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文忠张浚 下（原文）
十五年秋，交趾权臣赵智之作乱；冬，幽交趾主李天祚。郦琼领定南军，得交趾旧臣血诏，乃疏请出师，以兴灭继绝为辞。浚以南疆若乱，广南诸州必受其扰，遂请许郦琼出兵，又命大庾岭轨路先转输军械、粮草，使南征军需得以越岭而下。
十七年春，大河始定，朝廷都燕。十八年春，浚条上轨路、驿递及河工转输之常制，诏行之。驿馆不尽以官给为法，凡官员出使，给券支费；商旅亦听赁舍。旧递铺及厢军，择其壮健者，充轨站雇役，月给钱粮。急递则专供军国密疏，不得复兼大宗漕运。自是旧厢军、递卒、流民、退卒皆得所归，河工、轨路、漕运之法，渐归常制。
是年秋，燕京既定，赵鼎屡以老疾乞身，中外知其将谢政。会新戏《梁祝》行于京师，朝论大哗。掌院学士胡寅上疏，以其伤礼法，请罢其戏。帝不许。陈俊卿为殿中侍御史，复疏论《梁祝》事，又劾静塞郡王杨沂中御下纵恣。中书舍人汤思退，本赵鼎所荐，亦上章申辨，其辞侵及胡寅、陈俊卿。其时朝野皆知赵鼎将谢事，陈俊卿又本浚所荐，浮议遂以为其疏承浚风旨。一时章奏交驰，彼此攻诋愈切，“水木党争”之名遂见邸报，中外皆知。
浚既闻陈俊卿疏入，乃集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谋之。浚曰：“吾岂至今日，尚假台谏攻人，以树私党乎？”吕祉曰：“陈俊卿此疏，恐别有所指。”子羽曰：“公久居枢府，士大夫后进翕然归向。赵公将谢事，众方窥公去就。若公不能先约束门下亲附之人，虽无党附之实，而朋党之名已足为祸。”景默曰：“今所当虑者，非此疏果承公意与否也。公若入都省，门生故吏、荐引之士，宜先检束。”浚闻之默然。
未几，帝集赵鼎、浚、林景默、汪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诸臣议于香山。帝戒诸臣，毋使党议害国事、乱铨选。又议赵鼎去位事。鼎自以去位在近，辞不先有所荐引。林景默以为中兴勋旧久居要地，宜为统制、经略、秘阁诸臣等定进退常格。浚乃请自入都省，身任澄清铨选、裁抑党议之责。翌日视朝，诏以浚入都省为首相；胡闳休除枢密使，岳飞除枢密副使，韩世忠以御营都统官，领安西军，胡寅入都省为副相。
浚既入都省为首相，先戒门生故吏，不得因私请以干铨选。又戒台谏，言事毋得挟水木党名相诋讦。浚曰：“吾居枢府岁久，故吏亲旧，布列中外。今入都省，宜先检束吾门下之人。苟使其假吾名以乱国政，虽忝居首相，何以承赵公之后乎？”浚欲息水木党议，乃先议陈俊卿去就。
浚上言：“陈俊卿言事过当，固有可议；然言官以言得罪，非盛朝美事。俊卿为臣所荐，若复留台中，则凡有所论列，皆将谓臣实使之，台谏之公论反不得明。愿出之外任，使以实事自效。”帝从之，乃改陈俊卿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仍兼按察河工夫役、军屯民讼诸事。浚又戒吏部臣僚曰：“俊卿出外，非以言逐之，特使离党议之名，就一路实务耳。若有实绩，自当复用。”
未几，浚复奏曰：“臣以朋党为戒，则文臣故旧固当检束，武臣私恩亦不可任其滋蔓。今御营诸军既分为七镇，诸帅旧兵亦已分隶，然将校迁补，若仍由帅臣一牍荐引，则兵虽散而恩仍私。愿参酌武学旧制，重开武举，别定选法，使武臣进退一出朝廷。”帝纳其议。
时赵鼎方定贡举四科、四榜之制。浚因贡举新制上言：“文士取才，既分科榜；武臣取士，亦宜随其所习，而总归朝廷铨择。江南便水战、火器、转输，河北多新附武人，关西多军户将种，外附诸部子弟，亦宜使入习王师法度。若不分榜取之，则或失其才，或失其心。”诏武举别为南、北、西、外四榜，科则有军锋、参谋、武备三名；自是取武士，不专较骑射、角力而已。
浚又与枢密副使岳飞参定历事之法：武举及第者不得即授高职，须先分赴七军诸镇、卫所、都护府、军器、轨路、海军诸司，使习其实务。历事既满，校其课最而合格者，乃许授官迁补。由是统制以下将校迁补，渐以武学、武举、历事课绩为阶，不复专任帅臣荐保。
