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文宪胡寅 下（翻译）
建炎十一年，吕颐浩病势危重。朝廷议论想召秦王韩世忠进入枢密院，并让他镇守燕云。
胡寅听说后，上疏说：“秦王功劳很高，声望很重，燕云本来确实需要借助他的军威来震服当地。但他已经统领镇朔军，又负责查办、整治燕云豪强；若再让他兼有枢密院和使相的权力，军事统帅权与宰相权便会全归一人。秦王即使没有私心，也会像无罪之人因怀藏宝玉而获罪一样，这并不是保全秦王的办法。”奏疏送入宫中，皇帝留在禁中，没有公开批复。
后来吕颐浩去世，皇帝采用他的遗奏，召晋王李彦仙进入燕京，授平章政事，任燕云使相。韩世忠仍统领镇朔军，只管军事；胡寅则以燕山路经略使的身份安抚、整顿州县，与李彦仙、韩世忠分别承担民政和军务。
此前，沈揆以东南公阁阁员的身份随军进入河北，朝廷临时任命他主持涿州政务。这年夏天，沈揆审查涿州百姓，凡曾接受敌方官职、向敌军供应草料粮食的人，一概按金人党羽论处，没收田宅，拘捕亲属；即使是被迫服役、暗中向朝廷输送诚意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
涿州因此大为骚动，刚刚登记户籍、返回旧业的新附百姓，又成群逃亡。胡寅听说后，亲自检查涿州案卷，发现沈揆把许多良民当作敌党而没收产业，便对韩世忠说：“大王的威势足以震服豪强，怎能让小官吏借用大王的名义，随意杀人、没收百姓财产，以此邀取功赏呢？”胡寅随即将此事上报东京。赵鼎也上疏说：“新收复地区所忧虑的，不是官员不敢办事，而是他们轻率妄为，不懂得节制。”皇帝采纳赵鼎、胡寅的意见，下诏制定新复州县官员的考核标准，涿州的骚乱才逐渐平息。
这一年，朝廷商议治理黄河，皇帝巡察河道。张浚以枢密使兼管河渠和武备事务，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随行。张浚建议借治理黄河之役收纳流民、退役士卒和旧厢军，把他们安置在河边，每日供应干粮，另建住所；等服役期满，再按功劳等级授田，或者编入卫所。
胡寅认为这一办法可以救活百姓，但必须先建立明确簿册，便进言说：“若让流民、退役士卒和旧厢军参加河工，必须先建立工程和粮食簿籍。每天吃多少、领多少、做多少工，都要登记在固定簿册中。否则名义上是赈济安置，实际上同强征百姓服役没有区别。”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炎十二年，黄河治理工程开始施工。胡寅与肃政河防使张荣巡行到商胡旧决口，查出其中一段河工的人名册、粮食账册和实际工程成效彼此都不相符合。账上记载有三千名役夫，实际到工的不足两千；仓库账册写着每天粮食都足额发放，役夫却大多只能吃糠秕；生病受伤的人没有减免劳役的登记，已经逃亡的人反而还在冒领口粮。张荣十分愤怒，准备依军法处死主管粮食的官吏和都水机构旧吏。
胡寅到达后，详细询问役夫来自何处、实际发粮多少、有无病伤、轮班期限以及服役结束后的安置，随后对张荣说：“贪官污吏可以杀，挨饿的百姓却不能一概治罪。鲁王千万不要因为簿册不清，连无处申诉的人也一并处罚。”
张荣于是按军法处治侵吞工程粮食、利用虚假名册冒领供给的首要人员。胡寅不许牵连因病伤、饥饿或没有登记而逃走的役夫，先发给粮食加以安置，又命这一河段另立三种簿册：人簿记载姓名、籍贯以及流民、退役士卒、旧厢军等身份，病伤和逃亡情况都登记其中；粮簿记载每日定额、仓库发出数和实际领取数；工簿记载每天负责的工段、轮班期限以及服役期满后的计功结果。
三种簿册每天都由河工官员、肃政营官员和州县仓吏共同签押。病伤者另入专门名册，不得冒记为逃役；服役期满者凭工簿授田，或编入卫所。张浚收到报告后，把这种办法下发到各处河段，命令一律依照三簿施行。胡寅与张荣又带领肃政营，定期按簿册巡察，河工中的各种弊端逐渐减少。
建炎十三年，宇文虚中因年老退休，枢密院出现职位空缺。皇帝认为胡寅熟悉燕云军民、黄河水利、屯田授田等事务，便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仍留在燕京，参与北方军政、河渠、屯田和卫所事务。
胡寅随即上疏说：“火药是军国利器，不能分散隶属于各机构、各军。若过于分散，盗卖、私造和误用的弊端必然发生。请让神机作统一负责制造和储藏，并在御前班直中另设火器营；遇到征战或大型工程时，奉诏出动，不让各路统帅自行调遣。”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陈规又为神机作制定经费、官匠、试放、储藏、防潮和禁火等制度，神机火器营从此成为正式制度。
这年冬天，西辽国主耶律大石平定西域，答应把河西故地归还朝廷。建炎十四年，他又暗中煽动大同和契丹各部作乱。朝臣有人主张调秦王韩世忠的镇朔军出塞讨伐叛乱。胡寅急赴东京，当面奏道：“燕云刚刚归附，北方门户的安定，正依靠秦王的威望和镇朔军的兵力。如今突然把镇朔军调出塞外，燕京豪强、新附各部和契丹旧族都会观望两边，叛乱形势未必不会扩大。请把神机火器营派往边境实战，以检验其优劣；再另选能够办事的将领，分统两路，分别平定大同和契丹各部。”
恰逢御前副统制官李世辅听到这一建议，请求亲自率神机营赴边。几天后，魏王岳飞也上疏推荐曲端，让他出塞讨伐契丹叛乱。皇帝于是命曲端和李世辅各自领兵，分道出征。
