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王文端赵鼎 下（翻译）
建炎九年秋，北伐大军出动。朝廷命吕好问、赵鼎、张浚等执政依照旧例，会同秘阁、公阁，总管军国机务。当时大军陆续北上，东京、郑州一带运送军粮物资的车辆、人员往来不绝。恰逢岳台军营附近军人家属杂居，谣言四起，房屋被烧，商铺遭到抢掠，死伤很多。
陈规派留备军进驻岳台，开封府尹阎孝忠亲自出城查办。赵鼎又命各有关官署共同审理，以工部右侍郎张九成为首，公阁、刑部、御史台和军器监都参加，要求查明事情始末并商定处置办法，不得互相推卸责任。皇帝急忙返回东京，没有进城，直接驻在岳台大营。赵鼎同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执政出城迎驾，一同请罪。皇帝安慰并让他们退下，只告诫各部门各守职责，不得使京师这个根本地区再次发生骚乱。于是赵鼎以都省总管京师各项事务，同枢密院相互配合，筹划军粮军需，北伐后方逐渐安定。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平阳府已经攻下，绛州、解州等地相继归附，赵鼎的故乡闻喜也被收复。赵鼎便在自己家中设宴，只请了张浚、胡寅二人。席间，三人讨论北伐后方各项事务，赵鼎与张浚的意见多有不同。胡寅于是诵读赵鼎过去所作的《别张德远》，追述靖康年间三人一同躲藏在太学、后来又分别前往行在侍奉皇帝的旧事，并作诗赠给两位宰相，其中有两句说：“我的门前即使像集市一样热闹，我的内心也应当像清水一样澄澈。”
第二天，都省和枢密院共同发布多项命令：命陈规整治黄河防务，预先召集人员准备冬季击碎河冰；继续供给岳飞所率河北诸军的粮食和器械；派礼部尚书出使东西蒙古，宣示朝廷北伐的意图。又把到达济南的日本武臣先送入东京，让高丽使者看见，然后再派往河东充任仪仗护卫。因陕州水路不便，军需开始试行由陆路运入关中，再从蒲津转运。
月底，岳飞放弃河北三州，把军队全部集中起来围攻大名府。数万百姓冒着严寒向南迁徙，东京为之震动，又有谣言说敌军在河东留有兵力，正合兵向东进发，准备攻打东京以牵制北伐大军。赵鼎召集都省、枢密院商议，把京城各坊分区设防，调太学生和官府胥吏协助守城，并禁止贵戚豪强带着青壮、钱粮逃出城外，京师这才稍稍安定。
当时秘阁、公阁中很多人责怪岳飞轻率放弃州县，使东京直接面对敌军锋芒；有人还想联名请求太后降旨，催促岳飞回军。礼部右侍郎范冲一向与赵鼎友善，此时因为太后、妃嫔、皇子、公主都在东京，认为不能让孤城承受敌军进攻，便在雪夜赶到赵鼎家中极力争辩。
胡寅也来到赵鼎家，认为北伐大计已经确定，不能让浮动的议论干扰军队。赵鼎知道范冲出于公心，但皇帝意志已定，军机不能从中受阻，于是同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作出决定，压下秘阁的反对意见；吕好问也告诫公阁不得再聚集议论。陈规请求独自承担东京防守责任，保证城池一定无忧。赵鼎、张浚又派胡寅前往岳飞军中，监督柴草和军需运输，并告诫各官署不得以公文往来干扰军队行动。
除夕，河北、河东两个行营同一天进攻大名府和太原府，把大量火药堆在城下引爆，城墙全部被炸毁，两座城随即攻克。敌人在河东、河北的防御体系一同崩溃，各部惊慌溃散，争相向北逃走。建炎十年二月，宋军十五万人同敌军十三万人在获鹿交战，激战整整一天。敌军主力大败，拔离速战死，兀术只身逃脱。捷报传到东京，皇帝下诏封各大将为王。诏书在秘阁宣读，赵鼎率百官拜贺。
庆贺完毕，朝廷立即商议战后的各项事务。赵鼎说：“陛下在战前承诺奖赏，王爵只是其中最高的一等；其余将士的军功，也都应依次给予恩赏。宁可丰厚一些，不可过薄；宁可迅速一些，不可拖延，让全军知道朝廷不会违背先前的承诺。”他又让枢密院先拟定军队班师和遣返役夫归农的具体办法。