先是，十一年浚总武略，以七军既分镇、卫所新立，奏广建炎五年以来武学之制。凡都头、正将以上当迁补者，分番入学，讲习军法、阵图、案牍、宣谕之事。既而七军诸镇皆分番遣将校入武学肄习；忠烈、功臣之家及卫所军户之子有材武者，亦许附学。其制：兵部掌学籍、廪给及生徒选补；御营宣化司主军纪、原学及忠义训导；御营参谋司主阵图、沙图、粮道、侦候之课。至是，浚本武学旧制，参以武举、历事之法，遂定武臣选用之新制。
十九年，韩世忠以秦王镇长安，奏乞出师陇右，规复都护府。朝议多以兵革甫定，迁都新成，未可遽兴陇右远役。浚亦以西北用兵不可轻许。岳飞力主其议，曰：“取陇右者，非务广地，乃通河西之路，定陇右之势也。兵不滥发，期不久留，馈饷不越度，赏罚必信，则师出有名，而国本不摇。”
浚从岳飞言，上疏条其约束：定兵额，限师期，裁馈饷之数；韩世忠镇长安，总制西师；解元为前锋，专取湟水、陇右要地，不得穷兵深入。帝从之。解元将兵趋陇右，资乌鞘岭轨路转输，且战且筑，连破吐蕃诸部，湟水诸谷相继来附。陇右平，浚请复置陇右都护府；又建关中书院于西京长安，使诸生习西域山川、蕃部法俗、屯田马政、馈运转输诸事。
先是，浚以郦琼讨交趾失利，谓南疆山川险异，瘴疠殊候，不可尽用北伐旧法。岳飞既入枢府，浚与之定经略西南之策，先以使臣、封爵、商路、驻兵之势，因大理内争示以威信，又以岳飞亲督御营重兵为后援。浚因上疏，帝从之，遂使吴益参画大理事，复遣御前副统制官王世雄赍诏入其境，乘高氏南北宗相争，宣示天子威命。
已而岳飞出抚广州，李世辅徙为都统官，领定南军，陈兵大理东境。交趾国中段氏、高氏皆惧，奉表纳款。十九年夏，岳飞令李世辅趋陆道，断其北境山路馈援；又遣齐王张俊率南洋水道军扼江海之口，以绝交趾外援。
交趾既平，诏立李天禄为安南郡王，罢其僭号，改昇龙府为东关府，奉正朔；以苏宪诚为国相辅之，置监国使常驻安南，非诏不得易其相。张俊又奏定安南互市约。
浚因奏曰：“西南诸部虽已款附，若朝廷止纳表章，而不为经久之制，则名虽臣属，实犹自擅。成都控巴蜀之会，扼滇、越、羌、蕃诸道，茶马、金铜、互市、理藩、军屯皆出入其间。宜升成都为锦都，以华阳府为治，使总西南纲纪；军务则属镇南都督府，庶文武有分，远人知所统摄。”
帝纳其议，锦都统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及西康、大理、云南诸路通商、茶马、理藩、屯戍转输之务；然不列五京，不置外任平章，惟以府尹治庶政。又诏大理、云南诸处，险远难制者仍从羁縻；其鄯阐、建昌诸要害，则稍置流官，参用土官，使土俗不遽惊而王法渐行，久之乃归州县。
二十年，浚以海贸日广，诸路市舶司不宜仍分隶地方，奏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密州、天津诸港，蕃舶往来益众。港税、商籍、蕃舶检视、通商敕约案牍，若各付一路，则财计不均，禁令不一。请以诸路市舶司悉归户部，稽其出纳，著为长法。”帝纳其议。诏以诸路市舶司并隶户部，其港税、商籍、蕃舶出入、通商案牍，皆归户部勾稽。
已而齐王张俊奏请发皇家海贸公司财计，造巨舰以通远洋，募海商、工匠及格物之士，通使大食、波斯诸国。浚右其议，复奏曰：“市舶之利归公，则内地赋役可宽；若利归私门，而风涛兵患归于国家，则法不可久。”帝遂诏远洋海贸、蕃舶出入、通商敕约诸事，令户部、市舶司、鸿胪寺、海军会同施行，毋许王府、海商专其利权。自是造舰航远洋，张俊虽董其事，而市舶财计、通好文书、护商号令，悉归朝廷法制。
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之狱起。初，西南既定，原定南、靖海诸军与南洋海道军多有远戍、转运、护商之费，病亡、病退、安家钱、装发钱等，名色尤伙。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原出旧右军支计，托齐王府及皇家海贸司之名，结连岭南漕司胥吏、军中支计之人，冒支病退、裁遣士卒月给，侵截远戍士卒安家钱，前后凡数万缗。有病亡士卒之家久不得给，诣京师诉冤，事乃发。
帝闻而震怒，曰：“建炎之初，兵兴仓卒，簿籍不精，犹可贷也。今天下既定，制度既成，乃犹冒病亡士卒之名以取饷，又侵夺其家口所给，此非侵官钱，乃食军士之血也。”
