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文宪胡寅 下（原文）
十一年，吕颐浩疾革，廷议欲召秦王韩世忠入枢府，使镇燕云。寅闻议，上疏曰：“秦王功高望重，燕云本须借其兵威以镇服之。然既已总镇朔军，又按治燕云豪右，若复兼枢府、使相之权，则将权、相权尽归一人。秦王虽无私心，然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此非保全秦王之法也。”疏入，帝留中未报。后颐浩薨，帝用其遗奏，召晋王李彦仙入燕京，拜平章政事，为燕云使相。世忠仍总镇朔军，止主兵事。寅则以燕山经略使安辑州县，与彦仙、世忠分任军民之事。
先是，沈揆以东南公阁阁员从军河北，朝廷权差知涿州事。是夏，揆按涿州民，凡曾污虏命、供虏刍粮者，辄以虏党论，籍没田宅，系其亲属。虽有胁从供役、潜通王师者，亦不免连坐。由是涿州骚然，新附编户始归业者，复相率亡去。寅闻之，躬检涿州案牍，见沈揆多以良民为虏党而籍没之，因语世忠曰：“王威足以震服豪右，岂可令小吏假王名，妄杀没百姓，以邀功赏乎？”寅即以闻于东京。鼎亦疏言：“新复之地，非患官吏不敢为，患其轻举妄作，不知裁制耳。”帝纳鼎、寅言，下诏立新复州县考课之格，涿州之扰乃渐息。
是岁，朝廷议治河，帝巡按河道，浚以枢密使兼总河渠、武略之政，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从行。浚议以治河之役收流民、退卒、旧厢军，置之河上，日给糇粮，别营庐舍，俟役满，以功第授田，或隶卫所。寅以其法可以活民，然必先立簿籍，进曰：“流民、退卒、旧厢军若使就役，须先立工粮簿籍。日食、日给、日役，皆著定籍。否则名为赈恤，实与役民无异。”帝纳其言。
十二年，治河始作，寅偕肃政河防使张荣按行至商胡故决口，按得一段河工名籍、粮簿、工效皆不相应。簿载夫役三千，实至不满二千；仓簿书日给皆足，而夫役多食糠秕；病伤者无减役之籍，逃亡者反冒领口粮。荣怒甚，将按军法诛治主粮吏与都水旧胥。寅既至，具问夫役所从来、粮给实数、病伤有无、轮番期限、役满所归，乃谓荣曰：“贪吏可诛，饥民不可滥坐；鲁王慎毋以簿籍不明，并罪无告之人。”
荣乃以军法诛治侵克工粮、冒籍支给者为首之人。寅不许牵连病伤、饥饿、无籍而逃之夫役，先给粮安置，又命其段河工别造三簿：人簿记姓名、来处，及流民、退卒、旧厢军身份，病伤逃亡皆著焉；粮簿记日给、仓发、实领；工簿记每日工段、轮番期限及役满计功。其三簿，日令河工官、肃政营官及州县仓吏会同书押。病伤者入别籍，不得冒为逃役；役满者凭工簿授田，或编入卫所。浚得其报，乃下其法于诸河段，使皆依三簿行事。胡寅与张荣复以肃政营按期循籍巡察，诸弊渐息。
十三年，宇文虚中以老致仕，枢密院员阙。帝以寅习燕云军民、治河水利、屯田授田诸事，乃拜枢密副使，仍留燕京，参北方军政、河渠、屯田、卫所事。寅即上疏曰：“火药为军国利器，不可散属诸司诸军。散则盗鬻、私造、误发之弊，势所必至。请以神机作总其造储，仍别置火器营于御前班直，遇征战、兴大役，则奉诏而出，毋使诸路帅臣得专调之。”帝从其议。陈规复为神机作条定经费、官匠、试放、储藏、防湿、禁火之制，神机火器营遂为定法。
是年冬，西辽主耶律大石平西域，许以河西故地还朝廷。十四年，阴使大同、契丹诸部构乱。廷臣或言，宜发秦王世忠镇朔军出塞讨叛。寅驰赴东京，面奏曰：“燕云新附，北门之重，正在秦王威望与镇朔之兵。今遽使镇朔军出塞，则燕京豪右、新附诸部、契丹旧族皆将持两端，乱势未必不张。愿以神机火器营赴边实用，因观其利钝；更择任事之将，分统两路，分别讨定大同及契丹诸部。”
