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王文定许景衡（原文）
许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进士第。宣和六年，召拜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是时，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书省比阙长官，而同知枢密院亦久阙。虽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枢密总兵之地，各有攸属，安可久虚其位？愿博采公议，遴选忠贤，以补政府之阙。”由是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贯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将北伐，景衡论其贪谬不可用者数十事，不报。
睦寇平，江、浙郡县残毁，而茶盐比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盐之法，当以户口众寡为岁额之高下。今收复之后，户版半耗，民力萧然，而茶盐比较不减于昔。民欲无困，得乎？”奏上，诏两浙、江东路权免茶盐比较，俟民力稍复乃仍旧。
朝廷既兴燕云之师，调度不继，诛求益急。景衡奏：“财力匮乏，当务节用；民力困弊，当先恤民。今不急之务，如营缮诸役、花石纲运之类，其名不一。吏员猥多，军额冗滥。又无名功赏、非常赐予，皆夤缘侥幸，干请无厌，宜裁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极论和买、和籴、盐法之害，不报。会知洋州吴岩夫私书称景衡贤，误达王黼，黼因中之，景衡遂逐。
愍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鲠亮忤执政见斥，景衡为之辨白，坐落职，予祠。
圣祖即位，召为给事中，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泽为东京留守，言者附黄潜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至于行在。闻泽之为尹，威名政事，卓然过人，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臣以为去冬京城内，有赤心为国如泽等数辈，其祸变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较其小短，不顾尽忠徇国之节，则不恕已甚。且开封宗庙社稷所在，苟欲罢泽，别遣留守，不识搢绅中威名政事有加于泽者乎？”疏入，帝悟，封其疏以示泽，泽乃安。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权浙西提刑赵叔近招降，请授以官。景衡曰：“官吏无罪而受诛，叛卒有罪而蒙赏，赏罚倒置，莫此为甚。”诏从景衡奏，罢其授官之请。寻除尚书右丞、同参知政事。凡有大政事，必请间极论。黄潜善等以景衡异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迁徙之日，宜于禁中设坛望拜。帝以问景衡，景衡曰：“修德爱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帝善其言，议遂寝。
初，李纲议驻跸之地，以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景衡为中丞，奏：“南阳无险阻，且密迩盗贼，漕运不继，不若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黄潜善等倾纲使去，诸议遂格。寻纲复相，帝亦主幸南阳，景衡知国论已定，遂不复争建康之议。
建炎元年冬，虏将兀术南寇，行在自顺昌府趋扬州。景衡扈跸，董率从行士民。道中，呼延通部小校与北来通判侵夺百姓财物，犯景衡所部，事闻，帝命并斩之。自是扈从军吏知朝廷严禁扰民，行在稍肃。
帝驻跸下蔡，经理淮上守备，复命景衡往寿春，处置南来臣僚。二年正月，虏军逼淮北，使降人时文彬至八公山说降。帝不纳，下诏明以御虏为国计，命诸路大臣、诸将榜谕军民。诏书至，景衡即命誊写揭榜，使军民知朝廷不复以和退为计。
景衡又遗同知枢密院事张悫书曰：“今日国家，岂可苟且求安？顾明诏既颁，中外皆知朝廷有进无退，凡后所施行，不可不加谨。为臣者可以私陈利病，不得公然动摇诏令，以惑军民。”会有南奔州县吏扬言于众，谓上不许和，必贻淮南军民以兵患。景衡召属官曰：“凡官吏疑朝廷处置，密疏言之可也；若诏旨既布，乃于众前摇惑军民，是坏成命也，吾不得容。”遂罢其差遣，具以闻。
二年正月，淮上兵势稍定。梁山泊之役，尽殪虏军五千；李彦仙又复陕州大部，虏师遂引去。帝驻八公山，定议幸南阳，因分命淮东、淮西、京东、五马山诸路职事。议既定，帝顾左右曰：“景衡处淮南南来臣僚，悫理淮东财赋，二人各称其职，朝廷赖以无后顾。”乃召景衡、悫赴行在，以备从幸南阳。
二月下旬，乘舆西赴南阳，次淮、汝间。丁进以众三万屯朱皋，名受朝命，实未尽服节制。廷议丁进事，景衡曰：“进固有罪，然朝廷苟能以恩威羁縻，何必遽加兵端？”吕好问亦主宽抚，诸宰执多从其议。帝召左军都统制韩世忠，询以讨进方略，韩世忠对有成谋，遂命发兵。景衡将复言，帝问群臣曰：“昔天下何以纷扰，后日又何以太平？”诸臣无对。帝曰：“文臣不贪利，武臣不惮死，然后天下可平。朕既定国是，虽履艰危，必不摇夺。”帝又谓景衡及群臣曰：“丁进在寿州，闻虏而退，几误国家。此而不诛，则军法安在？朕将以南阳为根本以御虏，若未至而先不能制一丁进，则后日何以号令诸军、抚定诸州乎？”景衡、吕好问等遂不复争。越五日，韩世忠讨平丁进。
