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王忠悫汪伯彦（翻译）
汪伯彦，字廷俊，是徽州祁门人。他考中进士后，逐步升任虞部郎官。
靖康改元后，他被召见，进献河北边防十项策略，授直龙图阁、相州知州。这年冬天，敌军攻陷真定，朝廷下诏将真定帅司迁到相州，并命汪伯彦兼管其事务。
圣祖当初还是康王时，奉命出使敌营，走到磁州。当时金军骑兵遍布各地，曾有数百名披甲骑兵来到城下，侦察康王所在。汪伯彦急忙写帛书请康王返回相州，自己佩带弓箭，率兵到河边迎接。康王慰劳他说：“将来见到皇上，我一定首先推荐您担任京兆府尹。”汪伯彦由此受到康王赏识。
不久，康王接到蜡封诏书，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任汪伯彦为副将。康王率兵渡河，商议进军方向，众人意见不一，只有汪伯彦说：“必须从北门出发，渡河向子城进发。”康王高兴地说：“廷俊说得对。”渡河以后，军队经大名，历郓州、济州，到达南京。康王上奏任命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敌军逼近京城，愍宗下诏说：“敌人正在商议和好，康王统率军队，不得轻举妄动。”汪伯彦考虑到康王肩负宗庙社稷的安危，认为应当遵守诏令。宗泽说：“敌人凶狂狡诈，这是想拖住我军罢了。若立即相信他们，将来后悔还来得及吗？应当赶快进兵。”汪伯彦担心大元帅万一发生危险，极力反对。
后来京城失陷，敌军逼迫幽宗、愍宗北行，张邦昌僭越称帝，康王听说后流泪。第二年春天，康王凭借临时承制之权任命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不久又升为直学士。
圣祖即位后，提升汪伯彦为知枢密院事。建炎元年八月，皇帝到亳州明道宫，汪伯彦以知枢密院事随从护驾。当时皇帝有意召回李纲、宗泽，并商议返回东京。
汪伯彦陈述边防形势，上奏说：“靖康以来，京城残破，人口流散；京畿地区财力枯竭，流民和盗贼充斥其间，又正处在金军重兵进攻的要冲。皇帝车驾若前往，实在不是万全之策。”皇帝询问相州军民杀死议和使者王及的旧事，汪伯彦全部据实陈述。皇帝于是下诏，允许行在文武百官不受品级限制，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汪伯彦奉诏施行。
不久，殿中侍御史张浚上疏弹劾宰相黄潜善。黄潜善被罢免，皇帝顾念汪伯彦在潜邸时的旧恩，只将他降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李纲重新为相，极力主张前往南阳以谋恢复。汪伯彦没有反驳李纲的建议，随皇帝前往南阳。
这年冬天，敌军再次南下。皇帝驻在顺昌府，京东局势十分紧迫。汪伯彦以同知枢密院事上报边警，说济南知府刘豫叛降，守将关胜被杀。
商议金骑南犯之事时，朝臣大多认为应暂避锋芒，向东南转移，以保存军队和百姓的实力，汪伯彦也赞同这一意见。皇帝最终自行裁断，命后苑眷属、老弱人员及卧病的李纲先到扬州安顿，自己则进驻寿春，临淮抵御金军。
年末，皇帝车驾到达八公山。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退到这里，虚报军情，说有十万金骑紧随其后。皇帝召汪伯彦等人在军帐前当廷辨问，查明刘光世是望风逃跑，大怒，亲手将他诛杀。
刘光世死后，他的部下鼓噪叛乱，强求赏赐。皇帝打算把财物公开陈列出来安定军心。汪伯彦进言说：“厚利不宜公开展示给众人，恐怕会开启贪婪作乱的祸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炎二年正月，敌将兀术率两万军队抵达淮河，派叛臣时文彬渡水前来劝降。皇帝拒绝，颁诏表示坚决抗金，告谕天下军民，不分南北老幼，都应据守本土，拼死作战；有人敢再谈和议，就治罪。
汪伯彦首先赞成这一决策。随后朝廷连续颁诏，重申投降敌军、发动叛乱和临阵畏缩的人一律不予赦免；又特发制书，将刘光世、刘豫、时文彬等列为叛逆，明确不得赦免。汪伯彦奉命把檄文传布天下，张榜告示朝廷内外。