会御前副统制官李世辅闻之，请以身将神机营赴边。居数日，魏王飞亦上疏荐曲端，使出塞讨契丹之叛。帝遂诏端与世辅各将所部，分道讨叛。不逾二月，大同、契丹诸部皆定。既平叛，廷议多欲因胜取河西。闳休疏争之甚力，寅亦以为然，言曰：“讨叛之兵，足以示朝廷威灵而已，不可乘气遂开大战。若遽与西辽争锋，则一隅边衅，或遂酿成两国之兵。”帝遂从闳休议，礼遇大石，权听其代牧河西，而以商旅往来、武威驻骑为限约，未遽兴兵取河西。
十五年春，安国卒。寅上疏乞解枢府之任，还乡居丧。帝以北方军政诸事尚赖寅总摄，不欲听其去，欲因安国非所生父，夺情起复。寅对曰：“建炎八年之事，天下固已明知臣所父者谁。今又执本生之说以愚天下，臣身居大臣，何面目立于朝？”帝默然，卒许其丁忧。寅遂解官归第，持丧在外。
十六年，太上道君皇帝崩。廷议太上道君皇帝庙号，时万俟卨为户部尚书，建宗庙、宗祧之议。帝纳卨议，诏改称哲宗为皇考，道君皇帝为皇伯考，渊圣皇帝为皇伯兄，定太上道君皇帝庙号曰幽宗。寅在丧中闻之，乃为《论佞臣》一篇，其略曰：“人主之患，非患廷臣逆己也，患在意有所欲而未及言，左右已曲为之辞；心有所恶而未及发，近习已先为之法。宗庙之礼，纵有时变之宜，亦须本于公论，岂可使幸臣假礼制以为进取之资哉？”其文流布，中外皆知寅意在万俟卨。帝置寅不问，而卨寻罢。
十一月，京津轨路将成，役夫死风雪者五百人。李光因上《治安疏》，切谏其失，帝乃诏罪己。十七年，朝廷都燕。寅乃捐私钱，使门人循京津轨路访问死者，录其姓名、乡贯、役籍、死处、遗属，汇为《役死录》，送都省，乞加覆实，给赙恤。帝从其请。
十八年初，寅服阕。帝诏寅赴阙，意将复拜枢密副使。寅逊辞曰：“臣昔得预枢府，非以知兵，特以燕云新附、河防始作、军民事权杂出，故权宜承乏耳。今北鄙稍宁，枢府之任，宜属习兵机者。臣既解职，不敢复当。方陛下迁都燕京，内制宜加厘定，愿使臣掌翰林，以佐成其事。”会燕京太学诸生数人，私相议论迁都烦民、轨路役夫死事、皇城卫察探太密。皇城卫察探官奏其讪谤乘舆、摇惑众听、潜相结党，遂夜收数人。事闻，士论大哗，皆言迁都未久，而先兴诏狱。
皇城司都指挥使张景知其事，疏乞裁分皇城司事权，自言：“臣起武弁，不闲法令文书，机密之任，不敢复与。”胡鼎等继奏，请稍抑皇城卫事权。寅入对曰：“皇城司事权过密，出入太近，所掌太繁，此制度之患也。夫察探者，防奸变耳，非所以代宪台按狱也；至宫禁日用、寻常文移，尤不当并归密司。”帝从其议，遂除寅翰林掌院学士。又诏皇城司若察探所得，凡涉臣僚、士类、闾阎言论，具牒付宪台、刑部、大理寺推鞫，皇城卫不得专置狱案。其寻常文移递送，悉归内侍省掌之。
十八年秋，鼎将去相，中外渐有朋党之虑。赵鼎夜召寅语，忧朝论复分门户。居数日，《梁祝》盛行燕京，廷臣多以其辞意、事迹荒悖为言。寅疏曰：“《梁祝》一戏，重私情而轻礼法，有伤风教，乞罢演。”帝弗从，手批曰：“卿谓其荒悖，朕独谓其甚善。”既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踵寅疏论事，并弹沂中恃宠纵恣。汤思退为中书舍人，亦疏辨其事，谓寅好生事端，且阴刺其结纳言官，以植党援。陈俊卿旧为浚所赏识，汤思退出于鼎荐引，二人章奏迭上，攻讦日深。
帝因召俊卿、思退入对，以牛、李党事询之。俊卿曰：“牛、李党争，不过晚唐政事艰难、人事反覆，怨愤相生耳。”思退曰：“所谓牛李党争，实是一党结附，争权用事。”既而帝幸香山，召诸臣会议。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铨等既至，帝方与寅论牛李党争。寅曰：“论党者，不必尽责其初心。若天下观其进退，以卜朝廷用舍；藩镇外夷视其在朝，以知国家缓急，则其势已成党矣。”鼎、浚等闻之，皆默然。