三月初，虏将银术可南寇，耶律马五以五百骑至汝阳城西。唐州知州阎孝忠率翟冲等西平义军五千勤王，帝命林景默出城抚谕，使立寨城外。其夕，翟氏诸子私济水薄虏营，马五所部仓皇失次。帝将自出至冲军，临视催战。景衡曰：“军情未审，城外安危不可知。陛下万乘之重，奈何轻出？”帝曰：“向者拒其入城，非疑冲也，虑诸部杂处，或乱城防也。今往冲营，不开关，不移戍，因虏众方摇，以天子临之，足以趣其用命。”景衡曰：“诸臣日中尚以纳义军为危，今乃以陛下亲出为可。臣愚，实不知其安在。”帝不从。景衡及好问、伯彦不从行，留主城守。其夜，翟彪等纵火虏寨马厩，马群惊散，马五遂弃垒而走。帝归，景衡趋问曰：“外事尚平乎？”阎孝忠谓众曰：“诸公但忧陛下出城，不知陛下一出，而小儿辈遂破虏也！”
李彦仙克复陕州，银术可引兵北还，汝阳之围遂解。乘舆西幸，次方城。帝谓诸相曰：“今诸将临敌，留守、制置、镇抚皆有所权置，朝廷任官，不可但据常格，遽夺其人。苟不得不易，亦当别为安处，使后方不与前方相牾。”景衡、吕好问等承命施行。未几，帝于方城诏更官制，并中书、门下、尚书、秘书为东府都省，使总揽庶务。吕好问居首相，景衡副之，总领六部、九寺、五监、六院，凡军政大议，皆得预御前公议。
既入南阳，帝以土断事付景衡。初，河北流亡士民多寓南阳属县，托身豪右。有司按籍，豪家多以羸老妇孺应名，而藏其丁壮以为佃客；流寓者亦言本乡田产犹在，未肯编户，止求廪给。景衡案军籍、廪给簿及邻保供牒互相钩校，其愿执兵者归军籍，愿居者为新附户，给田庐、种粮，宽其役期；豪家所藏壮丁，皆括出附籍，不得没为私客。帝曰：“土断纷难，景衡此法可以为式。”乃诏州县遵行。
四月，帝自将讨襄阳叛将范琼，既平，班师还南阳。太常寺卿汪叔詹引王处士献烧炼黄白之术，欲以佐金帛之乏。廷臣多惊疑，景衡知其妄，密与吕好问议所以处之。其术既呈，帝赏处士以缣帛、粟米，遂命并其炉鼎、黄金、灵液沉之白河，曰：“国用虽窘，犹可支也；若以诞妄示天下，则信不可复立矣。”景衡曰：“陛下此举，真有人主之度。”叔詹曰：“此固真金，奈何弃之？”景衡曰：“金之真伪，臣未敢知。顾此物若入禁中，则军赏百赐，皆将疑其所出。朝廷信令，岂可轻坏？”帝遂命王处士受赐归里。
先是，帝召枢密副使张悫赴行在。悫病甚，滞淮南，不克赴召。景衡素与悫厚，奏请早择代者。帝曰：“张悫与卿相厚，卿可代朕问其意，谁可继其任。”景衡遂遣人往问之。帝复命景衡检治元祐党籍旧事。景衡曰：“党籍之事，关系士林是非，非可终置也。然南阳始定，军政未宁，若遽翻名籍，恐更动人心。”帝曰：“朕自有以处之。卿且理旧籍，毋遽定议。”
四月下旬，帝召诸相及苏轼诸孙游白河。燕饮间，帝忽言曰：“国家自祖宗以来，未得尽一天下。”景衡奏：“使无海上之盟及轻举攻辽，靖康之祸未必至此。太上道君皇帝为六贼所误，乃行二事耳。”帝曰：“靖康之变，花石纲、丰亨豫大、六贼用事、文臣恬惰、武臣嬉弛，皆其所由来，非专坐海上之盟。燕云旧疆，图复之非过；过在国力不竞，而虏势方强。”景衡默然，未复有言。
既而，帝出苏轼《前赤壁赋》真迹，赐苏氏后人，因诏尽废元祐党禁。景衡素得程颐之学，议论不与时俯仰，复进曰：“朝廷之上，是非所系甚大。元祐党禁虽废，若不追复诸臣，明示名义，则士人犹未知朝廷是非所在。”帝曰：“若为元祐开禁，遂欲以元丰为禁乎？李纲父与宗泽，皆尝受吕惠卿荐拔，岂亦在斥逐之列邪？”景衡曰：“臣无此意。第追复元祐诸臣，以明是非而已；至元丰党人，则可置而不问。”
御史中丞张浚在侧言曰：“此非寻常朝争，乃洛学、新学之辨也。”景衡免冠进曰：“臣岂以学术妨国事？正以名义不明，则国事终不可定。中丞若谓臣言太迫，臣请解职以自白。”帝曰：“张悫且不起矣。朕今日不欲诸卿争胜负，欲诸卿相忍以济国难。朝廷方安，岂可复以门户摇之？”景衡闻悫疾危，乃不复争。
帝复谕曰：“舒王有立言立功之处，蔡京、王黼特假其名以病民耳；司马光、苏轼虽贤，亦非一言一事皆足法也。岂不闻‘卫青奴才’乎？”景衡曰：“苏轼之言，意不在轻武臣；其所讥者，乃时之凭幸进取、无功受宠者也。”帝曰：“朕不求诸卿顺者昌、逆者亡，但欲顺者起、逆者伏，而卿等犹不能也。”景衡曰：“臣等以虏势少却，故敢乘间论列，非欲以此挠国计也。”
会工部尚书叶梦得进曰：“陛下为元祐太后所立。”帝以其言涉废立，先命梦得出知扬州。胡寅即劾其擅言废立，请黜琼州临高安置。景衡与好问、伯彦、虚中、浚等咸以为然，帝可其奏。又诏曰：“虏患未已，国事方殷。凡宰执、学士、台谏，不得假新旧之争求去、称疾、乞休；自今毋以新旧为名，更相诋讦。”是夜，帝取苏轼《前赤壁赋》卷，于卷末题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语曰：“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命以赐许景衡。自是元祐党禁尽除，而朝廷亦禁臣僚复以新旧为名起争端。
五月，张悫以疾薨于淮南。景衡得讣，即奏请厚恤，又裒次悫病中所论财赋、军务诸条上之。帝曰：“张悫理财济军，言事不避，自建炎以来有劳。”乃命议赠恤，以白河所赐《前赤壁赋》卷付其家。景衡论悫功，惟陈其佐军理财之实，未尝以故旧为言。
时关西初定，统制曲端擅杀刘希亮及李彦仙所署义军首领，又并其众。诏曲端诣南阳自陈，端拒命不行，乃于长安题诗，语侵乘舆与朝廷。廷议所以处端，宇文虚中以端兵势已成，不可骤逼。景衡言：“曲端未可遽执，臣亦知之。然朝廷不可专务姑息，宜示以恩威，使知中枢尚有号令。今日不能使端少屈，后将何以制西军？”帝曰：“朕亲至军中，抚而用之，亦何不可？”景衡进曰：“一再可也，岂可每每如此？韩世忠、张伯英固可信，若异日遇真跋扈不臣者，陛下将何以处之？”帝嘉纳之，而曲端兵势方张，未可遽加诛责，乃命宇文虚中宣抚关陕，以羁縻西军诸将。
是冬，虏帅兀术围南阳行在。先是，景衡、伯彦、刘汲等奉诏在襄阳，为缓急之备。南阳外问复通，景衡等遗书城中，以襄阳据汉水之险，若南阳围势少缓，乘舆可如前议移驻襄阳。城中久无决报，惟称守御尚固。景衡等遂命御营中军统制张景引兵自襄阳北出，缘白河逼南阳，为城中援声。虏师不为阻遏，听其进薄南阳城外。
越数日，帝以张景诸军为掩，携胡寅、林景默等潜北。三年正月朔后，帝至鄢陵，收杜充所掌东京副留守兵权，尽统岳飞等留守司十万之众，并韩世忠军，遂破虏师于长社。正月望日，帝还东京；翌日，宗泽薨。帝罢东京留守司，复以东京为都。二月，帝幸河阴，定功赏，饬军制，帅臣、宰执、台谏、六部、翰林毕集。景衡谓好问曰：“今日诸将受赏，御营专兵，文衰而武盛，非一人所能挽，盖天下之势然也。”
