鼎、胡寅的贤能，推荐刘子羽、赵开、林勋等人才，联结文臣武将，沟通朝廷内外，使承担事务的臣子各自发挥才能。因此他能够协助北伐，治理军国，辅佐完成中兴。
然而他的故吏门生遍布内外，朋党的名声也由此产生。张浚并非没有亲旧，只是能够出于公心任用亲旧；并非没有党名，只是知道朋党名声值得畏惧。他起初通过亲旧发现贤才，最后又疏远亲旧以保全公道。因此长期担任宰执，却能封还旧公文，杜绝借名求进，功成归蜀，不给新朝造成负担。
张浚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宰执，却确实是挽救时代危局的相国。诸葛亮鞠躬尽瘁，张浚功成归蜀，他也可以说是幸运的了。
建炎十七年春，黄河治理初见稳定，朝廷迁都燕京。十八年春，张浚分条上奏轨路、驿递和河工转运的常行制度，皇帝下诏施行。驿馆不再一概由官府无偿供应，官员出使时发给凭券支付费用，商旅也可租住。旧递铺人员和厢军中挑选强壮者，充任轨站雇工，每月发给钱粮；急递则专门传送军国机密文书，不再兼运大宗漕粮。从此，旧厢军、递卒、流民和裁退士卒大多各得安置，河工、轨路和漕运的制度也逐渐由临时措施转为常制。
这一年秋天，燕京建设大体完成，赵鼎多次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退职，朝廷内外都知道他将离开政坛。恰逢新戏《梁祝》在京城流行，引起朝臣激烈争议。掌院学士胡寅上疏，认为此戏有损礼法，请求禁演，皇帝没有同意。
殿中侍御史陈俊卿又上疏议论《梁祝》，并弹劾静塞郡王杨沂中约束部下不严、任其骄横。中书舍人汤思退本由赵鼎推荐，也上奏申辩，言辞牵涉胡寅和陈俊卿。当时朝野都知道赵鼎即将退位，而陈俊卿又是张浚所荐，舆论便猜测他的奏疏受了张浚授意。一时间奏章接连上呈，双方互相攻击得更加激烈，“水木党争”的名称于是登上邸报，朝廷内外都知道了。
张浚得知陈俊卿的奏疏已经上呈，便召集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人商议。他说：“难道到了今天，我还会借台谏之手攻击别人，来树立自己的私党吗？”吕祉说：“陈俊卿这道奏疏，恐怕另有所指。”
刘子羽说：“您长期主管枢密院，士大夫中的后进人物纷纷归附。赵公即将退职，众人正在观察您的进退。如果您不能预先约束门下和亲近依附的人，即使没有结党事实，朋党的名声本身也足以酿成祸患。”林景默说：“现在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这道奏疏究竟是否受您授意；您若进入都省，门生、故吏和经您推荐的人，都应先加约束。”张浚听后沉默不语。
不久，皇帝在香山召集赵鼎、张浚、林景默、汪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人议事，告诫群臣不要让党争损害国事、扰乱官员选拔。又议论赵鼎离任后的安排。赵鼎认为自己即将去位，不肯预先推荐继任人选。
林景默认为，中兴功臣长期处在要职，应当为统制、经略、秘阁等内外重臣制定正常的升降进退规则。张浚便请求调入都省，亲自承担澄清官员选拔、压制党争的责任。
第二天临朝，皇帝下诏任命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胡闳休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韩世忠以御营都统官身份统领安西军，胡寅进入都省任副相。
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后，首先告诫门生故吏不得以私人请求干预官员选拔，又告诫台谏官员议政时不得借“水木党”之名相互攻击。他说：“我长期主管枢密院，故吏亲友遍布朝廷内外。如今进入都省，理应先约束自己门下的人。假如有人借我的名义扰乱国政，我即使身居首相，又怎能接续赵公的政业？”