不到两个月，大同和契丹各部的叛乱全部平定。平叛以后，朝廷中很多人想乘胜夺取河西。胡闳休上疏极力反对，胡寅也赞同他的意见，说：“这次讨叛的军队，足以显示朝廷的威严而已，不能凭借一时胜气就发动大战。如果立即同西辽争夺，一处边境冲突很可能演变成两国全面战争。”皇帝于是听从胡闳休的意见，礼待耶律大石，暂且让他代为统辖河西，同时用商旅往来和武威驻军等条件加以约束，没有立即出兵收取河西。
建炎十五年春，胡安国去世。胡寅上疏请求解除枢密院职务，回乡服丧。皇帝认为北方军政仍需要胡寅总管，不想准许他离职，准备以胡安国不是他的生父为理由，命他停止服丧、重新任职。
胡寅回答说：“建炎八年的事情，天下人早已清楚臣所承认的父亲是谁。如今又执着于生父名分来欺骗天下，我身为大臣，还有什么脸面立在朝廷上？”皇帝沉默，最终准许他服父丧。胡寅于是解职回家，居丧在外。
建炎十六年，太上道君皇帝去世。朝廷讨论他的庙号。当时万俟卨任户部尚书，提出宗庙世系和祭祀次序的方案。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下诏改称哲宗为皇考，道君皇帝为皇伯考，渊圣皇帝为皇伯兄，并确定太上道君皇帝庙号为幽宗。
胡寅正在服丧，听说此事后写了一篇《论佞臣》，大意说：“君主所忧患的，并不是廷臣违逆自己的意思，而是心中有所欲求还没有说出，身边的人已经曲意替他组织说辞；心中有所厌恶还没有发作，近臣已经先替他制定办法。宗庙礼制纵然有顺应时势而改变的必要，也必须依据公论，怎能让宠幸之臣借礼制谋取仕进呢？”文章传播开来，朝廷内外都知道胡寅所指的是万俟卨。皇帝没有追究胡寅，而万俟卨不久便被免职。
十一月，京津轨路即将建成，却有五百名役夫死于风雪。李光因此上《治安疏》，严厉批评这一过失，皇帝于是下罪己诏。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胡寅拿出自己的钱，让门人沿京津轨路调查死者，记录姓名、籍贯、劳役名籍、死亡地点和遗属情况，汇编为《役死录》，送交都省，请求重新核实，发给丧葬和抚恤钱物。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
建炎十八年初，胡寅服丧期满。皇帝召他入朝，打算再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胡寅辞让说：“臣过去得以进入枢密院，并不是因为懂得军事，只是因为燕云刚刚归附、河防刚刚兴办，军民事务的职权混杂，所以临时充任空缺。如今北方边境稍稍安宁，枢密院职位应当交给熟悉军机的人。臣既已解职，不敢再次承当。现在陛下迁都燕京，宫廷和中枢制度应当进一步整理，愿让臣主管翰林事务，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恰在此时，燕京太学几名学生私下议论迁都劳民、轨路役夫死亡以及皇城卫侦察过密。皇城卫侦察官上奏，指控他们诽谤皇帝、迷惑众人、暗中结党，于是夜间逮捕几人。消息传出，士人舆论大为震动，都说迁都不久便先兴起了由皇帝直接干预的案件。
皇城司都指挥使张景得知此事，上疏请求划分、限制皇城司的职权，自称：“臣出身武将，不熟悉法律和公文，机密侦察这种职责，不敢再参与。”胡鼎等人接着上奏，请求稍加压缩皇城卫的权力。
胡寅入宫回答说：“皇城司权力过于严密，同皇帝接触太近，主管事务太多，这是制度本身的弊病。侦察机构的职责，是防备奸谋和变乱，并不是代替御史台审理案件；至于宫禁日常事务和普通文书传递，更不应全归机密机构。”皇帝采纳他的建议，任命胡寅为翰林掌院学士。又下诏规定：皇城司侦察所得，凡涉及官员、士人和民间言论的，应当用公文移交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审讯，皇城卫不得自行设狱办案；普通文书的递送，全部交由内侍省负责。
建炎十八年秋，赵鼎将要卸任首相，朝廷内外逐渐担忧朋党问题。赵鼎夜里召胡寅谈话，忧虑朝中议论重新分裂成不同门户。
几天后，新戏《梁祝》在燕京盛行，许多廷臣认为它的情节和意旨荒诞悖礼。胡寅上疏说：“《梁祝》这出戏重私人情爱而轻礼法，有损风教，请停止演出。”皇帝没有采纳，亲笔批示说：“你认为它荒诞悖理，朕却认为它很好。”
随后，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接着胡寅的奏疏论事，又弹劾杨沂中倚仗宠信、纵容部下。中书舍人汤思退也上疏辩论，认为胡寅喜欢制造事端，并暗中讥刺他结交言官、培植党羽。陈俊卿过去受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两人的奏章接连上呈，彼此攻击日益激烈。
皇帝于是召陈俊卿、汤思退入宫问话，以唐代牛李党争询问他们。陈俊卿说：“所谓牛李党争，不过是晚唐政事艰难、人事反复，怨恨不断积累而形成。”汤思退说：“所谓牛李党争，实际是一派结交依附，争夺权力。”
后来皇帝到香山，召集大臣开会。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铨等人到达时，皇帝正在同胡寅谈论牛李党争。胡寅说：“讨论朋党，不必只追究他们最初是否有结党的本心。如果天下人已经根据某人的升降进退来推测朝廷将任用或罢免谁；地方军镇和外国也根据某人在不在朝廷，判断国家政策是强硬还是缓和，那么结党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赵鼎、张浚等人听后，都沉默不语。