既而，帝以诸统制私相结约，恐其离合无统，乃用权宜礼法，诏御营诸将实将兵者三十六人盟于河阴，以讨虏、守法为约。景衡离席进曰：“臣恐此举非宜。”帝曰：“此军，宗泽以死属朕者也。其人虽多出军贼、土寇，然国家艰难，不制则乱，不用则弃。若以朝廷少许体貌，换诸将安心尽力，朕何惜焉？”景衡以军国方急，遂不能复争。
暮春，皇嗣因扬州兵变惊悸而薨。景衡奏曰：“李纲受陛下腹心之寄，东南土地、人民、太后、皇嗣皆在其责。今皇嗣薨，臣不敢谓纲有逆心，然为人臣受托至此，安可无责？”廷议既定，帝免纲相，弗召赴狱，以知太平州，许其仍治州事。
其后，虏人归两公主以请和。刘子羽、李若朴、李光、范宗尹等以为可姑与议，庶几得暇缮城郭、练士卒、蓄粮财，景衡从之。帝曰：“诸卿之言，朕知其为国计，非求降屈。然和议一事，请先决废立事。”景衡奏曰：“陛下禁臣下免冠，是不欲臣以名节迫君也。今陛下以废立迫臣，是以更大之名分相加。臣恐非所以安朝廷。”帝悟其失，然曰：“此言诚过，至于战和，朕意已定。”
景衡复请帝明示不议和之故。帝因问曰：“白河所题安石《游褒禅山记》句，卿犹记之否？”景衡对曰：“臣不敢忘，曰：‘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帝曰：“卿等所请，非降虏也，乃欲于用兵之中求万全。然和议一开，则他日稍安，必有假恤民之名以格战事者。朕既以灭虏为国是，和战二端，不可复置朝议。”好问曰：“敢问陛下用兵，以何日为止？”帝曰：“虏亡而止。”景衡曰：“国步方艰，诸臣所宜相忍以济，不当复以无端之论内耗朝廷。”自是朝廷不复以姑和为谋。
初夏，虏人扶刘豫僭号，檄书诬诋乘舆与朝廷。帝将自为罪己之诏。廷臣喧扰，不知所措。景衡遽令殿中侍御史记其失仪，又趣杨沂中、刘晏整肃班直，朝列遂定。好问等奏曰：“刘豫僭逆，伪齐虏立耳，其言荒悖，不足烦陛下罪己以答之。”帝不纳，曰：“君可赦臣，谁可赦君？”景衡跪曰：“君既能赦臣，天亦当赦君。”帝遂寝罪己之议，仍诏自今服紫以上官，不得轻于殿廷下拜。
五月，廷议计御营兵额、岁费。帝曰：“二十万甲士，三万骑兵，岁用浩繁，东南、巴蜀、荆襄财赋几为之尽。诸卿以为计将安出？”景衡曰：“两淮尚全，淮南富庶，可以当巴蜀之数。”骑军都统制曲端又言关西军费未计。景衡曰：“今日之计，非增东南、荆襄之赋，则减兵额耳。舍此无以支岁用。”帝乃定议增赋支兵，因谕诸将曰：“尔曹衣食器械，皆出东南、荆襄、巴蜀、两淮之膏血。异日民不堪命而起，毋忘其本。”
八月，帝议以进士隶军，使士人习知兵事。景衡与李光初以为易淆旧制，不宜轻行。及胡安国对，陈兵柄不可下移，且言中外诸臣各有党与之萌，帝乃决行其议。会殿试，士人有策论侵诋宰执者。好问览其文，曰：“许少伊劳于都省，百务倚办。论其纯美，固不敢比范文正；然忧乐天下，岂可谓无其心哉？”帝以其文轻宰执，恐天下谓朝廷自轻大臣，降置一甲之末。八月望前后，防秋在迩，而西府乏人。景衡疏荐景默、胜非、陈规，好问、伯彦则专荐规。帝乃用陈规签书枢密院事，使专任东京守备；仍诏都省、西府入处宫中，宰执更番宿直，以待军务。
十二月十七日，御营水军大捷于小吴埽，遂复控黄河。既捷，将赏军而钱阙三十万缗。景衡奏：“愿依益州交子务旧法，权置交子务于东京，以户部所储军饷、官俸为本，发行交子，庶可接续。”帝以东京近边，人心未定，钞本不足，恐伤朝廷信令，未即从之。景衡复曰：“法若可行，则中军、河南吏员与在朝百官，皆须均受交子，共补赏军之乏。”帝卒别行国债，以己身任其信。
四年春，虏人胁河北士子赴举，既第而授官，其间有弃官南归者。廷议其罪，景衡曰：“河北陷没，士人迫于强虏，身同质挟。若在兵间相遇，各从所隶可也；若据此定为罪人，则非平允。”帝从之，诏抚存来归士人，毋得以降附、罪戾待之。三月末，钟相据洞庭湖作乱。景衡进曰：“洞庭湖民久已结社自保，不受官府节制；去年加赋，今年被灾，钟相不反，亦自有反者。”帝乃遣韩世忠南下，与刘汲、马伸、刘洪道等合势围之。未几，虏师悉力西出，世忠受中旨，自南阳折趋武关。诸相始知上调韩南下，别有指授。
帝乃将亲幸洛阳。景衡率诸臣伏宜佑门以谏，曰：“强虏志在关中，陛下轻幸洛阳，臣不见其益。韩世忠恐已受密诏入武关，而宰执不闻其谋。陛下以臣等为何人？”帝曰：“诸卿皆从艰危中来，朕所倚任者也。今日在京诸臣，皆朕腹心。若诸卿亦不可任，朕复信谁？”伯彦又进言，愿帝慎重艰危。帝曰：“既弃两河，岂可复弃关西？关西若失，中原尚可保乎？”诸臣争之不能得，莫能回帝意。帝以后事属吕好问，遂离京赴关西。
六月，尧山既捷，景衡承都省命趋行营，言京师有议者，以洛阳陷、伯彦殉国、惟忠病死，归罪于岳飞之北进与好问之听许。景衡奏：“兵间利害，决于呼吸，岂可以后日得失，反坐前时处分？飞之北进，制河东之虏，沮大名之师，使不敢动，功著而罪无所加。”帝曰：“此役关西之胜、洛阳之失、东京与淮东之安、河北之进，本相为一体。若论总责，在朕躬耳，不可胜则归朕，失则归相公、帅臣也。”景衡因请上回銮，又请降旨趣岳飞还师。帝曰：“尧山之捷，固靖康以来所未有；然士卒僵仆，忠臣死节，伯彦以下殉国者不可胜计。朕方受吊，非受贺时也。”又曰：“军功授田未毕，朕未可遽还东京。岳飞独将大军在河北，进退当听其临机制宜，但告以河南疲弊、财用艰难可也，不必以朝命趣之退。”
景衡又论李世辅袭爵事，曰：“韩世忠功高卓绝，封郡王犹可。李世辅以子袭父爵，则臣所未敢行也。本朝异姓世爵，故事甚少，不可轻为后来法。愿赠其父，而别以世辅功封开国公。”帝乃谕以将来实封边臣、世守远疆之计。景衡曰：“若事出有因，未必不可议；然此终关系典制，不可轻开其端。”景衡复问曰：“陛下回銮之后，将召诸使相还朝，收西军隶御营，明辨新旧，正学术，行新政乎？”帝曰：“皆然。”景衡奏：“陛下大计既定，臣老矣，请避位以待后来。”帝曰：“河南授田，功臣所望，卿为朕竟其事；事毕，称疾求退可也。君臣相与，不可不终其始。”景衡曰：“臣谨奉诏。敢问吕好问当置何地？”帝曰：“吕好问功劳卓著，当为平章军国重事。”景衡复进曰：“吕颐浩不可用。”帝不答。