帝谕诸臣曰：“士大夫相知相与，势不能无党。所当禁者，假党议以挠国政、乱铨衡，越职分而侵事权，借天下公议以济一己私争。此等事，朝廷断不贷也。”诸臣皆肃然。议既定于香山，鼎退入公阁，浚入都省，居首相位。帝复以寅为都省副相，俾与闻铨选整肃，又令条具建炎以来官制沿革，更定典章。
寅乃裒辑建炎以来诸制度及官制沿革，会都省、枢府、宪台、翰林、国子监、太学、六部、寺监官吏、学官、诸生凡数百人，分曹雠校。寅总修典章，首以分名定实为义，辨职官、散阶、差遣、勋职、荣衔、爵位、司衔、行衔之别。凡职官，所以责成事权；散阶，所以叙品秩、给俸禄；差遣，所以任一时之务；勋职，所以别秘阁、公阁之班；荣衔，所以崇礼遇；爵位，所以昭封赏、备赠典；司衔、行衔，所以定官营行务之任。凡事有常守者，属之职官；事出一时者，属之差遣。差遣久而不罢，则岁加考覆，或存，或废，或升为常司。爵位、荣衔，止为恩礼，不得因以干政。皇城卫、内侍省、翰林院、御史台，皆厘其职分，各有畔限。
二十年，书成，赐名《建炎会典》，总一百二十卷。首列《官制总例》，其下分八典，曰《都省百司典》《枢密兵制典》《台谏内制典》《诸路州县典》《差遣制置典》《阶勋封爵典》《学校行务典》《礼刑祠祀典》。于是建炎以来权宜之政、旧制之遗、新创行务，始名实各正，悉归常典。
二十一年，明州海商数姓合赀造舶出洋，尝以印押契券贷钱于天下汇通，又以船货、工坊器具、海贸分股为质。既而海舶遭风，船多败坏，货物散失，佣雇水手、船匠死伤相属。诸出钱者更相归咎，天下汇通请据质取偿，死者之家请给赙恤；而掌柜妻族复言奁产所占分股，其妇未尝画押，不得并入质物。明州有司始下掌柜于狱，将坐以欺罔、逋负不偿、侵没货物诸罪；而众辞纷纭，案不可决，遂申都省乞裁断。
帝召寅、刑部尚书陈康伯入议。康伯既阅其狱，曰：“负债未必坐罪，欺罔然后为罪；货败未必坐罪，侵盗然后为罪；雇役死伤未必坐罪，匿而不赙、虐使致死，然后为罪。”寅进曰：“昔赵普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然今日事势，非复国初之简。中兴以来，工坊、矿冶、轨路、汇通、社产、海贸日以繁兴，徒以《刑统》一书统之，法意有所不周。凡契券、财产、婚姻、继嗣、雇役、偿负，宜入民律；杀伤、诈伪、贪墨、毁坏公器，宜入刑律；发兵、军储、军机、临阵、抚民，宜别为军律。”
帝从之，诏立详定三律所，以胡寅提举，陈康伯以刑部尚书同提举。于是会刑部、大理寺、宪台、枢府、户部、天下汇通、市舶司、天下轨路、皇家海贸诸司官属、行务之官，又取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博士、教授，分曹删定律令。寅总修三律，先辨民事、刑狱之分，使债负、质押、雇役、婚姻、继嗣诸争，各从民律，不得辄入刑狱。《民律》既定，申罢贱籍之名，凡天下编民非有罪籍者，悉为良民。凡商贾大宗买卖，皆须有印押契券，官司依契断遣；妇人奁产，非妇人亲自画押，不得由夫、父兄擅质；矿冶、海舶、工坊、轨路雇役有死伤者，其东主、行会、主管行务，各依律赙恤。
《刑律》本《刑统》而删修之，去其民事杂条，专以断杀伤、劫盗、欺伪、赃墨、毁坏公器、伪造汇币、掠卖人口、妖言惑众等狱。复著验尸、按视案所、核物证、覆案牍之法。凡州县狱官不据证验，徒以榜掠取服而成狱，异日明其枉，则推鞫主者反坐。
《军律》一诸军之法，凡各军旧有私营规、家法，悉革之。凡无帝诏及枢密院符令而擅调兵，临阵脱逃，克扣军储，泄露军机，杀良冒功，纵兵劫掠者，皆明定其罪。凡军士非临阵、非军务而犯民刑诸法者，军中不得容隐，须送所属州县官司，依《民律》《刑律》论决。其都督、统制官以上有犯，则州县不得辄系，必申枢密院、刑部会鞫。
