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王文端赵鼎 下（原文）
九年秋，北伐师兴，诏吕好问、鼎、张浚等宰执循旧典，会秘阁、公阁，总领军国机务。时大军北发，东京、郑州馈运旁午。会岳台营旁军属杂处，讹言交起，庐舍焚毁，市肆剽掠，死伤甚众。陈规遣留备军入据岳台，开封府尹阎孝忠亲出城按治。鼎又檄诸司会鞫，以工部右侍郎张九成为首，公阁、刑部、御史台、军器监皆预，穷其本末，议处置之方，毋相推诿。帝遽还京，不入城，径驻岳台大营。鼎与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诸执政出迎行在，皆请罪。帝慰遣之，但戒诸司各守厥职，毋使根本之地复生纷扰。于是鼎以都省总京师庶务，与枢府相应，经画馈饷军须，后路渐安。
十一月，河东捷奏至东京，平阳府既下，绛、解诸州相继归附，鼎故里闻喜亦定。鼎因置酒私第，所请惟张浚、胡寅。席间，三人议北伐后路诸务，鼎与张浚所论多异。寅因诵鼎昔作《别张德远》，道靖康时三人同匿太学、后各趋行在事君之旧。复赋诗赠二相，有曰：“臣门虽如市，臣心当如水。”翌日，都省与枢府同下诸令。命陈规治河防，预集黄河捣冰之役；继给岳飞河北诸军粮械；遣礼部尚书使东西蒙古，宣谕北伐之意。又以日本武臣至济南者，先令入京，使高丽使者观之，乃遣赴河东充仪卫。陕州河道不便，军须试由陆路入关中，自蒲津转运。
月末，岳飞弃河北三州，悉会兵围大名府。黎庶数万冒寒南徙，东京震骇，讹言虏留兵河东，合众东出，将犯京城以牵王师。鼎会都省、枢府，分城中坊曲为守，发太学生、吏胥佐守御，禁贵戚豪右挟丁壮、财粟出城，京师乃少安。时秘阁、公阁多咎岳飞轻弃州县，使东京当虏锋；或欲合议请太后降旨，趣飞还军。礼部右侍郎范冲素与鼎善，至是以太后、嫔御、皇子、公主皆在京师，不可以孤城尝虏锋，雪夜诣鼎第力争。胡寅亦至，谓北伐大计已定，浮议不可挠军。鼎知范冲言出公义，然以上意已定，军机不容中沮，乃与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定议，裁抑秘阁之论；好问亦戒公阁毋复聚议。陈规请自任京师守御，谓城守必无虞。鼎、浚复遣寅诣岳飞军，董薪刍、军须之馈运，戒诸司毋以文移挠军。
岁除，河北、河东行营同日攻大名府、太原府，积火药于城下发之，城垣皆坏，二城遂下。虏在河东、河北壁垒俱破，诸部骇散，争北走。十年二月，王师十五万会虏师十三万，战于获鹿。鏖战竟日，虏军主力大溃，拔离速死阵，兀术仅以身免。捷闻至东京，帝传诏封诸大将王爵。诏旨宣于秘阁，鼎率百官拜贺。
贺毕，即以师后诸务为议。鼎言：“陛下临战许赏，王爵其大者也；其余将士军功，皆当次第推恩。宁厚勿薄，宁速勿缓，使三军知朝廷不负前言。”复令枢府先具还师、遣役夫归农条画。既而廷议两河故吏去留。鼎曰：“两河初复，官吏去留，当以御前春耕诸使按察所得为准。其有未决者，具奏取裁，东京不宜遽自处分。”又议军功授田。鼎曰：“长社战后，中原已有授田之法，后遂以为抑豪右、限兼并之策。今日两河新复，特其地益广，行之宜益尽耳。朝廷号令方新，御营兵威甚盛，豪右虽有怨望，不能为变。”自是赏军功、遣役夫归农、置两河官吏、行授田法，悉命都省、枢府分职行之。
入秋，北伐功成，两河、燕云、塞外诸地悉隶版籍。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之次。鼎总都省，平章中外，经理财赋，安辑京师根本，以济北伐，预定策之列，进封冀王。帝寻谕群臣，当迁都燕京。至宴，帝问中兴之功所归，鼎奏曰：“统制、州郡，固听宰执、元帅调遣；然尤须知陛下决心所在、赏罚所归。臣等任事，不过奉行陛下之方略与威权。”帝谕群臣曰：“中兴之功，不独在天子、诸大臣；十年死战输将之将士、百姓，其功尤大。”
是冬，诸军裁汰略定，车驾还东京。帝召鼎、张浚、刘汲、林景默、宇文虚中、陈规议平定后大政。鼎上《国是十事疏》，略曰：“明科举以收人才，肃吏治以清官邪，厘官制以正名分，裕国用以足食货，通商路以广财利，治河渠以安生民，营燕京以定根本，整军政以建武略，广屯田以省费，辑蕃部以靖边圉。”帝览之曰：“天下初定，正朕倚卿之时，卿乃遽为异日立纲目乎？”鼎曰：“臣所陈，非为一身进退。臣在则行之，臣去则后人继之。国家大计，不可专系一相。譬之愚公移山，不求一日有成，惟愿继者不改其志。”帝曰：“李纲扶危，吕好问定难，卿则为朕成法。国家至今日，不患无功烈；此十事，正久安之法也。”乃分命诸臣：鼎总科举、吏治、官制、燕京营建；刘汲、林景默掌财计；张俊董海舶互市；张浚治河渠、屯田、军政；宇文虚中经理西域、塞外，兼蕃部封赏、通商之事；陈规典军器、火药、工务。既而下诏，以十事为军国大政。
鼎所任四事，皆关国家纪纲。十一年春，诏以大相国寺还僧徒。鼎以工役、军器、水利、轨路诸司皆须专门之士，乃请于寺旁置相国书院，命陈规参定规画，分设营造、军器诸科；军器监、神机作、河工、轨路诸司迭遣匠师授业，诸生肄算数、营造、水利、军器、火药之学。书院成，鼎又请分国子监、太学职掌，使国子监管天下学籍、课业、学官考课及州县学升补。太学专为朝廷养治事之官，教庶政、律令、文移、财计诸务。
是冬，吕好问疾革，进所著《原学正义》，薨。帝尊好问曰启原先师，以其书为学官定本。鼎进曰：“《原学正义》不当徒为科举章句之学。请别置学宫，使专讲原学，考验格物，校定诸学之书。”十二年春，诏于洛阳建伊洛学宫，别为讲学之府，不隶太学，亦不以科第仕进为常途，仿稷下学宫故事。
其后西康诸处事繁，鼎请置锦官书院于成都，使习西南经略、边地法俗、医药、山地垦殖、茶马转运诸学；海外互市日广，又请置秦淮书院于江宁，使习蕃语、海道、市舶、商贾条法诸学。十五年，太学及诸书院生徒渐有可用者，鼎奏曰：“国家今欲用人，不可独以进士一科尽天下之才。治州县者当明政事，治刑狱者当明律令，理财赋者当明算数，任工役、水利者当明营造。请分科取士，使所学各副其用。”帝从之，乃定贡举四科：曰进士，曰明法，曰明算，曰明工。诸学皆以《原学正义》为常课，然后许赴礼部试。