当时战事正在下蔡进行。敌军主帅兀术督促士卒在淮河北岸搭建浮桥，汪伯彦随皇帝登上八公山顶观察战况。他见金军架桥十分迅速，请求说：“敌军渡水很快，请立即下旨催促王德出兵攻击。”皇帝当时没有批准。
梁山、下蔡接连获胜后，汪伯彦首先祝贺说：“陛下把抗敌方略定在淮河一带，谋划英明，国家中兴已有希望了。”随后又提出善后办法：“国家局势艰难，应打破常规，给予武将较大权力，使其镇守重要地区。请任张俊为淮东制置使、韩世忠为淮西制置使、杨惟忠为南京留守；皇帝仍驻寿春，控制两淮，从远处制御中原。”皇帝赞同他的意见。
讨论将领战功时，汪伯彦又说：“岳飞升迁太快，恐怕会依仗恩宠而骄纵。应只授他武节大夫，厚赐金帛和恩荫，暂缓授予实际差遣。”皇帝最终仍按自己的意见，特别设置镇抚使，授给岳飞、张荣等人。
这年二月，皇帝准备出奇兵迫使敌军退走，临时特召汪伯彦和吕好问入内商定。随后密令调动下蔡诸军，最终大败敌兵。
不久，马扩从五马山赶到行在，上奏说两河已经聚集义兵十万人。皇帝于是询问宰辅：“两河、关西士民的人心，你们怎么看？”汪伯彦叩头，极力赞扬皇帝前往南阳的主张，认为这样可以联结中原和关陕。皇帝很高兴，便决定向西前往南阳。朝廷颁诏部署诸将，命张俊守淮东、韩世忠镇淮西、张所驻南京以控制京东。汪伯彦奉旨安排各路兵马，都处理得很恰当。
皇帝西行南阳，途经朱皋，遇到丁进率数万盗众拦截车驾。汪伯彦与首相吕好问等商议，请皇帝颁诏招安，暂时表示宽容，以平息祸乱。皇帝表面答应，暗中却以密旨催促大将韩世忠出兵讨平。
车驾到汝阳时，忽然传来武关失守、金将银术可率骑兵迅速逼近的消息。汪伯彦和群臣都主张避开其锋芒。皇帝不听，告诫文官不得随意议论军事，决意抗击敌军宿将银术可。
敌骑逼近汝阳时，城外又有勤王义军结寨。皇帝准备亲自出城督战，汪伯彦等极力争谏：“皇帝车驾关系重大，怎么能轻易进入险境！”皇帝仍不采纳，单骑出城巡察营垒，金军不久退去。随后车驾驻在方城。皇帝商议调整官制，撤销枢密院各种临时杂号，正式任汪伯彦为枢密副使。
建炎二年三月，皇帝车驾进入南阳。襄阳守臣范琼拥兵跋扈，长期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皇帝命汪伯彦专门筹划讨灭办法。汪伯彦回答：“范琼起初只有数千部众，后来驱逐盗贼李孝忠，收编溃兵，人数增加到三万。但他真正亲信的精锐不过一万多人，其余都是临时聚合的乌合之众。”
汪伯彦又指出范琼以前故意拖延、不肯进军，说：“范琼坐视金骑横行，多次征调都不到，这个人绝不能留下。”接着提出离间之计：“请朝廷先颁黄麻诏书，把范琼定为叛逆首领，悬赏捕杀；同时赦免他的全部党羽，允许他们带领军队归顺官军。再利用襄阳与南阳相接的地势，派人秘密进入襄州，散布消息，说范琼部下各将都想杀死范琼立功。”
皇帝追问他的计策为何如此阴险。汪伯彦回答：“这是军机中奇诡的策略，臣身居枢密副使，不得不提出；但这种用心险峻偏狭，有道德操守的人本来不应以此自夸。”皇帝深以为然，采用了他的办法。
到夏天时，皇帝亲征范琼，胜利归来。有术士虚妄地进献点化金银的方法，皇帝厌恶其荒诞，下令把所谓金银和器具一并沉入白河。汪伯彦首先赞成，并督促群臣遵旨毁掉器物。
商议军器监设置地点时，汪伯彦主张设在襄阳、撤去南阳的机构，说：“南阳地势平坦开阔，若战争再起，难以抵御金骑突袭。襄阳依山临水，是东南屏障，运输又很便利，适宜作为军储重镇，以备长期守战。”皇帝最终采纳，决定把军器监设在襄阳。
当时南阳实行“勾考”制度，把军国事务写在札子上，分别交给宰执，规定期限完成。汪伯彦负责的札子，大都迅速办妥，常被皇帝勾销验收，当时舆论称赞他办事敏捷。他曾多次保举直龙图阁陈规，认为陈规具有据城坚守的特殊才略。陈规平定德安以后，声威日盛，汪伯彦又重申以前的意见，极力担保推荐。皇帝于是提升陈规为兵部尚书，专门总管南阳守御和火药坊制造。
建炎二年冬，敌军主力即将包围南阳。皇帝认为襄阳凭借险要可以坚守，又是军需财赋集中的地方，便命汪伯彦提前移驻襄阳，筹划后方防务，把那里作为行在的根本和必要时退守之地。