张浚想平息水木党争，便先商议陈俊卿的去留。他上奏说：“陈俊卿言事过分，固然有可议之处；但让言官因进言获罪，并非盛世美事。他是臣所推荐的，若继续留在御史台，今后无论议论什么，众人都会说是臣在背后指使，台谏的公论反而不能彰明。请求将他调任地方，使他凭实际政绩自我证明。”
皇帝同意其议，改任陈俊卿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并兼管河工夫役、军屯和民间诉讼的监察。张浚又告诫吏部官员：“陈俊卿外任，不是因言论而遭放逐，只是让他摆脱党争名声，承担一路实际事务；若有政绩，自当重新任用。”
不久，张浚又上奏说：“臣既以朋党为戒，文臣中的故旧固然应当约束，武将之间的私人恩义也不能任其滋长。如今御营各军已分为七镇，诸帅旧部也已分开隶属；但将校的升迁补任若仍凭帅臣一纸推荐，那么军队虽然分开，私人恩惠仍掌握在旧帅手中。请求参照原有武学制度，重新开设武举，另定选拔办法，使武臣的进退一概出自朝廷。”
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当时赵鼎正在制定文官贡举的四科、四榜制度，张浚便依据新制上言：“文士取才既然分科分榜，武臣取士也应按照各自所学分类，而最后统一由朝廷选拔。江南人熟悉水战、火器和转运；河北有许多新归附的武人；关西有军户和将门子弟；外附各部的子弟也应学习王师法度。若不分榜取士，或者会埋没其才能，或者会失去其人心。”于是下诏：武举另设南、北、西、外四榜，考试分为军锋、参谋、武备三科；此后选拔武臣，不再只考骑射和角力。
张浚又同枢密副使岳飞共同制定“历事”办法：武举及第者不得立即授予高职，必须先分别到七军各镇、卫所、都护府以及军器、轨路、海军等机构任事，学习实际业务。及弟者历事期满后，考核其政绩和等第，合格者才准授官升迁。从此，统制以下将校的迁补，逐渐以武学、武举和历事成绩为进身阶梯，不再完全依赖帅臣推荐担保。
此前，建炎十一年张浚总管武略，因七军已经分镇、卫所刚刚建立，曾奏请扩充建炎五年以来的武学制度。凡都头、正将以上将校需要升迁补任的，分批进入武学，学习军法、阵图、公文案牍和宣谕军令等事务。后来七军各镇都分批派将校入武学学习；忠烈功臣之家及卫所军户子弟中有武才的，也准许附学。
朝廷又颁布规定：兵部主管学籍、食宿供给和生徒选补；御营宣化司主管军纪、原学和忠义教育；御营参谋司主管阵图、沙盘、粮道和侦察课程。到此时，张浚以旧有武学为基础，加入武举和历事办法，最终确立了新的武臣选用制度。
建炎十九年，韩世忠以秦王身份镇守长安，上奏请求出兵陇右，恢复陇右都护府。朝廷多数人认为战争刚结束、迁都也才完成，不宜立即发动遥远的陇右战事。张浚起初也认为西北用兵不能轻率批准。
岳飞极力支持，说：“攻取陇右，不是贪图扩张疆土，而是为了打通河西道路、稳定陇右形势。只要不滥发军队，不使出征拖延过久，不让军粮支出超过限度，赏罚又确实可信，那么出师便有正当名义，国家根本也不会动摇。”
张浚接受岳飞的意见，上疏列出约束：限定兵额、规定期限、控制军粮数量；韩世忠镇守长安，总领西征军务；解元担任前锋，只攻取湟水、陇右的要地，不得穷兵深入。皇帝同意。解元率军进入陇右，依靠乌鞘岭轨路转运，边战边修筑据点，接连击破吐蕃各部，湟水诸谷相继归附。
陇右平定后，张浚请求恢复陇右都护府，又在西京长安设立关中书院，使学生学习西域山川、蕃部风俗法制、屯田马政和军粮转运等事务。
此前，张浚因郦琼征讨交趾失利，认为南方边境山川险恶、瘴气气候与北方大不相同，不能完全照搬北伐办法。岳飞进入枢密院后，张浚同他共同制定经营西南的策略：先通过使臣往来、封爵、商路和驻军形势，利用大理内部争斗展示朝廷威信，再以岳飞亲自统率御营重兵作为后援。