张俊闻狱起，具章待罪曰：“旧吏假臣王府之名侵盗军资，臣不能检束府属，罪在臣身。愿以私财补给被侵士卒之家。”帝不许，但命俊尽出干连府吏，严治冯惟信等，追还所侵军资。浚因谓林景默、枢密使胡闳休曰：“冯惟信一人可诛，而弊源未塞。军饷先归帅府，转付支计，复历漕司、州县，号称便军，实则转手愈多，侵渔愈易。法若不革，虽去今日之冯惟信，他日复生冯惟信矣。”
时朝廷置天下汇通行，总领国债、商税、海贸及军资折给诸务，乃命都省副相林景默兼都大提举其公事。浚因集林景默、胡闳休、户部尚书虞允文，共议军资支给之制。林景默请令天下汇通行分簿支给，以减见钱转输之费；胡闳休以枢密使校正七军、卫所军籍，仍命御营宣化司会军中算官，月具给饷册。
法初议，七军支计官与诸路漕司多持异同。或曰：“边兵戍远，旧例给见钱、见粮。今军资悉归汇通行，则军中赏赉、买马、修器，仓卒取办，恐有所窒碍。”又言：“士卒家属散在诸路，汇通分号未必周遍，若给付稽迟，反足动摇军心。”
浚乃会林景默、胡闳休，复定支给之制。景默曰：“宜先于河北都督府试行。军中急赏、杂支之钱仍当留给，但须别立簿籍，不得混入月给。胡闳休令七军更校军籍，由宣化司、军中算官、本路都指挥使共署其册，以实有兵数给饷。浚曰：“军前赏功，自有赏格；日用月给，当归常法。若赏功、月给混为一事，则名为便军，实为便吏。”由是异议稍息。已而韩世忠奏乞以安西都督府并试其法，帝乃诏河北、安西二都督府先行之。
议既定，朝廷试行军资双折制。凡军士各给二折：其一为军饷，听其随营支取；其一曰安家折，付其本贯家口。月给不复尽发见钱，乃由户部、天下汇通行据军籍登簿。其从军自用者，听于营中汇通柜局取给；其安家折，则宣化司具册移文，令汇通行就本贯给付。由是军饷有籍，空名、侵渔渐少，士卒家属亦得以时受赡。
二十二年后，陇右都护府渐成。关中书院诸生习西域地理、蕃部法俗、屯田、马政、转输者，相继出任陇右、宁夏诸路职事。二十四年，西辽感天太后卒，少主耶律夷列立，遣使诣燕京告丧。胡闳休度河西可取，自请奉使。朝臣多以绝域万里，辽廷震荡，不可遣重臣犯险。浚言：“遣辩士往说，不过争尺寸之土；骤用大兵，则西域诸部必惊。今当以重臣持节，示以吊慰，实以兵威压其境，使其自献河西。”
浚乃与枢密使胡闳休，枢密副使岳飞、刘锜议定，请旨调御前班直神机营出西北，使飞旧部张宪演习火器军阵，以张声援。浚入见，奏曰：“西辽主耶律大石、萧氏既亡，辽廷主少臣疑。若以神机营诸火器临之，足慑群小之心。愿陛下俯从其议。”帝笑曰：“德远，朕岂靳少许火药哉？海内将一，卿与朕亲见此日矣。”
浚、闳休因檄西北漕司具粮械，仍严戒诸边将，毋得先启兵端。二十四年冬，闳休既至西辽，会其主幼，国中疑惧，廷臣震怖，兵不大交，而河西七州来归。
二十五年春，河西既复，议者或请并入宁夏，或请隶陇右。岳飞言：“河西属宁夏，则馈运迂远；属陇右，则兵财并重，恐养成方面之权。宜别为一路，以均其势。”浚从飞言，奏置河西路，申严军民异属、文武分治之制。又以田师中故里西北，久历军旅，知边事而能奉法，荐为河西路经略使，镇凉州。于是自安史乱后四百余年，天下离析之势，至是复归混一。
二十五年秋，齐王张俊奏发皇家海贸司财用，大造海舟巨舰，使李宝将舟师西航，以通大食、波斯诸国。二十八年，李宝舟师还自西洋，泊天津大港，得大食良马、泰西海图、殊方异卉珍蔬之种以献；大食、波斯、天竺、南洋、东非、泰西诸国使人亦从宝入朝。
正旦大朝，诸国使臣毕会于燕京，百官称贺。帝大悦，诏浚总定通商诸制。浚乃奏请于燕京置万国会同馆，以馆诸国使臣、商贾；并条定通商敕约、定额关税、市舶验籍、海军护商之制。
大典成，群臣称贺，以为国家中兴，至是陆通西域，海会万国，岁入逾亿缗，丁口逾亿，文武之功咸臻大成，三代以降，未之前闻。或私相语曰：“汉王出入二府，宰执二十四年，而年未及六十，犹可秉政十年也。”浚闻之，入对曰：“臣遭建炎之际，久典西府，继入都省，忝居宰执重位二十四年矣。北伐、改军、河防、拓边、通海诸事，皆粗成规模。臣若久据相位，是使后来之贤不得进也，臣之故吏门生犹将依附焉。若久恋其位，必上干天意，下失人心。”
帝曰：“卿素以武侯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卿独不念之乎？”浚对曰：“孔明不敢言退，正以汉室未兴、旧都未复耳。使昭烈有陛下之明断神武，汉业既复，天下既平，则孔明亦宜归老南阳，以全君臣始终之义。”帝默然久之。浚复言：“赵公入公阁，非预政柄，乃为国家守成法耳。臣若复入公阁，则亲旧门生犹有所依附。愿乞骸骨归蜀，以终余年，不敢更预机务。”