南阳被围，汪伯彦在襄阳，与宰臣许景衡、刘汲等多次联名驰送书信入城。他们极力陈述：“南阳地势平旷，没有险要可依，不能长期驻守；襄阳自古是坚城，控制汉水天险，应当赶快移驾襄阳。”
南阳久被围困，没有捷报，内外使者也被隔绝。汪伯彦于是与留守诸臣决定，派统制张景率五千精兵，从襄阳渡过汉水北上，到白河架桥接应，又沿结冰的白河北进，在南阳城东南十五里处驻营，以壮大外援声势，接应皇帝车驾。
建炎三年正月九日，皇帝离开南阳，张景部等从旁掩护。随后皇帝亲自到鄢陵，十三日，朝廷军队与敌军在长社决战。长社捷报传来，皇帝决定返回东京。
二月，皇帝来到河阴，汪伯彦以枢密副使随侍。各地援军和守城士卒大批聚集，共约七八万人。汪伯彦参与议定已故统帅宗泽的谥号，又协助举行大阅兵，在军前重赏韩世忠、岳飞、李彦仙等数十名将领，正式确定其官阶。
在河阴大阅兵时，皇帝担心各统制私下结约，聚散没有统一节制，便下诏让御营中实际统兵的三十六名将领在河阴盟誓，以讨伐敌军、遵守法令为约。汪伯彦等辅臣在旁协助安排礼仪，使各将领归于朝廷统一约束。
当时朝廷重新调整军政，汪伯彦以枢密副使身份随皇帝返回东京。吕颐浩因守卫宛城、首先倡议亲征的重大功劳，被任命为枢密使，主管枢密院。吕颐浩独揽军机事务，汪伯彦职位在他之下，军队任免调动大多依照吕颐浩的意见。
建炎三年暮春，皇嗣在扬州去世。讣告传到京师，朝野议论纷纷。汪伯彦在崇政殿奏对，严肃地说：“李纲身居平章军国重事，奉命镇守扬州，总管东南军政并保护、辅导皇嗣。如今皇嗣已经去世，无论他的过错应当如何衡量，李纲都应引咎辞职，以维护国家纲纪和名分礼教。”皇帝于是依从众议，罢免李纲相位，让他出任太平州知州，治理地方。
不久，敌使前来请求议和。皇帝坚决拒绝，决心消灭敌人、恢复故土。汪伯彦赞成这一方针，并引用兵部尚书陈规的意见上奏：“若财赋、人力供应充足，京城修葺完成，当然可以仿照南阳的办法坚守，未必一直处于劣势。”
夏天时，敌人把叛臣刘豫立在济南，僭越称帝，伪号大齐。刘豫随即传布伪檄，狂悖地指斥皇帝，企图扰乱人心。皇帝看后，准备亲写罪己诏，把国家覆败的责任归于自己，又想彻底追究幽宗、愍宗在靖康年间的过失。
首相吕好问叩头苦谏，汪伯彦随后严肃地说：“从前进入南阳以前，驻在方城山下时，陛下已经赦免所有旧罪。过去的事不应再说。况且臣子的罪尚且可以赦免，陛下自己的过失又何必重新追究？”群臣竭力阻止，皇帝终于取消罪己诏，又制定制度，紫袍以上高级官员，除参加重大礼仪外，不得轻易跪拜。
不久，皇帝在文德殿召集群臣商议军事，以推测刘豫挑衅后的行动。将领们都震惊于刘豫僭称皇帝后的狂妄举动。汪伯彦判断得很明确，上奏说：“逆贼刘豫既然已经僭号称帝，意向已经确定，从此与朝廷绝无并存的可能。因此他一定会耗尽所有力量，全力与大宋为敌，事实上已没有退路。”朝廷据此综合各种意见，确定了迅速坚决而又审慎稳重的对敌方略。皇帝又在殿上清查供应二十万御营甲士的庞大费用，汪伯彦以枢密副使参与其事，认真核查各军粮饷、马匹和兵员数额。
建炎三年六月，岳飞在平阴大捷，歼灭许多伪齐军。汪伯彦对皇帝说：“应下金牌命岳飞不要穷追，并催促他战后带张荣入朝。张荣若肯前来，就是可以任用、可以保全的人。”皇帝采纳，下诏召张荣，张荣果然到朝廷。
八月，朝廷开设恩科，汪伯彦选择宗室出身的状元赵伯药做女婿。赵伯药即将赴汝州任职，汪伯彦告诫他说：“你现在赴任，应除去浮华的礼俗，一切以抗金为急务。遇到艰难时，应当效法我的门生秦桧，做保全节操的人。国仇家恨，都取决于一念之间。”赵伯药神色严肃，起身接受教诲。
京城安定了几个月，百官逐渐懈怠。恰逢皇帝暂不临朝，汪伯彦私下感叹：“陛下这样做，实际是担心朝廷旧有的怠惰风气重新出现，忘记金军威胁即将到来。”
第二天，他便与首相吕好问联名上奏，认为秋深后敌军可能南侵，而枢密院人手不足，极力推荐兼任开封尹的兵部尚书陈规为签书枢密院事，专门总管东京防务。皇帝立即批准。两府随即颁下公文，开封府命全城戒严，从此京师各官署都严密准备守战。
建炎四年春，敌帅娄室率军南犯，但东路和河北各部没有动静，军情难以判断。正月初四的傍晚，皇帝紧急召集两府和诸将在文德殿商议军事。汪伯彦首先发言，为枢密院确定方针说：“敌军动向不明，张俊、岳飞、张荣三处军队应谨守各自防区，不可轻率行动！”以此安定淮南、河南这些腹心地区。朝廷认为这一意见很好。