临辞，景衡进曰：“陛下以昭烈之气兴兵，以光武之功中兴。然功成之后，尤愿以光武之宽仁、昭烈之信义自守。臣一人之去就不足道，惟陛下始终不可不慎。”帝曰：“少伊之言，朕当书诸心。”是夜，景衡移书岳飞，告以河南困乏、财赋艰难，使自决进退。既而议战后军伍处置。帝议别立御营骑军，命曲端都统之，以刘锜、李世辅副焉。议者以世辅少，未可骤任。景衡曰：“世辅功在尧山，副骑军，宜也。”议遂定。
九月，景衡称疾乞骸骨。帝以其久赞机政、佐成中兴，诏进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封丹阳郡王，听致仕，俸给如故，官给驿券还乡，敕州县以时存问。
八年七月，帝巡幸江南，召致仕旧相景衡至杭州，以备咨访。景衡至杭州，帝偕吕好问、李纲、景衡往洞霄宫，问安愍宗。既而帝临西湖咨访民事，辍士大夫对数日，而召商贾、僧道及庶民。景衡度江南士论必因暇日相与连署，未几，果有以大赦为言，请赦梦得还者。帝不为大赦，止释叶梦得，使归处州。景衡起谢。张九成以江南名士入对，复陈北伐宜缓。帝因数陈东、宗泽、彦仙、飞诸人忠劳，又及张悫病殁之旧。景衡闻悫事，容色为变。帝遂留杭州，行江南赋役新政，命吕颐浩主其事；又以景衡习土断、户籍、赋役之政，命佐之，诏东南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之法。
是冬，朝廷欲以检括寺观田地之法，渐推行于两浙。帝欲调兵入东南，以防非常。景衡曰：“赋役之更，能不用兵而定，乃所以抚江南也。若遽以兵临之，事虽可集，而人心将疑朝廷矣。”帝从之，诏王贵以御营前军副都统领兵万人屯无为军，驻江北，以备缓急，毋遽渡江。既而详议摊丁入亩之法。景衡奏：“丁身之赋，若悉令折纳钱粮，则小民必鬻绢求钱，豪右、商贾得以贱取之；其责归形势户，彼亦未必能具丝绢。故钱、粟、绢帛相折，宜先有成法。”吕颐浩请定钱、粮、丝互折之直，以济银铜之乏。景衡以为可权行之，又请许百姓以粮、丝入国债，以平其价；然言此等定价之权，若久在州县，易为贪吏搜括之资，终非长策。及议起用陆宲，颐浩曰：“宲昔在朱勔麾下任事，好问、景衡以其为新党余孽，斥而不用，遂废仕多年。”景衡默然，不自辨。
九年正月，朱胜非挟宿憾，私毁赵鼎、张浚、吕好问诸故臣。帝廷辨其诬妄，景衡怒，请逐胜非，曰：“胜非品行不纯，枉为人臣，且污同列之义。”帝令胜非还家，议乃寝。春夏间，福建检地、土断之后，税额更定，州县乡社多争，宗族斗讼相继而起。帝命景衡偕大中、宗尹、梅栎等按行福建，处分赋额，谕解诸族，平其斗讼。
是秋，景衡按福建事毕，还至杭州。帝问福建岁入所损，景衡对曰：“农收未大损，所损者秋税也。闽中诸族斗争渐弭，农事犹可支。然民之相杀，实由赋额不平。臣若尽催旧额，则乱不可解；故已权除争讼税数，以安其地。秋税之亏，势所必然。”帝谓犹未为大害。景衡曰：“财赋之亏尚可补，乡里之仇难遽解。福建死伤既多，若陛下但计北伐所须，不计民间怨结，是以财用轻人命也。臣以为两浙之外，行法实太速。”
时御营三十万将成，粮械军资足以支北伐。景衡奏：“北伐大计已成，势不可中止。苟非水旱、兵疫足以沮大举者，朝廷不当以虚疑自缓。”帝乃出白麻，复拜景衡都省副相，加宁海军节度使、两浙路经略使，留镇杭州，总摄江东、江西、福建、两浙、广南东、广南西六路，代颐浩经略东南。诏揭白麻于雷峰塔下，令东南诸路公阁共观焉。或以景衡两浙人，当避本路为疑；朝廷以北伐后方为重，不拘常例。
九月，诏大举北伐。十年二月三日，王师破虏于获鹿，虏之精锐摧折殆尽，河北、河东、燕云诸地次第定。廷议北疆经略之宜。景衡上疏曰：“北疆新定，若恃胜尽削诸部之权，兵未必可久，而财力先困。臣谓不若因其强弱，使之相制，朝廷居中驭之，此长久之计也。”吕好问、赵鼎皆以为是，乃定议抚制为先，不遽削平北疆。
十年秋，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景衡以旧德元臣，参预定策，持法不挠，又总摄东南财赋以济北伐，列其中，进封瓯王。是冬，北伐既定，朝廷议汰战后冗兵。景衡以为北伐之后，财赋不可久支重兵，而骤散士卒，则无业之人复为州县患，乃进曰：“兵可汰也，不可骤散也。使士卒无所归业，则复为州县患。”枢密院乃会东南诸路定议，减郭仲荀御营后备军万人之半，存五千；又别合御营右军五千、长江水师五千，为御营靖海军，以田师中都统之，屯杭州、明州、扬州，控扼江南财赋要地。
十一年春夏，诸军裁省大定。景衡从枢密院条画，就旧州军之制更置卫、所，籍汰卒为军户，授田屯种，免夏秋常赋，令耕戍相半；其所纳军粮，就地充军食，先试于东南江海诸要害。十二年春，景衡复以老乞骸骨。帝从之，诏解都省副相、两浙路经略使，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使还瑞安归养。
既归瑞安，绝口不言朝政得失。或问其故，景衡曰：“中兴规模既立，后事当付后人。吾老矣，复有所言，适足以累朝廷。”乃杜门纂述，取建炎以来章奏、诏札往复，及土断、赋役、军费、检地之法，删定成《建炎奏议》若干卷；又为《土断赋役便宜》若干篇，使后之为吏者有所考焉。晚岁犹以程颐之学训乡里后进，而不复借学术议政。乡人问洛学、原学同异，景衡曰：“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又置义田，修学舍，择子弟授以经义、时务。郡县或以事问，惟陈利病在民、赋役轻重而已，未尝臧否朝政。
十七年，朝廷徙都燕京，诏景衡赴阙观礼。景衡以老疾辞，不至，上表称贺。表略曰：“自中兴定鼎，海内粗安，垂数年矣。然臣闻疆土可以兵取，不可以兵守；强敌可以勇胜，不可以勇安民。愿陛下念尧山死事之士，念两河久陷之民，宽徭薄赋，以息新复之地，则中兴之基可以永固。”帝览表，遣使赐药物、茶帛，谕令安养。