先是，帝命鼎总修《中华大典》。鼎请以郑樵、晁公武等参定部类，校雠群书，募缮写者千五百馀人，取秘阁、三馆、州郡、私家所藏，编次之。其书括先秦以来经史子集、阴阳医卜、农工商诸杂学，凡八千馀种；分天、地、人、事四部，又以《礼部韵略》一百六韵系其条目，俾览者循韵而得。鼎戒诸儒曰：“此所以存天下之书，非所以定一时之论也。”其书全录旧文，不以时讳改易一字。十七年，书成，先藏秘阁；及皇家大书府成，乃移藏焉。士庶皆得入观，听其传写。学者称其网罗百氏，包举群籍，近古未有也。
十七年，既都燕京，始行大比。南士中选者多，新复郡县之北士、西北军功之家、诸部新附子弟，皆有怨望。北士疑有司私南人，太学生及诸路举子相率诣阙讼之。帝命鼎会礼部、御史台覆阅试卷，得其高下如初，实无私弊。鼎因奏曰：“非有司私南人也，文教南北不齐耳。若一较文词，则北士、西士及外附子弟终无由进；若强抑南士，则贡举公道又坏。宜分南、北、西、外四榜，使取士既得其才，又收其心。”帝可其议。岁终，诏定四榜之制：南榜取东南、荆湖、川广诸路；北榜取燕云、两河、京东西、淮南诸路；西榜取陕西、秦凤、宁夏、河西诸边地；外榜取安东、西康、契丹诸自治路及敕约诸邦入学子弟，各有定额。
鼎之肃吏治，则自十一年始。是年夏，杭州公阁阁员沈揆从军至河北，朝廷差权知涿州。会吕颐浩以使相镇燕京，秦王韩世忠受命按治燕云、河北故族。沈揆凡州人受虏官、给虏军刍粮者，率指为虏党，没其田庐，系其族属；其被迫供役而阴输诚于王师者，亦多连坐。于是涿州大扰，民方复籍复业者，相率亡去。鼎闻之，奏曰：“新复州县，所患不在不能举事，乃举事无度也。虏党不可不除，良民不可不安。若以诛没多寡为功，州县官必借朝廷大义以扰良民。”帝然其言，遂诏立新复州县考课之格：两河、燕云守令，以复户籍、复田业、平狱讼、安军民为殿最。其实附虏者，令刑部、御史台会勘；有绩者升，滥杀、滥没、扰民者黜。
十三年，两河水利制置司兴相、卫故渠之役。都水监丞周孚掌图籍、工料，制置司屡趣之，孚辄以钱粮、夫役、覆检为辞，移文往复，数月不决。会秋旱益亢，渠役不举，学田、归业田皆不得溉。都水使者林勋具状申都省。鼎按得六部、监司、州县往复文书甚多，而工役实无所进，乃奏曰：“朝廷一诏，百司皆有文书，而百姓但问成否。若诸司相为推诿，虽日日申报，终无实效。”帝从之，乃立诸司考成之簿。凡大政所付，主责、佐事之人，钱粮、工役、先后程限及成效，悉著于籍。无故违限者，则六科、吏部考功司、御史台会按，系以殿最黜陟。
初，吴敏以靖康旧相，又尝主和，士论薄之。建炎中，李纲起之知柳州，后鼎荐为广南西路经略使。敏在岭外，治事勤谨，吏民安之。及河北水利、徙民诸役并兴，鼎以敏久历州郡，习工役、转输，荐召为工部左侍郎，参河渠事。吴敏董相、卫故渠之役及诸屯田水利，颇有劳绩。河功稍成，鼎又言敏可任一部，遂拜工部尚书。
十五年，崔彦章为陈留转运判官，家本旧京衣冠，素有清望，然以鲁王张荣起草莽，轻之。张荣以肃政河防使檄彦章发木石、夫粮，彦章托都省、枢府未报，谓军府不得干州县民政，河工又须都水监移牒，遂迁延不办。既而一堤工失期，春涨几决，州县仓卒增发夫役，民大扰。鼎奏言：“官吏为害，不独贪酷。贪酷害民，人所共知；罢软避事，亦足坏国。河防一日失期，数州百姓受患。若徒以资历、清望迁擢，而不考其才、守、政、年，则任事者反为所掣，不任事者反得清名。”帝深然之，诏立内察、外计之法：京官三岁内察，外官三岁外计，以才、守、政、年四者考之；凡贪墨、苛酷、旷职、罢软、浮躁、老病，随其事黜陟。凡治河、军屯、授田、商税诸大政有考成簿籍者，不得徒以清名、资序迁擢。
十六年，燕京宫府营缮垂毕。燕云归正大族卢宗回干办有力，使朝廷得及期迁都。既而户部考其簿计，知卢宗回托木石耗折、脚价、蕃匠雇直诸目，乾没官钱；又纵亲故商贾包买诸物，赃以钜万计。朝士颇为营救，以宗回犯赃诚有之，而干才可用，功不可没。鼎言：“庸吏败事，其害止于一事；能吏而贪，则坏朝廷之法。燕京迁都，系国家百年根本，若始以有功贷赃，后将何所惩劝？”帝纳其言，下卢宗回于有司，按法重论。朝廷又定公帑勾稽法。凡迁都、治河、军器、轨路、市舶诸大役，皆分立都省、主管司、工所三簿，由户部、工部、六科参互勾考；大额买办，出榜听投状，工成之后，先会计，乃叙功。
其厘官制也，鼎以为中兴以来，使相、宣抚、制置、经略、监司诸名，多因兵兴权置，职事互相出入；天下既定，官名不正，则事权不明，而功罪无所归。
十一年，燕云初定，帝议以韩世忠为枢密副使，使镇燕云。吕颐浩疾革，闻之，扶病上疏曰：“秦王勇略，足当北门兵柄；然枢府之权、燕云镇抚之任、新复州郡总领之责，不宜并归武臣。”李纲亦以为不可。鼎乃奏曰：“军兴之际，置使相、宣抚、制置，皆权时之制。今海内稍定，而相权、兵柄、方面之任犹萃一人，则名实淆乱，职守无归。宜改诸路使相为外任平章政事，以裁数路大政；都统官、都指挥使止典军旅，毋得兼预相权。”帝可其奏。诏改诸路使相为外任平章政事，裁断跨路大政，而不得开府、置属官、预州县细务；武臣王爵、都督、都指挥使，专主军旅，不得兼外任平章。燕云以李彦仙为外任平章政事，韩世忠专领北门军务。
十三年，胡闳休在宁夏经略任，与耶律大石约通河西、西域商道，蠲减关榷；又因护商之需，留轻骑于武威。闳休欲行其约，给西域商旅护商银牌，蠲减榷场税课，并遣边骑护送。兰州大市提举不受其牌，以榷场税课属户部，经略司不得自蠲免；王德所部边骑亦言，出塞护商，须都指挥使府檄行。宇文虚中所领理蕃官复言，西辽、诸部约束，非一路经略司所得专也。商旅遂为兰州所留，西辽使人乘间责朝廷失信。