二十四年，《建炎三律》书成。诏颁《民律》《刑律》《军律》于天下，令国子监、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与刑部、大理寺、枢密院各以其职讲明之，使州县官、军府吏及诸行务主者，咸知遵守。是岁冬，河西七州来归。明年春，朝廷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寅病日侵，然犹与议河西建置诸政。寅言：“河西者，中国故疆，西域门户也。今既来归，不当止于得州县之名。宜先正户口、田籍，通商旅，兴学校，明法令，使蕃汉之民皆知朝廷取地，尤在安民。”帝乃诏河西路先检括户口、田亩，经理关市、驿道，姑缓重敛；凡归附部族、往来商旅、军屯、州县官司，皆为之立定法。
寅自建炎初从驾，凡淮上拒虏、南阳守城、东京还都、关西经画、燕云新附诸大政，皆与其事。十八年后，又相继总修《建炎会典》《建炎三律》。寅素好饮馔，嗜肉及海错，至二十五年春，痹疾益甚，手足肿痛，坐行皆艰。其冬，寅疾甚，帝命太医驰诊，久之稍愈。寅遂具疏，请解职归老。帝未之许，寅再上章曰：“臣昔在强仕，犹不足当天下之寄；今衰病至此，岂可复冒荣位？若缘陛下旧恩，恋位不去，是臣负国也。”帝卒许之，诏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致仕。
寅既致仕，休养于燕京者半载，又请赴洛阳，主讲伊洛学宫。诏以寅充伊洛学宫山长。寅在讲席，不徒以训诂章句为事，辄举北伐、河防、军政、商旅、州县之实，以发原学经世之旨。寅每语学者曰：“言天理者，不可徒托诸空谈，必验于实事。心存《春秋》之义，而临事能格物致知，则治平之道在是矣。”诸生因号曰致堂先生。二十七年，足疾再发，寅疾寖加，坐讲不能久，遂归第调护。然讲论未废，口授经义，其子大原执笔记之。
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后，安国颇重秦桧靖康持节之名，寅亦与桧有旧。桧既事虏，寅尽焚与桧往还旧书。至晚岁，卨建宗庙之议，寅为《论佞臣》刺之，中外由是知寅与卨绝。
二十八年秋，诏修东京太学旧址，立靖康守节碑，命赵鼎、张浚、胡寅共定其文。三人至太学旧堂，会雨，因少憩堂上。鼎曰：“当日不书议状，安知复有今日乎？”浚曰：“吾一生言兵几多，而知兵二字，终不敢自居。惟靖康之日不署议状，此身尚可无愧耳。”寅笑语鼎曰：“冀王老健，居首相十四年，今日犹与碑文事乎？”复笑谓浚曰：“汉王平生好任事，喜专断，竟居宰执二十四载。所幸末路知止，故今日尚得相对旧堂，共听檐雨耳。”浚笑而不答，鼎赋诗赠寅。寅曰：“吾所著稿犹多未毕，病来恐终不能成。后事尚赖二兄续定之。”鼎、浚皆许之。
既霁，寅置酒旧第，款鼎、浚，使人市酒蟹、姜虾、燠鸭等都下故味，与鼎、浚对酌而食。二人劝寅少节饮馔。寅笑曰：“吾此生欲见之事，十已得六七。使今日死，亦无所恨。”居数日，寅病革，薨于东京私第，年五十七。鼎、浚皆往哭奠。
寅讣至燕京，帝久之不言，顾左右曰：“明仲一去，朕腹心直臣，何处复可得乎？”诏赠太师，追封福王，谥曰文宪，辍朝四日，命葬以王礼。复诏取寅遗书，别藏于秘阁、太学及伊洛学宫。其书行于世者，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门人辑讲学之语，号《致堂语录》；又裒其奏议、书札、诗文为《斐然集》三十卷。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靖康之际，天下板荡，士之能不污者鲜矣。赵鼎、张浚、胡寅同匿太学，不书议状，后皆为中兴名臣。鼎任治平，浚任功业，寅任名分法度。夫所谓名，非求闻于世之名也；所谓义，非拘守一节之义也。君臣、父子、文武、功罪、民事、刑狱、军国，各有其分，而后天下之实有所归。寅始以《春秋》自厉，言多切直，几于峻急；及更兵革，阅军府，理馈运，按州县，乃知大义不可以空言持，权宜不可以久假，而名分不可以苟乱。故临危不顾其身，论事不避其君，居位不慕其荣，将没不恋其生。其所欲全者，非一己之清名，乃国家君臣终始之大信也。及其终也，乱定而治具，典章、三律并立。身前既见其志之行，身后又使其说有所传。古所谓名臣，岂徒以高论气节称哉？若寅者，可谓以名责实、以义济事者矣。