帝乃许浚致仕，留居京师，诏有司岁时存问。浚既退，悉封还都省、枢府故札，录故吏门生名籍，付吏部、御史台，戒曰：“吾既去位，自今有以吾名干进者，皆勿听。”又减罢府中冗役，使家属先还蜀。
入秋，诏修东京太学旧址，建靖康守节碑，命浚与赵鼎、胡寅往定其文。会雨，三人少憩故堂。浚曰：“吾一生论兵最多，而不敢自谓知兵；天下以吾为最知上意，然帝心深远，吾亦未尝能尽识也。幸昔日终不署议状，犹可谓不负此身耳。”寻胡寅病卒。浚往奠毕，乃上章力请去京师。
帝从其请，浚得归锦都汉王府，屏迹读书，不复预闻国政。故吏门生来谒者，率不得见；或缘旧恩求官进用，浚辄峻拒不纳。浚戒诸子曰：“吾已去位，若子弟、亲旧犹以汉王旧名求进，是吾虽退而党名未退也。”
浚后裒次建炎以来章奏、军国条画、往来书札，分置家藏及秘阁；又为《易解》《杂说》，别录《建炎奏议》《西府军国录》。书中所载，多北伐馈饷、七军更制、河工转输、武学武举、军资双折及经略西北西南本末，而不以奇谋战法为尚。浚序其书曰：“是编非以兵法为言也。臣平生所见，军国之难，在钱粮、人事、赏罚之间，故述其始末，以示后人之戒。”
浚既还蜀，士论亦有异同。礼部尚书张九成著《论汉王相业》，其略曰：“汉王忠义足任艰危，功业足冠中兴；然久居相位，亲旧遍朝，任事多锐，天下不能无疑其党。赵鼎能成法，张浚能任事；然守成之世，任事者不可久居成法之上。”文至锦都，有劝浚作书辨其说者。浚读而笑曰：“九成之论，固未尽当，亦未尽失。吾已谢事，岂复与天下较曲直于笔舌间哉？”
其时锦都官属及锦官书院诸生，屡请浚讲论建炎故事、旧章。浚初辞之。既而诸生问西南新附、茶马、军屯、蕃部法俗诸政，浚始间至锦官书院，为言昔日制度所以定者。所言止于法制利病，绝不臧否一时人物。有问西南置流官、参土俗之制者，浚曰：“新附诸部，骤以一法变之，则民必骇；徒羁縻而不治，则王化不行。其要在示以朝廷威信，而处之各得其安。”又戒诸生曰：“为国大政，其难不在开拓于一时，乃在垂久而可守。”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内禅，为太上皇。二月九日，皇长子建王即皇帝位。浚在蜀中闻诏，望阙再拜，奉表贺太上皇曰：“陛下功成而能退，古帝王所难也。”复以封事上今上曰：“臣退处蜀中，既不敢以旧相干预新政；顾受建炎知遇之厚，君臣大义，终不可辞。愿陛下以守成为念，务学问，亲贤臣，谨左右近习，毋轻改建炎成宪。”或劝浚入觐太上皇，浚答曰：“吾曩者乞身，正为绝亲旧依附之望耳。今若以故相之身复诣上皇，适足使新朝疑老臣犹有所倚属。一表称贺，足矣。”
自是浚疾日侵，不复论著军国事，惟删定《易解》《杂说》。绍兴元年，浚病笃，亲书遗戒，谕其子栻、枃曰：“吾居宰执二十四年，幸得见天下危而复安。所惧者，不在身后无名，乃在子孙、亲旧以吾旧名干进，坏吾晚节。吾死之后，丧事从俭，毋得假汉王旧第，为子孙干禄之资。”未几，浚薨于锦都汉王府。
讣闻，今上震悼，辍视朝七日，赠太师，谥曰文忠，命葬以王礼，有司录其奏议、文集藏于秘阁。又诏华阳府即汉昭烈庙之西别建汉王文忠祠，岁时致祭。
讣报至东京，太上皇命取建炎旧札视之，久而不语。侍臣请节哀，太上皇叹曰：“德远终归南阳矣。”乃亲制祭文，命中使驰赐奠于锦都。其文有曰：“卿不尽知朕心，朕亦未必尽知卿心。然君臣三十有六年，同济艰难，终不相负。”中外闻之，莫不感泣。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武侯未复汉而死，汉王历中兴而退，何也？盖孔明得其主而不得其时，浚则主与时并得也。然主与时，岂能自成其功哉？夫相业之难，莫先于知人。徒任才，则才或济奸；徒尚名，则事或不集；尽绝亲旧，则贤者无因而进；专私亲旧，则公道由是而壅。
浚起靖康之难，守义不署；遭建炎之兴，奋身许国。居宰执二十四载，识赵鼎、胡寅之贤，荐刘子羽、赵开、林勋诸才，联属文武，贯通内外，使任事之臣各尽其用。故能赞北伐，理军国，辅成中兴。然故吏门生布在中外，党名亦由是而起。浚非无亲旧也，特能以公用亲耳；非无党名也，特能知党名之可畏耳。其始也，因亲以致贤；其终也，去亲以全公。故久居宰执，而能封还故札，屏绝干进，功成归蜀，不累新朝。浚非尽善之宰执，实救时之相国也。孔明鞠躬尽瘁，张浚功成归蜀，其亦幸矣夫。