张浚右闳休，以为边事贵在临机；鼎则以为闳休虽有功，然经略司若兼掌护商、留骑、榷税、蕃约，则是一臣兼兵、财、蕃三柄也。帝召鼎、浚，谕之曰：“德远不可借军机尽夺财赋之法，元镇亦不可因法度牵制边臣。边事须能临机，临机之后，亦须归于法度。”两府因定其制：经略使主边方大计，急则听便宜行事；都指挥使主边兵教阅、防戍及护商骑；榷场税课归户部，边约有蠲减者申户部著籍；蕃部盟誓、封赏、互市属理蕃官审定；大兵出境，则关白枢密院，取旨乃行。
十六年末，大河初安，汴洛轨路将成，梁山运河、清水渠及旧河道、铁木轨诸役相继议兴。诸役所须，轨材、火药、工匠、矿冶、仓场皆与焉，枢府、工部、户部及沿线州县各有所争。刘洪道具状言：“名分不定，诸司互争职掌，则后诸役必不得行。”鼎因奏曰：“祖宗旧制，凡置监皆有定名，多主盐铁、坑冶、鼓铸之事。今轨路、军器、火药、船场诸务，非州县常政，亦非军府所得专。宜因监之旧名，别明其职任。”帝从之，遂定诸监之制。轨路、矿冶、军器、火药、船场诸务，皆得别置监，班秩视州府；平时营作、匠户、物料隶工部、户部及所主司局，军兴则枢府得先取用，然须明立文移，著于考成，役毕还给，或偿其直。州县不得擅役诸监匠户，军府不得久据轨路。
十七年正旦，大朝会燕京，诸国使臣来朝，廷臣贺表多称建炎之治已臻盛治。朝罢，鼎独对曰：“万国来庭，诚中兴之盛观也。顾版图既广，庶务尽萃燕京，则百司易困，四方易壅；若纵诸路各自为政，则方面离散，纲纪不一。今所忧者，非无盛名，乃无久远之制耳。”帝问所以为制。鼎曰：“请定五京之制，府尹掌京城庶务，外任平章政事裁其方面大政，州县仍各守旧职。”帝可其奏。乃诏定五京：燕京曰北京，汴梁曰东京，长安曰西京，江宁曰南京，洛阳曰中京。北京直属中朝；四京各置外任平章政事，裁断方面大计、财赋调发及缓急处分，而不得开府置属，亦不得侵州县细政。由是外任平章、边路经略、诸监、五京之制，名分渐定；军兴以来权宜之官，稍归于治定之常制。
五京既定，鼎复请定秘阁之员。建炎以来，秘阁为御前议政之所，初以军兴权宜，宰执、近臣、帅臣、台谏、学士，多随事与议。鼎曰：“秘阁不定员额，则广之太过，几为百司会府；裁之太狭，又不足总天下大政。”帝从之，诏定四十九员，以公相、都省、枢府、御史台、翰林、六部、御营、外四京、都护府重臣预其选。自是秘阁始有定制。凡中枢政令、军国大计、六部条画、方面大政、边方军令、封疆守御，皆以国家重臣预议；至大决大断，则仍总于君上及都省、枢府。于是国朝二府二阁之制始定。
其经营燕京也，与治河、轨路、海贸诸政相为表里。十年，朝廷定议北迁燕京。鼎奏曰：“燕京系国家百年根本，不可仓卒营建。宫府、官署、仓场、轨路、水渠，皆当别设专司，各立程限。”帝可其奏。十一年，置提举燕京宫府城郭营缮司。命李彦仙以外任平章政事总提举之；将作监少监马元颖为营造详定官，取《营造法式》参定宫城、皇城、街衢、沟渠、城门、殿宇之制；又以燕云归正大族卢宗回为营建司都监兼转运判官，掌工料市易、仓储转输及督作。鼎总其纲目。
燕京之营建，因辽、虏旧城而增广改拓。司先正南北之中道，自中华门、正阳门、子午门、大安门至大安殿，贯为全城中道，而宫城当其中正。复区画皇城，分置秘阁、公阁、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九寺、五监诸署，百司北迁，各有所归。又别置诸坊：同文坊馆诸国使介及外国商旅；辟雍坊处太学、中华帝王庙、中华格物馆；兰台坊建皇家大书府；泉府坊联天下汇通、海贸、轨路诸司；广庇坊置官赁庐舍、施药局，使贫民、脚夫、力作之人各得其所。
十二年至十五年，燕京诸坊以次兴筑。北九坊寺观落成，商旅辐辏，酒食、邸店、医药之业皆萃焉，遂为燕京繁会之区。又营剧场、蹴鞠场，以备礼乐游观；建中华帝王庙、中华博物院，以祀历代帝王功臣，陈农事、天文、工艺、营造、医药诸类格物之成；又建昭勋阁、无名阁。昭勋阁图建炎三十六功臣之像，功臣既薨，皆命史官撰本传藏阁中；无名阁则立无名义烈碑，悬靖康以来死难官吏、士卒、百姓神位。
十六年冬，京津轨路垂成，有司欲亟备北幸仪卫，冒雪督役，流民及罢归之卒死于道者五百人。中丞李光上《治安疏》，帝下罪己诏。鼎因奏曰：“燕京者，国家定鼎之地，固当营建；然不可以旦夕迫成。凡宫府、百司、仓场、轨路、河渠诸役，宜岁有程限，役有定额，劳有休期。若托盛世之名，驱民无节，则都城未就，而民已困弊。”帝纳其议，命百司以次北迁。凡营建、轨路、河工役夫，皆著其役期、给养、疾病、死亡、抚恤于籍；州县不得私益夫役，有司不得托迎驾之急隐匿死伤。
十七年，朝廷始都燕京。是时宫府、百司、外馆、太学、兰台书府、粮仓、轨驿皆粗备可用。鼎奏曰：“建都之要，不独在宫府、仓场，尤在编户有生业。燕京初复，旧民散亡，若徒有百官往来，而民户不实，则虽名新都，实犹行在耳。愿徙百司胥吏、工匠、轨驿佣户、海商、学官诸生、军功之家，使著籍燕京；复募两河归业之民、山东商旅、江南富户之愿北徙者，给以宅地，宽其租税，使各安恒产，毋得勒州县抑配。”帝从之，遂定实京户籍之法。由是燕京编户日增，市井渐繁。
燕京馈粮，主于海道转输，而漕运佐之。江南、山东、南洋之米粟、货物，皆泛海至天津，积于大仓，乃循京津轨路入燕京。山东水道、梁山运河、汴洛轨路、中原清水渠，亦皆旁通接济。由是汴、洛之地，不复专系天下漕运之命，而为中原水陆会输之区。十八年夏，百司始治事于燕京，天津仓场、京津轨路及城内粮道，皆渐有常制。国子监、太学、同文坊、外馆、皇家大书府、中华帝王庙及昭勋、无名二阁，亦以次成。
十八年秋，燕京既定，鼎私以乞身之意白帝。吴敏过鼎第，问曰：“公殆将俟岁后谢事，入公阁乎？”鼎曰：“本朝自太祖开国，岂有宰相十四年不易者？靖康之时，天下板荡，吾匿太学中，几不可为。幸遭圣主，受知淮上，三年登相位，继总都省十四年。外则皇宋再兴，虏与夏皆灭，西域既通，塞外分制；内则制度既成，大河既治，燕京既定。今年且六十，新都粗安，吾平生志事，亦可谓足矣。”敏以为鼎既乞老，张浚之势将益重。鼎笑曰：“天下本无水党。”
