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王文定许景衡（翻译）
许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元祐九年考中进士。宣和六年，被召入朝任监察御史，后升为殿中侍御史。
当时王黼、蔡攸掌权，许景衡上言：“尚书省近来一直没有长官，同知枢密院也空缺很久。三公虽然可以统摄三省事务，但尚书省是政务根本，枢密院是总管军事的机关，各自都有专门职责，怎能长期空着要职？希望广泛听取公议，审慎选择忠贤之士，补足政府缺员。”他因此大大触怒了王黼。
朝廷任命童贯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准备北伐，许景衡又列举童贯贪婪昏谬、不可任用的数十项事实，朝廷未答复。
方腊之乱平定后，江浙郡县残破，而原有的茶盐比较制度仍照常执行。许景衡奏称：“茶盐岁额本应按户口多少确定。如今地方刚刚收复，户籍人口损失近半，民力凋敝，茶盐比较之额却不比从前减少。百姓又怎能不受困？”奏章呈上后，朝廷下诏暂免两浙、江东的茶盐税，等民力稍有恢复后再恢复旧制。
朝廷发动燕云战争后，军需调度不能接续，对民间的征取更加急迫。许景衡上奏说：“国家财力不足，应当先节省开支；百姓已经困弊，应当先行抚恤。现在各种不急之务，如宫室营造、花石纲运输等，名目繁多；官吏人数过多，军队编额冗滥；还有无名的功赏、非常的赐予，都是权贵攀缘求取，永不满足。应当依照祖宗制度裁减。”他又极力陈述和买、和籴和盐法的危害，朝廷没有采纳。适逢洋州知州吴岩夫在私信中称赞许景衡贤能，信件误送到王黼手中，王黼便借机陷害，将许景衡逐出朝廷。
愍宗即位后，召许景衡任左正言，不久改任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再升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因刚直敢言、触怒执政而被排斥，许景衡为二人申辩，因此获罪，被削职而授予祠禄的闲职。
圣祖即位后，召许景衡任给事中；到达行在后，又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宗泽担任东京留守，依附黄潜善等人的言官多攻击他的短处，想将他排挤出去。
许景衡上奏说：“臣从浙江渡淮来到行在，一路听说宗泽治理开封，威望和政绩都远远超过常人。臣虽不认识他，却十分敬佩。臣认为，去年冬天京城中若有几个像宗泽这样赤心报国的人，祸乱不至于惨烈到今天的地步。现在若只计较他的小过失，而不顾其尽忠殉国的大节，未免太过苛刻。况且开封是宗庙社稷所在；若要罢免宗泽、另派留守，不知士大夫中还有谁的威望和才干胜过宗泽？”奏疏呈上后，皇帝醒悟，将奏疏封送宗泽观看，宗泽的职位才安定下来。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暂代浙西提刑的赵叔近将其招降，请求授官。许景衡说：“无罪的官吏被杀，有罪的叛卒反而受赏，没有比这更颠倒赏罚的事。”皇帝采纳其意见，取消了授官请求。
不久，许景衡任尚书右丞、同参知政事。每逢重大政事，他总请求单独进见，极力陈说意见。黄潜善等人因许景衡与自己意见不同，共同排斥阻挠他。有人说正月、二月之交是太一神迁移的日子，应在宫中设坛遥拜。皇帝询问许景衡，许景衡说：“修养德行、爱护百姓，上天自然降福，何必迎拜太一？”皇帝赞同，于是不再讨论此事。
当初，李纲讨论皇帝驻跸地点时，认为关中最好，南阳次之，建康最下。许景衡时任御史中丞，上奏说：“南阳没有险阻，又靠近盗贼活动地区，漕运难以接续，不如建康有长江天险可守，请尽快确定巡幸建康。”黄潜善等人排挤李纲，使其离职，各项主张于是都被搁置。后来李纲重新拜相，皇帝也主张前往南阳，许景衡知道国策已经确定，便不再坚持建康之议。
建炎元年冬，敌将兀术南侵，行在从顺昌府向扬州转移。许景衡随驾，督率随行士民。途中，呼延通部下一名小校与一名从北方南来的通判侵夺百姓财物，侵犯了许景衡所辖士民。事情上报后，皇帝下令将二人一并处斩。从此随驾军吏知道朝廷严禁扰民，行在秩序稍为肃清。
皇帝驻跸下蔡后，经营淮上防务，又命许景衡前往寿春，安置从北方和前线南来的臣僚。建炎二年正月，敌军逼近淮北，派降人时文彬到八公山劝降。皇帝拒绝，颁诏明确以抗敌为国策，命各路大臣和将领张榜晓谕军民。诏书到达寿春后，许景衡立即命人抄写张贴，使军民都明白朝廷不再议和和退让。
许景衡又写信给同知枢密院事张悫说：“国家到了今天，怎能苟且求安？只是明诏已经颁布，朝野都知道朝廷有进无退，此后每项措施都不能不谨慎。臣子可以私下上疏陈说利弊，却不能在公众面前动摇已颁诏令，蛊惑军民。”适逢一名南逃的州县官员公开声称皇帝拒绝议和，必将使淮南军民遭受兵祸。许景衡召集属官说：“官吏若怀疑朝廷处置，可以秘密上疏；诏旨已经颁布，却在众人面前动摇军民，就是破坏成命，我无法容许。”于是他罢免其差遣，并将此事上报朝廷。
建炎二年正月，淮上形势稍定。梁山泊一战歼灭敌军五千人，李彦仙又收复陕州大部，敌军于是退走。皇帝驻在八公山，决定前往南阳，并分别安排淮东、淮西、京东、五马山等地事务。
议定后，皇帝对身边人说：“许景衡在淮南安置南来臣僚，张悫办理淮东财赋，二人都能胜任，朝廷因此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召许景衡、张悫赴行在，准备随驾前往南阳。
二月下旬，皇帝西行南阳，途经淮、汝州之间。丁进率三万人屯驻朱皋，名义上接受朝命，实际并未完全服从节制。朝廷讨论如何处置丁进，许景衡说：“丁进固然有罪，但朝廷若能恩威并用加以笼络，何必立即发动战争？”吕好问也主张宽抚，多数宰执赞同。
皇帝召韩世忠询问讨伐方略，韩世忠已有完整部署，皇帝便命其出兵。许景衡还想进言，皇帝问群臣：“从前天下为何大乱，今后又怎样才能太平？”群臣无人回答。皇帝说：“文臣不贪利，武臣不怕死，天下才可太平。朕既已确定国策，即使身处险境，也绝不会动摇。”又对许景衡等说：“丁进在寿州遇敌兵便退，险些误国。若不诛讨，军法何在？朕将以南阳为抗战根本；若尚未到达，便不能制服一个丁进，日后如何号令诸军、安定州郡？”许景衡、吕好问等于是停止争论。五天后，韩世忠平定丁进。
三月初，金将银术可南侵，耶律马五率五百骑到汝阳城西。唐州知州阎孝忠率翟冲等西平义军五千人勤王，皇帝命林景默出城安抚，使其在城外扎营。
当晚，翟氏子弟私自渡水逼近金营，使耶律马五部下阵脚大乱。皇帝准备亲自前往翟冲营中督战。许景衡劝道：“军情尚未查明，城外安危难测。陛下身系天下，怎能轻率出城？”皇帝说，先前不让义军入城并非怀疑翟冲，而是担心各部混杂影响城防；现在不打开城门、不移动守军，只趁金军动摇时亲临义军营地，足以激励他们效命。
许景衡说：“诸臣白天还认为接纳义军有危险，现在却认为陛下亲自出城可行，臣实在不明白安全在哪里。”皇帝没有听从。许景衡与吕好问、汪伯彦留守城中。夜里翟彪等纵火焚烧金军马厩，马群惊散，耶律马五弃营逃走。皇帝返回后，许景衡立即上前询问城外是否平安。阎孝忠对众人说：“诸公只忧虑陛下出城，却不知道陛下一出，小辈们便把敌军打败了。”