皇帝告诫群臣说：“士大夫彼此相知、相互交往，形势上不可能完全没有朋党。朝廷真正应当禁止的，是借朋党议论妨碍国政、扰乱选官，超越职分侵犯他人权力，或者借天下公论满足个人私争。这些事情，朝廷绝不宽恕。”群臣都严肃听命。香山会议确定以后，赵鼎退入公阁，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皇帝又任命胡寅为都省副相，让他参与整顿官员选任，并命他汇总建炎以来官制沿革，重新制定典章。
胡寅于是汇集建炎以来的各项制度和官制变化，召集都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太学、六部、寺监的官吏以及学官、学生数百人，分组校订。胡寅总管典章修订，首先以区分名目、确定实权为原则，辨明职官、散阶、差遣、勋职、荣衔、爵位、司衔和行衔之间的区别。
职官用来明确固定职权和责任；散阶用来排列品级、发给俸禄；差遣用来承担一时事务；勋职用来区分秘阁、公阁中的班次；荣衔用来提高礼遇；爵位用来表彰封赏和作为身后赠典；司衔、行衔用来确定官营机构与各种国家行务中的职任。凡有固定职责的事务，归入职官。
临时发生的事务，归入差遣。差遣长期不撤的，每年重新审核，或保留，或废除，或升为常设机构。爵位和荣衔只属于恩礼，不得因此干预政务。皇城卫、内侍省、翰林院、御史台等机构，也都重新划定职权，各有明确界限。
建炎二十年，全书完成，皇帝赐名《建炎会典》，共一百二十卷。开头列《官制总例》，其下分为八典：《都省百司典》《枢密兵制典》《台谏内制典》《诸路州县典》《差遣制置典》《阶勋封爵典》《学校行务典》《礼刑祠祀典》。从此，建炎以来战争时期的临时措施、旧制度的遗存和新创设的国家行务，第一次都使名称与实际职权相符，归入长期遵行的正式典制。
建炎二十一年，明州几个海商家族共同出资建造海船出洋，曾凭加盖印押的契券向天下汇通借款，又把船只、货物、工坊器具和海贸股份作为抵押。后来船队遭遇风暴，多艘船损坏，货物散失，受雇水手和船匠接连死伤。
各出资人相互推卸责任，天下汇通请求依照抵押物收回债款，死者家属请求发给抚恤；船队掌柜妻子的家族又说，作为妻子嫁妆财产的那部分股份，妇人本人从未签押，不能一并作为抵押物。明州官府起初把掌柜下狱，准备以欺诈、拖欠债务不偿和侵吞货物等罪治罪；但各方陈述纷乱，案件无法判决，便上报都省请求裁断。
皇帝召胡寅和刑部尚书陈康伯入宫商议。陈康伯审阅案卷后说：“负债本身未必构成犯罪，有欺诈才构成犯罪；货物损坏未必构成犯罪，有侵吞盗取才构成犯罪；雇工死伤未必构成犯罪，隐瞒不予抚恤，或虐待役使导致死亡，才构成犯罪。”
胡寅进言说：“过去赵普用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然而今天的事务，已不像开国初年那样简单。中兴以来，工坊、矿冶、轨路、汇通、社产、海贸日益繁盛，只用一部《刑统》统摄一切，法律原则已有不周全之处。契约、财产、婚姻、继承、雇役、偿债，应归入民律；杀伤、欺诈、贪赃、毁坏公共器物，应归入刑律；发兵、军储、军机、临阵和军队抚民，应另立军律。”
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设立详定三律所，由胡寅主持，刑部尚书陈康伯共同主持。朝廷于是召集刑部、大理寺、御史台、枢密院、户部、天下汇通、市舶司、天下轨路、皇家海贸等机构的官属和行务官员，又选取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的博士、教授，分组修订法律。
胡寅总修三律，首先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使债务、抵押、雇役、婚姻、继承等争讼一律适用民律，不得轻易投入刑狱。《民律》制定后，再次宣布废除贱民户籍的名目，天下正式编户中，凡没有犯罪身份者，一律视为良民。商人大宗交易，必须有加盖印押的契券，官府依照契约判决；妇女的嫁妆财产，若无妇人本人亲自签押，丈夫、父亲或兄长不得擅自抵押；矿冶、海舶、工坊和轨路中的雇工发生死伤，业主、行会和主管机构都要依法给予抚恤。
《刑律》以《刑统》为基础删修，去掉其中混杂的民事条文，专门处理杀伤、抢劫盗窃、欺诈伪造、贪赃、毁坏公共器物、伪造汇币、拐卖人口、散布妖言迷惑众人等案件。又明确规定验尸、勘察现场、核对物证和复核案卷的方法。州县司法官员若不根据证据检验，只靠拷打取得口供而判成案件，日后查明冤枉，主持审讯的人要反过来承担相应罪责。
《军律》统一各军的法律，凡各军原有的私人营规和将帅家法，一律废除。没有皇帝诏令和枢密院公文而擅自调兵、临阵逃跑、克扣军粮、泄露军机、杀害良民冒报战功、纵兵抢劫的，都明确规定罪名和刑罚。军士若不是在战场上，也不是因执行军务而触犯民律、刑律，军中不得包庇，必须送交所属州县官府，按照《民律》《刑律》处理。都督、统制官以上高级将领犯法，州县不得擅自拘捕，必须上报枢密院和刑部共同审讯。
建炎二十四年，《建炎三律》完成。朝廷下诏把《民律》《刑律》《军律》颁行天下，命国子监、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以及刑部、大理寺、枢密院分别依照自身职掌讲解，使州县官员、军府吏员和各国家行务主管都懂得遵守。