寻以《梁祝》新戏，朝论大哗。胡寅上疏，以其辞事荒悖，有伤礼法，请罢之。帝手批曰：“卿以为荒悖，朕以为甚善。”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继胡寅上疏，论《梁祝》之非，又劾杨沂中纵恣。中书舍人汤思退亦疏辨之，谓胡寅多事，且微讥其交通御史，自树羽翼。陈俊卿本出张浚知遇，汤思退则鼎所荐进也。其后章奏交上，彼此攻诋益甚。鼎诸子女多取河东水名，张浚族子弟多从木字，议者因以水、木目其所亲附者。朝野始目为“水木党争”，邸报亦载其名。
鼎以事涉党议，杜门谢客，私谒者皆谢不纳。居数日，帝召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议于香山行宫。帝因论牛李党事，谕诸臣曰：“士大夫出处、乡里、履践、议论既殊，势必各相亲附，朝廷不能尽禁。惟不可使党议害国事、乱铨选；至于越职犯分，则当立绝其萌。”诸臣皆肃然。帝因及鼎去位之请。鼎曰：“臣将谢事，不当更预荐引。”林景默因言中兴勋旧久据要地，后进之路已狭，赵公求退，足为群臣之法；然勋旧更张不可一旦尽易，宜使统制、经略、秘阁及内外要任诸臣，进退皆有常格。帝从之，令韩世忠、岳飞更定职任，以岳飞入枢府，典诸军铨叙之法；又命张浚入都省，为首相。议定，鼎拜谢曰：“臣遭天下骤变，本谓此生或死无葬身之地。不意淮上得遇陛下，国事幸成，门户亦安，虽不敢言功，惟求不负知遇之恩。”帝起扶之曰：“朕若不遇卿，亦未必有今日也。”诸臣皆为动容。
香山议定，而党议未遽息。九月晦，帝幸皇家大剧场观新戏，命在京臣工以阶位从观，且厚遇鼎家属，使百官知眷顾不衰。其戏托靖康流离、宿憾复合、婚姻成礼之事，时论以为微寓水木释憾同心之意。寻诏赐婚，以赵鼎女妻刘子羽长子刘珙。明日大朝，鼎解都省首相，入公阁，暂领首席，以二年为期；帝即命张浚入都省，拜都省首相。
十九年，鼎以平章军国重事兼领公阁首席。刘子羽时提举公阁议政事，以公阁条制粗备，鼎以元老居首，足以镇群议，乃请解提举之任。帝从之，罢提举之任，使公阁首席主其议事。鼎既主公阁，奏曰：“公阁所以通四方之情也，岂可专取京师故臣与形势之家？今版图日广，南北东西、边郡外附，风俗民情不齐；士大夫、军功、商工、医药、水利诸类，所系利害亦各不同。员额不定，则不足为天下公器。”帝可其议，遂定京师公阁员额三百，三岁一易，任满许再推。其员由诸路、四京、都护府、自治路地方公阁推择；又以致仕官僚、学官名儒、州县士绅、军功退将、商贾纲运、工艺营造、医药水利、边地归附诸类，各为定额。凡以赀产、商贾入阁者，须有恒产，输税无逋，不得包揽本路大役；以军功、工艺入阁者，由所司按实功状、技艺。
是夏，鼎复奏曰：“公阁非所以侵都省、六部之权也。然钱谷、工役、考课之籍，若尽秘于官府，则士民终疑朝廷大政。”帝遂诏立六部岁陈之制：六部尚书岁诣公阁，陈非机务之庶政；公阁得问难，书其同异，具议奏秘阁。秘阁或采，或驳，或留阁不下，皆须明著其由。复以太学问政为岁制，使太学及诸书院岁举生徒，诣公阁堂问政。六部与公阁择其问目，令所司答之；其问答得失，令国子监、太学、公阁同加著录，申秘阁备览。由是公阁为士民、军功、商工诸人通情问政之所。
二十年，鼎罢公阁首席，诏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仍以元老预公阁议。鼎既退，不著大书，不倡一家之说，惟时诣公阁、太学，听诸生与阁员论难政事。或问其故，鼎曰：“制度既立，后人自能行之，老臣何必多言。”二十五年春，朝廷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公阁以其事重，请鼎临议。鼎曰：“复土非徒实版图也。旧民当安，新附当信，商路当通，边地亦当有言路。”乃议于河西设地方公阁，并增京师公阁边地之额，凡河西士人、退军有功之将、纲运商贾、译官、归附部族，皆得推择预议政。
二十八年秋，诏葺东京太学故址，立靖康守节碑。时鼎、张浚、胡寅皆已致仕，同往审定碑文。会雨，少憩旧堂。鼎曰：“当日不书议状，岂意尚有今日。”因作《赠胡明仲》，诗曰：“荒庭旧学满青苔，当日议状终不来。危际不书关臣节，老来三友对劫灰。燕蓟已归新日月，汴京重见旧楼台。明仲莫辞扶病起，秋风还上读书台。”后数日，胡寅薨于汴京旧第。鼎往奠之，叹曰：“明仲年最少，而先吾辈逝矣。”鼎又自撰祭文，取胡寅平生事增刻于碑阴。未几，鼎乞还汴梁故第终老，诏从之。及疾，鼎自书墓石，略载乡贯、年寿、除拜岁月而已，功业不一及。又自题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并遗命诸子，死则归葬闻喜。
绍兴元年，鼎疾笃。太上皇闻之，命取城南羊头羹，亲幸鼎第。鼎卧不能起，太上皇亲扶之，手进羹，曰：“卿平生扶持社稷，今日将别，朕当扶卿也。”鼎流涕不能言。是夜薨，年七十三。讣闻，太上皇默然良久，亲制祭文，躬临其第奠之。今上辍朝七日，赠太师，赐谥曰文端，命以王礼归葬闻喜。诏取鼎所上《国是十事疏》及科举、吏治、官制、公阁诸法奏议，编次为《赵文端公成法录》，副藏于公阁。中外闻讣，莫不嗟悼。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后论建炎贤相者，率推鼎居首。
赞曰：相之贤者，岂徒以功名称哉？建炎诸功臣，材略忠义，后先相望；而鼎居相位十有四年，君不疑其专，鼎不乘其任，此古今所难也。靖康之难，一议状之间，而鼎之所守已见；及遇圣祖，受知淮上，遂得尽其所蕴。方天下板荡，则以权宜济急；及海内稍定，则裁权宜以归常。其进不躁，其守不怯；用权而不私，执法而不滞。故能处文武而各得其任，持南北而不伤其平，通中外而不壅其情，任勋旧而不塞后进，开言路而不分大权。其所经理，财赋、官制、吏治、燕京、大典、公阁、诸学，名目虽繁，要其归，则使非常之世复归常经，中兴之功有法可守而已。及功成名遂，恬然求退，不著大书，不立私说，曰：“制度既立，后人自能行之。”其知进退、远朋党、重成法如此。后之论建炎相业者，率推鼎居首，盖不独以其功多，亦以其能辅人主成中兴之业而不专其权，定天下久安之法而不私其名也。