张浚据此上疏，皇帝采纳，命吴益参与谋划大理事务，又派御前副统制官王世雄持诏进入大理，乘高氏南、北两宗争斗之机，宣示天子威命。后来岳飞出镇广州，李世辅调任都统官、统领定南军，在大理东境陈兵。西南的段氏、高氏都感到畏惧，奉表归附。
建炎十九年夏，岳飞命李世辅从陆路进军，切断交趾北部山路上的粮援；又命齐王张俊率南洋水道军扼守江河入海口，断绝交趾的外援。
交趾平定后，朝廷下诏册立李天禄为安南郡王，废除其僭越的帝号，把昇龙府改名为东关府，奉行本朝正朔；任命苏宪诚为国相辅佐他，设置监国使常驻安南，未经朝廷诏令不得更换国相。
张俊又上奏制定安南互市条约。张浚于是奏道：“西南诸部虽然已经归附，若朝廷只接受表章，却不建立长久制度，那么名义上虽为臣属，实际上仍各自为政。成都处在巴蜀枢纽，控制通往滇、越、羌、蕃各地的道路，茶马、金铜、互市、理蕃、军屯和转运都由此出入。应把成都升为锦都，以华阳府为治所，统领西南纲纪；军事则归镇南都督府，这样文武职权分明，远方各部也知道归谁统辖。”皇帝采纳。
锦都统管益州、梓州、利州、夔州以及西康、大理、云南各路的通商、茶马、理蕃、屯戍转运事务；但不列入五京，也不设外任平章，只由府尹治理一般政务。朝廷又下诏：大理、云南中险远难以直接治理的地区仍采取羁縻办法；鄯阐、建昌等要害地区则逐渐设置朝廷流官，同时任用当地土官，使当地风俗不因骤变而惊扰，王法又能逐步推行，经过较长时期再改为正式州县。
建炎二十年，张浚认为海上贸易日益扩大，各路市舶司不应继续分别隶属于地方，便上奏说：“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密州、天津等港口，外国船舶往来越来越多。港税、商人名籍、蕃舶检查以及通商条约档案若各交一路管理，财计便不统一，禁令也不一致。请求将各路市舶司全部归户部统辖，核查其收支，制定为长期制度。”
皇帝采纳，下诏令各路市舶司一律隶属户部，港税、商籍、外国船舶出入和通商档案都由户部核查。后来齐王张俊请求动用皇家海贸公司的财力建造巨舰，招募海商、工匠和研究实学的人员，远航通使大食、波斯等国。
张浚赞同，又奏道：“市舶收入归公，内地赋役便可减轻；若利益归私人，而海上风涛和战争风险由国家承担，这种制度便不能长久。”皇帝于是下诏，远洋贸易、外国船舶出入、通商条约等事务，由户部、市舶司、鸿胪寺和海军共同办理，不许王府或海商独占利益。从此虽然张俊主持造舰远航，但市舶财计、外交文书和护商命令都归入朝廷制度。
建炎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被侵吞的案件发生。西南平定后，原定南军、靖海军和南洋海道军有大量远戍、转运、护商支出，病亡抚恤、病退、安家钱、出发装备费等名目尤其繁多。
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原是旧右军的支计人员，他借齐王府和皇家海贸司名义，勾结岭南漕运机构的胥吏以及军中支计人员，冒领病退、裁遣士兵的月给，截留远戍士兵的安家钱，前后共数万缗。有些病亡士兵的家属长期得不到应给款项，到京城申诉冤屈，案件才被揭发。
皇帝听说后极为震怒，说：“建炎初年仓促用兵，账册不精确，还可以从宽；如今天下已经平定，制度已经建立，竟仍有人冒用病亡士兵名义领取军饷，又侵占发给其家属的钱，这不只是侵吞官钱，简直是在吃军士的血！”
张俊得知案件发生，上章请罪说：“旧吏借臣王府之名侵盗军资，是臣不能约束府属，罪在臣身。愿以私财补偿被侵夺的士兵家属。”皇帝没有同意，只命张俊交出所有牵涉案件的王府吏员，严办冯惟信等人，追回被侵军资。
张浚于是对林景默和枢密使胡闳休说：“冯惟信一人可以诛杀，但弊病根源尚未堵塞。军饷先交帅府，再转给支计，又经过漕司、州县，名义上说是方便军队，实际上转手越多，侵吞越容易。制度若不改革，即使除掉今天的冯惟信，日后还会出现另一个冯惟信。”