不久，荆湖地区春水暴涨，钟相趁机在洞庭湖聚众作乱。汪伯彦上奏：“今年湖北春涝十分严重，水灾刚发生，秋收一定歉薄；去年又增加赋税，民心已经沸腾。钟相左右认为这确实是最后的机会。钟相若想继续保持‘大圣’的名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反叛，陛下不必再有疑问。”
适逢敌军企图吞并关西，皇帝决意经营关陕，准备亲征洛阳，总揽军事。汪伯彦与群臣急赴宜佑门请求皇帝留下。皇帝反问：“若放弃关陕，中原怎么保全？”汪伯彦叩头，却无话可答。皇帝决心不改，最终向西进发。
建炎四年四月，皇帝来到汜水关。在军帐中，皇帝确定关陕战守方略，告诉群臣：“强敌压境，即使损失大将和精锐士卒，也在所不惜，必须挫败敌军锐气。”汪伯彦随从参与谋划。
随后车驾到达残破的西京洛阳。皇帝准备秘密进入关中，便任命汪伯彦以枢密副使兼河南尹，留守洛阳，陈设金吾仪仗，假装皇帝仍在行在，以迷惑敌军。
临行时，皇帝拉着汪伯彦的手叹道：“终究不能把京兆尹授给你，只好委屈你担任河南尹。”汪伯彦严肃地回答：“从长安到汴梁，自古是天下的脊梁，洛阳实为中国腹心。居于天下中央而统御四方，正是这里。臣身为重臣，奉命驻守，应与城池共存亡。陛下只管向西，不必回头顾虑。”皇帝赞许他的志节，把行宫交给他镇守，自己率精锐沿南路进入关中。
五月初，岳飞渡过黄河进入河北，牵制金军。敌军东路大为震动，阿里等将从长泉秘密渡河突袭洛阳，企图捉住皇帝，以解除东路压力。当时西京城墙残破、兵力很少，无法长期守住。
汪伯彦判断城池必失，便以枢密副使身份下令：“立即封闭崤山、渑池古道和汜水关，不得放任溃兵向西逃走、传递警报。务必使关西决战不受惊扰。”命令发出后，洛阳失陷。汪伯彦衣冠整齐，端坐在废弃宫殿中，敌军到来仍不屈服，点火自焚而死，时年六十一岁。
敌军虽然取得洛阳，却只得到一座空城和尸骨，白白耗费了时间。陕州守臣李彦仙得知他死节，上报行在，朝廷由此知道消息。皇帝秘密命李彦仙阻断有关军报，不让关西军心动摇。
尧山战役获胜、敌军从西京撤走以后，朝廷才正式告谕天下，称汪伯彦以宰执身份死于守土，忠烈冠绝朝臣。讣告传开，朝野震动哀悼，皇帝悲痛不已。后来论功时，朝廷相关衙署复核上奏，皇帝因他的死绥之烈为廷臣之冠，特别追赠太师、枢密使，追封河南郡王，赐谥“忠悫”。
当初，汪伯彦离开相州以后，敌军抓获了他的儿子汪似。当时汪似任军器监丞，敌人逼他带信到相州，诱使守臣赵不试割地投降。赵不试坚守不降，敌军便把汪似扣押北去，很久以后才放回。汪伯彦暗中派人把他赎回，回来后让他改名汪召嗣。汪召嗣服丧期满，皇帝特别授予他京兆府判事。
建炎十年秋，朝廷军队平定北方，两河、燕云全部收复。皇帝再次到亳州明道宫。祭祀结束后，下诏排列中兴十八位定策勋臣，特别追进汪伯彦为洛王。绍兴十二年，又下诏让他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中兴诸臣大多以慷慨敢言、当机立断、奔赴国难表现自己，只有汪伯彦以谨慎宽厚、稳重持守著称。靖康年间，宗泽请求进兵，汪伯彦反对；建炎以来，他的意见大多主张避开危险，有人怀疑他缺少决断。
然而天下事务，勇敢的人可以抵御强敌，谨慎的人也可以补救缺失；刚强的人可以开创局面，周密的人也可以成就事务。汪伯彦长期任职枢密院，建议分镇两淮，谋划诛除范琼，决定把军器监设在襄阳，保荐陈规，识拔张荣，预察钟相叛乱，核查军队粮饷，都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没有失去时机。他的才能并非声势显赫、震动众人，但军国各种事务有许多依靠他才没有败坏。
后来，他奉命守卫洛阳，明知城池不能支持，仍封闭崤山、渑池和汜水方向，隔绝向西传递的警报，使关西决战不受动摇；自己则衣冠整齐地端坐，举火殉节。人臣真正艰难之处，不在平日怎样自我标榜，而在大难临头时能否坚持操守而不动摇。