十七年春，大河始定，朝廷都燕。十八年春，浚条上轨路、驿递及河工转输之常制，诏行之。驿馆不尽以官给为法，凡官员出使，给券支费；商旅亦听赁舍。旧递铺及厢军，择其壮健者，充轨站雇役，月给钱粮。急递则专供军国密疏，不得复兼大宗漕运。自是旧厢军、递卒、流民、退卒皆得所归，河工、轨路、漕运之法，渐归常制。
是年秋，燕京既定，赵鼎屡以老疾乞身，中外知其将谢政。会新戏《梁祝》行于京师，朝论大哗。掌院学士胡寅上疏，以其伤礼法，请罢其戏。帝不许。陈俊卿为殿中侍御史，复疏论《梁祝》事，又劾静塞郡王杨沂中御下纵恣。中书舍人汤思退，本赵鼎所荐，亦上章申辨，其辞侵及胡寅、陈俊卿。其时朝野皆知赵鼎将谢事，陈俊卿又本浚所荐，浮议遂以为其疏承浚风旨。一时章奏交驰，彼此攻诋愈切，“水木党争”之名遂见邸报，中外皆知。
浚既闻陈俊卿疏入，乃集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谋之。浚曰：“吾岂至今日，尚假台谏攻人，以树私党乎？”吕祉曰：“陈俊卿此疏，恐别有所指。”子羽曰：“公久居枢府，士大夫后进翕然归向。赵公将谢事，众方窥公去就。若公不能先约束门下亲附之人，虽无党附之实，而朋党之名已足为祸。”景默曰：“今所当虑者，非此疏果承公意与否也。公若入都省，门生故吏、荐引之士，宜先检束。”浚闻之默然。
未几，帝集赵鼎、浚、林景默、汪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诸臣议于香山。帝戒诸臣，毋使党议害国事、乱铨选。又议赵鼎去位事。鼎自以去位在近，辞不先有所荐引。林景默以为中兴勋旧久居要地，宜为统制、经略、秘阁诸臣等定进退常格。浚乃请自入都省，身任澄清铨选、裁抑党议之责。翌日视朝，诏以浚入都省为首相；胡闳休除枢密使，岳飞除枢密副使，韩世忠以御营都统官，领安西军，胡寅入都省为副相。
浚既入都省为首相，先戒门生故吏，不得因私请以干铨选。又戒台谏，言事毋得挟水木党名相诋讦。浚曰：“吾居枢府岁久，故吏亲旧，布列中外。今入都省，宜先检束吾门下之人。苟使其假吾名以乱国政，虽忝居首相，何以承赵公之后乎？”浚欲息水木党议，乃先议陈俊卿去就。
浚上言：“陈俊卿言事过当，固有可议；然言官以言得罪，非盛朝美事。俊卿为臣所荐，若复留台中，则凡有所论列，皆将谓臣实使之，台谏之公论反不得明。愿出之外任，使以实事自效。”帝从之，乃改陈俊卿为河北西路提点刑狱，仍兼按察河工夫役、军屯民讼诸事。浚又戒吏部臣僚曰：“俊卿出外，非以言逐之，特使离党议之名，就一路实务耳。若有实绩，自当复用。”
未几，浚复奏曰：“臣以朋党为戒，则文臣故旧固当检束，武臣私恩亦不可任其滋蔓。今御营诸军既分为七镇，诸帅旧兵亦已分隶，然将校迁补，若仍由帅臣一牍荐引，则兵虽散而恩仍私。愿参酌武学旧制，重开武举，别定选法，使武臣进退一出朝廷。”帝纳其议。
时赵鼎方定贡举四科、四榜之制。浚因贡举新制上言：“文士取才，既分科榜；武臣取士，亦宜随其所习，而总归朝廷铨择。江南便水战、火器、转输，河北多新附武人，关西多军户将种，外附诸部子弟，亦宜使入习王师法度。若不分榜取之，则或失其才，或失其心。”诏武举别为南、北、西、外四榜，科则有军锋、参谋、武备三名；自是取武士，不专较骑射、角力而已。
浚又与枢密副使岳飞参定历事之法：武举及第者不得即授高职，须先分赴七军诸镇、卫所、都护府、军器、轨路、海军诸司，使习其实务。历事既满，校其课最而合格者，乃许授官迁补。由是统制以下将校迁补，渐以武学、武举、历事课绩为阶，不复专任帅臣荐保。
先是，十一年浚总武略，以七军既分镇、卫所新立，奏广建炎五年以来武学之制。凡都头、正将以上当迁补者，分番入学，讲习军法、阵图、案牍、宣谕之事。既而七军诸镇皆分番遣将校入武学肄习；忠烈、功臣之家及卫所军户之子有材武者，亦许附学。其制：兵部掌学籍、廪给及生徒选补；御营宣化司主军纪、原学及忠义训导；御营参谋司主阵图、沙图、粮道、侦候之课。至是，浚本武学旧制，参以武举、历事之法，遂定武臣选用之新制。