当时朝廷设有天下汇通行，统一管理国债、商税、海贸以及军资折付等事务，并任命都省副相林景默兼任都大提举。张浚召集林景默、胡闳休和户部尚书虞允文，共同商议军资发放制度。林景默建议由天下汇通行分项立账发放，以减少现钱长途运输的耗费；胡闳休则以枢密使身份重新核对七军和卫所军籍，并命御营宣化司会同军中算官，每月编制给饷名册。
制度刚开始讨论时，七军支计官和各路漕司多有不同意见。有人说：“边军驻守遥远，旧例是发给现钱和实粮。如今军资全归汇通行，军中临时赏赐、买马、修理军器，仓促办理时恐怕受到阻碍。”又有人说：“士兵家属分散在各路，汇通行分号未必处处都有，若支付迟延，反而会动摇军心。”
张浚于是会同林景默、胡闳休再次制定发放办法。林景默说：“应先在河北都督府试行。军中紧急赏赐和杂项支出仍应保留现钱，但必须另立账簿，不得混入每月常给。”胡闳休命七军重新核对军籍，由宣化司、军中算官和本路都指挥使共同签署名册，按实际兵员数发饷。张浚说：“军前赏功自有赏格；日常月给应归常法。若把赏功与月给混在一起，名义上方便军队，实际只是方便经办吏员。”于是反对意见稍稍平息。后来韩世忠上奏，请安西都督府也试行此法，皇帝便下诏在河北、安西两个都督府先行实施。
方案确定后，朝廷试行军资“双折制”。每名军士各发两份支付凭证：一份为军饷，准许随军领取；另一份叫“安家折”，交给原籍家属。每月军饷不再全部发放现钱，而由户部和天下汇通行依据军籍登记入账。军士本人使用的部分，可在军营中的汇通柜局领取；安家折则由宣化司编册发文，命汇通行在其原籍支付给家属。这样军饷都有账可查，虚报兵员和层层侵吞逐渐减少，士兵家属也能按时得到供养。
建炎二十二年以后，陇右都护府逐渐建成。关中书院中学习西域地理、蕃部风俗法制、屯田、马政和转运的学生，相继到陇右、宁夏各路任职。
二十四年，西辽感天太后去世，幼主耶律夷列即位，派使者到燕京报丧。胡闳休判断河西有机会收复，主动请求出使。朝臣多数认为西辽远在万里之外，朝廷正值动荡，不宜让重臣冒险。张浚说：“派一名辩士前往游说，不过是争取尺寸之地；骤然大举用兵，又会惊动西域各部。如今应派重臣持节出使，表面上前往吊唁慰问，实际上以兵威压临其境，使其主动献出河西。”
张浚同枢密使胡闳休、枢密副使岳飞和刘锜商议决定，请旨调御前班直神机营前往西北，由岳飞旧部张宪演练火器军阵，以扩大声势、支援使团。张浚入见上奏说：“西辽主耶律大石和萧太后都已去世，如今君主年幼、群臣猜疑。若让神机营携各种火器临近其境，足以震慑那些心怀异志的人。愿陛下准许此议。”皇帝笑着说：“德远，朕难道舍不得一点火药吗？天下即将统一，你我亲眼看见这一天了。”
张浚、胡闳休于是发文命西北漕司准备粮草军械，同时严令各边将不得抢先发动战争。建炎二十四年冬，胡闳休抵达西辽，恰逢其君主年幼，国内疑惧，廷臣震恐，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河西七州便归附朝廷。
二十五年春，河西收复后，有人请求并入宁夏，有人主张隶属陇右。岳飞说：“河西若属宁夏，粮运道路过于迂远；若属陇右，则军权、财权都过于集中，恐怕形成强大的地方权力。应另设一路，使各方力量均衡。”张浚采纳岳飞意见，上奏设置河西路，并再次严明军民分属、文武分治的制度。又因田师中祖籍西北，久经军旅，熟悉边事而能守法，推荐他为河西路经略使，镇守凉州。自安史之乱后四百余年长期分裂的天下，到此重新归于统一。
建炎二十五年秋，齐王张俊请求动用皇家海贸公司的财力，大量建造海船巨舰，派李宝统率船队向西航行，与大食、波斯等国通交。