随后朝廷讨论两河旧官吏的留任与罢免。赵鼎说：“两河刚刚收复，官吏的去留，应以御前春耕诸使考察所得为依据；尚有疑问的，应列明上奏，由皇帝裁决，东京朝廷不宜仓促自行处置。”又讨论按军功授田。赵鼎说：“长社之战后，中原已经实行授田，后来又把它作为限制豪强兼并土地的办法。如今两河新复，只是可供分配的土地更广，更应彻底推行。朝廷号令刚刚更新，御营军威正盛，豪强即使心怀不满，也不能发动变乱。”从此，奖赏军功、遣役夫归农、安置两河官吏和实行授田，都由都省、枢密院分工办理。
入秋，北伐成功，两河、燕云及塞外各地都重新列入国家版图。皇帝驻在亳州明道宫，商议确定中兴十八位定策勋臣的次序。赵鼎总领都省，主持朝廷内外政务，筹措财赋，安定东京根本，为北伐提供保障，因此列入定策勋臣，进封冀王。
皇帝随后告诉群臣，以后应当迁都燕京。宴会上，皇帝询问中兴功业应当归功于谁。赵鼎奏道：“统制和州郡官员固然听从宰执、元帅调遣，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陛下的决心所在、赏罚标准所在。臣等承办政务，不过是奉行陛下的方略和权威。”皇帝对群臣说：“中兴的功劳，不只属于天子和大臣；十年来浴血作战、输送粮饷的将士和百姓，功劳尤其重大。”
这年冬天，各军裁减整编大体完成，皇帝返回东京。皇帝召赵鼎、张浚、刘汲、林景默、宇文虚中、陈规商议平定天下以后的重大政务。赵鼎呈上《国是十事疏》，大意是：明确科举制度以招揽人才，整肃吏治以清除官场邪弊，整理官制以端正名分，充实国用以保证财粮，疏通商路以扩大财源，治理河渠以安定百姓，营建燕京以确定国家根本，整顿军政以建立武备，推广屯田以节省费用，安抚各部族以安定边疆。
皇帝看后说：“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我倚重你的时候，你却已经在为致仕后的将来制定纲领了吗？”赵鼎说：“臣所陈述的，不是为了个人进退。臣在位便由臣施行，臣离任便由后人接续。国家大计不能只系在一个宰相身上。就像愚公移山，不求一天完成，只希望后来的人不改变志向。”
皇帝说：“李纲扶持危局，吕好问平定大难，你则替我建立长久制度。国家到了今天，不愁没有显著功业；这十项，正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于是分别命令诸臣承担：赵鼎总管科举、吏治、官制和燕京营建；刘汲、林景默掌管财政；张俊负责海上贸易；张浚治理河渠、屯田和军政；宇文虚中经营西域、塞外，兼管部族封赏和通商；陈规主管军器、火药和工程。不久，朝廷下诏把这十项列为军国大政。
赵鼎所承担的四项事务，都关系国家纲纪。建炎十一年春，朝廷下诏把大相国寺归还僧人。赵鼎认为工程、军器、水利、轨路等部门都需要专门人才，便请求在寺旁设置相国书院，命陈规参与制定规划，分设营造、军器等专业；军器监、神机作、河工和轨路各部门轮流派工匠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算术、营造、水利、军器和火药等知识。书院建成后，赵鼎又请求划分国子监与太学的职掌：国子监管辖全国学籍、课程、学官考核以及州县学校的升补；太学专门为朝廷培养实际办理政务的官员，教授行政、法律、公文和财政等事务。
这年冬天，吕好问病重，进献所著《原学正义》后去世。皇帝尊奉他为“启原先师”，把这部书定为学校的标准教材。赵鼎进言：“《原学正义》不应只成为科举考试中解释章句的书。请求另设学宫，专门讲授原学，验证格物所得，并校订各门学术著作。”