十九年，韩世忠以秦王镇长安，奏乞出师陇右，规复都护府。朝议多以兵革甫定，迁都新成，未可遽兴陇右远役。浚亦以西北用兵不可轻许。岳飞力主其议，曰：“取陇右者，非务广地，乃通河西之路，定陇右之势也。兵不滥发，期不久留，馈饷不越度，赏罚必信，则师出有名，而国本不摇。”
浚从岳飞言，上疏条其约束：定兵额，限师期，裁馈饷之数；韩世忠镇长安，总制西师；解元为前锋，专取湟水、陇右要地，不得穷兵深入。帝从之。解元将兵趋陇右，资乌鞘岭轨路转输，且战且筑，连破吐蕃诸部，湟水诸谷相继来附。陇右平，浚请复置陇右都护府；又建关中书院于西京长安，使诸生习西域山川、蕃部法俗、屯田马政、馈运转输诸事。
先是，浚以郦琼讨交趾失利，谓南疆山川险异，瘴疠殊候，不可尽用北伐旧法。岳飞既入枢府，浚与之定经略西南之策，先以使臣、封爵、商路、驻兵之势，因大理内争示以威信，又以岳飞亲督御营重兵为后援。浚因上疏，帝从之，遂使吴益参画大理事，复遣御前副统制官王世雄赍诏入其境，乘高氏南北宗相争，宣示天子威命。
已而岳飞出抚广州，李世辅徙为都统官，领定南军，陈兵大理东境。交趾国中段氏、高氏皆惧，奉表纳款。十九年夏，岳飞令李世辅趋陆道，断其北境山路馈援；又遣齐王张俊率南洋水道军扼江海之口，以绝交趾外援。
交趾既平，诏立李天禄为安南郡王，罢其僭号，改昇龙府为东关府，奉正朔；以苏宪诚为国相辅之，置监国使常驻安南，非诏不得易其相。张俊又奏定安南互市约。
浚因奏曰：“西南诸部虽已款附，若朝廷止纳表章，而不为经久之制，则名虽臣属，实犹自擅。成都控巴蜀之会，扼滇、越、羌、蕃诸道，茶马、金铜、互市、理藩、军屯皆出入其间。宜升成都为锦都，以华阳府为治，使总西南纲纪；军务则属镇南都督府，庶文武有分，远人知所统摄。”
帝纳其议，锦都统益州、梓州、利州、夔州及西康、大理、云南诸路通商、茶马、理藩、屯戍转输之务；然不列五京，不置外任平章，惟以府尹治庶政。又诏大理、云南诸处，险远难制者仍从羁縻；其鄯阐、建昌诸要害，则稍置流官，参用土官，使土俗不遽惊而王法渐行，久之乃归州县。
二十年，浚以海贸日广，诸路市舶司不宜仍分隶地方，奏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密州、天津诸港，蕃舶往来益众。港税、商籍、蕃舶检视、通商敕约案牍，若各付一路，则财计不均，禁令不一。请以诸路市舶司悉归户部，稽其出纳，著为长法。”帝纳其议。诏以诸路市舶司并隶户部，其港税、商籍、蕃舶出入、通商案牍，皆归户部勾稽。
已而齐王张俊奏请发皇家海贸公司财计，造巨舰以通远洋，募海商、工匠及格物之士，通使大食、波斯诸国。浚右其议，复奏曰：“市舶之利归公，则内地赋役可宽；若利归私门，而风涛兵患归于国家，则法不可久。”帝遂诏远洋海贸、蕃舶出入、通商敕约诸事，令户部、市舶司、鸿胪寺、海军会同施行，毋许王府、海商专其利权。自是造舰航远洋，张俊虽董其事，而市舶财计、通好文书、护商号令，悉归朝廷法制。
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之狱起。初，西南既定，原定南、靖海诸军与南洋海道军多有远戍、转运、护商之费，病亡、病退、安家钱、装发钱等，名色尤伙。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原出旧右军支计，托齐王府及皇家海贸司之名，结连岭南漕司胥吏、军中支计之人，冒支病退、裁遣士卒月给，侵截远戍士卒安家钱，前后凡数万缗。有病亡士卒之家久不得给，诣京师诉冤，事乃发。
帝闻而震怒，曰：“建炎之初，兵兴仓卒，簿籍不精，犹可贷也。今天下既定，制度既成，乃犹冒病亡士卒之名以取饷，又侵夺其家口所给，此非侵官钱，乃食军士之血也。”
张俊闻狱起，具章待罪曰：“旧吏假臣王府之名侵盗军资，臣不能检束府属，罪在臣身。愿以私财补给被侵士卒之家。”帝不许，但命俊尽出干连府吏，严治冯惟信等，追还所侵军资。浚因谓林景默、枢密使胡闳休曰：“冯惟信一人可诛，而弊源未塞。军饷先归帅府，转付支计，复历漕司、州县，号称便军，实则转手愈多，侵渔愈易。法若不革，虽去今日之冯惟信，他日复生冯惟信矣。”