二十八年，李宝船队从西洋归来，停泊天津大港，献上大食良马、泰西海图以及异域花木、珍奇蔬菜的种子；大食、波斯、天竺、南洋、东非和泰西各国使者也随李宝入朝。正旦大朝会时，各国使臣齐集燕京，百官上贺。皇帝十分高兴，命张浚总定通商制度。张浚于是请求在燕京设置万国会同馆，接待各国使臣和商人，并分条制定通商敕约、固定关税、市舶验籍和海军护商等制度。
各项大典完成后，群臣上贺，认为国家中兴至此已经陆路通往西域、海上会通万国，岁入超过一万万缗，人口超过一万万，文治武功都达到极盛，三代以后从未听闻。有人私下议论说：“汉王出入东西二府，担任宰执二十四年，年龄还不到六十，还可以再执政十年。”
张浚听说后入朝奏道：“臣在建炎艰难之际受任，长期主管西府，后来又进入都省，身居宰执重位已经二十四年。北伐、军制改革、河防、开拓边疆和海外通商等事，都已粗具规模。臣若长期占据相位，就会使后来的贤才不能进用，臣的故吏门生也仍会依附于臣。若长期贪恋权位，必然上违天意、下失人心。”
皇帝说：“你一向以武侯自我期许，讲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道如今不再念及这些吗？”张浚回答：“诸葛孔明不敢说退隐，正因为汉室尚未复兴、旧都尚未收复。假如昭烈帝有陛下这样的明断和神武，汉业已经恢复、天下已经平定，那么孔明也应当回南阳养老，以保全君臣始终的情义。”
皇帝沉默很久。张浚又说：“赵公进入公阁，并不是掌握政权，而是替国家守护已经制定的成法。臣若也进入公阁，亲友门生仍会有所依附。请求准许臣退休归蜀，度过余年，不敢再参与机要政务。”
皇帝于是准许张浚退休，先留居京城，命有关官署每年按时慰问。张浚退职后，把都省、枢密院从前的公文札记全部封还，又把故吏门生名册交给吏部和御史台，告诫说：“我既已离职，从今以后凡借我的名义求取进用的，一概不要听从。”他又裁减府中多余差役，让家属先回蜀地。
入秋，朝廷下诏修复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命张浚同赵鼎、胡寅前往审定碑文。恰逢下雨，三人在旧堂中稍作休息。张浚说：“我一生议论军事最多，却不敢自称懂兵；天下人认为我最了解皇帝心意，可是帝心深远，我也未曾能够完全明白。所幸当年始终没有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还可以说没有辜负此身。”不久胡寅病逝，张浚前往吊祭后，再次上章坚决请求离开京城。
皇帝准许后，张浚回到锦都汉王府，隐居读书，不再参与国政。故吏门生前来拜见，多数不能见到；有人凭旧日恩情求官进用，张浚总是严厉拒绝。他告诫诸子说：“我已经退位，如果子弟亲友仍借汉王旧名求取进身，那就是我虽然退了，朋党名声却没有退。”
后来，张浚整理建炎以来的奏章、军国制度条目和往来书信，分别藏在家中和秘阁；又著《易解》《杂说》，另编《建炎奏议》《西府军国录》。这些书所记，多是北伐军粮、七军改制、河工转运、武学武举、军资双折以及经营西北西南的始末，并不推崇奇谋和战法。张浚在序中说：“这部书不是为了讲兵法。我一生所见，军国事务真正困难之处，在钱粮、人事和赏罚之间，所以叙述其始末，作为后人的警戒。”
张浚回蜀以后，士人舆论对他仍有不同评价。礼部尚书张九成写了《论汉王相业》，大意说：“汉王的忠义足以担当危难，功业足以冠绝中兴；但他长期身居相位，亲旧遍布朝廷，办事又多急进，天下不能不怀疑他结党。赵鼎善于建立成法，张浚善于担当事务；然而在守成时代，善于任事的人不能长期凌驾于成法之上。”文章传到锦都，有人劝张浚写文章驳辩。张浚读后笑道：“张九成的议论固然不完全正确，也不完全错误。我已经退职，难道还要同天下人在文字口舌间争论是非吗？
当时锦都官属和锦官书院学生多次请求张浚讲述建炎以来的史事和旧制，张浚起初推辞。后来学生询问西南新附地区、茶马、军屯以及蕃部风俗法制等政事，张浚才偶尔到锦官书院，说明当年各项制度为何如此制定。他所讲只涉及法制利弊，绝不褒贬当时人物。