这年冬天，河西七州归附。第二年春，朝廷以新归的河西七州设置河西路。胡寅的疾病日益加重，仍然参与商议河西的行政制度。他说：“河西是中国故土，也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如今已经归来，不能只满足于取得几个州县的名义。应当先理清户口、田籍，打通商路，兴办学校，明确法令，使当地蕃、汉百姓都知道朝廷取得土地，最重要的仍在安定人民。”皇帝于是下诏，河西路先清查户口、田亩，整顿关市和驿道，暂缓重税；归附部族、往来商旅、军屯和州县官府，都分别建立固定制度。
胡寅从建炎初年随从皇帝，淮上抗敌、南阳守城、还都东京、经营关西、接收燕云等重大政务，他都亲自参与。建炎十八年以后，又先后总修《建炎会典》和《建炎三律》。胡寅平时喜欢饮食，爱吃肉类和海鲜。到建炎二十五年春，痹病更加严重，手脚肿痛，坐立行走都很困难。
这年冬天病势加重，皇帝命太医急赴诊治，过了很久才稍有好转。胡寅于是上疏请求解除职务、退休。皇帝没有答应。胡寅再次上章说：“臣在年富力强时，尚不足以承担天下重任；如今衰病到这种程度，怎能继续冒居显位？若因陛下旧日恩遇而留恋职位不退，便是臣辜负国家。”皇帝最终批准，命他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的荣衔退休。
胡寅退休后，在燕京休养半年，又请求前往洛阳，主持伊洛学宫讲学。朝廷任命他为伊洛学宫山长。胡寅在讲席上，不只讲解字义和经书章句，常常列举北伐、河防、军政、商旅、州县治理等实际事务，以阐发原学经世治用的宗旨。
胡寅经常对学生说：“谈论天理，不能只寄托在空洞议论中，必须在实际事务中验证。心中保存《春秋》的大义，遇事又能格物致知，天下治平的道路就在这里。”学生因此称他为致堂先生。
建炎二十七年，足病再次发作，病情逐渐加重，已经不能久坐讲课，便回家调养。但他的讲论没有停止，仍口授经义，由儿子胡大原执笔记录。
胡寅志向气节豪迈。刚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答应。后来胡安国很看重秦桧在靖康年间守节的名声，胡寅也同秦桧有旧交。秦桧后来出仕金朝，胡寅把过去同他往来的书信全部焚毁。到晚年，万俟卨提出宗庙礼制方案，胡寅写《论佞臣》加以讥刺，朝廷内外由此知道他已经同万俟卨决裂。
建炎二十八年秋，朝廷下诏修整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命赵鼎、张浚、胡寅共同审定碑文。三人来到太学旧堂，正遇下雨，便在堂上稍作休息。
赵鼎说：“当年没有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哪里想到还能有今天呢？”张浚说：“我一生谈论军事很多，但‘懂兵’二字始终不敢自居。只有靖康年间没有签署议状，这一生还算可以无愧。”
胡寅笑着对赵鼎说：“冀王身体还这样健壮，做了十四年首相，今天还要参与碑文吗？”又笑着对张浚说：“汉王平生喜欢办事，又爱独断，竟在宰执位置上二十四年。幸好晚年知进退，所以今天还能在旧堂相对而坐，一同听屋檐下的雨声。”张浚笑而不答。赵鼎作诗赠给胡寅。胡寅说：“我所写的稿子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病后恐怕最终不能写完。后面的事还要依赖两位兄长继续整理。”赵鼎、张浚都答应了。
雨停以后，胡寅在东京旧宅设酒款待赵鼎、张浚，派人买来酒蟹、姜虾、热制鸭肴等京城旧日风味，与二人相对饮酒进食。赵鼎、张浚劝他稍微节制饮食。胡寅笑着说：“我这一生想看到的事情，十件中已经实现了六七件。即使今天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几天后，胡寅病势危重，在东京私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赵鼎、张浚都前往哭祭。
胡寅去世的消息传到燕京，皇帝很久没有说话，回头对左右说：“明仲这一去，朕最亲信的正直大臣，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呢？”朝廷下诏追赠太师，追封福王，赐谥文宪，停止朝会四天，命按王礼安葬。又下诏收取胡寅遗书，分别收藏在秘阁、太学和伊洛学宫。
胡寅流传于世的著作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门人辑录他的讲学言论，称《致堂语录》；又汇编奏议、书信、诗文，编成《斐然集》三十卷。绍兴十二年，朝廷下诏让胡寅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道：
靖康年间天下动荡，士人能够不受伪政权玷污的很少。赵鼎、张浚、胡寅一同藏身太学，不在议立张邦昌的文书上署名，后来都成为中兴名臣。
赵鼎承担治平政务，张浚承担建立功业，胡寅承担维护名分和法度。所谓“名”，不是求取世间声名的名；所谓“义”，也不是拘守某一细节的义。君臣、父子、文武、功罪、民事、刑狱、军国各有自己的界限，天下实际事务才有明确归属。