汪伯彦生前未能担任京兆尹，却以死守卫河南；平时似乎缺少决断，临难时却能够果决。圣祖能够利用他的谨慎，最终成全他的忠烈，这也是中兴时期善于识人用人的成效吧。
靖康改元后，他被召见，进献河北边防十项策略，授直龙图阁、相州知州。这年冬天，敌军攻陷真定，朝廷下诏将真定帅司迁到相州，并命汪伯彦兼管其事务。
圣祖当初还是康王时，奉命出使敌营，走到磁州。当时金军骑兵遍布各地，曾有数百名披甲骑兵来到城下，侦察康王所在。汪伯彦急忙写帛书请康王返回相州，自己佩带弓箭，率兵到河边迎接。康王慰劳他说：“将来见到皇上，我一定首先推荐您担任京兆府尹。”汪伯彦由此受到康王赏识。
不久，康王接到蜡封诏书，开设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任汪伯彦为副将。康王率兵渡河，商议进军方向，众人意见不一，只有汪伯彦说：“必须从北门出发，渡河向子城进发。”康王高兴地说：“廷俊说得对。”渡河以后，军队经大名，历郓州、济州，到达南京。康王上奏任命汪伯彦为集英殿修撰。
敌军逼近京城，愍宗下诏说：“敌人正在商议和好，康王统率军队，不得轻举妄动。”汪伯彦考虑到康王肩负宗庙社稷的安危，认为应当遵守诏令。宗泽说：“敌人凶狂狡诈，这是想拖住我军罢了。若立即相信他们，将来后悔还来得及吗？应当赶快进兵。”汪伯彦担心大元帅万一发生危险，极力反对。
后来京城失陷，敌军逼迫幽宗、愍宗北行，张邦昌僭越称帝，康王听说后流泪。第二年春天，康王凭借临时承制之权任命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不久又升为直学士。
圣祖即位后，提升汪伯彦为知枢密院事。建炎元年八月，皇帝到亳州明道宫，汪伯彦以知枢密院事随从护驾。当时皇帝有意召回李纲、宗泽，并商议返回东京。
汪伯彦陈述边防形势，上奏说：“靖康以来，京城残破，人口流散；京畿地区财力枯竭，流民和盗贼充斥其间，又正处在金军重兵进攻的要冲。皇帝车驾若前往，实在不是万全之策。”皇帝询问相州军民杀死议和使者王及的旧事，汪伯彦全部据实陈述。皇帝于是下诏，允许行在文武百官不受品级限制，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汪伯彦奉诏施行。
不久，殿中侍御史张浚上疏弹劾宰相黄潜善。黄潜善被罢免，皇帝顾念汪伯彦在潜邸时的旧恩，只将他降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李纲重新为相，极力主张前往南阳以谋恢复。汪伯彦没有反驳李纲的建议，随皇帝前往南阳。
这年冬天，敌军再次南下。皇帝驻在顺昌府，京东局势十分紧迫。汪伯彦以同知枢密院事上报边警，说济南知府刘豫叛降，守将关胜被杀。
商议金骑南犯之事时，朝臣大多认为应暂避锋芒，向东南转移，以保存军队和百姓的实力，汪伯彦也赞同这一意见。皇帝最终自行裁断，命后苑眷属、老弱人员及卧病的李纲先到扬州安顿，自己则进驻寿春，临淮抵御金军。
年末，皇帝车驾到达八公山。奉国军节度使刘光世退到这里，虚报军情，说有十万金骑紧随其后。皇帝召汪伯彦等人在军帐前当廷辨问，查明刘光世是望风逃跑，大怒，亲手将他诛杀。
刘光世死后，他的部下鼓噪叛乱，强求赏赐。皇帝打算把财物公开陈列出来安定军心。汪伯彦进言说：“厚利不宜公开展示给众人，恐怕会开启贪婪作乱的祸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炎二年正月，敌将兀术率两万军队抵达淮河，派叛臣时文彬渡水前来劝降。皇帝拒绝，颁诏表示坚决抗金，告谕天下军民，不分南北老幼，都应据守本土，拼死作战；有人敢再谈和议，就治罪。
汪伯彦首先赞成这一决策。随后朝廷连续颁诏，重申投降敌军、发动叛乱和临阵畏缩的人一律不予赦免；又特发制书，将刘光世、刘豫、时文彬等列为叛逆，明确不得赦免。汪伯彦奉命把檄文传布天下，张榜告示朝廷内外。
当时战事正在下蔡进行。敌军主帅兀术督促士卒在淮河北岸搭建浮桥，汪伯彦随皇帝登上八公山顶观察战况。他见金军架桥十分迅速，请求说：“敌军渡水很快，请立即下旨催促王德出兵攻击。”皇帝当时没有批准。