时朝廷置天下汇通行，总领国债、商税、海贸及军资折给诸务，乃命都省副相林景默兼都大提举其公事。浚因集林景默、胡闳休、户部尚书虞允文，共议军资支给之制。林景默请令天下汇通行分簿支给，以减见钱转输之费；胡闳休以枢密使校正七军、卫所军籍，仍命御营宣化司会军中算官，月具给饷册。
法初议，七军支计官与诸路漕司多持异同。或曰：“边兵戍远，旧例给见钱、见粮。今军资悉归汇通行，则军中赏赉、买马、修器，仓卒取办，恐有所窒碍。”又言：“士卒家属散在诸路，汇通分号未必周遍，若给付稽迟，反足动摇军心。”
浚乃会林景默、胡闳休，复定支给之制。景默曰：“宜先于河北都督府试行。军中急赏、杂支之钱仍当留给，但须别立簿籍，不得混入月给。胡闳休令七军更校军籍，由宣化司、军中算官、本路都指挥使共署其册，以实有兵数给饷。浚曰：“军前赏功，自有赏格；日用月给，当归常法。若赏功、月给混为一事，则名为便军，实为便吏。”由是异议稍息。已而韩世忠奏乞以安西都督府并试其法，帝乃诏河北、安西二都督府先行之。
议既定，朝廷试行军资双折制。凡军士各给二折：其一为军饷，听其随营支取；其一曰安家折，付其本贯家口。月给不复尽发见钱，乃由户部、天下汇通行据军籍登簿。其从军自用者，听于营中汇通柜局取给；其安家折，则宣化司具册移文，令汇通行就本贯给付。由是军饷有籍，空名、侵渔渐少，士卒家属亦得以时受赡。
二十二年后，陇右都护府渐成。关中书院诸生习西域地理、蕃部法俗、屯田、马政、转输者，相继出任陇右、宁夏诸路职事。二十四年，西辽感天太后卒，少主耶律夷列立，遣使诣燕京告丧。胡闳休度河西可取，自请奉使。朝臣多以绝域万里，辽廷震荡，不可遣重臣犯险。浚言：“遣辩士往说，不过争尺寸之土；骤用大兵，则西域诸部必惊。今当以重臣持节，示以吊慰，实以兵威压其境，使其自献河西。”
浚乃与枢密使胡闳休，枢密副使岳飞、刘锜议定，请旨调御前班直神机营出西北，使飞旧部张宪演习火器军阵，以张声援。浚入见，奏曰：“西辽主耶律大石、萧氏既亡，辽廷主少臣疑。若以神机营诸火器临之，足慑群小之心。愿陛下俯从其议。”帝笑曰：“德远，朕岂靳少许火药哉？海内将一，卿与朕亲见此日矣。”
浚、闳休因檄西北漕司具粮械，仍严戒诸边将，毋得先启兵端。二十四年冬，闳休既至西辽，会其主幼，国中疑惧，廷臣震怖，兵不大交，而河西七州来归。
二十五年春，河西既复，议者或请并入宁夏，或请隶陇右。岳飞言：“河西属宁夏，则馈运迂远；属陇右，则兵财并重，恐养成方面之权。宜别为一路，以均其势。”浚从飞言，奏置河西路，申严军民异属、文武分治之制。又以田师中故里西北，久历军旅，知边事而能奉法，荐为河西路经略使，镇凉州。于是自安史乱后四百余年，天下离析之势，至是复归混一。
二十五年秋，齐王张俊奏发皇家海贸司财用，大造海舟巨舰，使李宝将舟师西航，以通大食、波斯诸国。二十八年，李宝舟师还自西洋，泊天津大港，得大食良马、泰西海图、殊方异卉珍蔬之种以献；大食、波斯、天竺、南洋、东非、泰西诸国使人亦从宝入朝。
正旦大朝，诸国使臣毕会于燕京，百官称贺。帝大悦，诏浚总定通商诸制。浚乃奏请于燕京置万国会同馆，以馆诸国使臣、商贾；并条定通商敕约、定额关税、市舶验籍、海军护商之制。
大典成，群臣称贺，以为国家中兴，至是陆通西域，海会万国，岁入逾亿缗，丁口逾亿，文武之功咸臻大成，三代以降，未之前闻。或私相语曰：“汉王出入二府，宰执二十四年，而年未及六十，犹可秉政十年也。”浚闻之，入对曰：“臣遭建炎之际，久典西府，继入都省，忝居宰执重位二十四年矣。北伐、改军、河防、拓边、通海诸事，皆粗成规模。臣若久据相位，是使后来之贤不得进也，臣之故吏门生犹将依附焉。若久恋其位，必上干天意，下失人心。”
帝曰：“卿素以武侯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卿独不念之乎？”浚对曰：“孔明不敢言退，正以汉室未兴、旧都未复耳。使昭烈有陛下之明断神武，汉业既复，天下既平，则孔明亦宜归老南阳，以全君臣始终之义。”帝默然久之。浚复言：“赵公入公阁，非预政柄，乃为国家守成法耳。臣若复入公阁，则亲旧门生犹有所依附。愿乞骸骨归蜀，以终余年，不敢更预机务。”
帝乃许浚致仕，留居京师，诏有司岁时存问。浚既退，悉封还都省、枢府故札，录故吏门生名籍，付吏部、御史台，戒曰：“吾既去位，自今有以吾名干进者，皆勿听。”又减罢府中冗役，使家属先还蜀。