先是，沈揆以东南公阁阁员从军河北，朝廷权差知涿州事。是夏，揆按涿州民，凡曾污虏命、供虏刍粮者，辄以虏党论，籍没田宅，系其亲属。虽有胁从供役、潜通王师者，亦不免连坐。由是涿州骚然，新附编户始归业者，复相率亡去。寅闻之，躬检涿州案牍，见沈揆多以良民为虏党而籍没之，因语世忠曰：“王威足以震服豪右，岂可令小吏假王名，妄杀没百姓，以邀功赏乎？”寅即以闻于东京。鼎亦疏言：“新复之地，非患官吏不敢为，患其轻举妄作，不知裁制耳。”帝纳鼎、寅言，下诏立新复州县考课之格，涿州之扰乃渐息。
是岁，朝廷议治河，帝巡按河道，浚以枢密使兼总河渠、武略之政，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从行。浚议以治河之役收流民、退卒、旧厢军，置之河上，日给糇粮，别营庐舍，俟役满，以功第授田，或隶卫所。寅以其法可以活民，然必先立簿籍，进曰：“流民、退卒、旧厢军若使就役，须先立工粮簿籍。日食、日给、日役，皆著定籍。否则名为赈恤，实与役民无异。”帝纳其言。
十二年，治河始作，寅偕肃政河防使张荣按行至商胡故决口，按得一段河工名籍、粮簿、工效皆不相应。簿载夫役三千，实至不满二千；仓簿书日给皆足，而夫役多食糠秕；病伤者无减役之籍，逃亡者反冒领口粮。荣怒甚，将按军法诛治主粮吏与都水旧胥。寅既至，具问夫役所从来、粮给实数、病伤有无、轮番期限、役满所归，乃谓荣曰：“贪吏可诛，饥民不可滥坐；鲁王慎毋以簿籍不明，并罪无告之人。”
荣乃以军法诛治侵克工粮、冒籍支给者为首之人。寅不许牵连病伤、饥饿、无籍而逃之夫役，先给粮安置，又命其段河工别造三簿：人簿记姓名、来处，及流民、退卒、旧厢军身份，病伤逃亡皆著焉；粮簿记日给、仓发、实领；工簿记每日工段、轮番期限及役满计功。其三簿，日令河工官、肃政营官及州县仓吏会同书押。病伤者入别籍，不得冒为逃役；役满者凭工簿授田，或编入卫所。浚得其报，乃下其法于诸河段，使皆依三簿行事。胡寅与张荣复以肃政营按期循籍巡察，诸弊渐息。
十三年，宇文虚中以老致仕，枢密院员阙。帝以寅习燕云军民、治河水利、屯田授田诸事，乃拜枢密副使，仍留燕京，参北方军政、河渠、屯田、卫所事。寅即上疏曰：“火药为军国利器，不可散属诸司诸军。散则盗鬻、私造、误发之弊，势所必至。请以神机作总其造储，仍别置火器营于御前班直，遇征战、兴大役，则奉诏而出，毋使诸路帅臣得专调之。”帝从其议。陈规复为神机作条定经费、官匠、试放、储藏、防湿、禁火之制，神机火器营遂为定法。
是年冬，西辽主耶律大石平西域，许以河西故地还朝廷。十四年，阴使大同、契丹诸部构乱。廷臣或言，宜发秦王世忠镇朔军出塞讨叛。寅驰赴东京，面奏曰：“燕云新附，北门之重，正在秦王威望与镇朔之兵。今遽使镇朔军出塞，则燕京豪右、新附诸部、契丹旧族皆将持两端，乱势未必不张。愿以神机火器营赴边实用，因观其利钝；更择任事之将，分统两路，分别讨定大同及契丹诸部。”
会御前副统制官李世辅闻之，请以身将神机营赴边。居数日，魏王飞亦上疏荐曲端，使出塞讨契丹之叛。帝遂诏端与世辅各将所部，分道讨叛。不逾二月，大同、契丹诸部皆定。既平叛，廷议多欲因胜取河西。闳休疏争之甚力，寅亦以为然，言曰：“讨叛之兵，足以示朝廷威灵而已，不可乘气遂开大战。若遽与西辽争锋，则一隅边衅，或遂酿成两国之兵。”帝遂从闳休议，礼遇大石，权听其代牧河西，而以商旅往来、武威驻骑为限约，未遽兴兵取河西。