李彦仙收复陕州后，银术可率军北还，汝阳之围解除。皇帝继续西行，到达方城，对宰相们说：“现在将领临敌，留守、制置、镇抚等职多是战时临时设置。朝廷任官不能只按平时制度，轻易撤换这些人；不得不换时，也应另作妥善安置，不能使后方朝廷与前线互相冲突。”许景衡、吕好问等奉命执行。
不久，皇帝在方城下诏改革官制，合并中书、门下、尚书、秘书为东府都省，总管政务；吕好问任首相，许景衡任副相，总领六部、九寺、五监、六院，凡军事政务大议，都可参加御前公议。
进入南阳后，皇帝将土断事务交给许景衡。河北流亡士民多寄居南阳属县，依附豪强。有司清查户籍时，豪家常用老弱妇孺冒名登记，却把壮丁藏作佃客；流寓之人又称原籍田产还在，不愿编入当地户籍，只想领取粮食。
许景衡把军籍、救济粮册和邻保证明互相核对：愿意从军的编入军籍；愿意定居的编为新附户，发给田地、房屋和种粮，并暂缓差役；豪家隐藏的壮丁一律清查入籍，不得据为私家佃客。皇帝说：“土断事务纷繁困难，许景衡此法可以作为范例。”于是下诏令各州县照办。
四月，皇帝亲征并平定襄阳叛将范琼，班师南阳。太常寺卿汪叔詹带一名处士献上炼金术，想以此补充国家金帛。廷臣多感惊疑，许景衡知道是妄术，暗中与吕好问商议处置办法。
炼制之物呈上后，皇帝赏给处士绢帛粮米，却命将炉鼎、所谓黄金和灵液全部沉入白河，说：“国家财政虽困难，但尚能支撑；若以虚妄之术示范天下，朝廷信用便再无法恢复。”许景衡称赞这是人主的气度。汪叔詹说：“此确为真金，为什么丢掉？”许景衡说：“金是真是假，臣不敢断言。但此物一旦进入宫中，此后军赏与各种赐予都会被怀疑来源。朝廷的信用怎能轻易破坏？”皇帝遂命处士带着赏赐回乡。
此前，皇帝召枢密副使张悫前往行在。张悫病重，滞留淮南，不能应召。许景衡一向与他交好，便奏请尽早选择继任者。皇帝说：“张悫与你交情深厚，你可以代朕询问，他认为谁适合接任。”许景衡于是派人前去询问。
皇帝又命许景衡检查元祐党籍旧案。许景衡说：“党籍关系士林是非，不能永远搁置。但南阳刚刚安定，军政尚不稳定，若立即翻动旧籍，恐怕再度扰乱人心。”皇帝说自己另有安排，只命他先整理旧档，不必马上定论。
四月下旬，皇帝召宰相和苏轼的孙辈游览白河。宴饮中，皇帝忽然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始终没有完全统一天下。”许景衡说：“若没有海上之盟和轻率攻辽，靖康之祸未必发生。太上道君皇帝被六贼误导，主要只是做错了这两件事。”皇帝回答：“靖康之变，是花石纲、追求丰亨豫大、六贼掌权、文臣苟安、武将懈怠等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只归罪海上之盟。燕云本是旧疆，谋求收复并无过错；错在国力不足而敌势正强。”许景衡听后沉默，不再回应。
随后，皇帝拿出苏轼《前赤壁赋》真迹赐给苏氏后人，并下诏彻底废除元祐党禁。许景衡深受程颐之学影响，议论不随时俗改变，又进言：“朝廷的是非标准关系重大。元祐党禁虽已废除，若不恢复被贬诸臣的名誉，明确昭示是非，士人仍不知道朝廷的判断。”
皇帝说：“难道为元祐开禁，便要反过来禁止元丰人物吗？李纲之父与宗泽都曾受吕惠卿举荐，难道也要排斥？”许景衡说自己并非此意，只是希望追复元祐诸臣，明辨是非，至于元丰党人可以不再追究。
御史中丞张浚在旁说：“这不是普通朝争，而是洛学与新学之争。”许景衡脱帽进言：“臣怎会以学术妨碍国事？正因为名义不明，国事才不能安定。中丞若认为我言辞过急，我愿辞职以自明。”皇帝说张悫已经病危，自己现在不希望诸臣争胜负，而希望大家彼此容忍，共济国难；朝廷刚刚稍安，不能再因门户党争之见动摇。许景衡听说张悫病危，便不再争论。
皇帝又说：“王安石有立言、立功之处，蔡京、王黼只是借他的名义害民；司马光、苏轼虽贤明，也不是每句话、每件事都值得效法。难道你们没听过‘卫青奴才’的说法吗？”许景衡说：“苏轼那句话并非轻视武臣，所讥刺的是当时依靠宠幸、没有功劳却受恩宠的人。”
皇帝说：“朕不求顺者昌、反者灭，只希望意见相顺者能够起而任事，意见相反者暂时收敛，而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许景衡说：“臣等是见敌兵暂退，才趁机议论，并不是要借此妨碍国家大计。”
工部尚书叶梦得进言：“陛下是由元祐太后拥立的。”皇帝认为此言涉及帝位废立，先将叶梦得外放为扬州知州。胡寅立即弹劾他擅言废立，请贬到琼州临高安置。许景衡与吕好问、汪伯彦、宇文虚中、张浚等都赞同，皇帝批准。
皇帝又下诏说，敌患未止、国事繁重，宰执、学士和台谏不得借新旧之争请求辞职、称病退休，也不得再以新旧之名互相攻击。当夜，皇帝在苏轼《前赤壁赋》卷末题写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赐给许景衡。从此，朝廷完全废除元祐党禁，朝廷也禁止臣僚再以新旧党名挑起争端。
五月，张悫病逝于淮南。许景衡得到讣告，立即请求优厚抚恤，又整理张悫病中所论财赋、军务的各项建议上报。皇帝说：“张悫理财济军，敢于直言，建炎以来有功劳。”于是命有司议定追赠抚恤，并将白河宴上所赐《前赤壁赋》卷转赐张悫家属。许景衡论述张悫功劳，只陈说其协助军需、管理财赋的实际政绩，不曾以两人私交为理由。
当时关西刚刚安定，统制曲端擅杀刘希亮和李彦仙任命的义军首领，并吞并其部众。朝廷命曲端到南阳陈述情况，曲端拒不奉命，还在长安题诗，言辞冒犯皇帝和朝廷。廷议如何处置，宇文虚中认为曲端兵势已成，不能骤然逼迫。
许景衡说：“臣也知道暂时不能立即逮捕曲端，但朝廷不能一味姑息，应当恩威并施，使他知道中枢仍有号令。今天不能使曲端稍稍屈服，今后如何控制西军？”皇帝说自己亲自到军中安抚任用他，也未尝不可。许景衡答道：“一两次尚可，怎能每次都由陛下亲临？韩世忠、张俊固然可信，日后若遇真正跋扈不臣之人，陛下又将如何处置？”皇帝赞同，但因曲端势力正盛，暂不能严惩，便派宇文虚中宣抚关陕，笼络并约束西军诸将。
这年冬天，兀术围攻南阳行在。此前，许景衡、汪伯彦、刘汲等奉命驻在襄阳，作为危急时的后方准备。南阳与外界重新通信后，许景衡等写信给城中，指出襄阳依托汉水天险，若南阳围势稍缓，皇帝可按先前方案移驻襄阳。城中长久没有明确答复，只说守备仍然稳固。许景衡等于是命御营中军统制张景率兵从襄阳北上，沿白河接近南阳，为城中制造外援声势。敌军没有加以阻截，任其到达南阳城外。
几天后，皇帝以张景诸军为掩护，带胡寅、林景默等暗中北行。建炎三年正月初，皇帝到鄢陵，收回杜充掌握的东京副留守兵权，统合岳飞等留守司十万兵马和韩世忠军，在长社击败金军。正月十五日，皇帝返回东京；次日宗泽去世。皇帝撤销东京留守司，恢复东京为国都。
二月，皇帝在河阴大阅，确定功赏、整顿军制，各地帅臣、宰执、台谏、六部、翰林官员全部会集。许景衡对吕好问说：“今日诸将受重赏，御营专掌兵权，文弱武强，并非某个人所能扭转，这是当今天下的形势造成的。”
随后，皇帝因各统制私下结盟，担心诸军离合无统，便采用权宜礼法，命实际领兵的三十六名御营将领在河阴盟誓，以讨敌守法为约。
许景衡离席进言：“臣恐怕此举不妥。”皇帝说：“这支军队是宗泽临死托付给朕的。将领虽多出身军中叛卒或地方武装，但国家艰难，不约束便会生乱，不任用又只能废弃。若用朝廷一点礼貌体面换取他们安心效力，朕有什么舍不得？”许景衡考虑军国形势紧急，便没有继续争论。