胡寅起初以《春秋》大义自我砥砺，言论大多刚直急切，近乎严峻；后来经历战争，考察军府，处理转运，巡按州县，才懂得大义不能只靠空谈维持，临时权宜不能长期沿用，而名分又不能随意混乱。因此，他在危难中不顾自身，议论政事不回避皇帝，居官不贪恋荣华，将死也不留恋生命。他想保全的，不是个人清名，而是国家君臣能够有始有终的根本信义。
到他晚年，战乱已经平定，治理制度逐渐完备，《建炎会典》和三律都已建立；生前既看到自己的理想实行，身后又使学说得以流传。古人所谓名臣，难道只是凭高论和气节得名吗？像胡寅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以制度名分要求实际相符，以道义原则帮助现实事务成功。
胡寅听说后，上疏说：“秦王功劳很高，声望很重，燕云本来确实需要借助他的军威来震服当地。但他已经统领镇朔军，又负责查办、整治燕云豪强；若再让他兼有枢密院和使相的权力，军事统帅权与宰相权便会全归一人。秦王即使没有私心，也会像无罪之人因怀藏宝玉而获罪一样，这并不是保全秦王的办法。”奏疏送入宫中，皇帝留在禁中，没有公开批复。
后来吕颐浩去世，皇帝采用他的遗奏，召晋王李彦仙进入燕京，授平章政事，任燕云使相。韩世忠仍统领镇朔军，只管军事；胡寅则以燕山路经略使的身份安抚、整顿州县，与李彦仙、韩世忠分别承担民政和军务。
此前，沈揆以东南公阁阁员的身份随军进入河北，朝廷临时任命他主持涿州政务。这年夏天，沈揆审查涿州百姓，凡曾接受敌方官职、向敌军供应草料粮食的人，一概按金人党羽论处，没收田宅，拘捕亲属；即使是被迫服役、暗中向朝廷输送诚意的人，也大多受到牵连。
涿州因此大为骚动，刚刚登记户籍、返回旧业的新附百姓，又成群逃亡。胡寅听说后，亲自检查涿州案卷，发现沈揆把许多良民当作敌党而没收产业，便对韩世忠说：“大王的威势足以震服豪强，怎能让小官吏借用大王的名义，随意杀人、没收百姓财产，以此邀取功赏呢？”胡寅随即将此事上报东京。赵鼎也上疏说：“新收复地区所忧虑的，不是官员不敢办事，而是他们轻率妄为，不懂得节制。”皇帝采纳赵鼎、胡寅的意见，下诏制定新复州县官员的考核标准，涿州的骚乱才逐渐平息。
这一年，朝廷商议治理黄河，皇帝巡察河道。张浚以枢密使兼管河渠和武备事务，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随行。张浚建议借治理黄河之役收纳流民、退役士卒和旧厢军，把他们安置在河边，每日供应干粮，另建住所；等服役期满，再按功劳等级授田，或者编入卫所。
胡寅认为这一办法可以救活百姓，但必须先建立明确簿册，便进言说：“若让流民、退役士卒和旧厢军参加河工，必须先建立工程和粮食簿籍。每天吃多少、领多少、做多少工，都要登记在固定簿册中。否则名义上是赈济安置，实际上同强征百姓服役没有区别。”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建炎十二年，黄河治理工程开始施工。胡寅与肃政河防使张荣巡行到商胡旧决口，查出其中一段河工的人名册、粮食账册和实际工程成效彼此都不相符合。账上记载有三千名役夫，实际到工的不足两千；仓库账册写着每天粮食都足额发放，役夫却大多只能吃糠秕；生病受伤的人没有减免劳役的登记，已经逃亡的人反而还在冒领口粮。张荣十分愤怒，准备依军法处死主管粮食的官吏和都水机构旧吏。
胡寅到达后，详细询问役夫来自何处、实际发粮多少、有无病伤、轮班期限以及服役结束后的安置，随后对张荣说：“贪官污吏可以杀，挨饿的百姓却不能一概治罪。鲁王千万不要因为簿册不清，连无处申诉的人也一并处罚。”
张荣于是按军法处治侵吞工程粮食、利用虚假名册冒领供给的首要人员。胡寅不许牵连因病伤、饥饿或没有登记而逃走的役夫，先发给粮食加以安置，又命这一河段另立三种簿册：人簿记载姓名、籍贯以及流民、退役士卒、旧厢军等身份，病伤和逃亡情况都登记其中；粮簿记载每日定额、仓库发出数和实际领取数；工簿记载每天负责的工段、轮班期限以及服役期满后的计功结果。
三种簿册每天都由河工官员、肃政营官员和州县仓吏共同签押。病伤者另入专门名册，不得冒记为逃役；服役期满者凭工簿授田，或编入卫所。张浚收到报告后，把这种办法下发到各处河段，命令一律依照三簿施行。胡寅与张荣又带领肃政营，定期按簿册巡察，河工中的各种弊端逐渐减少。
建炎十三年，宇文虚中因年老退休，枢密院出现职位空缺。皇帝认为胡寅熟悉燕云军民、黄河水利、屯田授田等事务，便任命他为枢密副使，仍留在燕京，参与北方军政、河渠、屯田和卫所事务。
胡寅随即上疏说：“火药是军国利器，不能分散隶属于各机构、各军。若过于分散，盗卖、私造和误用的弊端必然发生。请让神机作统一负责制造和储藏，并在御前班直中另设火器营；遇到征战或大型工程时，奉诏出动，不让各路统帅自行调遣。”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陈规又为神机作制定经费、官匠、试放、储藏、防潮和禁火等制度，神机火器营从此成为正式制度。
这年冬天，西辽国主耶律大石平定西域，答应把河西故地归还朝廷。建炎十四年，他又暗中煽动大同和契丹各部作乱。朝臣有人主张调秦王韩世忠的镇朔军出塞讨伐叛乱。胡寅急赴东京，当面奏道：“燕云刚刚归附，北方门户的安定，正依靠秦王的威望和镇朔军的兵力。如今突然把镇朔军调出塞外，燕京豪强、新附各部和契丹旧族都会观望两边，叛乱形势未必不会扩大。请把神机火器营派往边境实战，以检验其优劣；再另选能够办事的将领，分统两路，分别平定大同和契丹各部。”