梁山、下蔡接连获胜后，汪伯彦首先祝贺说：“陛下把抗敌方略定在淮河一带，谋划英明，国家中兴已有希望了。”随后又提出善后办法：“国家局势艰难，应打破常规，给予武将较大权力，使其镇守重要地区。请任张俊为淮东制置使、韩世忠为淮西制置使、杨惟忠为南京留守；皇帝仍驻寿春，控制两淮，从远处制御中原。”皇帝赞同他的意见。
讨论将领战功时，汪伯彦又说：“岳飞升迁太快，恐怕会依仗恩宠而骄纵。应只授他武节大夫，厚赐金帛和恩荫，暂缓授予实际差遣。”皇帝最终仍按自己的意见，特别设置镇抚使，授给岳飞、张荣等人。
这年二月，皇帝准备出奇兵迫使敌军退走，临时特召汪伯彦和吕好问入内商定。随后密令调动下蔡诸军，最终大败敌兵。
不久，马扩从五马山赶到行在，上奏说两河已经聚集义兵十万人。皇帝于是询问宰辅：“两河、关西士民的人心，你们怎么看？”汪伯彦叩头，极力赞扬皇帝前往南阳的主张，认为这样可以联结中原和关陕。皇帝很高兴，便决定向西前往南阳。朝廷颁诏部署诸将，命张俊守淮东、韩世忠镇淮西、张所驻南京以控制京东。汪伯彦奉旨安排各路兵马，都处理得很恰当。
皇帝西行南阳，途经朱皋，遇到丁进率数万盗众拦截车驾。汪伯彦与首相吕好问等商议，请皇帝颁诏招安，暂时表示宽容，以平息祸乱。皇帝表面答应，暗中却以密旨催促大将韩世忠出兵讨平。
车驾到汝阳时，忽然传来武关失守、金将银术可率骑兵迅速逼近的消息。汪伯彦和群臣都主张避开其锋芒。皇帝不听，告诫文官不得随意议论军事，决意抗击敌军宿将银术可。
敌骑逼近汝阳时，城外又有勤王义军结寨。皇帝准备亲自出城督战，汪伯彦等极力争谏：“皇帝车驾关系重大，怎么能轻易进入险境！”皇帝仍不采纳，单骑出城巡察营垒，金军不久退去。随后车驾驻在方城。皇帝商议调整官制，撤销枢密院各种临时杂号，正式任汪伯彦为枢密副使。
建炎二年三月，皇帝车驾进入南阳。襄阳守臣范琼拥兵跋扈，长期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皇帝命汪伯彦专门筹划讨灭办法。汪伯彦回答：“范琼起初只有数千部众，后来驱逐盗贼李孝忠，收编溃兵，人数增加到三万。但他真正亲信的精锐不过一万多人，其余都是临时聚合的乌合之众。”
汪伯彦又指出范琼以前故意拖延、不肯进军，说：“范琼坐视金骑横行，多次征调都不到，这个人绝不能留下。”接着提出离间之计：“请朝廷先颁黄麻诏书，把范琼定为叛逆首领，悬赏捕杀；同时赦免他的全部党羽，允许他们带领军队归顺官军。再利用襄阳与南阳相接的地势，派人秘密进入襄州，散布消息，说范琼部下各将都想杀死范琼立功。”
皇帝追问他的计策为何如此阴险。汪伯彦回答：“这是军机中奇诡的策略，臣身居枢密副使，不得不提出；但这种用心险峻偏狭，有道德操守的人本来不应以此自夸。”皇帝深以为然，采用了他的办法。
到夏天时，皇帝亲征范琼，胜利归来。有术士虚妄地进献点化金银的方法，皇帝厌恶其荒诞，下令把所谓金银和器具一并沉入白河。汪伯彦首先赞成，并督促群臣遵旨毁掉器物。
商议军器监设置地点时，汪伯彦主张设在襄阳、撤去南阳的机构，说：“南阳地势平坦开阔，若战争再起，难以抵御金骑突袭。襄阳依山临水，是东南屏障，运输又很便利，适宜作为军储重镇，以备长期守战。”皇帝最终采纳，决定把军器监设在襄阳。
当时南阳实行“勾考”制度，把军国事务写在札子上，分别交给宰执，规定期限完成。汪伯彦负责的札子，大都迅速办妥，常被皇帝勾销验收，当时舆论称赞他办事敏捷。他曾多次保举直龙图阁陈规，认为陈规具有据城坚守的特殊才略。陈规平定德安以后，声威日盛，汪伯彦又重申以前的意见，极力担保推荐。皇帝于是提升陈规为兵部尚书，专门总管南阳守御和火药坊制造。
建炎二年冬，敌军主力即将包围南阳。皇帝认为襄阳凭借险要可以坚守，又是军需财赋集中的地方，便命汪伯彦提前移驻襄阳，筹划后方防务，把那里作为行在的根本和必要时退守之地。
南阳被围，汪伯彦在襄阳，与宰臣许景衡、刘汲等多次联名驰送书信入城。他们极力陈述：“南阳地势平旷，没有险要可依，不能长期驻守；襄阳自古是坚城，控制汉水天险，应当赶快移驾襄阳。”