建炎十二年春，朝廷下诏在洛阳建立伊洛学宫，作为独立的讲学机构，仿照古代稷下学宫的办法，不归太学管辖，也不把参加科举和做官作为通常目标。
后来西康各地事务日益繁多，赵鼎请求在成都设置锦官书院，教授西南经营、边地法律风俗、医药、山地开垦和茶马运输等学问；海外贸易日益扩大，他又请求在江宁设置秦淮书院，教授外国语言、航海、市舶制度和商业法规等学问。
建炎十五年，太学和各书院学生逐渐可以任用，赵鼎上奏说：“国家如今选用人才，不能只靠进士一科囊括天下之才。治理州县的人应当懂政务，办理刑狱的人应当懂法律，管理财政的人应当懂计算，承担工程和水利的人应当懂营造。请求分科考试，使所学与所用相符合。”皇帝采纳，于是确定四种贡举科目：进士、明法、明算、明工。各学校学生都必须把《原学正义》作为常设课程，然后才准参加礼部考试。
此前，皇帝命赵鼎主持编修《中华大典》。赵鼎请求让郑樵、晁公武等人参与确定分类和校勘群书，又招募一千五百多名抄写人员，搜集秘阁、三馆、各州郡和私人所藏图书，依次编排。全书收录先秦以来经、史、子、集以及阴阳、医卜、农业、工艺、商业等各种学问，共八千多种；分为天、地、人、事四大部，又按《礼部韵略》的一百零六个韵编排索引，使读者能够循韵查找。
赵鼎告诫参与编纂的儒者说：“这部书是用来保存天下典籍的，不是用来确立当代某一种观点的。”全书完整抄录旧文，不因当时避讳而改动一个字。建炎十七年成书，起初收藏在秘阁；皇家大书府建成后，迁入书府收藏。普通士人百姓都可以进入阅读，也允许传抄。学者称赞它网罗百家、包举群书，是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巨著。
建炎十七年，迁都燕京后首次举行全国大考。南方士人中选者很多，新收复地区的北方士人、西北军功家庭和新归附各部子弟都心怀不满。北方士人怀疑主管机关偏袒南方人，太学生和各路应试者相继到宫门申诉。皇帝命赵鼎会同礼部、御史台重新审阅试卷，核定名次仍与原先相同，确实没有徇私。
赵鼎因此上奏说：“不是主管机关偏私南方人，而是南北文教发展不均。如果只比较文章，北方、西方士人和外部归附子弟便始终没有入仕机会；如果强行压低南方士人，又会破坏科举公平。应当分设南、北、西、外四榜，既能选到人才，也能收服各方人心。”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年末下诏规定四榜：南榜取东南、荆湖、川广各路士人；北榜取燕云、两河、京东、京西和淮南各路士人；西榜取陕西、秦凤、宁夏、河西等边地士人；外榜取安东、西康、契丹等自治路以及与宋订有敕约国家的入学子弟，各设固定名额。
赵鼎整肃吏治，从建炎十一年开始。这年夏天，杭州公阁成员沈揆随军到河北，朝廷派他代理涿州知州。此时吕颐浩以使相身份镇守燕京，秦王韩世忠受命查办燕云、河北旧有大族。沈揆把凡是接受敌国官职、供给敌军粮草的州人，一概指为敌党，没收田宅，拘系家属；那些被迫服役、却暗中向宋军输送诚意的人，也多被牵连。涿州因此大乱，刚刚恢复户籍、回乡置业的百姓相继逃亡。
赵鼎听说后上奏：“新收复州县，所怕的不是官员不做事，而是做事没有分寸。敌党不能不清除，良民也不能不安抚。如果把诛杀、没收数量多少作为功绩，地方官必会借朝廷大义侵扰良民。”皇帝认为他说的对，于是下诏制定新复州县的考核标准：两河、燕云守令，以恢复户籍、恢复田业、公平审判和安定军民评定优劣；真正依附敌国者，由刑部、御史台共同审查；有政绩者升迁，滥杀、滥没、扰民者罢黜。
建炎十三年，两河水利制置司准备疏浚相州、卫州旧渠。都水监丞周孚掌管图籍和工程材料，制置司多次催促，他总以经费、夫役和复查手续为理由，公文往返几个月，事情仍未决定。正值秋旱更加严重，渠道工程没有开工，学田和回乡百姓的田地都无法灌溉。