恰逢御前副统制官李世辅听到这一建议，请求亲自率神机营赴边。几天后，魏王岳飞也上疏推荐曲端，让他出塞讨伐契丹叛乱。皇帝于是命曲端和李世辅各自领兵，分道出征。
不到两个月，大同和契丹各部的叛乱全部平定。平叛以后，朝廷中很多人想乘胜夺取河西。胡闳休上疏极力反对，胡寅也赞同他的意见，说：“这次讨叛的军队，足以显示朝廷的威严而已，不能凭借一时胜气就发动大战。如果立即同西辽争夺，一处边境冲突很可能演变成两国全面战争。”皇帝于是听从胡闳休的意见，礼待耶律大石，暂且让他代为统辖河西，同时用商旅往来和武威驻军等条件加以约束，没有立即出兵收取河西。
建炎十五年春，胡安国去世。胡寅上疏请求解除枢密院职务，回乡服丧。皇帝认为北方军政仍需要胡寅总管，不想准许他离职，准备以胡安国不是他的生父为理由，命他停止服丧、重新任职。
胡寅回答说：“建炎八年的事情，天下人早已清楚臣所承认的父亲是谁。如今又执着于生父名分来欺骗天下，我身为大臣，还有什么脸面立在朝廷上？”皇帝沉默，最终准许他服父丧。胡寅于是解职回家，居丧在外。
建炎十六年，太上道君皇帝去世。朝廷讨论他的庙号。当时万俟卨任户部尚书，提出宗庙世系和祭祀次序的方案。皇帝采纳他的意见，下诏改称哲宗为皇考，道君皇帝为皇伯考，渊圣皇帝为皇伯兄，并确定太上道君皇帝庙号为幽宗。
胡寅正在服丧，听说此事后写了一篇《论佞臣》，大意说：“君主所忧患的，并不是廷臣违逆自己的意思，而是心中有所欲求还没有说出，身边的人已经曲意替他组织说辞；心中有所厌恶还没有发作，近臣已经先替他制定办法。宗庙礼制纵然有顺应时势而改变的必要，也必须依据公论，怎能让宠幸之臣借礼制谋取仕进呢？”文章传播开来，朝廷内外都知道胡寅所指的是万俟卨。皇帝没有追究胡寅，而万俟卨不久便被免职。
十一月，京津轨路即将建成，却有五百名役夫死于风雪。李光因此上《治安疏》，严厉批评这一过失，皇帝于是下罪己诏。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胡寅拿出自己的钱，让门人沿京津轨路调查死者，记录姓名、籍贯、劳役名籍、死亡地点和遗属情况，汇编为《役死录》，送交都省，请求重新核实，发给丧葬和抚恤钱物。皇帝采纳了他的请求。
建炎十八年初，胡寅服丧期满。皇帝召他入朝，打算再次任命他为枢密副使。胡寅辞让说：“臣过去得以进入枢密院，并不是因为懂得军事，只是因为燕云刚刚归附、河防刚刚兴办，军民事务的职权混杂，所以临时充任空缺。如今北方边境稍稍安宁，枢密院职位应当交给熟悉军机的人。臣既已解职，不敢再次承当。现在陛下迁都燕京，宫廷和中枢制度应当进一步整理，愿让臣主管翰林事务，协助完成这项工作。”
恰在此时，燕京太学几名学生私下议论迁都劳民、轨路役夫死亡以及皇城卫侦察过密。皇城卫侦察官上奏，指控他们诽谤皇帝、迷惑众人、暗中结党，于是夜间逮捕几人。消息传出，士人舆论大为震动，都说迁都不久便先兴起了由皇帝直接干预的案件。
皇城司都指挥使张景得知此事，上疏请求划分、限制皇城司的职权，自称：“臣出身武将，不熟悉法律和公文，机密侦察这种职责，不敢再参与。”胡鼎等人接着上奏，请求稍加压缩皇城卫的权力。
胡寅入宫回答说：“皇城司权力过于严密，同皇帝接触太近，主管事务太多，这是制度本身的弊病。侦察机构的职责，是防备奸谋和变乱，并不是代替御史台审理案件；至于宫禁日常事务和普通文书传递，更不应全归机密机构。”皇帝采纳他的建议，任命胡寅为翰林掌院学士。又下诏规定：皇城司侦察所得，凡涉及官员、士人和民间言论的，应当用公文移交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审讯，皇城卫不得自行设狱办案；普通文书的递送，全部交由内侍省负责。
建炎十八年秋，赵鼎将要卸任首相，朝廷内外逐渐担忧朋党问题。赵鼎夜里召胡寅谈话，忧虑朝中议论重新分裂成不同门户。
几天后，新戏《梁祝》在燕京盛行，许多廷臣认为它的情节和意旨荒诞悖礼。胡寅上疏说：“《梁祝》这出戏重私人情爱而轻礼法，有损风教，请停止演出。”皇帝没有采纳，亲笔批示说：“你认为它荒诞悖理，朕却认为它很好。”
随后，殿中侍御史陈俊卿接着胡寅的奏疏论事，又弹劾杨沂中倚仗宠信、纵容部下。中书舍人汤思退也上疏辩论，认为胡寅喜欢制造事端，并暗中讥刺他结交言官、培植党羽。陈俊卿过去受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两人的奏章接连上呈，彼此攻击日益激烈。
皇帝于是召陈俊卿、汤思退入宫问话，以唐代牛李党争询问他们。陈俊卿说：“所谓牛李党争，不过是晚唐政事艰难、人事反复，怨恨不断积累而形成。”汤思退说：“所谓牛李党争，实际是一派结交依附，争夺权力。”
后来皇帝到香山，召集大臣开会。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铨等人到达时，皇帝正在同胡寅谈论牛李党争。胡寅说：“讨论朋党，不必只追究他们最初是否有结党的本心。如果天下人已经根据某人的升降进退来推测朝廷将任用或罢免谁；地方军镇和外国也根据某人在不在朝廷，判断国家政策是强硬还是缓和，那么结党的形势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赵鼎、张浚等人听后，都沉默不语。