十五年春，安国卒。寅上疏乞解枢府之任，还乡居丧。帝以北方军政诸事尚赖寅总摄，不欲听其去，欲因安国非所生父，夺情起复。寅对曰：“建炎八年之事，天下固已明知臣所父者谁。今又执本生之说以愚天下，臣身居大臣，何面目立于朝？”帝默然，卒许其丁忧。寅遂解官归第，持丧在外。
十六年，太上道君皇帝崩。廷议太上道君皇帝庙号，时万俟卨为户部尚书，建宗庙、宗祧之议。帝纳卨议，诏改称哲宗为皇考，道君皇帝为皇伯考，渊圣皇帝为皇伯兄，定太上道君皇帝庙号曰幽宗。寅在丧中闻之，乃为《论佞臣》一篇，其略曰：“人主之患，非患廷臣逆己也，患在意有所欲而未及言，左右已曲为之辞；心有所恶而未及发，近习已先为之法。宗庙之礼，纵有时变之宜，亦须本于公论，岂可使幸臣假礼制以为进取之资哉？”其文流布，中外皆知寅意在万俟卨。帝置寅不问，而卨寻罢。
十一月，京津轨路将成，役夫死风雪者五百人。李光因上《治安疏》，切谏其失，帝乃诏罪己。十七年，朝廷都燕。寅乃捐私钱，使门人循京津轨路访问死者，录其姓名、乡贯、役籍、死处、遗属，汇为《役死录》，送都省，乞加覆实，给赙恤。帝从其请。
十八年初，寅服阕。帝诏寅赴阙，意将复拜枢密副使。寅逊辞曰：“臣昔得预枢府，非以知兵，特以燕云新附、河防始作、军民事权杂出，故权宜承乏耳。今北鄙稍宁，枢府之任，宜属习兵机者。臣既解职，不敢复当。方陛下迁都燕京，内制宜加厘定，愿使臣掌翰林，以佐成其事。”会燕京太学诸生数人，私相议论迁都烦民、轨路役夫死事、皇城卫察探太密。皇城卫察探官奏其讪谤乘舆、摇惑众听、潜相结党，遂夜收数人。事闻，士论大哗，皆言迁都未久，而先兴诏狱。
皇城司都指挥使张景知其事，疏乞裁分皇城司事权，自言：“臣起武弁，不闲法令文书，机密之任，不敢复与。”胡鼎等继奏，请稍抑皇城卫事权。寅入对曰：“皇城司事权过密，出入太近，所掌太繁，此制度之患也。夫察探者，防奸变耳，非所以代宪台按狱也；至宫禁日用、寻常文移，尤不当并归密司。”帝从其议，遂除寅翰林掌院学士。又诏皇城司若察探所得，凡涉臣僚、士类、闾阎言论，具牒付宪台、刑部、大理寺推鞫，皇城卫不得专置狱案。其寻常文移递送，悉归内侍省掌之。
十八年秋，鼎将去相，中外渐有朋党之虑。赵鼎夜召寅语，忧朝论复分门户。居数日，《梁祝》盛行燕京，廷臣多以其辞意、事迹荒悖为言。寅疏曰：“《梁祝》一戏，重私情而轻礼法，有伤风教，乞罢演。”帝弗从，手批曰：“卿谓其荒悖，朕独谓其甚善。”既而殿中侍御史陈俊卿踵寅疏论事，并弹沂中恃宠纵恣。汤思退为中书舍人，亦疏辨其事，谓寅好生事端，且阴刺其结纳言官，以植党援。陈俊卿旧为浚所赏识，汤思退出于鼎荐引，二人章奏迭上，攻讦日深。
帝因召俊卿、思退入对，以牛、李党事询之。俊卿曰：“牛、李党争，不过晚唐政事艰难、人事反覆，怨愤相生耳。”思退曰：“所谓牛李党争，实是一党结附，争权用事。”既而帝幸香山，召诸臣会议。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铨等既至，帝方与寅论牛李党争。寅曰：“论党者，不必尽责其初心。若天下观其进退，以卜朝廷用舍；藩镇外夷视其在朝，以知国家缓急，则其势已成党矣。”鼎、浚等闻之，皆默然。
帝谕诸臣曰：“士大夫相知相与，势不能无党。所当禁者，假党议以挠国政、乱铨衡，越职分而侵事权，借天下公议以济一己私争。此等事，朝廷断不贷也。”诸臣皆肃然。议既定于香山，鼎退入公阁，浚入都省，居首相位。帝复以寅为都省副相，俾与闻铨选整肃，又令条具建炎以来官制沿革，更定典章。