暮春，皇嗣因扬州兵变惊吓而去世。许景衡奏称：“李纲受陛下腹心重托，东南的土地、人民、太后和皇嗣都在其责任范围。如今皇嗣去世，臣不敢说李纲有恶意，然而臣子受如此重托而结果如此，怎能完全无责？”廷议确定后，皇帝免去李纲相位，没有召入狱治罪，而令其担任太平州知州，继续治理地方。
后来，敌人送还两位公主，请求议和。刘子羽、李若朴、李光、范宗尹等认为可以暂时商议，以争取时间修城、练兵、积蓄粮财，许景衡赞同。皇帝说：“诸卿的本意是为国家筹谋，并非求屈服投降，朕知道。但要讨论和议，先请解决皇位废立问题。”许景衡说：“陛下禁止臣下在殿廷脱帽下拜，是不希望臣子用名节逼迫君主；现在陛下却以废立这一更大的名分来逼迫臣下，恐怕不是安定朝廷之道。”皇帝意识到了言语不当，但仍表示战和大计已经决定。
许景衡又请求皇帝明确说明不议和的原因。皇帝问：“白河宴上题写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之语，你还记得吗？”许景衡答：“不敢忘记，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皇帝说：“诸卿要求议和，不是要投降，而是想在战争中求万全。但和议一旦开启，将来稍稍一安定下来，必然有人借体恤百姓之名阻止战事。朕既然确定灭敌为国策，战与和两端便不能再同时交付朝廷争论。”吕好问问用兵何时停止，皇帝答：“敌国灭亡时就停止。”许景衡说，国家正值艰难，臣僚应彼此容忍共济，不该再以无谓议论内耗。此后朝廷不再以暂时议和为谋。
初夏，敌人扶植刘豫僭号，檄文诬蔑皇帝和朝廷。皇帝准备亲自写罪己诏。廷臣一时喧哗失措，许景衡立即命殿中侍御史记录失仪者，又催杨沂中、刘晏整肃殿前班直，朝班才恢复秩序。
吕好问等上奏说，刘豫只是敌人扶立的叛逆，其荒诞言辞不值得皇帝以罪己诏回应。皇帝说：“君主可以赦免臣子，谁来赦免君主？”许景衡跪奏：“君主既能赦臣，上天也会赦君。”皇帝于是停止罪己诏，并下令从此三品以上紫衣大臣不得轻易在殿廷下拜。
五月，朝廷核算御营兵额和全年费用。皇帝说：“如今朝廷二十万甲士、三万骑兵，耗费巨大，东南、巴蜀、荆襄的财赋几乎全被用尽，诸卿认为该怎么办？”许景衡说：“两淮尚且完整，淮南富庶，其财力可以抵得上巴蜀。”
骑军都统曲端又指出尚未计算关西军费。许景衡说：“今天的办法，要么增加东南、荆襄赋税，要么削减兵额，除此没有别的办法维持全年开支。”皇帝于是决定增赋养兵，同时告诫诸将：“你们的衣食器械，都来自东南、荆襄、巴蜀、两淮百姓的膏血。日后百姓若不堪重负而起事，不要忘记根源所在。”
八月，皇帝商议让进士到军中任职，使士人熟悉军事。许景衡和李光起初认为这容易混淆旧制，不宜轻易实行。胡安国进言，指出兵权不可下移，中外臣僚已有形成党派的迹象，皇帝因此决定实行。
适逢殿试，有考生策论攻击宰执。吕好问读后说，许景衡在都省操劳，百务倚重；此文纯美虽不敢比范仲淹，但却有忧乐天下之心。皇帝则认为文章轻慢宰执，恐天下以为朝廷自轻大臣，将该考生降到一甲末位。中旬秋防将近，枢密院缺员。许景衡推荐林景默、朱胜非、陈规；吕好问、汪伯彦则专推陈规。皇帝任命陈规签书枢密院事，专管东京守备；又命都省、枢府入宫办公，宰执轮流宿直，以随时处理军务。
十二月十七日，御营水军在小吴埽大捷，重新控制黄河。战后赏军还缺三十万缗。许景衡奏请仿照益州交子务旧制，在东京临时设置交子务，以户部所储军饷、官俸为准备金发行交子，接续赏军费用。
皇帝认为东京接近前线，人心未定，钞本不足，恐损害朝廷信用，没有立即采纳。许景衡又说，若此法可行，那么中军、河南官吏和在朝百官都应平均接受交子，共同弥补赏军缺口。皇帝最终另行发行国债，并以皇帝本人信用作担保。
建炎四年春，敌人强迫河北士人参加科举，录取后授予官职，其中有人弃官南归。朝廷讨论其罪，许景衡说：“河北陷落，士人受强敌胁迫，如同被扣作人质。若战场相遇，各自服从所属尚可；若因此一概定为罪人，并不公平。”皇帝采纳其议，下诏抚恤来归士人，不得以降附罪人看待。
三月末，钟相在洞庭湖起兵。许景衡说：“洞庭湖民众早已结社自保，不受官府约束；去年增赋，今年又受灾，即使钟相不反，也会有人起兵。”皇帝派韩世忠南下，与刘汲、马伸、刘洪道等围剿。不久敌军全力进攻关西，韩世忠奉秘密诏旨，从南阳转向武关，宰相们这才知道皇帝调韩世忠南下另有安排。
皇帝准备亲赴洛阳御敌。许景衡率群臣伏在宜佑门前劝阻，说：“强敌目标在关中，陛下轻率前往洛阳，臣看不出有什么益处。韩世忠恐怕已经奉密诏进入武关，而宰执却不知道此项谋划，陛下把臣等当作什么人？”
皇帝说：“诸卿都从危难中一路走来，是朕所倚重的人。今日在京诸臣都是朕的腹心；若诸卿也不可信，朕还能信谁？”汪伯彦又请皇帝慎重。皇帝说：“既已失去两河，怎能再放弃关西？关西一失，中原还保得住吗？”群臣争谏不能改变皇帝决定。皇帝把后方事务托付吕好问，离开东京前往关西。
六月，尧山大捷后，许景衡奉都省命令赶赴行营，报告东京有人把洛阳陷落、汪伯彦殉国、杨惟忠病死，归罪于岳飞北进和吕好问批准其行动。
许景衡说：“战争的利害变化很快，怎能用后来成败反过来追究当时处置？岳飞北进，牵制了河东的敌军，又使大名方向不敢行动，功劳明确，无罪可加。”皇帝说：“关西获胜、洛阳失守、东京和淮东安定、河北得以进兵，本来互相关联。若论总责，应在朕一人，不能胜利归功于朕，失败却归罪宰相和将帅。”许景衡请求回銮，并下诏催岳飞退兵。
皇帝说尧山虽是靖康以来未有的大胜，但士卒死伤、忠臣殉国者很多，自己现在受吊不受贺；军功授田未完成，不能立即回东京，而岳飞独领大军在河北，进退应由其临机决定，只需告知河南疲弊、财力困难，不必用命令催促他退兵。
许景衡又论李世辅承袭爵位，说：“韩世忠功高卓绝，封郡王尚可；李世辅以儿子身份承袭父爵，臣不敢执行。本朝的异姓世爵先例很少，不可轻易开后世之例。愿追赠其父，另按李世辅本人功劳封开国公。”皇帝说明将来可能对边臣实行实封、世守远疆。
许景衡说，若有特殊原因并非不可讨论，但终究关系国家典制，不能轻启。许景衡又问，皇帝回京后是否召各使相入朝、收西军归御营、明辨新旧学术、推行新政。皇帝说自然会如此做。
许景衡知道后说大计既定，自己年老，请退位让贤。皇帝让他先完成河南授田，再称病请退，并说君臣相处应有始有终。许景衡奉诏，又问吕好问如何安置。皇帝说吕好问功劳卓著，应任平章军国重事。许景衡又说吕颐浩不可用，皇帝不回答。
临别时，许景衡进言说：“陛下以昭烈帝的气概兴兵，以光武帝的功业中兴。功成之后，更希望陛下以光武的宽仁、昭烈的信义自守。臣个人进退不足道，惟愿陛下慎终如始。”
皇帝承诺会铭记其提醒。当日夜里，许景衡写信给岳飞，告知河南困乏、财赋艰难，让他自行决定进退。随后朝廷讨论战后军队处置，皇帝准备另设御营骑军，任曲端为都统，刘锜、李世辅为副。有人认为李世辅年轻，不宜骤任，许景衡说李世辅在尧山有功，担任骑军副职适宜，议论于是确定。
九月，许景衡称病请求退休。皇帝因他长期参与机务、辅佐中兴，下诏进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封丹阳郡王，准许致仕，俸禄照旧；官府发给驿券送其归乡，并命沿途州县按时慰问照料。
建炎八年七月，皇帝巡幸江南，召已经致仕的旧相许景衡到杭州备顾问。许景衡到后，皇帝同吕好问、李纲、许景衡前往洞霄宫问安愍宗。