入秋，诏修东京太学旧址，建靖康守节碑，命浚与赵鼎、胡寅往定其文。会雨，三人少憩故堂。浚曰：“吾一生论兵最多，而不敢自谓知兵；天下以吾为最知上意，然帝心深远，吾亦未尝能尽识也。幸昔日终不署议状，犹可谓不负此身耳。”寻胡寅病卒。浚往奠毕，乃上章力请去京师。
帝从其请，浚得归锦都汉王府，屏迹读书，不复预闻国政。故吏门生来谒者，率不得见；或缘旧恩求官进用，浚辄峻拒不纳。浚戒诸子曰：“吾已去位，若子弟、亲旧犹以汉王旧名求进，是吾虽退而党名未退也。”
浚后裒次建炎以来章奏、军国条画、往来书札，分置家藏及秘阁；又为《易解》《杂说》，别录《建炎奏议》《西府军国录》。书中所载，多北伐馈饷、七军更制、河工转输、武学武举、军资双折及经略西北西南本末，而不以奇谋战法为尚。浚序其书曰：“是编非以兵法为言也。臣平生所见，军国之难，在钱粮、人事、赏罚之间，故述其始末，以示后人之戒。”
浚既还蜀，士论亦有异同。礼部尚书张九成著《论汉王相业》，其略曰：“汉王忠义足任艰危，功业足冠中兴；然久居相位，亲旧遍朝，任事多锐，天下不能无疑其党。赵鼎能成法，张浚能任事；然守成之世，任事者不可久居成法之上。”文至锦都，有劝浚作书辨其说者。浚读而笑曰：“九成之论，固未尽当，亦未尽失。吾已谢事，岂复与天下较曲直于笔舌间哉？”
其时锦都官属及锦官书院诸生，屡请浚讲论建炎故事、旧章。浚初辞之。既而诸生问西南新附、茶马、军屯、蕃部法俗诸政，浚始间至锦官书院，为言昔日制度所以定者。所言止于法制利病，绝不臧否一时人物。有问西南置流官、参土俗之制者，浚曰：“新附诸部，骤以一法变之，则民必骇；徒羁縻而不治，则王化不行。其要在示以朝廷威信，而处之各得其安。”又戒诸生曰：“为国大政，其难不在开拓于一时，乃在垂久而可守。”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内禅，为太上皇。二月九日，皇长子建王即皇帝位。浚在蜀中闻诏，望阙再拜，奉表贺太上皇曰：“陛下功成而能退，古帝王所难也。”复以封事上今上曰：“臣退处蜀中，既不敢以旧相干预新政；顾受建炎知遇之厚，君臣大义，终不可辞。愿陛下以守成为念，务学问，亲贤臣，谨左右近习，毋轻改建炎成宪。”或劝浚入觐太上皇，浚答曰：“吾曩者乞身，正为绝亲旧依附之望耳。今若以故相之身复诣上皇，适足使新朝疑老臣犹有所倚属。一表称贺，足矣。”
自是浚疾日侵，不复论著军国事，惟删定《易解》《杂说》。绍兴元年，浚病笃，亲书遗戒，谕其子栻、枃曰：“吾居宰执二十四年，幸得见天下危而复安。所惧者，不在身后无名，乃在子孙、亲旧以吾旧名干进，坏吾晚节。吾死之后，丧事从俭，毋得假汉王旧第，为子孙干禄之资。”未几，浚薨于锦都汉王府。
讣闻，今上震悼，辍视朝七日，赠太师，谥曰文忠，命葬以王礼，有司录其奏议、文集藏于秘阁。又诏华阳府即汉昭烈庙之西别建汉王文忠祠，岁时致祭。
讣报至东京，太上皇命取建炎旧札视之，久而不语。侍臣请节哀，太上皇叹曰：“德远终归南阳矣。”乃亲制祭文，命中使驰赐奠于锦都。其文有曰：“卿不尽知朕心，朕亦未必尽知卿心。然君臣三十有六年，同济艰难，终不相负。”中外闻之，莫不感泣。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武侯未复汉而死，汉王历中兴而退，何也？盖孔明得其主而不得其时，浚则主与时并得也。然主与时，岂能自成其功哉？夫相业之难，莫先于知人。徒任才，则才或济奸；徒尚名，则事或不集；尽绝亲旧，则贤者无因而进；专私亲旧，则公道由是而壅。
浚起靖康之难，守义不署；遭建炎之兴，奋身许国。居宰执二十四载，识赵鼎、胡寅之贤，荐刘子羽、赵开、林勋诸才，联属文武，贯通内外，使任事之臣各尽其用。故能赞北伐，理军国，辅成中兴。然故吏门生布在中外，党名亦由是而起。浚非无亲旧也，特能以公用亲耳；非无党名也，特能知党名之可畏耳。其始也，因亲以致贤；其终也，去亲以全公。故久居宰执，而能封还故札，屏绝干进，功成归蜀，不累新朝。浚非尽善之宰执，实救时之相国也。孔明鞠躬尽瘁，张浚功成归蜀，其亦幸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