寅乃裒辑建炎以来诸制度及官制沿革，会都省、枢府、宪台、翰林、国子监、太学、六部、寺监官吏、学官、诸生凡数百人，分曹雠校。寅总修典章，首以分名定实为义，辨职官、散阶、差遣、勋职、荣衔、爵位、司衔、行衔之别。凡职官，所以责成事权；散阶，所以叙品秩、给俸禄；差遣，所以任一时之务；勋职，所以别秘阁、公阁之班；荣衔，所以崇礼遇；爵位，所以昭封赏、备赠典；司衔、行衔，所以定官营行务之任。凡事有常守者，属之职官；事出一时者，属之差遣。差遣久而不罢，则岁加考覆，或存，或废，或升为常司。爵位、荣衔，止为恩礼，不得因以干政。皇城卫、内侍省、翰林院、御史台，皆厘其职分，各有畔限。
二十年，书成，赐名《建炎会典》，总一百二十卷。首列《官制总例》，其下分八典，曰《都省百司典》《枢密兵制典》《台谏内制典》《诸路州县典》《差遣制置典》《阶勋封爵典》《学校行务典》《礼刑祠祀典》。于是建炎以来权宜之政、旧制之遗、新创行务，始名实各正，悉归常典。
二十一年，明州海商数姓合赀造舶出洋，尝以印押契券贷钱于天下汇通，又以船货、工坊器具、海贸分股为质。既而海舶遭风，船多败坏，货物散失，佣雇水手、船匠死伤相属。诸出钱者更相归咎，天下汇通请据质取偿，死者之家请给赙恤；而掌柜妻族复言奁产所占分股，其妇未尝画押，不得并入质物。明州有司始下掌柜于狱，将坐以欺罔、逋负不偿、侵没货物诸罪；而众辞纷纭，案不可决，遂申都省乞裁断。
帝召寅、刑部尚书陈康伯入议。康伯既阅其狱，曰：“负债未必坐罪，欺罔然后为罪；货败未必坐罪，侵盗然后为罪；雇役死伤未必坐罪，匿而不赙、虐使致死，然后为罪。”寅进曰：“昔赵普以半部《论语》佐太祖定天下。然今日事势，非复国初之简。中兴以来，工坊、矿冶、轨路、汇通、社产、海贸日以繁兴，徒以《刑统》一书统之，法意有所不周。凡契券、财产、婚姻、继嗣、雇役、偿负，宜入民律；杀伤、诈伪、贪墨、毁坏公器，宜入刑律；发兵、军储、军机、临阵、抚民，宜别为军律。”
帝从之，诏立详定三律所，以胡寅提举，陈康伯以刑部尚书同提举。于是会刑部、大理寺、宪台、枢府、户部、天下汇通、市舶司、天下轨路、皇家海贸诸司官属、行务之官，又取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博士、教授，分曹删定律令。寅总修三律，先辨民事、刑狱之分，使债负、质押、雇役、婚姻、继嗣诸争，各从民律，不得辄入刑狱。《民律》既定，申罢贱籍之名，凡天下编民非有罪籍者，悉为良民。凡商贾大宗买卖，皆须有印押契券，官司依契断遣；妇人奁产，非妇人亲自画押，不得由夫、父兄擅质；矿冶、海舶、工坊、轨路雇役有死伤者，其东主、行会、主管行务，各依律赙恤。
《刑律》本《刑统》而删修之，去其民事杂条，专以断杀伤、劫盗、欺伪、赃墨、毁坏公器、伪造汇币、掠卖人口、妖言惑众等狱。复著验尸、按视案所、核物证、覆案牍之法。凡州县狱官不据证验，徒以榜掠取服而成狱，异日明其枉，则推鞫主者反坐。
《军律》一诸军之法，凡各军旧有私营规、家法，悉革之。凡无帝诏及枢密院符令而擅调兵，临阵脱逃，克扣军储，泄露军机，杀良冒功，纵兵劫掠者，皆明定其罪。凡军士非临阵、非军务而犯民刑诸法者，军中不得容隐，须送所属州县官司，依《民律》《刑律》论决。其都督、统制官以上有犯，则州县不得辄系，必申枢密院、刑部会鞫。
二十四年，《建炎三律》书成。诏颁《民律》《刑律》《军律》于天下，令国子监、太学、四书院、伊洛学宫与刑部、大理寺、枢密院各以其职讲明之，使州县官、军府吏及诸行务主者，咸知遵守。是岁冬，河西七州来归。明年春，朝廷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寅病日侵，然犹与议河西建置诸政。寅言：“河西者，中国故疆，西域门户也。今既来归，不当止于得州县之名。宜先正户口、田籍，通商旅，兴学校，明法令，使蕃汉之民皆知朝廷取地，尤在安民。”帝乃诏河西路先检括户口、田亩，经理关市、驿道，姑缓重敛；凡归附部族、往来商旅、军屯、州县官司，皆为之立定法。