都水使者林勋写明情况报到都省。赵鼎查阅后发现，六部、监司、州县之间往来的文书很多，实际工程却毫无进展，便上奏说：“朝廷一道诏令，各部门都有公文回复，但百姓只问事情办成没有。如果各部门互相推诿，即使每天申报，最终也没有实际成效。”皇帝采纳了，于是设立各部门办理重大政务的考成簿。凡交付的大政，都把主要责任人、协办人员、经费、工程、先后期限和实际成效登记在册。无故逾期的，由六科、吏部考功司和御史台共同查办，并据此评定升降。
当初，吴敏因为是靖康旧相，又曾主张议和，士人舆论轻视他。建炎年间，李纲重新起用他任柳州知州，后来赵鼎又推荐他任广南西路经略使。吴敏在岭南办事勤谨，官吏百姓都很安定。等河北水利、迁徙百姓等工程一同展开，赵鼎认为吴敏长期任职州郡，熟悉工程和运输，便推荐召他入朝任工部左侍郎，参与河渠事务。吴敏主持相州、卫州旧渠工程以及各处屯田水利，颇有功劳。河渠工程稍有成效后，赵鼎又说吴敏可以独当一部，于是任命他为工部尚书。
建炎十五年，崔彦章任陈留转运判官。他出身旧京名门，素有清廉声望，却因鲁王张荣出身民间而轻视他。张荣以肃政河防使身份发文，命崔彦章调发木石、夫役和粮食。崔彦章借口都省、枢密院尚未批复，又说军府不得干预州县民政，河工还须都水监正式发文，于是拖延不办。
不久一处堤防因失期，春汛时险些决口，州县仓促增发夫役，百姓受到很大骚扰。赵鼎上奏说：“官吏害政，不只在贪污残酷。贪污残酷伤害百姓，人人都知道；软弱无能、躲避责任，也足以败坏国家。河防延误一天，数州百姓都会受害。如果只凭资历、清名升迁，不考察才能、操守、政绩和年龄，真正办事的人反受牵制，不办事的人反而得到清名。”
皇帝非常赞同，下诏建立内察、外计制度：京官每三年接受内察，地方官每三年接受外计，按才、守、政、年四项考核。凡贪污、苛酷、失职、软弱不任事、浮躁求进或年老多病者，依情节升降罢免。凡治河、军屯、授田、商税等大政已有考成记录的，不得只凭清名和资历升迁。
建炎十六年，燕京宫府工程将近完工。燕云归顺的大族卢宗回办事有力，使朝廷能够按期迁都。后来户部审核账目，发现卢宗回假借木石损耗、运输费用、外国工匠工资等项目侵吞官款，又纵容亲友商人包揽物资采购，贪赃数额达到巨万。朝臣中不少人为他求情，认为他虽确有贪赃，但有办事才能、又立过功，不应抹杀。
赵鼎说：“庸碌官吏办坏事情，危害只限于一事；有才能的官吏如果贪污，却会败坏朝廷法度。迁都燕京关系国家百年根本，如果开始便因有功而宽免贪赃，以后还用什么劝善惩恶？”皇帝采纳，把卢宗回交有关机关依法严惩。朝廷又制定公款核查制度。凡迁都、治河、军器、轨路、市舶等大型工程，都分别设都省、主管部门和工地三套账簿，由户部、工部、六科互相审核；大额采购公开张榜接受投标，工程完成后先结算账目，再叙录功劳。
赵鼎整理官制时认为，中兴以来设置的使相、宣抚、制置、经略、监司等名号，多是战争期间因事临时设立，职权彼此交错。天下既已安定，如果官名不端正，事权便不清楚，功劳和罪责也就无法确定归属。
建炎十一年，燕云刚刚平定，皇帝打算任命韩世忠为枢密副使，并让他镇守燕云。吕颐浩病重，听说后强撑着上疏说：“秦王勇武有谋略，足以掌握北方军事；但枢密院权力、燕云镇抚职责和新复州郡总领权，不宜全部交给一名武臣。”李纲也认为不可。
赵鼎于是上奏：“战时设置使相、宣抚、制置，都是因时权宜。现在海内稍安，如果相权、兵权和方面统治仍集中于一人，官名与职权便会混乱，各机构职责无从归属。应把各路使相改为外任平章政事，只负责统筹数路重大政务；都统官、都指挥使只掌军队，不得兼有宰相权力。”皇帝批准。朝廷下诏把各路使相改为外任平章政事，可以裁决跨路重大事务，却不得自行开设府署、设置属官或干预州县细务；武臣王爵、都督和都指挥使专管军队，不得兼任外任平章政事。燕云任李彦仙为外任平章政事，韩世忠专掌北门军务。