二十年，景衡薨，年七十四。讣闻，帝辍朝三日，赠太师，谥文定，命葬以王礼，赐第于乡里，给守冢户，录其孙一人，命国史院录其奏议，副藏秘阁。帝谓左右曰：“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持法不挠，任事老成，如少伊者不多得也。”先是，景衡疾革，戒子孙曰：“吾荷国恩甚厚，暮年得归故里，幸已多矣。身后之事，务从俭约，无以封王之故烦扰官司。”其家奉遗命行之。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自庆历而下，熙丰、元祐之论，士大夫历世以为门户。洎靖康之祸，天下板荡。旧学有操履名义，足以立国；新学有经世任事，足以济时。假学以立党，托法以病民，则新旧同归于弊。圣祖奋刚毅以定大计，诸将冒锋镝以复旧疆；而朝廷法度、财赋民力、士论名义之间，非忠纯老成之臣不能持其平。景衡得伊川之学，议论不随时俯仰，而不以学术自域。其争也，为是非而不为门户；其止也，知国计而不徇己名。方兵革旁午，权宜迭出，能使法不废于用兵，信不坏于济急，民不困于功成。及功成身退，又戒后进曰：“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夫中兴之业，有人主之断，有武臣之力，亦有儒臣以赤心持大经者，景衡其人也。
睦寇平，江、浙郡县残毁，而茶盐比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盐之法，当以户口众寡为岁额之高下。今收复之后，户版半耗，民力萧然，而茶盐比较不减于昔。民欲无困，得乎？”奏上，诏两浙、江东路权免茶盐比较，俟民力稍复乃仍旧。
朝廷既兴燕云之师，调度不继，诛求益急。景衡奏：“财力匮乏，当务节用；民力困弊，当先恤民。今不急之务，如营缮诸役、花石纲运之类，其名不一。吏员猥多，军额冗滥。又无名功赏、非常赐予，皆夤缘侥幸，干请无厌，宜裁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极论和买、和籴、盐法之害，不报。会知洋州吴岩夫私书称景衡贤，误达王黼，黼因中之，景衡遂逐。
愍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谕德，迁中书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鲠亮忤执政见斥，景衡为之辨白，坐落职，予祠。
圣祖即位，召为给事中，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泽为东京留守，言者附黄潜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至于行在。闻泽之为尹，威名政事，卓然过人，虽不识其人，窃用叹慕。臣以为去冬京城内，有赤心为国如泽等数辈，其祸变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较其小短，不顾尽忠徇国之节，则不恕已甚。且开封宗庙社稷所在，苟欲罢泽，别遣留守，不识搢绅中威名政事有加于泽者乎？”疏入，帝悟，封其疏以示泽，泽乃安。
杭州叛卒陈通作乱，权浙西提刑赵叔近招降，请授以官。景衡曰：“官吏无罪而受诛，叛卒有罪而蒙赏，赏罚倒置，莫此为甚。”诏从景衡奏，罢其授官之请。寻除尚书右丞、同参知政事。凡有大政事，必请间极论。黄潜善等以景衡异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迁徙之日，宜于禁中设坛望拜。帝以问景衡，景衡曰：“修德爱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帝善其言，议遂寝。
初，李纲议驻跸之地，以关中为上，南阳次之，建康为下。景衡为中丞，奏：“南阳无险阻，且密迩盗贼，漕运不继，不若建康天险可据，请定计巡幸。”黄潜善等倾纲使去，诸议遂格。寻纲复相，帝亦主幸南阳，景衡知国论已定，遂不复争建康之议。
建炎元年冬，虏将兀术南寇，行在自顺昌府趋扬州。景衡扈跸，董率从行士民。道中，呼延通部小校与北来通判侵夺百姓财物，犯景衡所部，事闻，帝命并斩之。自是扈从军吏知朝廷严禁扰民，行在稍肃。
帝驻跸下蔡，经理淮上守备，复命景衡往寿春，处置南来臣僚。二年正月，虏军逼淮北，使降人时文彬至八公山说降。帝不纳，下诏明以御虏为国计，命诸路大臣、诸将榜谕军民。诏书至，景衡即命誊写揭榜，使军民知朝廷不复以和退为计。
景衡又遗同知枢密院事张悫书曰：“今日国家，岂可苟且求安？顾明诏既颁，中外皆知朝廷有进无退，凡后所施行，不可不加谨。为臣者可以私陈利病，不得公然动摇诏令，以惑军民。”会有南奔州县吏扬言于众，谓上不许和，必贻淮南军民以兵患。景衡召属官曰：“凡官吏疑朝廷处置，密疏言之可也；若诏旨既布，乃于众前摇惑军民，是坏成命也，吾不得容。”遂罢其差遣，具以闻。
二年正月，淮上兵势稍定。梁山泊之役，尽殪虏军五千；李彦仙又复陕州大部，虏师遂引去。帝驻八公山，定议幸南阳，因分命淮东、淮西、京东、五马山诸路职事。议既定，帝顾左右曰：“景衡处淮南南来臣僚，悫理淮东财赋，二人各称其职，朝廷赖以无后顾。”乃召景衡、悫赴行在，以备从幸南阳。
二月下旬，乘舆西赴南阳，次淮、汝间。丁进以众三万屯朱皋，名受朝命，实未尽服节制。廷议丁进事，景衡曰：“进固有罪，然朝廷苟能以恩威羁縻，何必遽加兵端？”吕好问亦主宽抚，诸宰执多从其议。帝召左军都统制韩世忠，询以讨进方略，韩世忠对有成谋，遂命发兵。景衡将复言，帝问群臣曰：“昔天下何以纷扰，后日又何以太平？”诸臣无对。帝曰：“文臣不贪利，武臣不惮死，然后天下可平。朕既定国是，虽履艰危，必不摇夺。”帝又谓景衡及群臣曰：“丁进在寿州，闻虏而退，几误国家。此而不诛，则军法安在？朕将以南阳为根本以御虏，若未至而先不能制一丁进，则后日何以号令诸军、抚定诸州乎？”景衡、吕好问等遂不复争。越五日，韩世忠讨平丁进。
三月初，虏将银术可南寇，耶律马五以五百骑至汝阳城西。唐州知州阎孝忠率翟冲等西平义军五千勤王，帝命林景默出城抚谕，使立寨城外。其夕，翟氏诸子私济水薄虏营，马五所部仓皇失次。帝将自出至冲军，临视催战。景衡曰：“军情未审，城外安危不可知。陛下万乘之重，奈何轻出？”帝曰：“向者拒其入城，非疑冲也，虑诸部杂处，或乱城防也。今往冲营，不开关，不移戍，因虏众方摇，以天子临之，足以趣其用命。”景衡曰：“诸臣日中尚以纳义军为危，今乃以陛下亲出为可。臣愚，实不知其安在。”帝不从。景衡及好问、伯彦不从行，留主城守。其夜，翟彪等纵火虏寨马厩，马群惊散，马五遂弃垒而走。帝归，景衡趋问曰：“外事尚平乎？”阎孝忠谓众曰：“诸公但忧陛下出城，不知陛下一出，而小儿辈遂破虏也！”