随后，皇帝在西湖边访问民情，头几天不召见士大夫，转而召见商人、僧道和普通百姓。许景衡推测江南士人会趁此空隙联名上疏，不久果然有人请求大赦、赦还叶梦得。皇帝没有大赦，只令叶梦得回处州，许景衡起身致谢。
张九成以江南名士身份入对，又主张推迟北伐。皇帝列举陈东、宗泽、李彦仙、岳飞等人的忠劳，又谈到张悫病逝，许景衡神色顿变。皇帝留在杭州推行江南赋役新政，命吕颐浩主持；又因许景衡熟悉土断、户籍和赋役制度，命他协助，在东南推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
这年冬天，朝廷准备把清查寺观田地的办法逐渐推行到两浙。皇帝想调兵进入东南以防变乱。许景衡说：“赋役改革若不用兵便能完成，才是真正安抚江南；若立即以军队临境，事情虽能办成，人心却会怀疑朝廷。”皇帝采纳其议，命王贵率御营前军一万人屯驻江北无为军，作为应急力量，不立即过江。
在讨论摊丁入亩时，许景衡说，丁身税若都折成钱粮，小民必卖绢求钱，豪右商人能低价收购；即使转由形势户承担，他们也未必能筹足丝绢。因此钱、粮、丝绢互折应先定统一办法。吕颐浩请求确定三者之间的折价，以弥补银铜不足，许景衡认为可暂行，同时建议百姓可用粮、丝认购国债以稳定价格；但他指出，折价权若长期留在州县，容易成为贪吏搜括工具，终非长策。讨论起用陆宲时，吕颐浩指出许景衡等过去因其曾在朱勔部下任事，把他视作新党余孽而弃置。许景衡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
建炎九年正月，朱胜非因旧怨私下诋毁赵鼎、张浚、吕好问等故臣。皇帝在朝廷中辨明其诬妄，许景衡愤怒，请求驱逐朱胜非，说他品行不正，枉为人臣，还败坏同僚之间的道义。皇帝令朱胜非归家，议论才停止。
春夏间，福建在检地、土断后重新确定税额，州县乡社争执不断，宗族械斗和诉讼相继发生。皇帝命许景衡同刘大中、范宗尹、梅栎等巡视福建，处置赋额，调解各族，平息争讼。
这年秋天，许景衡处理完福建事务后回到杭州。皇帝问福建的岁入损失了多少。许景衡说，农业收成损失不大，损失的是秋税；闽中宗族斗争渐平，农业尚能维持。但民众相杀本因赋额不公，若全部催收旧额，动乱便无法解决，所以他已经暂时免除争讼地区的部分税额，以安定地方，秋税亏损不可避免。
皇帝认为损失尚不严重。许景衡说：“财赋亏损尚能补救，乡里仇怨却难以迅速消除。福建死伤很多，若陛下只计算北伐费用，不计民间怨结，是重财用而轻视人命。臣认为，两浙以外推行新法过快。”
当时，御营三十万军队将要编成，粮械军资足以支持北伐。许景衡上奏：“北伐大计已经具备，不能再中止。除非发生足以阻碍大举的水旱、战争或疫病，朝廷不应因空泛疑虑自行迟缓。”
皇帝于是颁白麻诏书，再任许景衡为都省副相，加宁海军节度使、两浙路经略使，留镇杭州，总摄江东、江西、福建、两浙、广南东、广南西六路，接替吕颐浩经略东南。诏书张贴在雷峰塔下，令东南各路公阁共同观看。有人认为许景衡是两浙人，应回避本路职务；朝廷因北伐后方极其重要，不拘常例。
九月，皇帝下诏大举北伐。建炎十年二月三日，王师在获鹿大破敌军，敌军精锐几乎全毁，河北、河东、燕云相继平定。朝廷讨论北疆治理办法。许景衡上疏说：“北疆刚刚平定，若依仗胜势把各部权力全部削夺，军队未必能长期镇压，国家财力却会先被耗尽。不如根据各部强弱使其互相牵制，朝廷居中控制，这才是长久之策。”吕好问、赵鼎都赞同，于是确定以安抚、控制为先，不立即彻底削平北疆各部。
建炎十年秋，皇帝驻亳州明道宫，确定中兴十八定策功臣。许景衡作为资深元臣，参与大政，执法不挠，又总管东南财赋支持北伐，列入其中，进封瓯王。
这年冬天，北伐结束，朝廷讨论裁减战后冗兵。许景衡认为重兵费用不能长期由财赋承担，但骤然遣散士卒，又会使无业之人危害州县，便说：“军队可以裁减，却不能突然遣散。若士卒无所归业，反会成为州县祸患。”枢密院于是同东南诸路商定，将郭仲荀所领御营后备军一万人裁去一半，留下五千；再合并御营右军五千、长江水师五千，组建御营靖海军，由田师中统领，屯驻杭州、明州、扬州，控制江南财赋要地。
建炎十一年春夏，军队裁减基本完成。许景衡根据枢密院方案，依旧有州军制度另设卫、所，把被裁士卒登记为军户，授田屯种，免除夏秋常赋，使其一半耕作、一半守备；所纳军粮就地供军，先在东南沿江沿海要地试行。建炎十二年春，许景衡再次以年老请求退休。皇帝准许，解除其都省副相、两浙路经略使职务，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令其返回瑞安养老。
回到瑞安后，许景衡绝口不谈朝政得失。有人问原因，他说：“中兴规模已经建立，后事应交给后来人。我已经老了，再有所议论，只会牵累朝廷。”于是闭门著述，整理建炎以来奏章、诏札往复，以及土断、赋役、军费、检地制度，编成《建炎奏议》若干卷，又作《土断赋役便宜》若干篇，供后世官吏参考。
晚年，许景衡仍以程颐之学教导乡里后进，却不再借学术议论政治。乡人问洛学、原学的异同，许景衡说：“学问是用来明理，不是用来结党；政事是用来济民，不是用来胜过他人。”又置义田、修学舍，选子弟教授经义与时务。郡县来询问事情，他只陈述民生利病和赋役轻重，不评论朝廷人物与政策。
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下诏令许景衡赴阙观礼。许景衡以年老有病辞谢，没有前往，只上表祝贺。表中说，中兴定都以来海内稍安已有数年，但疆土可以用兵取得，不能只靠兵力守住；强敌可以凭勇武战胜，不能凭勇武安抚百姓。希望皇帝记得尧山死难将士和长期陷敌的两河百姓，减轻徭役赋税，让新复地区休养，则中兴根基才能长久。皇帝阅表后派使者赐药物、茶帛，命其安心养病。
建炎二十年，许景衡去世，享年七十四。讣告传来，皇帝停朝三日，赠太师，谥文定，以王礼安葬；在乡里赐宅，拨给守墓户，录用一名孙子，命国史院整理其奏议，副本藏于秘阁。
皇帝对身边人说：“朕即位以来，执政大臣中忠直守法、任事老成如许少伊者，并不多见。”此前许景衡病危，告诫子孙：“我受国恩很厚，晚年能归故里已经十分幸运。身后务必俭约，不要因为封王而烦扰官府。”家人按遗命办理。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下诏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庆历以后，熙丰、元祐的争论被士大夫世代当作门户。靖康之祸发生后，天下动荡：旧学重操守名义，足以立国；新学重经世任事，足以济时。但借学术结党、借新法害民，新旧两派都会走向弊端。
圣祖以刚毅决断确定大计，诸将冒矢石恢复疆土；而朝廷法度、财政民力、士论名义之间的平衡，必须依靠忠诚纯正、老成持重的大臣。
许景衡传承程颐之学，议论不随时俗，却不把自己限制在学术门户中。他争论是为了是非，而不是门户；知道停止，则因顾全国家大计，而不是迁就个人名声。
战事繁忙、权宜措施层出时，他能使法律不因用兵而废弛，朝廷信用不因救急而破坏，百姓不因成功而更加困苦。功成退休后，又告诫后进：“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