有人询问西南设置流官并参用当地习俗的制度，张浚说：“新归附的部族，若突然用一种制度全部改变，百姓必然惊惧；若只采取羁縻而不治理，朝廷教化便不能推行。关键是显示朝廷威信，同时使各部都能得到妥善安置。”他又告诫学生：“国家大政的困难，不在一时开拓疆土，而在能否长久延续、可以守持。”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宣布禅位。二月九日，皇长子建王即皇帝位。张浚在蜀中听到诏命，朝京城方向再拜，上表祝贺太上皇说：“陛下功业完成而能主动退位，是古代帝王最难做到的事。”又以密封奏章上呈新皇帝说：“臣退居蜀中，已经不敢以旧相身份干预新政；但臣深受建炎年间的知遇之恩，君臣大义终究不能推辞。愿陛下以守成为念，勤于学习，亲近贤臣，谨慎选择身边近侍，不要轻易改变建炎成法。”
有人劝张浚入京拜见太上皇，张浚回答：“我从前请求退休，正是为了断绝亲旧依附的希望。如今若以旧相身份再次拜见上皇，反而会使新朝怀疑老臣仍有所倚仗。一道贺表已经足够。”
从此张浚病势日益加重，不再撰写讨论军国事务的著作，只删订《易解》和《杂说》。绍兴元年，张浚病重，亲笔写下遗戒，告诫儿子张栻、张枃说：“我担任宰执二十四年，有幸看到天下由危亡重新安定。我所担忧的，不是身后没有名声，而是子孙亲旧借我旧日名望求取仕进，毁坏我的晚节。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不得借汉王旧府和名位，为子孙求官谋利。”不久，张浚在锦都汉王府去世。
讣告传到朝廷，新皇帝极为哀痛，停止临朝七日，追赠张浚为太师，赐谥号“文忠”，命按王爵礼仪安葬。有关官署又整理他的奏议和文集，收藏在秘阁。朝廷还下诏，命华阳府在汉昭烈帝庙西面另建汉王文忠祠，每年按时祭祀。
讣告传到东京，太上皇命人取来建炎年间的旧手札观看，久久没有说话。侍臣请求他节哀，太上皇叹道：“德远最终还是回到南阳去了。”于是亲自撰写祭文，命内侍使者迅速送到锦都祭奠。
祭文中写道：“你不能完全了解朕的心，朕也未必完全了解你的心；然而君臣三十六年，共同渡过艰难，最终没有彼此辜负。”朝廷内外听到后，没有人不感动流泪。绍兴十二年，朝廷下诏让张浚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诸葛武侯没有恢复汉室便死去，汉王张浚却经历中兴而功成退居，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孔明得到了适合的君主，却没有得到适合的时势；张浚则君主与时势二者兼得。然而君主与时势，难道能够自行成就功业吗？
做宰相的最难之处，首先在于识人。只凭才能任人，才能有时反会帮助奸人；只崇尚名望，事情有时不能办成；完全排斥亲旧，贤才便可能没有进身途径；只偏私亲旧，公道便会因此堵塞。
张浚起于靖康之难，坚持大义，不在拥立伪主的议状上署名；遇到建炎中兴，便奋不顾身地以国家为己任。他担任宰执二十四年，识别赵鼎、胡寅的贤能，推荐刘子羽、赵开、林勋等人才，联结文臣武将，沟通朝廷内外，使承担事务的臣子各自发挥才能。因此他能够协助北伐，治理军国，辅佐完成中兴。
然而他的故吏门生遍布内外，朋党的名声也由此产生。张浚并非没有亲旧，只是能够出于公心任用亲旧；并非没有党名，只是知道朋党名声值得畏惧。他起初通过亲旧发现贤才，最后又疏远亲旧以保全公道。因此长期担任宰执，却能封还旧公文，杜绝借名求进，功成归蜀，不给新朝造成负担。
张浚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宰执，却确实是挽救时代危局的相国。诸葛亮鞠躬尽瘁，张浚功成归蜀，他也可以说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