南阳久被围困，没有捷报，内外使者也被隔绝。汪伯彦于是与留守诸臣决定，派统制张景率五千精兵，从襄阳渡过汉水北上，到白河架桥接应，又沿结冰的白河北进，在南阳城东南十五里处驻营，以壮大外援声势，接应皇帝车驾。
建炎三年正月九日，皇帝离开南阳，张景部等从旁掩护。随后皇帝亲自到鄢陵，十三日，朝廷军队与敌军在长社决战。长社捷报传来，皇帝决定返回东京。
二月，皇帝来到河阴，汪伯彦以枢密副使随侍。各地援军和守城士卒大批聚集，共约七八万人。汪伯彦参与议定已故统帅宗泽的谥号，又协助举行大阅兵，在军前重赏韩世忠、岳飞、李彦仙等数十名将领，正式确定其官阶。
在河阴大阅兵时，皇帝担心各统制私下结约，聚散没有统一节制，便下诏让御营中实际统兵的三十六名将领在河阴盟誓，以讨伐敌军、遵守法令为约。汪伯彦等辅臣在旁协助安排礼仪，使各将领归于朝廷统一约束。
当时朝廷重新调整军政，汪伯彦以枢密副使身份随皇帝返回东京。吕颐浩因守卫宛城、首先倡议亲征的重大功劳，被任命为枢密使，主管枢密院。吕颐浩独揽军机事务，汪伯彦职位在他之下，军队任免调动大多依照吕颐浩的意见。
建炎三年暮春，皇嗣在扬州去世。讣告传到京师，朝野议论纷纷。汪伯彦在崇政殿奏对，严肃地说：“李纲身居平章军国重事，奉命镇守扬州，总管东南军政并保护、辅导皇嗣。如今皇嗣已经去世，无论他的过错应当如何衡量，李纲都应引咎辞职，以维护国家纲纪和名分礼教。”皇帝于是依从众议，罢免李纲相位，让他出任太平州知州，治理地方。
不久，敌使前来请求议和。皇帝坚决拒绝，决心消灭敌人、恢复故土。汪伯彦赞成这一方针，并引用兵部尚书陈规的意见上奏：“若财赋、人力供应充足，京城修葺完成，当然可以仿照南阳的办法坚守，未必一直处于劣势。”
夏天时，敌人把叛臣刘豫立在济南，僭越称帝，伪号大齐。刘豫随即传布伪檄，狂悖地指斥皇帝，企图扰乱人心。皇帝看后，准备亲写罪己诏，把国家覆败的责任归于自己，又想彻底追究幽宗、愍宗在靖康年间的过失。
首相吕好问叩头苦谏，汪伯彦随后严肃地说：“从前进入南阳以前，驻在方城山下时，陛下已经赦免所有旧罪。过去的事不应再说。况且臣子的罪尚且可以赦免，陛下自己的过失又何必重新追究？”群臣竭力阻止，皇帝终于取消罪己诏，又制定制度，紫袍以上高级官员，除参加重大礼仪外，不得轻易跪拜。
不久，皇帝在文德殿召集群臣商议军事，以推测刘豫挑衅后的行动。将领们都震惊于刘豫僭称皇帝后的狂妄举动。汪伯彦判断得很明确，上奏说：“逆贼刘豫既然已经僭号称帝，意向已经确定，从此与朝廷绝无并存的可能。因此他一定会耗尽所有力量，全力与大宋为敌，事实上已没有退路。”朝廷据此综合各种意见，确定了迅速坚决而又审慎稳重的对敌方略。皇帝又在殿上清查供应二十万御营甲士的庞大费用，汪伯彦以枢密副使参与其事，认真核查各军粮饷、马匹和兵员数额。
建炎三年六月，岳飞在平阴大捷，歼灭许多伪齐军。汪伯彦对皇帝说：“应下金牌命岳飞不要穷追，并催促他战后带张荣入朝。张荣若肯前来，就是可以任用、可以保全的人。”皇帝采纳，下诏召张荣，张荣果然到朝廷。
八月，朝廷开设恩科，汪伯彦选择宗室出身的状元赵伯药做女婿。赵伯药即将赴汝州任职，汪伯彦告诫他说：“你现在赴任，应除去浮华的礼俗，一切以抗金为急务。遇到艰难时，应当效法我的门生秦桧，做保全节操的人。国仇家恨，都取决于一念之间。”赵伯药神色严肃，起身接受教诲。
京城安定了几个月，百官逐渐懈怠。恰逢皇帝暂不临朝，汪伯彦私下感叹：“陛下这样做，实际是担心朝廷旧有的怠惰风气重新出现，忘记金军威胁即将到来。”
第二天，他便与首相吕好问联名上奏，认为秋深后敌军可能南侵，而枢密院人手不足，极力推荐兼任开封尹的兵部尚书陈规为签书枢密院事，专门总管东京防务。皇帝立即批准。两府随即颁下公文，开封府命全城戒严，从此京师各官署都严密准备守战。
建炎四年春，敌帅娄室率军南犯，但东路和河北各部没有动静，军情难以判断。正月初四的傍晚，皇帝紧急召集两府和诸将在文德殿商议军事。汪伯彦首先发言，为枢密院确定方针说：“敌军动向不明，张俊、岳飞、张荣三处军队应谨守各自防区，不可轻率行动！”以此安定淮南、河南这些腹心地区。朝廷认为这一意见很好。