中兴事业既有君主决断和武臣战功，也有儒臣以赤诚之心维持大经大法，许景衡正是这样的人。
当时王黼、蔡攸掌权，许景衡上言：“尚书省近来一直没有长官，同知枢密院也空缺很久。三公虽然可以统摄三省事务，但尚书省是政务根本，枢密院是总管军事的机关，各自都有专门职责，怎能长期空着要职？希望广泛听取公议，审慎选择忠贤之士，补足政府缺员。”他因此大大触怒了王黼。
朝廷任命童贯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准备北伐，许景衡又列举童贯贪婪昏谬、不可任用的数十项事实，朝廷未答复。
方腊之乱平定后，江浙郡县残破，而原有的茶盐比较制度仍照常执行。许景衡奏称：“茶盐岁额本应按户口多少确定。如今地方刚刚收复，户籍人口损失近半，民力凋敝，茶盐比较之额却不比从前减少。百姓又怎能不受困？”奏章呈上后，朝廷下诏暂免两浙、江东的茶盐税，等民力稍有恢复后再恢复旧制。
朝廷发动燕云战争后，军需调度不能接续，对民间的征取更加急迫。许景衡上奏说：“国家财力不足，应当先节省开支；百姓已经困弊，应当先行抚恤。现在各种不急之务，如宫室营造、花石纲运输等，名目繁多；官吏人数过多，军队编额冗滥；还有无名的功赏、非常的赐予，都是权贵攀缘求取，永不满足。应当依照祖宗制度裁减。”他又极力陈述和买、和籴和盐法的危害，朝廷没有采纳。适逢洋州知州吴岩夫在私信中称赞许景衡贤能，信件误送到王黼手中，王黼便借机陷害，将许景衡逐出朝廷。
愍宗即位后，召许景衡任左正言，不久改任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再升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因刚直敢言、触怒执政而被排斥，许景衡为二人申辩，因此获罪，被削职而授予祠禄的闲职。
圣祖即位后，召许景衡任给事中；到达行在后，又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宗泽担任东京留守，依附黄潜善等人的言官多攻击他的短处，想将他排挤出去。
许景衡上奏说：“臣从浙江渡淮来到行在，一路听说宗泽治理开封，威望和政绩都远远超过常人。臣虽不认识他，却十分敬佩。臣认为，去年冬天京城中若有几个像宗泽这样赤心报国的人，祸乱不至于惨烈到今天的地步。现在若只计较他的小过失，而不顾其尽忠殉国的大节，未免太过苛刻。况且开封是宗庙社稷所在；若要罢免宗泽、另派留守，不知士大夫中还有谁的威望和才干胜过宗泽？”奏疏呈上后，皇帝醒悟，将奏疏封送宗泽观看，宗泽的职位才安定下来。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暂代浙西提刑的赵叔近将其招降，请求授官。许景衡说：“无罪的官吏被杀，有罪的叛卒反而受赏，没有比这更颠倒赏罚的事。”皇帝采纳其意见，取消了授官请求。
不久，许景衡任尚书右丞、同参知政事。每逢重大政事，他总请求单独进见，极力陈说意见。黄潜善等人因许景衡与自己意见不同，共同排斥阻挠他。有人说正月、二月之交是太一神迁移的日子，应在宫中设坛遥拜。皇帝询问许景衡，许景衡说：“修养德行、爱护百姓，上天自然降福，何必迎拜太一？”皇帝赞同，于是不再讨论此事。
当初，李纲讨论皇帝驻跸地点时，认为关中最好，南阳次之，建康最下。许景衡时任御史中丞，上奏说：“南阳没有险阻，又靠近盗贼活动地区，漕运难以接续，不如建康有长江天险可守，请尽快确定巡幸建康。”黄潜善等人排挤李纲，使其离职，各项主张于是都被搁置。后来李纲重新拜相，皇帝也主张前往南阳，许景衡知道国策已经确定，便不再坚持建康之议。
建炎元年冬，敌将兀术南侵，行在从顺昌府向扬州转移。许景衡随驾，督率随行士民。途中，呼延通部下一名小校与一名从北方南来的通判侵夺百姓财物，侵犯了许景衡所辖士民。事情上报后，皇帝下令将二人一并处斩。从此随驾军吏知道朝廷严禁扰民，行在秩序稍为肃清。
皇帝驻跸下蔡后，经营淮上防务，又命许景衡前往寿春，安置从北方和前线南来的臣僚。建炎二年正月，敌军逼近淮北，派降人时文彬到八公山劝降。皇帝拒绝，颁诏明确以抗敌为国策，命各路大臣和将领张榜晓谕军民。诏书到达寿春后，许景衡立即命人抄写张贴，使军民都明白朝廷不再议和和退让。
许景衡又写信给同知枢密院事张悫说：“国家到了今天，怎能苟且求安？只是明诏已经颁布，朝野都知道朝廷有进无退，此后每项措施都不能不谨慎。臣子可以私下上疏陈说利弊，却不能在公众面前动摇已颁诏令，蛊惑军民。”适逢一名南逃的州县官员公开声称皇帝拒绝议和，必将使淮南军民遭受兵祸。许景衡召集属官说：“官吏若怀疑朝廷处置，可以秘密上疏；诏旨已经颁布，却在众人面前动摇军民，就是破坏成命，我无法容许。”于是他罢免其差遣，并将此事上报朝廷。
建炎二年正月，淮上形势稍定。梁山泊一战歼灭敌军五千人，李彦仙又收复陕州大部，敌军于是退走。皇帝驻在八公山，决定前往南阳，并分别安排淮东、淮西、京东、五马山等地事务。
议定后，皇帝对身边人说：“许景衡在淮南安置南来臣僚，张悫办理淮东财赋，二人都能胜任，朝廷因此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召许景衡、张悫赴行在，准备随驾前往南阳。
二月下旬，皇帝西行南阳，途经淮、汝州之间。丁进率三万人屯驻朱皋，名义上接受朝命，实际并未完全服从节制。朝廷讨论如何处置丁进，许景衡说：“丁进固然有罪，但朝廷若能恩威并用加以笼络，何必立即发动战争？”吕好问也主张宽抚，多数宰执赞同。
皇帝召韩世忠询问讨伐方略，韩世忠已有完整部署，皇帝便命其出兵。许景衡还想进言，皇帝问群臣：“从前天下为何大乱，今后又怎样才能太平？”群臣无人回答。皇帝说：“文臣不贪利，武臣不怕死，天下才可太平。朕既已确定国策，即使身处险境，也绝不会动摇。”又对许景衡等说：“丁进在寿州遇敌兵便退，险些误国。若不诛讨，军法何在？朕将以南阳为抗战根本；若尚未到达，便不能制服一个丁进，日后如何号令诸军、安定州郡？”许景衡、吕好问等于是停止争论。五天后，韩世忠平定丁进。
三月初，金将银术可南侵，耶律马五率五百骑到汝阳城西。唐州知州阎孝忠率翟冲等西平义军五千人勤王，皇帝命林景默出城安抚，使其在城外扎营。
当晚，翟氏子弟私自渡水逼近金营，使耶律马五部下阵脚大乱。皇帝准备亲自前往翟冲营中督战。许景衡劝道：“军情尚未查明，城外安危难测。陛下身系天下，怎能轻率出城？”皇帝说，先前不让义军入城并非怀疑翟冲，而是担心各部混杂影响城防；现在不打开城门、不移动守军，只趁金军动摇时亲临义军营地，足以激励他们效命。
许景衡说：“诸臣白天还认为接纳义军有危险，现在却认为陛下亲自出城可行，臣实在不明白安全在哪里。”皇帝没有听从。许景衡与吕好问、汪伯彦留守城中。夜里翟彪等纵火焚烧金军马厩，马群惊散，耶律马五弃营逃走。皇帝返回后，许景衡立即上前询问城外是否平安。阎孝忠对众人说：“诸公只忧虑陛下出城，却不知道陛下一出，小辈们便把敌军打败了。”
李彦仙收复陕州后，银术可率军北还，汝阳之围解除。皇帝继续西行，到达方城，对宰相们说：“现在将领临敌，留守、制置、镇抚等职多是战时临时设置。朝廷任官不能只按平时制度，轻易撤换这些人；不得不换时，也应另作妥善安置，不能使后方朝廷与前线互相冲突。”许景衡、吕好问等奉命执行。