皇帝告诫群臣说：“士大夫彼此相知、相互交往，形势上不可能完全没有朋党。朝廷真正应当禁止的，是借朋党议论妨碍国政、扰乱选官，超越职分侵犯他人权力，或者借天下公论满足个人私争。这些事情，朝廷绝不宽恕。”群臣都严肃听命。香山会议确定以后，赵鼎退入公阁，张浚进入都省，担任首相。皇帝又任命胡寅为都省副相，让他参与整顿官员选任，并命他汇总建炎以来官制沿革，重新制定典章。
胡寅于是汇集建炎以来的各项制度和官制变化，召集都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国子监、太学、六部、寺监的官吏以及学官、学生数百人，分组校订。胡寅总管典章修订，首先以区分名目、确定实权为原则，辨明职官、散阶、差遣、勋职、荣衔、爵位、司衔和行衔之间的区别。
职官用来明确固定职权和责任；散阶用来排列品级、发给俸禄；差遣用来承担一时事务；勋职用来区分秘阁、公阁中的班次；荣衔用来提高礼遇；爵位用来表彰封赏和作为身后赠典；司衔、行衔用来确定官营机构与各种国家行务中的职任。凡有固定职责的事务，归入职官。
临时发生的事务，归入差遣。差遣长期不撤的，每年重新审核，或保留，或废除，或升为常设机构。爵位和荣衔只属于恩礼，不得因此干预政务。皇城卫、内侍省、翰林院、御史台等机构，也都重新划定职权，各有明确界限。
建炎二十年，全书完成，皇帝赐名《建炎会典》，共一百二十卷。开头列《官制总例》，其下分为八典：《都省百司典》《枢密兵制典》《台谏内制典》《诸路州县典》《差遣制置典》《阶勋封爵典》《学校行务典》《礼刑祠祀典》。从此，建炎以来战争时期的临时措施、旧制度的遗存和新创设的国家行务，第一次都使名称与实际职权相符，归入长期遵行的正式典制。
建炎二十一年，明州几个海商家族共同出资建造海船出洋，曾凭加盖印押的契券向天下汇通借款，又把船只、货物、工坊器具和海贸股份作为抵押。后来船队遭遇风暴，多艘船损坏，货物散失，受雇水手和船匠接连死伤。
各出资人相互推卸责任，天下汇通请求依照抵押物收回债款，死者家属请求发给抚恤；船队掌柜妻子的家族又说，作为妻子嫁妆财产的那部分股份，妇人本人从未签押，不能一并作为抵押物。明州官府起初把掌柜下狱，准备以欺诈、拖欠债务不偿和侵吞货物等罪治罪；但各方陈述纷乱，案件无法判决，便上报都省请求裁断。
皇帝召胡寅和刑部尚书陈康伯入宫商议。陈康伯审阅案卷后说：“负债本身未必构成犯罪，有欺诈才构成犯罪；货物损坏未必构成犯罪，有侵吞盗取才构成犯罪；雇工死伤未必构成犯罪，隐瞒不予抚恤，或虐待役使导致死亡，才构成犯罪。”
胡寅进言说：“过去赵普用半部《论语》辅佐太祖平定天下。然而今天的事务，已不像开国初年那样简单。中兴以来，工坊、矿冶、轨路、汇通、社产、海贸日益繁盛，只用一部《刑统》统摄一切，法律原则已有不周全之处。契约、财产、婚姻、继承、雇役、偿债，应归入民律；杀伤、欺诈、贪赃、毁坏公共器物，应归入刑律；发兵、军储、军机、临阵和军队抚民，应另立军律。”
皇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下诏设立详定三律所，由胡寅主持，刑部尚书陈康伯共同主持。朝廷于是召集刑部、大理寺、御史台、枢密院、户部、天下汇通、市舶司、天下轨路、皇家海贸等机构的官属和行务官员，又选取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的博士、教授，分组修订法律。
胡寅总修三律，首先区分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使债务、抵押、雇役、婚姻、继承等争讼一律适用民律，不得轻易投入刑狱。《民律》制定后，再次宣布废除贱民户籍的名目，天下正式编户中，凡没有犯罪身份者，一律视为良民。商人大宗交易，必须有加盖印押的契券，官府依照契约判决；妇女的嫁妆财产，若无妇人本人亲自签押，丈夫、父亲或兄长不得擅自抵押；矿冶、海舶、工坊和轨路中的雇工发生死伤，业主、行会和主管机构都要依法给予抚恤。
《刑律》以《刑统》为基础删修，去掉其中混杂的民事条文，专门处理杀伤、抢劫盗窃、欺诈伪造、贪赃、毁坏公共器物、伪造汇币、拐卖人口、散布妖言迷惑众人等案件。又明确规定验尸、勘察现场、核对物证和复核案卷的方法。州县司法官员若不根据证据检验，只靠拷打取得口供而判成案件，日后查明冤枉，主持审讯的人要反过来承担相应罪责。
《军律》统一各军的法律，凡各军原有的私人营规和将帅家法，一律废除。没有皇帝诏令和枢密院公文而擅自调兵、临阵逃跑、克扣军粮、泄露军机、杀害良民冒报战功、纵兵抢劫的，都明确规定罪名和刑罚。军士若不是在战场上，也不是因执行军务而触犯民律、刑律，军中不得包庇，必须送交所属州县官府，按照《民律》《刑律》处理。都督、统制官以上高级将领犯法，州县不得擅自拘捕，必须上报枢密院和刑部共同审讯。
建炎二十四年，《建炎三律》完成。朝廷下诏把《民律》《刑律》《军律》颁行天下，命国子监、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以及刑部、大理寺、枢密院分别依照自身职掌讲解，使州县官员、军府吏员和各国家行务主管都懂得遵守。
这年冬天，河西七州归附。第二年春，朝廷以新归的河西七州设置河西路。胡寅的疾病日益加重，仍然参与商议河西的行政制度。他说：“河西是中国故土，也是通往西域的门户。如今已经归来，不能只满足于取得几个州县的名义。应当先理清户口、田籍，打通商路，兴办学校，明确法令，使当地蕃、汉百姓都知道朝廷取得土地，最重要的仍在安定人民。”皇帝于是下诏，河西路先清查户口、田亩，整顿关市和驿道，暂缓重税；归附部族、往来商旅、军屯和州县官府，都分别建立固定制度。