李彦仙克复陕州，银术可引兵北还，汝阳之围遂解。乘舆西幸，次方城。帝谓诸相曰：“今诸将临敌，留守、制置、镇抚皆有所权置，朝廷任官，不可但据常格，遽夺其人。苟不得不易，亦当别为安处，使后方不与前方相牾。”景衡、吕好问等承命施行。未几，帝于方城诏更官制，并中书、门下、尚书、秘书为东府都省，使总揽庶务。吕好问居首相，景衡副之，总领六部、九寺、五监、六院，凡军政大议，皆得预御前公议。
既入南阳，帝以土断事付景衡。初，河北流亡士民多寓南阳属县，托身豪右。有司按籍，豪家多以羸老妇孺应名，而藏其丁壮以为佃客；流寓者亦言本乡田产犹在，未肯编户，止求廪给。景衡案军籍、廪给簿及邻保供牒互相钩校，其愿执兵者归军籍，愿居者为新附户，给田庐、种粮，宽其役期；豪家所藏壮丁，皆括出附籍，不得没为私客。帝曰：“土断纷难，景衡此法可以为式。”乃诏州县遵行。
四月，帝自将讨襄阳叛将范琼，既平，班师还南阳。太常寺卿汪叔詹引王处士献烧炼黄白之术，欲以佐金帛之乏。廷臣多惊疑，景衡知其妄，密与吕好问议所以处之。其术既呈，帝赏处士以缣帛、粟米，遂命并其炉鼎、黄金、灵液沉之白河，曰：“国用虽窘，犹可支也；若以诞妄示天下，则信不可复立矣。”景衡曰：“陛下此举，真有人主之度。”叔詹曰：“此固真金，奈何弃之？”景衡曰：“金之真伪，臣未敢知。顾此物若入禁中，则军赏百赐，皆将疑其所出。朝廷信令，岂可轻坏？”帝遂命王处士受赐归里。
先是，帝召枢密副使张悫赴行在。悫病甚，滞淮南，不克赴召。景衡素与悫厚，奏请早择代者。帝曰：“张悫与卿相厚，卿可代朕问其意，谁可继其任。”景衡遂遣人往问之。帝复命景衡检治元祐党籍旧事。景衡曰：“党籍之事，关系士林是非，非可终置也。然南阳始定，军政未宁，若遽翻名籍，恐更动人心。”帝曰：“朕自有以处之。卿且理旧籍，毋遽定议。”
四月下旬，帝召诸相及苏轼诸孙游白河。燕饮间，帝忽言曰：“国家自祖宗以来，未得尽一天下。”景衡奏：“使无海上之盟及轻举攻辽，靖康之祸未必至此。太上道君皇帝为六贼所误，乃行二事耳。”帝曰：“靖康之变，花石纲、丰亨豫大、六贼用事、文臣恬惰、武臣嬉弛，皆其所由来，非专坐海上之盟。燕云旧疆，图复之非过；过在国力不竞，而虏势方强。”景衡默然，未复有言。
既而，帝出苏轼《前赤壁赋》真迹，赐苏氏后人，因诏尽废元祐党禁。景衡素得程颐之学，议论不与时俯仰，复进曰：“朝廷之上，是非所系甚大。元祐党禁虽废，若不追复诸臣，明示名义，则士人犹未知朝廷是非所在。”帝曰：“若为元祐开禁，遂欲以元丰为禁乎？李纲父与宗泽，皆尝受吕惠卿荐拔，岂亦在斥逐之列邪？”景衡曰：“臣无此意。第追复元祐诸臣，以明是非而已；至元丰党人，则可置而不问。”
御史中丞张浚在侧言曰：“此非寻常朝争，乃洛学、新学之辨也。”景衡免冠进曰：“臣岂以学术妨国事？正以名义不明，则国事终不可定。中丞若谓臣言太迫，臣请解职以自白。”帝曰：“张悫且不起矣。朕今日不欲诸卿争胜负，欲诸卿相忍以济国难。朝廷方安，岂可复以门户摇之？”景衡闻悫疾危，乃不复争。
帝复谕曰：“舒王有立言立功之处，蔡京、王黼特假其名以病民耳；司马光、苏轼虽贤，亦非一言一事皆足法也。岂不闻‘卫青奴才’乎？”景衡曰：“苏轼之言，意不在轻武臣；其所讥者，乃时之凭幸进取、无功受宠者也。”帝曰：“朕不求诸卿顺者昌、逆者亡，但欲顺者起、逆者伏，而卿等犹不能也。”景衡曰：“臣等以虏势少却，故敢乘间论列，非欲以此挠国计也。”
会工部尚书叶梦得进曰：“陛下为元祐太后所立。”帝以其言涉废立，先命梦得出知扬州。胡寅即劾其擅言废立，请黜琼州临高安置。景衡与好问、伯彦、虚中、浚等咸以为然，帝可其奏。又诏曰：“虏患未已，国事方殷。凡宰执、学士、台谏，不得假新旧之争求去、称疾、乞休；自今毋以新旧为名，更相诋讦。”是夜，帝取苏轼《前赤壁赋》卷，于卷末题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语曰：“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命以赐许景衡。自是元祐党禁尽除，而朝廷亦禁臣僚复以新旧为名起争端。
五月，张悫以疾薨于淮南。景衡得讣，即奏请厚恤，又裒次悫病中所论财赋、军务诸条上之。帝曰：“张悫理财济军，言事不避，自建炎以来有劳。”乃命议赠恤，以白河所赐《前赤壁赋》卷付其家。景衡论悫功，惟陈其佐军理财之实，未尝以故旧为言。
时关西初定，统制曲端擅杀刘希亮及李彦仙所署义军首领，又并其众。诏曲端诣南阳自陈，端拒命不行，乃于长安题诗，语侵乘舆与朝廷。廷议所以处端，宇文虚中以端兵势已成，不可骤逼。景衡言：“曲端未可遽执，臣亦知之。然朝廷不可专务姑息，宜示以恩威，使知中枢尚有号令。今日不能使端少屈，后将何以制西军？”帝曰：“朕亲至军中，抚而用之，亦何不可？”景衡进曰：“一再可也，岂可每每如此？韩世忠、张伯英固可信，若异日遇真跋扈不臣者，陛下将何以处之？”帝嘉纳之，而曲端兵势方张，未可遽加诛责，乃命宇文虚中宣抚关陕，以羁縻西军诸将。
是冬，虏帅兀术围南阳行在。先是，景衡、伯彦、刘汲等奉诏在襄阳，为缓急之备。南阳外问复通，景衡等遗书城中，以襄阳据汉水之险，若南阳围势少缓，乘舆可如前议移驻襄阳。城中久无决报，惟称守御尚固。景衡等遂命御营中军统制张景引兵自襄阳北出，缘白河逼南阳，为城中援声。虏师不为阻遏，听其进薄南阳城外。
越数日，帝以张景诸军为掩，携胡寅、林景默等潜北。三年正月朔后，帝至鄢陵，收杜充所掌东京副留守兵权，尽统岳飞等留守司十万之众，并韩世忠军，遂破虏师于长社。正月望日，帝还东京；翌日，宗泽薨。帝罢东京留守司，复以东京为都。二月，帝幸河阴，定功赏，饬军制，帅臣、宰执、台谏、六部、翰林毕集。景衡谓好问曰：“今日诸将受赏，御营专兵，文衰而武盛，非一人所能挽，盖天下之势然也。”
既而，帝以诸统制私相结约，恐其离合无统，乃用权宜礼法，诏御营诸将实将兵者三十六人盟于河阴，以讨虏、守法为约。景衡离席进曰：“臣恐此举非宜。”帝曰：“此军，宗泽以死属朕者也。其人虽多出军贼、土寇，然国家艰难，不制则乱，不用则弃。若以朝廷少许体貌，换诸将安心尽力，朕何惜焉？”景衡以军国方急，遂不能复争。