不久，皇帝在方城下诏改革官制，合并中书、门下、尚书、秘书为东府都省，总管政务；吕好问任首相，许景衡任副相，总领六部、九寺、五监、六院，凡军事政务大议，都可参加御前公议。
进入南阳后，皇帝将土断事务交给许景衡。河北流亡士民多寄居南阳属县，依附豪强。有司清查户籍时，豪家常用老弱妇孺冒名登记，却把壮丁藏作佃客；流寓之人又称原籍田产还在，不愿编入当地户籍，只想领取粮食。
许景衡把军籍、救济粮册和邻保证明互相核对：愿意从军的编入军籍；愿意定居的编为新附户，发给田地、房屋和种粮，并暂缓差役；豪家隐藏的壮丁一律清查入籍，不得据为私家佃客。皇帝说：“土断事务纷繁困难，许景衡此法可以作为范例。”于是下诏令各州县照办。
四月，皇帝亲征并平定襄阳叛将范琼，班师南阳。太常寺卿汪叔詹带一名处士献上炼金术，想以此补充国家金帛。廷臣多感惊疑，许景衡知道是妄术，暗中与吕好问商议处置办法。
炼制之物呈上后，皇帝赏给处士绢帛粮米，却命将炉鼎、所谓黄金和灵液全部沉入白河，说：“国家财政虽困难，但尚能支撑；若以虚妄之术示范天下，朝廷信用便再无法恢复。”许景衡称赞这是人主的气度。汪叔詹说：“此确为真金，为什么丢掉？”许景衡说：“金是真是假，臣不敢断言。但此物一旦进入宫中，此后军赏与各种赐予都会被怀疑来源。朝廷的信用怎能轻易破坏？”皇帝遂命处士带着赏赐回乡。
此前，皇帝召枢密副使张悫前往行在。张悫病重，滞留淮南，不能应召。许景衡一向与他交好，便奏请尽早选择继任者。皇帝说：“张悫与你交情深厚，你可以代朕询问，他认为谁适合接任。”许景衡于是派人前去询问。
皇帝又命许景衡检查元祐党籍旧案。许景衡说：“党籍关系士林是非，不能永远搁置。但南阳刚刚安定，军政尚不稳定，若立即翻动旧籍，恐怕再度扰乱人心。”皇帝说自己另有安排，只命他先整理旧档，不必马上定论。
四月下旬，皇帝召宰相和苏轼的孙辈游览白河。宴饮中，皇帝忽然说：“本朝自开国以来，始终没有完全统一天下。”许景衡说：“若没有海上之盟和轻率攻辽，靖康之祸未必发生。太上道君皇帝被六贼误导，主要只是做错了这两件事。”皇帝回答：“靖康之变，是花石纲、追求丰亨豫大、六贼掌权、文臣苟安、武将懈怠等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只归罪海上之盟。燕云本是旧疆，谋求收复并无过错；错在国力不足而敌势正强。”许景衡听后沉默，不再回应。
随后，皇帝拿出苏轼《前赤壁赋》真迹赐给苏氏后人，并下诏彻底废除元祐党禁。许景衡深受程颐之学影响，议论不随时俗改变，又进言：“朝廷的是非标准关系重大。元祐党禁虽已废除，若不恢复被贬诸臣的名誉，明确昭示是非，士人仍不知道朝廷的判断。”
皇帝说：“难道为元祐开禁，便要反过来禁止元丰人物吗？李纲之父与宗泽都曾受吕惠卿举荐，难道也要排斥？”许景衡说自己并非此意，只是希望追复元祐诸臣，明辨是非，至于元丰党人可以不再追究。
御史中丞张浚在旁说：“这不是普通朝争，而是洛学与新学之争。”许景衡脱帽进言：“臣怎会以学术妨碍国事？正因为名义不明，国事才不能安定。中丞若认为我言辞过急，我愿辞职以自明。”皇帝说张悫已经病危，自己现在不希望诸臣争胜负，而希望大家彼此容忍，共济国难；朝廷刚刚稍安，不能再因门户党争之见动摇。许景衡听说张悫病危，便不再争论。
皇帝又说：“王安石有立言、立功之处，蔡京、王黼只是借他的名义害民；司马光、苏轼虽贤明，也不是每句话、每件事都值得效法。难道你们没听过‘卫青奴才’的说法吗？”许景衡说：“苏轼那句话并非轻视武臣，所讥刺的是当时依靠宠幸、没有功劳却受恩宠的人。”
皇帝说：“朕不求顺者昌、反者灭，只希望意见相顺者能够起而任事，意见相反者暂时收敛，而你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许景衡说：“臣等是见敌兵暂退，才趁机议论，并不是要借此妨碍国家大计。”
工部尚书叶梦得进言：“陛下是由元祐太后拥立的。”皇帝认为此言涉及帝位废立，先将叶梦得外放为扬州知州。胡寅立即弹劾他擅言废立，请贬到琼州临高安置。许景衡与吕好问、汪伯彦、宇文虚中、张浚等都赞同，皇帝批准。
皇帝又下诏说，敌患未止、国事繁重，宰执、学士和台谏不得借新旧之争请求辞职、称病退休，也不得再以新旧之名互相攻击。当夜，皇帝在苏轼《前赤壁赋》卷末题写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中的“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赐给许景衡。从此，朝廷完全废除元祐党禁，朝廷也禁止臣僚再以新旧党名挑起争端。
五月，张悫病逝于淮南。许景衡得到讣告，立即请求优厚抚恤，又整理张悫病中所论财赋、军务的各项建议上报。皇帝说：“张悫理财济军，敢于直言，建炎以来有功劳。”于是命有司议定追赠抚恤，并将白河宴上所赐《前赤壁赋》卷转赐张悫家属。许景衡论述张悫功劳，只陈说其协助军需、管理财赋的实际政绩，不曾以两人私交为理由。
当时关西刚刚安定，统制曲端擅杀刘希亮和李彦仙任命的义军首领，并吞并其部众。朝廷命曲端到南阳陈述情况，曲端拒不奉命，还在长安题诗，言辞冒犯皇帝和朝廷。廷议如何处置，宇文虚中认为曲端兵势已成，不能骤然逼迫。
许景衡说：“臣也知道暂时不能立即逮捕曲端，但朝廷不能一味姑息，应当恩威并施，使他知道中枢仍有号令。今天不能使曲端稍稍屈服，今后如何控制西军？”皇帝说自己亲自到军中安抚任用他，也未尝不可。许景衡答道：“一两次尚可，怎能每次都由陛下亲临？韩世忠、张俊固然可信，日后若遇真正跋扈不臣之人，陛下又将如何处置？”皇帝赞同，但因曲端势力正盛，暂不能严惩，便派宇文虚中宣抚关陕，笼络并约束西军诸将。
这年冬天，兀术围攻南阳行在。此前，许景衡、汪伯彦、刘汲等奉命驻在襄阳，作为危急时的后方准备。南阳与外界重新通信后，许景衡等写信给城中，指出襄阳依托汉水天险，若南阳围势稍缓，皇帝可按先前方案移驻襄阳。城中长久没有明确答复，只说守备仍然稳固。许景衡等于是命御营中军统制张景率兵从襄阳北上，沿白河接近南阳，为城中制造外援声势。敌军没有加以阻截，任其到达南阳城外。
几天后，皇帝以张景诸军为掩护，带胡寅、林景默等暗中北行。建炎三年正月初，皇帝到鄢陵，收回杜充掌握的东京副留守兵权，统合岳飞等留守司十万兵马和韩世忠军，在长社击败金军。正月十五日，皇帝返回东京；次日宗泽去世。皇帝撤销东京留守司，恢复东京为国都。
二月，皇帝在河阴大阅，确定功赏、整顿军制，各地帅臣、宰执、台谏、六部、翰林官员全部会集。许景衡对吕好问说：“今日诸将受重赏，御营专掌兵权，文弱武强，并非某个人所能扭转，这是当今天下的形势造成的。”
随后，皇帝因各统制私下结盟，担心诸军离合无统，便采用权宜礼法，命实际领兵的三十六名御营将领在河阴盟誓，以讨敌守法为约。
许景衡离席进言：“臣恐怕此举不妥。”皇帝说：“这支军队是宗泽临死托付给朕的。将领虽多出身军中叛卒或地方武装，但国家艰难，不约束便会生乱，不任用又只能废弃。若用朝廷一点礼貌体面换取他们安心效力，朕有什么舍不得？”许景衡考虑军国形势紧急，便没有继续争论。
暮春，皇嗣因扬州兵变惊吓而去世。许景衡奏称：“李纲受陛下腹心重托，东南的土地、人民、太后和皇嗣都在其责任范围。如今皇嗣去世，臣不敢说李纲有恶意，然而臣子受如此重托而结果如此，怎能完全无责？”廷议确定后，皇帝免去李纲相位，没有召入狱治罪，而令其担任太平州知州，继续治理地方。