十一月，河东捷奏至东京，平阳府既下，绛、解诸州相继归附，鼎故里闻喜亦定。鼎因置酒私第，所请惟张浚、胡寅。席间，三人议北伐后路诸务，鼎与张浚所论多异。寅因诵鼎昔作《别张德远》，道靖康时三人同匿太学、后各趋行在事君之旧。复赋诗赠二相，有曰：“臣门虽如市，臣心当如水。”翌日，都省与枢府同下诸令。命陈规治河防，预集黄河捣冰之役；继给岳飞河北诸军粮械；遣礼部尚书使东西蒙古，宣谕北伐之意。又以日本武臣至济南者，先令入京，使高丽使者观之，乃遣赴河东充仪卫。陕州河道不便，军须试由陆路入关中，自蒲津转运。
月末，岳飞弃河北三州，悉会兵围大名府。黎庶数万冒寒南徙，东京震骇，讹言虏留兵河东，合众东出，将犯京城以牵王师。鼎会都省、枢府，分城中坊曲为守，发太学生、吏胥佐守御，禁贵戚豪右挟丁壮、财粟出城，京师乃少安。时秘阁、公阁多咎岳飞轻弃州县，使东京当虏锋；或欲合议请太后降旨，趣飞还军。礼部右侍郎范冲素与鼎善，至是以太后、嫔御、皇子、公主皆在京师，不可以孤城尝虏锋，雪夜诣鼎第力争。胡寅亦至，谓北伐大计已定，浮议不可挠军。鼎知范冲言出公义，然以上意已定，军机不容中沮，乃与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定议，裁抑秘阁之论；好问亦戒公阁毋复聚议。陈规请自任京师守御，谓城守必无虞。鼎、浚复遣寅诣岳飞军，董薪刍、军须之馈运，戒诸司毋以文移挠军。
岁除，河北、河东行营同日攻大名府、太原府，积火药于城下发之，城垣皆坏，二城遂下。虏在河东、河北壁垒俱破，诸部骇散，争北走。十年二月，王师十五万会虏师十三万，战于获鹿。鏖战竟日，虏军主力大溃，拔离速死阵，兀术仅以身免。捷闻至东京，帝传诏封诸大将王爵。诏旨宣于秘阁，鼎率百官拜贺。
贺毕，即以师后诸务为议。鼎言：“陛下临战许赏，王爵其大者也；其余将士军功，皆当次第推恩。宁厚勿薄，宁速勿缓，使三军知朝廷不负前言。”复令枢府先具还师、遣役夫归农条画。既而廷议两河故吏去留。鼎曰：“两河初复，官吏去留，当以御前春耕诸使按察所得为准。其有未决者，具奏取裁，东京不宜遽自处分。”又议军功授田。鼎曰：“长社战后，中原已有授田之法，后遂以为抑豪右、限兼并之策。今日两河新复，特其地益广，行之宜益尽耳。朝廷号令方新，御营兵威甚盛，豪右虽有怨望，不能为变。”自是赏军功、遣役夫归农、置两河官吏、行授田法，悉命都省、枢府分职行之。
入秋，北伐功成，两河、燕云、塞外诸地悉隶版籍。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之次。鼎总都省，平章中外，经理财赋，安辑京师根本，以济北伐，预定策之列，进封冀王。帝寻谕群臣，当迁都燕京。至宴，帝问中兴之功所归，鼎奏曰：“统制、州郡，固听宰执、元帅调遣；然尤须知陛下决心所在、赏罚所归。臣等任事，不过奉行陛下之方略与威权。”帝谕群臣曰：“中兴之功，不独在天子、诸大臣；十年死战输将之将士、百姓，其功尤大。”
是冬，诸军裁汰略定，车驾还东京。帝召鼎、张浚、刘汲、林景默、宇文虚中、陈规议平定后大政。鼎上《国是十事疏》，略曰：“明科举以收人才，肃吏治以清官邪，厘官制以正名分，裕国用以足食货，通商路以广财利，治河渠以安生民，营燕京以定根本，整军政以建武略，广屯田以省费，辑蕃部以靖边圉。”帝览之曰：“天下初定，正朕倚卿之时，卿乃遽为异日立纲目乎？”鼎曰：“臣所陈，非为一身进退。臣在则行之，臣去则后人继之。国家大计，不可专系一相。譬之愚公移山，不求一日有成，惟愿继者不改其志。”帝曰：“李纲扶危，吕好问定难，卿则为朕成法。国家至今日，不患无功烈；此十事，正久安之法也。”乃分命诸臣：鼎总科举、吏治、官制、燕京营建；刘汲、林景默掌财计；张俊董海舶互市；张浚治河渠、屯田、军政；宇文虚中经理西域、塞外，兼蕃部封赏、通商之事；陈规典军器、火药、工务。既而下诏，以十事为军国大政。
鼎所任四事，皆关国家纪纲。十一年春，诏以大相国寺还僧徒。鼎以工役、军器、水利、轨路诸司皆须专门之士，乃请于寺旁置相国书院，命陈规参定规画，分设营造、军器诸科；军器监、神机作、河工、轨路诸司迭遣匠师授业，诸生肄算数、营造、水利、军器、火药之学。书院成，鼎又请分国子监、太学职掌，使国子监管天下学籍、课业、学官考课及州县学升补。太学专为朝廷养治事之官，教庶政、律令、文移、财计诸务。
是冬，吕好问疾革，进所著《原学正义》，薨。帝尊好问曰启原先师，以其书为学官定本。鼎进曰：“《原学正义》不当徒为科举章句之学。请别置学宫，使专讲原学，考验格物，校定诸学之书。”十二年春，诏于洛阳建伊洛学宫，别为讲学之府，不隶太学，亦不以科第仕进为常途，仿稷下学宫故事。
其后西康诸处事繁，鼎请置锦官书院于成都，使习西南经略、边地法俗、医药、山地垦殖、茶马转运诸学；海外互市日广，又请置秦淮书院于江宁，使习蕃语、海道、市舶、商贾条法诸学。十五年，太学及诸书院生徒渐有可用者，鼎奏曰：“国家今欲用人，不可独以进士一科尽天下之才。治州县者当明政事，治刑狱者当明律令，理财赋者当明算数，任工役、水利者当明营造。请分科取士，使所学各副其用。”帝从之，乃定贡举四科：曰进士，曰明法，曰明算，曰明工。诸学皆以《原学正义》为常课，然后许赴礼部试。