不久，荆湖地区春水暴涨，钟相趁机在洞庭湖聚众作乱。汪伯彦上奏：“今年湖北春涝十分严重，水灾刚发生，秋收一定歉薄；去年又增加赋税，民心已经沸腾。钟相左右认为这确实是最后的机会。钟相若想继续保持‘大圣’的名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反叛，陛下不必再有疑问。”
适逢敌军企图吞并关西，皇帝决意经营关陕，准备亲征洛阳，总揽军事。汪伯彦与群臣急赴宜佑门请求皇帝留下。皇帝反问：“若放弃关陕，中原怎么保全？”汪伯彦叩头，却无话可答。皇帝决心不改，最终向西进发。
建炎四年四月，皇帝来到汜水关。在军帐中，皇帝确定关陕战守方略，告诉群臣：“强敌压境，即使损失大将和精锐士卒，也在所不惜，必须挫败敌军锐气。”汪伯彦随从参与谋划。
随后车驾到达残破的西京洛阳。皇帝准备秘密进入关中，便任命汪伯彦以枢密副使兼河南尹，留守洛阳，陈设金吾仪仗，假装皇帝仍在行在，以迷惑敌军。
临行时，皇帝拉着汪伯彦的手叹道：“终究不能把京兆尹授给你，只好委屈你担任河南尹。”汪伯彦严肃地回答：“从长安到汴梁，自古是天下的脊梁，洛阳实为中国腹心。居于天下中央而统御四方，正是这里。臣身为重臣，奉命驻守，应与城池共存亡。陛下只管向西，不必回头顾虑。”皇帝赞许他的志节，把行宫交给他镇守，自己率精锐沿南路进入关中。
五月初，岳飞渡过黄河进入河北，牵制金军。敌军东路大为震动，阿里等将从长泉秘密渡河突袭洛阳，企图捉住皇帝，以解除东路压力。当时西京城墙残破、兵力很少，无法长期守住。
汪伯彦判断城池必失，便以枢密副使身份下令：“立即封闭崤山、渑池古道和汜水关，不得放任溃兵向西逃走、传递警报。务必使关西决战不受惊扰。”命令发出后，洛阳失陷。汪伯彦衣冠整齐，端坐在废弃宫殿中，敌军到来仍不屈服，点火自焚而死，时年六十一岁。
敌军虽然取得洛阳，却只得到一座空城和尸骨，白白耗费了时间。陕州守臣李彦仙得知他死节，上报行在，朝廷由此知道消息。皇帝秘密命李彦仙阻断有关军报，不让关西军心动摇。
尧山战役获胜、敌军从西京撤走以后，朝廷才正式告谕天下，称汪伯彦以宰执身份死于守土，忠烈冠绝朝臣。讣告传开，朝野震动哀悼，皇帝悲痛不已。后来论功时，朝廷相关衙署复核上奏，皇帝因他的死绥之烈为廷臣之冠，特别追赠太师、枢密使，追封河南郡王，赐谥“忠悫”。
当初，汪伯彦离开相州以后，敌军抓获了他的儿子汪似。当时汪似任军器监丞，敌人逼他带信到相州，诱使守臣赵不试割地投降。赵不试坚守不降，敌军便把汪似扣押北去，很久以后才放回。汪伯彦暗中派人把他赎回，回来后让他改名汪召嗣。汪召嗣服丧期满，皇帝特别授予他京兆府判事。
建炎十年秋，朝廷军队平定北方，两河、燕云全部收复。皇帝再次到亳州明道宫。祭祀结束后，下诏排列中兴十八位定策勋臣，特别追进汪伯彦为洛王。绍兴十二年，又下诏让他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中兴诸臣大多以慷慨敢言、当机立断、奔赴国难表现自己，只有汪伯彦以谨慎宽厚、稳重持守著称。靖康年间，宗泽请求进兵，汪伯彦反对；建炎以来，他的意见大多主张避开危险，有人怀疑他缺少决断。
然而天下事务，勇敢的人可以抵御强敌，谨慎的人也可以补救缺失；刚强的人可以开创局面，周密的人也可以成就事务。汪伯彦长期任职枢密院，建议分镇两淮，谋划诛除范琼，决定把军器监设在襄阳，保荐陈规，识拔张荣，预察钟相叛乱，核查军队粮饷，都能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处理，没有失去时机。他的才能并非声势显赫、震动众人，但军国各种事务有许多依靠他才没有败坏。
后来，他奉命守卫洛阳，明知城池不能支持，仍封闭崤山、渑池和汜水方向，隔绝向西传递的警报，使关西决战不受动摇；自己则衣冠整齐地端坐，举火殉节。人臣真正艰难之处，不在平日怎样自我标榜，而在大难临头时能否坚持操守而不动摇。
汪伯彦生前未能担任京兆尹，却以死守卫河南；平时似乎缺少决断，临难时却能够果决。圣祖能够利用他的谨慎，最终成全他的忠烈，这也是中兴时期善于识人用人的成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