胡寅从建炎初年随从皇帝，淮上抗敌、南阳守城、还都东京、经营关西、接收燕云等重大政务，他都亲自参与。建炎十八年以后，又先后总修《建炎会典》和《建炎三律》。胡寅平时喜欢饮食，爱吃肉类和海鲜。到建炎二十五年春，痹病更加严重，手脚肿痛，坐立行走都很困难。
这年冬天病势加重，皇帝命太医急赴诊治，过了很久才稍有好转。胡寅于是上疏请求解除职务、退休。皇帝没有答应。胡寅再次上章说：“臣在年富力强时，尚不足以承担天下重任；如今衰病到这种程度，怎能继续冒居显位？若因陛下旧日恩遇而留恋职位不退，便是臣辜负国家。”皇帝最终批准，命他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的荣衔退休。
胡寅退休后，在燕京休养半年，又请求前往洛阳，主持伊洛学宫讲学。朝廷任命他为伊洛学宫山长。胡寅在讲席上，不只讲解字义和经书章句，常常列举北伐、河防、军政、商旅、州县治理等实际事务，以阐发原学经世治用的宗旨。
胡寅经常对学生说：“谈论天理，不能只寄托在空洞议论中，必须在实际事务中验证。心中保存《春秋》的大义，遇事又能格物致知，天下治平的道路就在这里。”学生因此称他为致堂先生。
建炎二十七年，足病再次发作，病情逐渐加重，已经不能久坐讲课，便回家调养。但他的讲论没有停止，仍口授经义，由儿子胡大原执笔记录。
胡寅志向气节豪迈。刚考中进士时，中书侍郎张邦昌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没有答应。后来胡安国很看重秦桧在靖康年间守节的名声，胡寅也同秦桧有旧交。秦桧后来出仕金朝，胡寅把过去同他往来的书信全部焚毁。到晚年，万俟卨提出宗庙礼制方案，胡寅写《论佞臣》加以讥刺，朝廷内外由此知道他已经同万俟卨决裂。
建炎二十八年秋，朝廷下诏修整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命赵鼎、张浚、胡寅共同审定碑文。三人来到太学旧堂，正遇下雨，便在堂上稍作休息。
赵鼎说：“当年没有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哪里想到还能有今天呢？”张浚说：“我一生谈论军事很多，但‘懂兵’二字始终不敢自居。只有靖康年间没有签署议状，这一生还算可以无愧。”
胡寅笑着对赵鼎说：“冀王身体还这样健壮，做了十四年首相，今天还要参与碑文吗？”又笑着对张浚说：“汉王平生喜欢办事，又爱独断，竟在宰执位置上二十四年。幸好晚年知进退，所以今天还能在旧堂相对而坐，一同听屋檐下的雨声。”张浚笑而不答。赵鼎作诗赠给胡寅。胡寅说：“我所写的稿子还有许多没有完成，病后恐怕最终不能写完。后面的事还要依赖两位兄长继续整理。”赵鼎、张浚都答应了。
雨停以后，胡寅在东京旧宅设酒款待赵鼎、张浚，派人买来酒蟹、姜虾、热制鸭肴等京城旧日风味，与二人相对饮酒进食。赵鼎、张浚劝他稍微节制饮食。胡寅笑着说：“我这一生想看到的事情，十件中已经实现了六七件。即使今天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几天后，胡寅病势危重，在东京私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赵鼎、张浚都前往哭祭。
胡寅去世的消息传到燕京，皇帝很久没有说话，回头对左右说：“明仲这一去，朕最亲信的正直大臣，到哪里还能再找到呢？”朝廷下诏追赠太师，追封福王，赐谥文宪，停止朝会四天，命按王礼安葬。又下诏收取胡寅遗书，分别收藏在秘阁、太学和伊洛学宫。
胡寅流传于世的著作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门人辑录他的讲学言论，称《致堂语录》；又汇编奏议、书信、诗文，编成《斐然集》三十卷。绍兴十二年，朝廷下诏让胡寅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道：
靖康年间天下动荡，士人能够不受伪政权玷污的很少。赵鼎、张浚、胡寅一同藏身太学，不在议立张邦昌的文书上署名，后来都成为中兴名臣。
赵鼎承担治平政务，张浚承担建立功业，胡寅承担维护名分和法度。所谓“名”，不是求取世间声名的名；所谓“义”，也不是拘守某一细节的义。君臣、父子、文武、功罪、民事、刑狱、军国各有自己的界限，天下实际事务才有明确归属。
胡寅起初以《春秋》大义自我砥砺，言论大多刚直急切，近乎严峻；后来经历战争，考察军府，处理转运，巡按州县，才懂得大义不能只靠空谈维持，临时权宜不能长期沿用，而名分又不能随意混乱。因此，他在危难中不顾自身，议论政事不回避皇帝，居官不贪恋荣华，将死也不留恋生命。他想保全的，不是个人清名，而是国家君臣能够有始有终的根本信义。
到他晚年，战乱已经平定，治理制度逐渐完备，《建炎会典》和三律都已建立；生前既看到自己的理想实行，身后又使学说得以流传。古人所谓名臣，难道只是凭高论和气节得名吗？像胡寅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以制度名分要求实际相符，以道义原则帮助现实事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