后来，敌人送还两位公主，请求议和。刘子羽、李若朴、李光、范宗尹等认为可以暂时商议，以争取时间修城、练兵、积蓄粮财，许景衡赞同。皇帝说：“诸卿的本意是为国家筹谋，并非求屈服投降，朕知道。但要讨论和议，先请解决皇位废立问题。”许景衡说：“陛下禁止臣下在殿廷脱帽下拜，是不希望臣子用名节逼迫君主；现在陛下却以废立这一更大的名分来逼迫臣下，恐怕不是安定朝廷之道。”皇帝意识到了言语不当，但仍表示战和大计已经决定。
许景衡又请求皇帝明确说明不议和的原因。皇帝问：“白河宴上题写的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之语，你还记得吗？”许景衡答：“不敢忘记，是‘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皇帝说：“诸卿要求议和，不是要投降，而是想在战争中求万全。但和议一旦开启，将来稍稍一安定下来，必然有人借体恤百姓之名阻止战事。朕既然确定灭敌为国策，战与和两端便不能再同时交付朝廷争论。”吕好问问用兵何时停止，皇帝答：“敌国灭亡时就停止。”许景衡说，国家正值艰难，臣僚应彼此容忍共济，不该再以无谓议论内耗。此后朝廷不再以暂时议和为谋。
初夏，敌人扶植刘豫僭号，檄文诬蔑皇帝和朝廷。皇帝准备亲自写罪己诏。廷臣一时喧哗失措，许景衡立即命殿中侍御史记录失仪者，又催杨沂中、刘晏整肃殿前班直，朝班才恢复秩序。
吕好问等上奏说，刘豫只是敌人扶立的叛逆，其荒诞言辞不值得皇帝以罪己诏回应。皇帝说：“君主可以赦免臣子，谁来赦免君主？”许景衡跪奏：“君主既能赦臣，上天也会赦君。”皇帝于是停止罪己诏，并下令从此三品以上紫衣大臣不得轻易在殿廷下拜。
五月，朝廷核算御营兵额和全年费用。皇帝说：“如今朝廷二十万甲士、三万骑兵，耗费巨大，东南、巴蜀、荆襄的财赋几乎全被用尽，诸卿认为该怎么办？”许景衡说：“两淮尚且完整，淮南富庶，其财力可以抵得上巴蜀。”
骑军都统曲端又指出尚未计算关西军费。许景衡说：“今天的办法，要么增加东南、荆襄赋税，要么削减兵额，除此没有别的办法维持全年开支。”皇帝于是决定增赋养兵，同时告诫诸将：“你们的衣食器械，都来自东南、荆襄、巴蜀、两淮百姓的膏血。日后百姓若不堪重负而起事，不要忘记根源所在。”
八月，皇帝商议让进士到军中任职，使士人熟悉军事。许景衡和李光起初认为这容易混淆旧制，不宜轻易实行。胡安国进言，指出兵权不可下移，中外臣僚已有形成党派的迹象，皇帝因此决定实行。
适逢殿试，有考生策论攻击宰执。吕好问读后说，许景衡在都省操劳，百务倚重；此文纯美虽不敢比范仲淹，但却有忧乐天下之心。皇帝则认为文章轻慢宰执，恐天下以为朝廷自轻大臣，将该考生降到一甲末位。中旬秋防将近，枢密院缺员。许景衡推荐林景默、朱胜非、陈规；吕好问、汪伯彦则专推陈规。皇帝任命陈规签书枢密院事，专管东京守备；又命都省、枢府入宫办公，宰执轮流宿直，以随时处理军务。
十二月十七日，御营水军在小吴埽大捷，重新控制黄河。战后赏军还缺三十万缗。许景衡奏请仿照益州交子务旧制，在东京临时设置交子务，以户部所储军饷、官俸为准备金发行交子，接续赏军费用。
皇帝认为东京接近前线，人心未定，钞本不足，恐损害朝廷信用，没有立即采纳。许景衡又说，若此法可行，那么中军、河南官吏和在朝百官都应平均接受交子，共同弥补赏军缺口。皇帝最终另行发行国债，并以皇帝本人信用作担保。
建炎四年春，敌人强迫河北士人参加科举，录取后授予官职，其中有人弃官南归。朝廷讨论其罪，许景衡说：“河北陷落，士人受强敌胁迫，如同被扣作人质。若战场相遇，各自服从所属尚可；若因此一概定为罪人，并不公平。”皇帝采纳其议，下诏抚恤来归士人，不得以降附罪人看待。
三月末，钟相在洞庭湖起兵。许景衡说：“洞庭湖民众早已结社自保，不受官府约束；去年增赋，今年又受灾，即使钟相不反，也会有人起兵。”皇帝派韩世忠南下，与刘汲、马伸、刘洪道等围剿。不久敌军全力进攻关西，韩世忠奉秘密诏旨，从南阳转向武关，宰相们这才知道皇帝调韩世忠南下另有安排。
皇帝准备亲赴洛阳御敌。许景衡率群臣伏在宜佑门前劝阻，说：“强敌目标在关中，陛下轻率前往洛阳，臣看不出有什么益处。韩世忠恐怕已经奉密诏进入武关，而宰执却不知道此项谋划，陛下把臣等当作什么人？”
皇帝说：“诸卿都从危难中一路走来，是朕所倚重的人。今日在京诸臣都是朕的腹心；若诸卿也不可信，朕还能信谁？”汪伯彦又请皇帝慎重。皇帝说：“既已失去两河，怎能再放弃关西？关西一失，中原还保得住吗？”群臣争谏不能改变皇帝决定。皇帝把后方事务托付吕好问，离开东京前往关西。
六月，尧山大捷后，许景衡奉都省命令赶赴行营，报告东京有人把洛阳陷落、汪伯彦殉国、杨惟忠病死，归罪于岳飞北进和吕好问批准其行动。
许景衡说：“战争的利害变化很快，怎能用后来成败反过来追究当时处置？岳飞北进，牵制了河东的敌军，又使大名方向不敢行动，功劳明确，无罪可加。”皇帝说：“关西获胜、洛阳失守、东京和淮东安定、河北得以进兵，本来互相关联。若论总责，应在朕一人，不能胜利归功于朕，失败却归罪宰相和将帅。”许景衡请求回銮，并下诏催岳飞退兵。
皇帝说尧山虽是靖康以来未有的大胜，但士卒死伤、忠臣殉国者很多，自己现在受吊不受贺；军功授田未完成，不能立即回东京，而岳飞独领大军在河北，进退应由其临机决定，只需告知河南疲弊、财力困难，不必用命令催促他退兵。
许景衡又论李世辅承袭爵位，说：“韩世忠功高卓绝，封郡王尚可；李世辅以儿子身份承袭父爵，臣不敢执行。本朝的异姓世爵先例很少，不可轻易开后世之例。愿追赠其父，另按李世辅本人功劳封开国公。”皇帝说明将来可能对边臣实行实封、世守远疆。
许景衡说，若有特殊原因并非不可讨论，但终究关系国家典制，不能轻启。许景衡又问，皇帝回京后是否召各使相入朝、收西军归御营、明辨新旧学术、推行新政。皇帝说自然会如此做。
许景衡知道后说大计既定，自己年老，请退位让贤。皇帝让他先完成河南授田，再称病请退，并说君臣相处应有始有终。许景衡奉诏，又问吕好问如何安置。皇帝说吕好问功劳卓著，应任平章军国重事。许景衡又说吕颐浩不可用，皇帝不回答。
临别时，许景衡进言说：“陛下以昭烈帝的气概兴兵，以光武帝的功业中兴。功成之后，更希望陛下以光武的宽仁、昭烈的信义自守。臣个人进退不足道，惟愿陛下慎终如始。”
皇帝承诺会铭记其提醒。当日夜里，许景衡写信给岳飞，告知河南困乏、财赋艰难，让他自行决定进退。随后朝廷讨论战后军队处置，皇帝准备另设御营骑军，任曲端为都统，刘锜、李世辅为副。有人认为李世辅年轻，不宜骤任，许景衡说李世辅在尧山有功，担任骑军副职适宜，议论于是确定。
九月，许景衡称病请求退休。皇帝因他长期参与机务、辅佐中兴，下诏进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封丹阳郡王，准许致仕，俸禄照旧；官府发给驿券送其归乡，并命沿途州县按时慰问照料。
建炎八年七月，皇帝巡幸江南，召已经致仕的旧相许景衡到杭州备顾问。许景衡到后，皇帝同吕好问、李纲、许景衡前往洞霄宫问安愍宗。
随后，皇帝在西湖边访问民情，头几天不召见士大夫，转而召见商人、僧道和普通百姓。许景衡推测江南士人会趁此空隙联名上疏，不久果然有人请求大赦、赦还叶梦得。皇帝没有大赦，只令叶梦得回处州，许景衡起身致谢。