先是，帝命鼎总修《中华大典》。鼎请以郑樵、晁公武等参定部类，校雠群书，募缮写者千五百馀人，取秘阁、三馆、州郡、私家所藏，编次之。其书括先秦以来经史子集、阴阳医卜、农工商诸杂学，凡八千馀种；分天、地、人、事四部，又以《礼部韵略》一百六韵系其条目，俾览者循韵而得。鼎戒诸儒曰：“此所以存天下之书，非所以定一时之论也。”其书全录旧文，不以时讳改易一字。十七年，书成，先藏秘阁；及皇家大书府成，乃移藏焉。士庶皆得入观，听其传写。学者称其网罗百氏，包举群籍，近古未有也。
十七年，既都燕京，始行大比。南士中选者多，新复郡县之北士、西北军功之家、诸部新附子弟，皆有怨望。北士疑有司私南人，太学生及诸路举子相率诣阙讼之。帝命鼎会礼部、御史台覆阅试卷，得其高下如初，实无私弊。鼎因奏曰：“非有司私南人也，文教南北不齐耳。若一较文词，则北士、西士及外附子弟终无由进；若强抑南士，则贡举公道又坏。宜分南、北、西、外四榜，使取士既得其才，又收其心。”帝可其议。岁终，诏定四榜之制：南榜取东南、荆湖、川广诸路；北榜取燕云、两河、京东西、淮南诸路；西榜取陕西、秦凤、宁夏、河西诸边地；外榜取安东、西康、契丹诸自治路及敕约诸邦入学子弟，各有定额。
鼎之肃吏治，则自十一年始。是年夏，杭州公阁阁员沈揆从军至河北，朝廷差权知涿州。会吕颐浩以使相镇燕京，秦王韩世忠受命按治燕云、河北故族。沈揆凡州人受虏官、给虏军刍粮者，率指为虏党，没其田庐，系其族属；其被迫供役而阴输诚于王师者，亦多连坐。于是涿州大扰，民方复籍复业者，相率亡去。鼎闻之，奏曰：“新复州县，所患不在不能举事，乃举事无度也。虏党不可不除，良民不可不安。若以诛没多寡为功，州县官必借朝廷大义以扰良民。”帝然其言，遂诏立新复州县考课之格：两河、燕云守令，以复户籍、复田业、平狱讼、安军民为殿最。其实附虏者，令刑部、御史台会勘；有绩者升，滥杀、滥没、扰民者黜。
十三年，两河水利制置司兴相、卫故渠之役。都水监丞周孚掌图籍、工料，制置司屡趣之，孚辄以钱粮、夫役、覆检为辞，移文往复，数月不决。会秋旱益亢，渠役不举，学田、归业田皆不得溉。都水使者林勋具状申都省。鼎按得六部、监司、州县往复文书甚多，而工役实无所进，乃奏曰：“朝廷一诏，百司皆有文书，而百姓但问成否。若诸司相为推诿，虽日日申报，终无实效。”帝从之，乃立诸司考成之簿。凡大政所付，主责、佐事之人，钱粮、工役、先后程限及成效，悉著于籍。无故违限者，则六科、吏部考功司、御史台会按，系以殿最黜陟。
初，吴敏以靖康旧相，又尝主和，士论薄之。建炎中，李纲起之知柳州，后鼎荐为广南西路经略使。敏在岭外，治事勤谨，吏民安之。及河北水利、徙民诸役并兴，鼎以敏久历州郡，习工役、转输，荐召为工部左侍郎，参河渠事。吴敏董相、卫故渠之役及诸屯田水利，颇有劳绩。河功稍成，鼎又言敏可任一部，遂拜工部尚书。
十五年，崔彦章为陈留转运判官，家本旧京衣冠，素有清望，然以鲁王张荣起草莽，轻之。张荣以肃政河防使檄彦章发木石、夫粮，彦章托都省、枢府未报，谓军府不得干州县民政，河工又须都水监移牒，遂迁延不办。既而一堤工失期，春涨几决，州县仓卒增发夫役，民大扰。鼎奏言：“官吏为害，不独贪酷。贪酷害民，人所共知；罢软避事，亦足坏国。河防一日失期，数州百姓受患。若徒以资历、清望迁擢，而不考其才、守、政、年，则任事者反为所掣，不任事者反得清名。”帝深然之，诏立内察、外计之法：京官三岁内察，外官三岁外计，以才、守、政、年四者考之；凡贪墨、苛酷、旷职、罢软、浮躁、老病，随其事黜陟。凡治河、军屯、授田、商税诸大政有考成簿籍者，不得徒以清名、资序迁擢。
十六年，燕京宫府营缮垂毕。燕云归正大族卢宗回干办有力，使朝廷得及期迁都。既而户部考其簿计，知卢宗回托木石耗折、脚价、蕃匠雇直诸目，乾没官钱；又纵亲故商贾包买诸物，赃以钜万计。朝士颇为营救，以宗回犯赃诚有之，而干才可用，功不可没。鼎言：“庸吏败事，其害止于一事；能吏而贪，则坏朝廷之法。燕京迁都，系国家百年根本，若始以有功贷赃，后将何所惩劝？”帝纳其言，下卢宗回于有司，按法重论。朝廷又定公帑勾稽法。凡迁都、治河、军器、轨路、市舶诸大役，皆分立都省、主管司、工所三簿，由户部、工部、六科参互勾考；大额买办，出榜听投状，工成之后，先会计，乃叙功。
其厘官制也，鼎以为中兴以来，使相、宣抚、制置、经略、监司诸名，多因兵兴权置，职事互相出入；天下既定，官名不正，则事权不明，而功罪无所归。
十一年，燕云初定，帝议以韩世忠为枢密副使，使镇燕云。吕颐浩疾革，闻之，扶病上疏曰：“秦王勇略，足当北门兵柄；然枢府之权、燕云镇抚之任、新复州郡总领之责，不宜并归武臣。”李纲亦以为不可。鼎乃奏曰：“军兴之际，置使相、宣抚、制置，皆权时之制。今海内稍定，而相权、兵柄、方面之任犹萃一人，则名实淆乱，职守无归。宜改诸路使相为外任平章政事，以裁数路大政；都统官、都指挥使止典军旅，毋得兼预相权。”帝可其奏。诏改诸路使相为外任平章政事，裁断跨路大政，而不得开府、置属官、预州县细务；武臣王爵、都督、都指挥使，专主军旅，不得兼外任平章。燕云以李彦仙为外任平章政事，韩世忠专领北门军务。
十三年，胡闳休在宁夏经略任，与耶律大石约通河西、西域商道，蠲减关榷；又因护商之需，留轻骑于武威。闳休欲行其约，给西域商旅护商银牌，蠲减榷场税课，并遣边骑护送。兰州大市提举不受其牌，以榷场税课属户部，经略司不得自蠲免；王德所部边骑亦言，出塞护商，须都指挥使府檄行。宇文虚中所领理蕃官复言，西辽、诸部约束，非一路经略司所得专也。商旅遂为兰州所留，西辽使人乘间责朝廷失信。
张浚右闳休，以为边事贵在临机；鼎则以为闳休虽有功，然经略司若兼掌护商、留骑、榷税、蕃约，则是一臣兼兵、财、蕃三柄也。帝召鼎、浚，谕之曰：“德远不可借军机尽夺财赋之法，元镇亦不可因法度牵制边臣。边事须能临机，临机之后，亦须归于法度。”两府因定其制：经略使主边方大计，急则听便宜行事；都指挥使主边兵教阅、防戍及护商骑；榷场税课归户部，边约有蠲减者申户部著籍；蕃部盟誓、封赏、互市属理蕃官审定；大兵出境，则关白枢密院，取旨乃行。