寅自建炎初从驾，凡淮上拒虏、南阳守城、东京还都、关西经画、燕云新附诸大政，皆与其事。十八年后，又相继总修《建炎会典》《建炎三律》。寅素好饮馔，嗜肉及海错，至二十五年春，痹疾益甚，手足肿痛，坐行皆艰。其冬，寅疾甚，帝命太医驰诊，久之稍愈。寅遂具疏，请解职归老。帝未之许，寅再上章曰：“臣昔在强仕，犹不足当天下之寄；今衰病至此，岂可复冒荣位？若缘陛下旧恩，恋位不去，是臣负国也。”帝卒许之，诏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致仕。
寅既致仕，休养于燕京者半载，又请赴洛阳，主讲伊洛学宫。诏以寅充伊洛学宫山长。寅在讲席，不徒以训诂章句为事，辄举北伐、河防、军政、商旅、州县之实，以发原学经世之旨。寅每语学者曰：“言天理者，不可徒托诸空谈，必验于实事。心存《春秋》之义，而临事能格物致知，则治平之道在是矣。”诸生因号曰致堂先生。二十七年，足疾再发，寅疾寖加，坐讲不能久，遂归第调护。然讲论未废，口授经义，其子大原执笔记之。
寅志节豪迈，初擢第，中书侍郎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许。后，安国颇重秦桧靖康持节之名，寅亦与桧有旧。桧既事虏，寅尽焚与桧往还旧书。至晚岁，卨建宗庙之议，寅为《论佞臣》刺之，中外由是知寅与卨绝。
二十八年秋，诏修东京太学旧址，立靖康守节碑，命赵鼎、张浚、胡寅共定其文。三人至太学旧堂，会雨，因少憩堂上。鼎曰：“当日不书议状，安知复有今日乎？”浚曰：“吾一生言兵几多，而知兵二字，终不敢自居。惟靖康之日不署议状，此身尚可无愧耳。”寅笑语鼎曰：“冀王老健，居首相十四年，今日犹与碑文事乎？”复笑谓浚曰：“汉王平生好任事，喜专断，竟居宰执二十四载。所幸末路知止，故今日尚得相对旧堂，共听檐雨耳。”浚笑而不答，鼎赋诗赠寅。寅曰：“吾所著稿犹多未毕，病来恐终不能成。后事尚赖二兄续定之。”鼎、浚皆许之。
既霁，寅置酒旧第，款鼎、浚，使人市酒蟹、姜虾、燠鸭等都下故味，与鼎、浚对酌而食。二人劝寅少节饮馔。寅笑曰：“吾此生欲见之事，十已得六七。使今日死，亦无所恨。”居数日，寅病革，薨于东京私第，年五十七。鼎、浚皆往哭奠。
寅讣至燕京，帝久之不言，顾左右曰：“明仲一去，朕腹心直臣，何处复可得乎？”诏赠太师，追封福王，谥曰文宪，辍朝四日，命葬以王礼。复诏取寅遗书，别藏于秘阁、太学及伊洛学宫。其书行于世者，有《读史管见》《论语详说》。门人辑讲学之语，号《致堂语录》；又裒其奏议、书札、诗文为《斐然集》三十卷。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靖康之际，天下板荡，士之能不污者鲜矣。赵鼎、张浚、胡寅同匿太学，不书议状，后皆为中兴名臣。鼎任治平，浚任功业，寅任名分法度。夫所谓名，非求闻于世之名也；所谓义，非拘守一节之义也。君臣、父子、文武、功罪、民事、刑狱、军国，各有其分，而后天下之实有所归。寅始以《春秋》自厉，言多切直，几于峻急；及更兵革，阅军府，理馈运，按州县，乃知大义不可以空言持，权宜不可以久假，而名分不可以苟乱。故临危不顾其身，论事不避其君，居位不慕其荣，将没不恋其生。其所欲全者，非一己之清名，乃国家君臣终始之大信也。及其终也，乱定而治具，典章、三律并立。身前既见其志之行，身后又使其说有所传。古所谓名臣，岂徒以高论气节称哉？若寅者，可谓以名责实、以义济事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