暮春，皇嗣因扬州兵变惊悸而薨。景衡奏曰：“李纲受陛下腹心之寄，东南土地、人民、太后、皇嗣皆在其责。今皇嗣薨，臣不敢谓纲有逆心，然为人臣受托至此，安可无责？”廷议既定，帝免纲相，弗召赴狱，以知太平州，许其仍治州事。
其后，虏人归两公主以请和。刘子羽、李若朴、李光、范宗尹等以为可姑与议，庶几得暇缮城郭、练士卒、蓄粮财，景衡从之。帝曰：“诸卿之言，朕知其为国计，非求降屈。然和议一事，请先决废立事。”景衡奏曰：“陛下禁臣下免冠，是不欲臣以名节迫君也。今陛下以废立迫臣，是以更大之名分相加。臣恐非所以安朝廷。”帝悟其失，然曰：“此言诚过，至于战和，朕意已定。”
景衡复请帝明示不议和之故。帝因问曰：“白河所题安石《游褒禅山记》句，卿犹记之否？”景衡对曰：“臣不敢忘，曰：‘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帝曰：“卿等所请，非降虏也，乃欲于用兵之中求万全。然和议一开，则他日稍安，必有假恤民之名以格战事者。朕既以灭虏为国是，和战二端，不可复置朝议。”好问曰：“敢问陛下用兵，以何日为止？”帝曰：“虏亡而止。”景衡曰：“国步方艰，诸臣所宜相忍以济，不当复以无端之论内耗朝廷。”自是朝廷不复以姑和为谋。
初夏，虏人扶刘豫僭号，檄书诬诋乘舆与朝廷。帝将自为罪己之诏。廷臣喧扰，不知所措。景衡遽令殿中侍御史记其失仪，又趣杨沂中、刘晏整肃班直，朝列遂定。好问等奏曰：“刘豫僭逆，伪齐虏立耳，其言荒悖，不足烦陛下罪己以答之。”帝不纳，曰：“君可赦臣，谁可赦君？”景衡跪曰：“君既能赦臣，天亦当赦君。”帝遂寝罪己之议，仍诏自今服紫以上官，不得轻于殿廷下拜。
五月，廷议计御营兵额、岁费。帝曰：“二十万甲士，三万骑兵，岁用浩繁，东南、巴蜀、荆襄财赋几为之尽。诸卿以为计将安出？”景衡曰：“两淮尚全，淮南富庶，可以当巴蜀之数。”骑军都统制曲端又言关西军费未计。景衡曰：“今日之计，非增东南、荆襄之赋，则减兵额耳。舍此无以支岁用。”帝乃定议增赋支兵，因谕诸将曰：“尔曹衣食器械，皆出东南、荆襄、巴蜀、两淮之膏血。异日民不堪命而起，毋忘其本。”
八月，帝议以进士隶军，使士人习知兵事。景衡与李光初以为易淆旧制，不宜轻行。及胡安国对，陈兵柄不可下移，且言中外诸臣各有党与之萌，帝乃决行其议。会殿试，士人有策论侵诋宰执者。好问览其文，曰：“许少伊劳于都省，百务倚办。论其纯美，固不敢比范文正；然忧乐天下，岂可谓无其心哉？”帝以其文轻宰执，恐天下谓朝廷自轻大臣，降置一甲之末。八月望前后，防秋在迩，而西府乏人。景衡疏荐景默、胜非、陈规，好问、伯彦则专荐规。帝乃用陈规签书枢密院事，使专任东京守备；仍诏都省、西府入处宫中，宰执更番宿直，以待军务。
十二月十七日，御营水军大捷于小吴埽，遂复控黄河。既捷，将赏军而钱阙三十万缗。景衡奏：“愿依益州交子务旧法，权置交子务于东京，以户部所储军饷、官俸为本，发行交子，庶可接续。”帝以东京近边，人心未定，钞本不足，恐伤朝廷信令，未即从之。景衡复曰：“法若可行，则中军、河南吏员与在朝百官，皆须均受交子，共补赏军之乏。”帝卒别行国债，以己身任其信。
四年春，虏人胁河北士子赴举，既第而授官，其间有弃官南归者。廷议其罪，景衡曰：“河北陷没，士人迫于强虏，身同质挟。若在兵间相遇，各从所隶可也；若据此定为罪人，则非平允。”帝从之，诏抚存来归士人，毋得以降附、罪戾待之。三月末，钟相据洞庭湖作乱。景衡进曰：“洞庭湖民久已结社自保，不受官府节制；去年加赋，今年被灾，钟相不反，亦自有反者。”帝乃遣韩世忠南下，与刘汲、马伸、刘洪道等合势围之。未几，虏师悉力西出，世忠受中旨，自南阳折趋武关。诸相始知上调韩南下，别有指授。
帝乃将亲幸洛阳。景衡率诸臣伏宜佑门以谏，曰：“强虏志在关中，陛下轻幸洛阳，臣不见其益。韩世忠恐已受密诏入武关，而宰执不闻其谋。陛下以臣等为何人？”帝曰：“诸卿皆从艰危中来，朕所倚任者也。今日在京诸臣，皆朕腹心。若诸卿亦不可任，朕复信谁？”伯彦又进言，愿帝慎重艰危。帝曰：“既弃两河，岂可复弃关西？关西若失，中原尚可保乎？”诸臣争之不能得，莫能回帝意。帝以后事属吕好问，遂离京赴关西。
六月，尧山既捷，景衡承都省命趋行营，言京师有议者，以洛阳陷、伯彦殉国、惟忠病死，归罪于岳飞之北进与好问之听许。景衡奏：“兵间利害，决于呼吸，岂可以后日得失，反坐前时处分？飞之北进，制河东之虏，沮大名之师，使不敢动，功著而罪无所加。”帝曰：“此役关西之胜、洛阳之失、东京与淮东之安、河北之进，本相为一体。若论总责，在朕躬耳，不可胜则归朕，失则归相公、帅臣也。”景衡因请上回銮，又请降旨趣岳飞还师。帝曰：“尧山之捷，固靖康以来所未有；然士卒僵仆，忠臣死节，伯彦以下殉国者不可胜计。朕方受吊，非受贺时也。”又曰：“军功授田未毕，朕未可遽还东京。岳飞独将大军在河北，进退当听其临机制宜，但告以河南疲弊、财用艰难可也，不必以朝命趣之退。”
景衡又论李世辅袭爵事，曰：“韩世忠功高卓绝，封郡王犹可。李世辅以子袭父爵，则臣所未敢行也。本朝异姓世爵，故事甚少，不可轻为后来法。愿赠其父，而别以世辅功封开国公。”帝乃谕以将来实封边臣、世守远疆之计。景衡曰：“若事出有因，未必不可议；然此终关系典制，不可轻开其端。”景衡复问曰：“陛下回銮之后，将召诸使相还朝，收西军隶御营，明辨新旧，正学术，行新政乎？”帝曰：“皆然。”景衡奏：“陛下大计既定，臣老矣，请避位以待后来。”帝曰：“河南授田，功臣所望，卿为朕竟其事；事毕，称疾求退可也。君臣相与，不可不终其始。”景衡曰：“臣谨奉诏。敢问吕好问当置何地？”帝曰：“吕好问功劳卓著，当为平章军国重事。”景衡复进曰：“吕颐浩不可用。”帝不答。
临辞，景衡进曰：“陛下以昭烈之气兴兵，以光武之功中兴。然功成之后，尤愿以光武之宽仁、昭烈之信义自守。臣一人之去就不足道，惟陛下始终不可不慎。”帝曰：“少伊之言，朕当书诸心。”是夜，景衡移书岳飞，告以河南困乏、财赋艰难，使自决进退。既而议战后军伍处置。帝议别立御营骑军，命曲端都统之，以刘锜、李世辅副焉。议者以世辅少，未可骤任。景衡曰：“世辅功在尧山，副骑军，宜也。”议遂定。
九月，景衡称疾乞骸骨。帝以其久赞机政、佐成中兴，诏进少师、观文殿大学士，封丹阳郡王，听致仕，俸给如故，官给驿券还乡，敕州县以时存问。