张九成以江南名士身份入对，又主张推迟北伐。皇帝列举陈东、宗泽、李彦仙、岳飞等人的忠劳，又谈到张悫病逝，许景衡神色顿变。皇帝留在杭州推行江南赋役新政，命吕颐浩主持；又因许景衡熟悉土断、户籍和赋役制度，命他协助，在东南推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
这年冬天，朝廷准备把清查寺观田地的办法逐渐推行到两浙。皇帝想调兵进入东南以防变乱。许景衡说：“赋役改革若不用兵便能完成，才是真正安抚江南；若立即以军队临境，事情虽能办成，人心却会怀疑朝廷。”皇帝采纳其议，命王贵率御营前军一万人屯驻江北无为军，作为应急力量，不立即过江。
在讨论摊丁入亩时，许景衡说，丁身税若都折成钱粮，小民必卖绢求钱，豪右商人能低价收购；即使转由形势户承担，他们也未必能筹足丝绢。因此钱、粮、丝绢互折应先定统一办法。吕颐浩请求确定三者之间的折价，以弥补银铜不足，许景衡认为可暂行，同时建议百姓可用粮、丝认购国债以稳定价格；但他指出，折价权若长期留在州县，容易成为贪吏搜括工具，终非长策。讨论起用陆宲时，吕颐浩指出许景衡等过去因其曾在朱勔部下任事，把他视作新党余孽而弃置。许景衡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辩解。
建炎九年正月，朱胜非因旧怨私下诋毁赵鼎、张浚、吕好问等故臣。皇帝在朝廷中辨明其诬妄，许景衡愤怒，请求驱逐朱胜非，说他品行不正，枉为人臣，还败坏同僚之间的道义。皇帝令朱胜非归家，议论才停止。
春夏间，福建在检地、土断后重新确定税额，州县乡社争执不断，宗族械斗和诉讼相继发生。皇帝命许景衡同刘大中、范宗尹、梅栎等巡视福建，处置赋额，调解各族，平息争讼。
这年秋天，许景衡处理完福建事务后回到杭州。皇帝问福建的岁入损失了多少。许景衡说，农业收成损失不大，损失的是秋税；闽中宗族斗争渐平，农业尚能维持。但民众相杀本因赋额不公，若全部催收旧额，动乱便无法解决，所以他已经暂时免除争讼地区的部分税额，以安定地方，秋税亏损不可避免。
皇帝认为损失尚不严重。许景衡说：“财赋亏损尚能补救，乡里仇怨却难以迅速消除。福建死伤很多，若陛下只计算北伐费用，不计民间怨结，是重财用而轻视人命。臣认为，两浙以外推行新法过快。”
当时，御营三十万军队将要编成，粮械军资足以支持北伐。许景衡上奏：“北伐大计已经具备，不能再中止。除非发生足以阻碍大举的水旱、战争或疫病，朝廷不应因空泛疑虑自行迟缓。”
皇帝于是颁白麻诏书，再任许景衡为都省副相，加宁海军节度使、两浙路经略使，留镇杭州，总摄江东、江西、福建、两浙、广南东、广南西六路，接替吕颐浩经略东南。诏书张贴在雷峰塔下，令东南各路公阁共同观看。有人认为许景衡是两浙人，应回避本路职务；朝廷因北伐后方极其重要，不拘常例。
九月，皇帝下诏大举北伐。建炎十年二月三日，王师在获鹿大破敌军，敌军精锐几乎全毁，河北、河东、燕云相继平定。朝廷讨论北疆治理办法。许景衡上疏说：“北疆刚刚平定，若依仗胜势把各部权力全部削夺，军队未必能长期镇压，国家财力却会先被耗尽。不如根据各部强弱使其互相牵制，朝廷居中控制，这才是长久之策。”吕好问、赵鼎都赞同，于是确定以安抚、控制为先，不立即彻底削平北疆各部。
建炎十年秋，皇帝驻亳州明道宫，确定中兴十八定策功臣。许景衡作为资深元臣，参与大政，执法不挠，又总管东南财赋支持北伐，列入其中，进封瓯王。
这年冬天，北伐结束，朝廷讨论裁减战后冗兵。许景衡认为重兵费用不能长期由财赋承担，但骤然遣散士卒，又会使无业之人危害州县，便说：“军队可以裁减，却不能突然遣散。若士卒无所归业，反会成为州县祸患。”枢密院于是同东南诸路商定，将郭仲荀所领御营后备军一万人裁去一半，留下五千；再合并御营右军五千、长江水师五千，组建御营靖海军，由田师中统领，屯驻杭州、明州、扬州，控制江南财赋要地。
建炎十一年春夏，军队裁减基本完成。许景衡根据枢密院方案，依旧有州军制度另设卫、所，把被裁士卒登记为军户，授田屯种，免除夏秋常赋，使其一半耕作、一半守备；所纳军粮就地供军，先在东南沿江沿海要地试行。建炎十二年春，许景衡再次以年老请求退休。皇帝准许，解除其都省副相、两浙路经略使职务，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令其返回瑞安养老。
回到瑞安后，许景衡绝口不谈朝政得失。有人问原因，他说：“中兴规模已经建立，后事应交给后来人。我已经老了，再有所议论，只会牵累朝廷。”于是闭门著述，整理建炎以来奏章、诏札往复，以及土断、赋役、军费、检地制度，编成《建炎奏议》若干卷，又作《土断赋役便宜》若干篇，供后世官吏参考。
晚年，许景衡仍以程颐之学教导乡里后进，却不再借学术议论政治。乡人问洛学、原学的异同，许景衡说：“学问是用来明理，不是用来结党；政事是用来济民，不是用来胜过他人。”又置义田、修学舍，选子弟教授经义与时务。郡县来询问事情，他只陈述民生利病和赋役轻重，不评论朝廷人物与政策。
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下诏令许景衡赴阙观礼。许景衡以年老有病辞谢，没有前往，只上表祝贺。表中说，中兴定都以来海内稍安已有数年，但疆土可以用兵取得，不能只靠兵力守住；强敌可以凭勇武战胜，不能凭勇武安抚百姓。希望皇帝记得尧山死难将士和长期陷敌的两河百姓，减轻徭役赋税，让新复地区休养，则中兴根基才能长久。皇帝阅表后派使者赐药物、茶帛，命其安心养病。
建炎二十年，许景衡去世，享年七十四。讣告传来，皇帝停朝三日，赠太师，谥文定，以王礼安葬；在乡里赐宅，拨给守墓户，录用一名孙子，命国史院整理其奏议，副本藏于秘阁。
皇帝对身边人说：“朕即位以来，执政大臣中忠直守法、任事老成如许少伊者，并不多见。”此前许景衡病危，告诫子孙：“我受国恩很厚，晚年能归故里已经十分幸运。身后务必俭约，不要因为封王而烦扰官府。”家人按遗命办理。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下诏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庆历以后，熙丰、元祐的争论被士大夫世代当作门户。靖康之祸发生后，天下动荡：旧学重操守名义，足以立国；新学重经世任事，足以济时。但借学术结党、借新法害民，新旧两派都会走向弊端。
圣祖以刚毅决断确定大计，诸将冒矢石恢复疆土；而朝廷法度、财政民力、士论名义之间的平衡，必须依靠忠诚纯正、老成持重的大臣。
许景衡传承程颐之学，议论不随时俗，却不把自己限制在学术门户中。他争论是为了是非，而不是门户；知道停止，则因顾全国家大计，而不是迁就个人名声。
战事繁忙、权宜措施层出时，他能使法律不因用兵而废弛，朝廷信用不因救急而破坏，百姓不因成功而更加困苦。功成退休后，又告诫后进：“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
中兴事业既有君主决断和武臣战功，也有儒臣以赤诚之心维持大经大法，许景衡正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