十六年末，大河初安，汴洛轨路将成，梁山运河、清水渠及旧河道、铁木轨诸役相继议兴。诸役所须，轨材、火药、工匠、矿冶、仓场皆与焉，枢府、工部、户部及沿线州县各有所争。刘洪道具状言：“名分不定，诸司互争职掌，则后诸役必不得行。”鼎因奏曰：“祖宗旧制，凡置监皆有定名，多主盐铁、坑冶、鼓铸之事。今轨路、军器、火药、船场诸务，非州县常政，亦非军府所得专。宜因监之旧名，别明其职任。”帝从之，遂定诸监之制。轨路、矿冶、军器、火药、船场诸务，皆得别置监，班秩视州府；平时营作、匠户、物料隶工部、户部及所主司局，军兴则枢府得先取用，然须明立文移，著于考成，役毕还给，或偿其直。州县不得擅役诸监匠户，军府不得久据轨路。
十七年正旦，大朝会燕京，诸国使臣来朝，廷臣贺表多称建炎之治已臻盛治。朝罢，鼎独对曰：“万国来庭，诚中兴之盛观也。顾版图既广，庶务尽萃燕京，则百司易困，四方易壅；若纵诸路各自为政，则方面离散，纲纪不一。今所忧者，非无盛名，乃无久远之制耳。”帝问所以为制。鼎曰：“请定五京之制，府尹掌京城庶务，外任平章政事裁其方面大政，州县仍各守旧职。”帝可其奏。乃诏定五京：燕京曰北京，汴梁曰东京，长安曰西京，江宁曰南京，洛阳曰中京。北京直属中朝；四京各置外任平章政事，裁断方面大计、财赋调发及缓急处分，而不得开府置属，亦不得侵州县细政。由是外任平章、边路经略、诸监、五京之制，名分渐定；军兴以来权宜之官，稍归于治定之常制。
五京既定，鼎复请定秘阁之员。建炎以来，秘阁为御前议政之所，初以军兴权宜，宰执、近臣、帅臣、台谏、学士，多随事与议。鼎曰：“秘阁不定员额，则广之太过，几为百司会府；裁之太狭，又不足总天下大政。”帝从之，诏定四十九员，以公相、都省、枢府、御史台、翰林、六部、御营、外四京、都护府重臣预其选。自是秘阁始有定制。凡中枢政令、军国大计、六部条画、方面大政、边方军令、封疆守御，皆以国家重臣预议；至大决大断，则仍总于君上及都省、枢府。于是国朝二府二阁之制始定。
其经营燕京也，与治河、轨路、海贸诸政相为表里。十年，朝廷定议北迁燕京。鼎奏曰：“燕京系国家百年根本，不可仓卒营建。宫府、官署、仓场、轨路、水渠，皆当别设专司，各立程限。”帝可其奏。十一年，置提举燕京宫府城郭营缮司。命李彦仙以外任平章政事总提举之；将作监少监马元颖为营造详定官，取《营造法式》参定宫城、皇城、街衢、沟渠、城门、殿宇之制；又以燕云归正大族卢宗回为营建司都监兼转运判官，掌工料市易、仓储转输及督作。鼎总其纲目。
燕京之营建，因辽、虏旧城而增广改拓。司先正南北之中道，自中华门、正阳门、子午门、大安门至大安殿，贯为全城中道，而宫城当其中正。复区画皇城，分置秘阁、公阁、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九寺、五监诸署，百司北迁，各有所归。又别置诸坊：同文坊馆诸国使介及外国商旅；辟雍坊处太学、中华帝王庙、中华格物馆；兰台坊建皇家大书府；泉府坊联天下汇通、海贸、轨路诸司；广庇坊置官赁庐舍、施药局，使贫民、脚夫、力作之人各得其所。
十二年至十五年，燕京诸坊以次兴筑。北九坊寺观落成，商旅辐辏，酒食、邸店、医药之业皆萃焉，遂为燕京繁会之区。又营剧场、蹴鞠场，以备礼乐游观；建中华帝王庙、中华博物院，以祀历代帝王功臣，陈农事、天文、工艺、营造、医药诸类格物之成；又建昭勋阁、无名阁。昭勋阁图建炎三十六功臣之像，功臣既薨，皆命史官撰本传藏阁中；无名阁则立无名义烈碑，悬靖康以来死难官吏、士卒、百姓神位。
十六年冬，京津轨路垂成，有司欲亟备北幸仪卫，冒雪督役，流民及罢归之卒死于道者五百人。中丞李光上《治安疏》，帝下罪己诏。鼎因奏曰：“燕京者，国家定鼎之地，固当营建；然不可以旦夕迫成。凡宫府、百司、仓场、轨路、河渠诸役，宜岁有程限，役有定额，劳有休期。若托盛世之名，驱民无节，则都城未就，而民已困弊。”帝纳其议，命百司以次北迁。凡营建、轨路、河工役夫，皆著其役期、给养、疾病、死亡、抚恤于籍；州县不得私益夫役，有司不得托迎驾之急隐匿死伤。
十七年，朝廷始都燕京。是时宫府、百司、外馆、太学、兰台书府、粮仓、轨驿皆粗备可用。鼎奏曰：“建都之要，不独在宫府、仓场，尤在编户有生业。燕京初复，旧民散亡，若徒有百官往来，而民户不实，则虽名新都，实犹行在耳。愿徙百司胥吏、工匠、轨驿佣户、海商、学官诸生、军功之家，使著籍燕京；复募两河归业之民、山东商旅、江南富户之愿北徙者，给以宅地，宽其租税，使各安恒产，毋得勒州县抑配。”帝从之，遂定实京户籍之法。由是燕京编户日增，市井渐繁。
燕京馈粮，主于海道转输，而漕运佐之。江南、山东、南洋之米粟、货物，皆泛海至天津，积于大仓，乃循京津轨路入燕京。山东水道、梁山运河、汴洛轨路、中原清水渠，亦皆旁通接济。由是汴、洛之地，不复专系天下漕运之命，而为中原水陆会输之区。十八年夏，百司始治事于燕京，天津仓场、京津轨路及城内粮道，皆渐有常制。国子监、太学、同文坊、外馆、皇家大书府、中华帝王庙及昭勋、无名二阁，亦以次成。
十八年秋，燕京既定，鼎私以乞身之意白帝。吴敏过鼎第，问曰：“公殆将俟岁后谢事，入公阁乎？”鼎曰：“本朝自太祖开国，岂有宰相十四年不易者？靖康之时，天下板荡，吾匿太学中，几不可为。幸遭圣主，受知淮上，三年登相位，继总都省十四年。外则皇宋再兴，虏与夏皆灭，西域既通，塞外分制；内则制度既成，大河既治，燕京既定。今年且六十，新都粗安，吾平生志事，亦可谓足矣。”敏以为鼎既乞老，张浚之势将益重。鼎笑曰：“天下本无水党。”
寻以《梁祝》新戏，朝论大哗。胡寅上疏，以其辞事荒悖，有伤礼法，请罢之。帝手批曰：“卿以为荒悖，朕以为甚善。”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继胡寅上疏，论《梁祝》之非，又劾杨沂中纵恣。中书舍人汤思退亦疏辨之，谓胡寅多事，且微讥其交通御史，自树羽翼。陈俊卿本出张浚知遇，汤思退则鼎所荐进也。其后章奏交上，彼此攻诋益甚。鼎诸子女多取河东水名，张浚族子弟多从木字，议者因以水、木目其所亲附者。朝野始目为“水木党争”，邸报亦载其名。