八年七月，帝巡幸江南，召致仕旧相景衡至杭州，以备咨访。景衡至杭州，帝偕吕好问、李纲、景衡往洞霄宫，问安愍宗。既而帝临西湖咨访民事，辍士大夫对数日，而召商贾、僧道及庶民。景衡度江南士论必因暇日相与连署，未几，果有以大赦为言，请赦梦得还者。帝不为大赦，止释叶梦得，使归处州。景衡起谢。张九成以江南名士入对，复陈北伐宜缓。帝因数陈东、宗泽、彦仙、飞诸人忠劳，又及张悫病殁之旧。景衡闻悫事，容色为变。帝遂留杭州，行江南赋役新政，命吕颐浩主其事；又以景衡习土断、户籍、赋役之政，命佐之，诏东南行“摊丁入亩、永不加赋”之法。
是冬，朝廷欲以检括寺观田地之法，渐推行于两浙。帝欲调兵入东南，以防非常。景衡曰：“赋役之更，能不用兵而定，乃所以抚江南也。若遽以兵临之，事虽可集，而人心将疑朝廷矣。”帝从之，诏王贵以御营前军副都统领兵万人屯无为军，驻江北，以备缓急，毋遽渡江。既而详议摊丁入亩之法。景衡奏：“丁身之赋，若悉令折纳钱粮，则小民必鬻绢求钱，豪右、商贾得以贱取之；其责归形势户，彼亦未必能具丝绢。故钱、粟、绢帛相折，宜先有成法。”吕颐浩请定钱、粮、丝互折之直，以济银铜之乏。景衡以为可权行之，又请许百姓以粮、丝入国债，以平其价；然言此等定价之权，若久在州县，易为贪吏搜括之资，终非长策。及议起用陆宲，颐浩曰：“宲昔在朱勔麾下任事，好问、景衡以其为新党余孽，斥而不用，遂废仕多年。”景衡默然，不自辨。
九年正月，朱胜非挟宿憾，私毁赵鼎、张浚、吕好问诸故臣。帝廷辨其诬妄，景衡怒，请逐胜非，曰：“胜非品行不纯，枉为人臣，且污同列之义。”帝令胜非还家，议乃寝。春夏间，福建检地、土断之后，税额更定，州县乡社多争，宗族斗讼相继而起。帝命景衡偕大中、宗尹、梅栎等按行福建，处分赋额，谕解诸族，平其斗讼。
是秋，景衡按福建事毕，还至杭州。帝问福建岁入所损，景衡对曰：“农收未大损，所损者秋税也。闽中诸族斗争渐弭，农事犹可支。然民之相杀，实由赋额不平。臣若尽催旧额，则乱不可解；故已权除争讼税数，以安其地。秋税之亏，势所必然。”帝谓犹未为大害。景衡曰：“财赋之亏尚可补，乡里之仇难遽解。福建死伤既多，若陛下但计北伐所须，不计民间怨结，是以财用轻人命也。臣以为两浙之外，行法实太速。”
时御营三十万将成，粮械军资足以支北伐。景衡奏：“北伐大计已成，势不可中止。苟非水旱、兵疫足以沮大举者，朝廷不当以虚疑自缓。”帝乃出白麻，复拜景衡都省副相，加宁海军节度使、两浙路经略使，留镇杭州，总摄江东、江西、福建、两浙、广南东、广南西六路，代颐浩经略东南。诏揭白麻于雷峰塔下，令东南诸路公阁共观焉。或以景衡两浙人，当避本路为疑；朝廷以北伐后方为重，不拘常例。
九月，诏大举北伐。十年二月三日，王师破虏于获鹿，虏之精锐摧折殆尽，河北、河东、燕云诸地次第定。廷议北疆经略之宜。景衡上疏曰：“北疆新定，若恃胜尽削诸部之权，兵未必可久，而财力先困。臣谓不若因其强弱，使之相制，朝廷居中驭之，此长久之计也。”吕好问、赵鼎皆以为是，乃定议抚制为先，不遽削平北疆。
十年秋，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景衡以旧德元臣，参预定策，持法不挠，又总摄东南财赋以济北伐，列其中，进封瓯王。是冬，北伐既定，朝廷议汰战后冗兵。景衡以为北伐之后，财赋不可久支重兵，而骤散士卒，则无业之人复为州县患，乃进曰：“兵可汰也，不可骤散也。使士卒无所归业，则复为州县患。”枢密院乃会东南诸路定议，减郭仲荀御营后备军万人之半，存五千；又别合御营右军五千、长江水师五千，为御营靖海军，以田师中都统之，屯杭州、明州、扬州，控扼江南财赋要地。
十一年春夏，诸军裁省大定。景衡从枢密院条画，就旧州军之制更置卫、所，籍汰卒为军户，授田屯种，免夏秋常赋，令耕戍相半；其所纳军粮，就地充军食，先试于东南江海诸要害。十二年春，景衡复以老乞骸骨。帝从之，诏解都省副相、两浙路经略使，以少师、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使还瑞安归养。
既归瑞安，绝口不言朝政得失。或问其故，景衡曰：“中兴规模既立，后事当付后人。吾老矣，复有所言，适足以累朝廷。”乃杜门纂述，取建炎以来章奏、诏札往复，及土断、赋役、军费、检地之法，删定成《建炎奏议》若干卷；又为《土断赋役便宜》若干篇，使后之为吏者有所考焉。晚岁犹以程颐之学训乡里后进，而不复借学术议政。乡人问洛学、原学同异，景衡曰：“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又置义田，修学舍，择子弟授以经义、时务。郡县或以事问，惟陈利病在民、赋役轻重而已，未尝臧否朝政。
十七年，朝廷徙都燕京，诏景衡赴阙观礼。景衡以老疾辞，不至，上表称贺。表略曰：“自中兴定鼎，海内粗安，垂数年矣。然臣闻疆土可以兵取，不可以兵守；强敌可以勇胜，不可以勇安民。愿陛下念尧山死事之士，念两河久陷之民，宽徭薄赋，以息新复之地，则中兴之基可以永固。”帝览表，遣使赐药物、茶帛，谕令安养。
二十年，景衡薨，年七十四。讣闻，帝辍朝三日，赠太师，谥文定，命葬以王礼，赐第于乡里，给守冢户，录其孙一人，命国史院录其奏议，副藏秘阁。帝谓左右曰：“朕自即位以来，执政忠直，持法不挠，任事老成，如少伊者不多得也。”先是，景衡疾革，戒子孙曰：“吾荷国恩甚厚，暮年得归故里，幸已多矣。身后之事，务从俭约，无以封王之故烦扰官司。”其家奉遗命行之。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自庆历而下，熙丰、元祐之论，士大夫历世以为门户。洎靖康之祸，天下板荡。旧学有操履名义，足以立国；新学有经世任事，足以济时。假学以立党，托法以病民，则新旧同归于弊。圣祖奋刚毅以定大计，诸将冒锋镝以复旧疆；而朝廷法度、财赋民力、士论名义之间，非忠纯老成之臣不能持其平。景衡得伊川之学，议论不随时俯仰，而不以学术自域。其争也，为是非而不为门户；其止也，知国计而不徇己名。方兵革旁午，权宜迭出，能使法不废于用兵，信不坏于济急，民不困于功成。及功成身退，又戒后进曰：“学问所以明理，非所以立党；政事所以济民，非所以胜人。”夫中兴之业，有人主之断，有武臣之力，亦有儒臣以赤心持大经者，景衡其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