鼎以事涉党议，杜门谢客，私谒者皆谢不纳。居数日，帝召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议于香山行宫。帝因论牛李党事，谕诸臣曰：“士大夫出处、乡里、履践、议论既殊，势必各相亲附，朝廷不能尽禁。惟不可使党议害国事、乱铨选；至于越职犯分，则当立绝其萌。”诸臣皆肃然。帝因及鼎去位之请。鼎曰：“臣将谢事，不当更预荐引。”林景默因言中兴勋旧久据要地，后进之路已狭，赵公求退，足为群臣之法；然勋旧更张不可一旦尽易，宜使统制、经略、秘阁及内外要任诸臣，进退皆有常格。帝从之，令韩世忠、岳飞更定职任，以岳飞入枢府，典诸军铨叙之法；又命张浚入都省，为首相。议定，鼎拜谢曰：“臣遭天下骤变，本谓此生或死无葬身之地。不意淮上得遇陛下，国事幸成，门户亦安，虽不敢言功，惟求不负知遇之恩。”帝起扶之曰：“朕若不遇卿，亦未必有今日也。”诸臣皆为动容。
香山议定，而党议未遽息。九月晦，帝幸皇家大剧场观新戏，命在京臣工以阶位从观，且厚遇鼎家属，使百官知眷顾不衰。其戏托靖康流离、宿憾复合、婚姻成礼之事，时论以为微寓水木释憾同心之意。寻诏赐婚，以赵鼎女妻刘子羽长子刘珙。明日大朝，鼎解都省首相，入公阁，暂领首席，以二年为期；帝即命张浚入都省，拜都省首相。
十九年，鼎以平章军国重事兼领公阁首席。刘子羽时提举公阁议政事，以公阁条制粗备，鼎以元老居首，足以镇群议，乃请解提举之任。帝从之，罢提举之任，使公阁首席主其议事。鼎既主公阁，奏曰：“公阁所以通四方之情也，岂可专取京师故臣与形势之家？今版图日广，南北东西、边郡外附，风俗民情不齐；士大夫、军功、商工、医药、水利诸类，所系利害亦各不同。员额不定，则不足为天下公器。”帝可其议，遂定京师公阁员额三百，三岁一易，任满许再推。其员由诸路、四京、都护府、自治路地方公阁推择；又以致仕官僚、学官名儒、州县士绅、军功退将、商贾纲运、工艺营造、医药水利、边地归附诸类，各为定额。凡以赀产、商贾入阁者，须有恒产，输税无逋，不得包揽本路大役；以军功、工艺入阁者，由所司按实功状、技艺。
是夏，鼎复奏曰：“公阁非所以侵都省、六部之权也。然钱谷、工役、考课之籍，若尽秘于官府，则士民终疑朝廷大政。”帝遂诏立六部岁陈之制：六部尚书岁诣公阁，陈非机务之庶政；公阁得问难，书其同异，具议奏秘阁。秘阁或采，或驳，或留阁不下，皆须明著其由。复以太学问政为岁制，使太学及诸书院岁举生徒，诣公阁堂问政。六部与公阁择其问目，令所司答之；其问答得失，令国子监、太学、公阁同加著录，申秘阁备览。由是公阁为士民、军功、商工诸人通情问政之所。
二十年，鼎罢公阁首席，诏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仍以元老预公阁议。鼎既退，不著大书，不倡一家之说，惟时诣公阁、太学，听诸生与阁员论难政事。或问其故，鼎曰：“制度既立，后人自能行之，老臣何必多言。”二十五年春，朝廷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公阁以其事重，请鼎临议。鼎曰：“复土非徒实版图也。旧民当安，新附当信，商路当通，边地亦当有言路。”乃议于河西设地方公阁，并增京师公阁边地之额，凡河西士人、退军有功之将、纲运商贾、译官、归附部族，皆得推择预议政。
二十八年秋，诏葺东京太学故址，立靖康守节碑。时鼎、张浚、胡寅皆已致仕，同往审定碑文。会雨，少憩旧堂。鼎曰：“当日不书议状，岂意尚有今日。”因作《赠胡明仲》，诗曰：“荒庭旧学满青苔，当日议状终不来。危际不书关臣节，老来三友对劫灰。燕蓟已归新日月，汴京重见旧楼台。明仲莫辞扶病起，秋风还上读书台。”后数日，胡寅薨于汴京旧第。鼎往奠之，叹曰：“明仲年最少，而先吾辈逝矣。”鼎又自撰祭文，取胡寅平生事增刻于碑阴。未几，鼎乞还汴梁故第终老，诏从之。及疾，鼎自书墓石，略载乡贯、年寿、除拜岁月而已，功业不一及。又自题铭旌曰：“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并遗命诸子，死则归葬闻喜。
绍兴元年，鼎疾笃。太上皇闻之，命取城南羊头羹，亲幸鼎第。鼎卧不能起，太上皇亲扶之，手进羹，曰：“卿平生扶持社稷，今日将别，朕当扶卿也。”鼎流涕不能言。是夜薨，年七十三。讣闻，太上皇默然良久，亲制祭文，躬临其第奠之。今上辍朝七日，赠太师，赐谥曰文端，命以王礼归葬闻喜。诏取鼎所上《国是十事疏》及科举、吏治、官制、公阁诸法奏议，编次为《赵文端公成法录》，副藏于公阁。中外闻讣，莫不嗟悼。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后论建炎贤相者，率推鼎居首。
赞曰：相之贤者，岂徒以功名称哉？建炎诸功臣，材略忠义，后先相望；而鼎居相位十有四年，君不疑其专，鼎不乘其任，此古今所难也。靖康之难，一议状之间，而鼎之所守已见；及遇圣祖，受知淮上，遂得尽其所蕴。方天下板荡，则以权宜济急；及海内稍定，则裁权宜以归常。其进不躁，其守不怯；用权而不私，执法而不滞。故能处文武而各得其任，持南北而不伤其平，通中外而不壅其情，任勋旧而不塞后进，开言路而不分大权。其所经理，财赋、官制、吏治、燕京、大典、公阁、诸学，名目虽繁，要其归，则使非常之世复归常经，中兴之功有法可守而已。及功成名遂，恬然求退，不著大书，不立私说，曰：“制度既立，后人自能行之。”其知进退、远朋党、重成法如此。后之论建炎相业者，率推鼎居首，盖不独以其功多，亦以其能辅人主成中兴之业而不专其权，定天下久安之法而不私其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