建炎十三年，胡闳休任宁夏经略使，同耶律大石约定开通河西、西域商道，减免关卡税收；又因保护商旅需要，在武威留驻轻骑。胡闳休想实行约定，向西域商人发放护商银牌，减免榷场税课，并派边骑护送。兰州大市提举不承认银牌，认为榷场税收归户部管理，经略司不能自行减免；王德所部边骑也说，出塞护商必须有都指挥使府正式命令。宇文虚中主管的理蕃官又说，同西辽和各部的约定，并非一路经略司可以自行决定。商旅因此被滞留在兰州，西辽使者乘机责备朝廷不守信用。
张浚支持胡闳休，认为边疆事务贵在临机应变；赵鼎则认为胡闳休虽有功，但如果经略司同时掌握护商、驻骑、税收和部族盟约，就等于一名大臣兼有军事、财政和理蕃三种权力。皇帝召赵鼎、张浚，对他们说：“张浚不能借军机之名完全破坏财政法度，赵鼎也不能因拘守法度而束缚边臣。边事必须能够临机处置，事后也必须归入法度。”都省和枢密院于是制定制度：经略使主管边疆大计，紧急时允许便宜行事；都指挥使主管边军训练、防守和护商骑兵；榷场税收归户部，边疆盟约中需要减税的，报户部登记；部族盟誓、封赏和贸易，由理蕃官审定；大军出境，必须报告枢密院，请得圣旨后才能行动。
建炎十六年末，黄河初步安定，汴洛轨路即将建成，梁山运河、清水渠、旧河道和铁木轨等工程相继提出。各项工程需要轨材、火药、工匠、矿冶和仓场，枢密院、工部、户部以及沿线州县都发生职权争议。刘洪道上报说：“名分不定，各部门互争职责，今后的工程便都无法推行。”
赵鼎于是奏道：“祖宗旧制中，各类‘监’都有固定名称，多主管盐铁、矿冶和铸造。如今轨路、军器、火药和船场，都不是州县日常政务，也不能由军府独占。应沿用‘监’这一旧名，分别明确职责。”皇帝采纳，确定诸监制度。轨路、矿冶、军器、火药、船场等事务都可以分别设置监，官阶比照州府；平时工程、工匠和物料归工部、户部及主管司局管理，战时枢密院可以优先征用，但必须有正式公文，记入考成记录，战事结束后归还或偿还价款。州县不得擅自征役诸监工匠，军府不得长期占用轨路。
建炎十七年元旦，朝廷在燕京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前来朝贺。群臣贺表大多称建炎之治已经达到盛世。退朝后，赵鼎单独进见说：“万国来朝，确实是中兴盛况。但版图已经广大，如果各项事务都集中到燕京，中央各部门容易疲困，四方政务也容易阻塞；如果放任各路自行其是，各地区又会离散，国家纲纪不能统一。现在所忧虑的，不是没有盛大名声，而是没有长久制度。”
皇帝问如何制定制度。赵鼎说：“请确立五京制度。各京府尹掌管城市日常事务，外任平章政事统筹所在方面重大政务，州县仍各守原有职责。”皇帝批准。于是下诏确定五京：燕京为北京，汴梁为东京，长安为西京，江宁为南京，洛阳为中京。北京直属中央；其余四京各设外任平章政事，裁决地区大计、财赋调发和紧急处分，但不得开府设属，也不得侵入州县细务。由此外任平章、边路经略、诸监和五京各项制度的名分逐渐确定，战争以来的临时官制逐步转为平时常制。
五京制度确定后，赵鼎又请求规定秘阁人员。建炎以来，秘阁是皇帝身边商议政务的地方，最初因战争权宜，宰相、近臣、统帅、台谏和学士常根据事情参与议论。赵鼎说：“秘阁若不规定名额，范围过大，几乎会成为所有部门的联合官署；限制过窄，又不足以统筹天下大政。”皇帝采纳，下诏把秘阁定为四十九人，由公相、都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六部、御营、外四京和都护府重臣中选任。从此秘阁开始有固定制度。凡中央政令、军国大计、六部方案、地区大政、边疆军令和国防事务，都由国家重臣参加讨论；最终重大决断，仍归皇帝以及都省、枢密院。至此，本朝二府二阁的制度正式确立。
赵鼎经营燕京，同治河、轨路和海贸政策相互配合。建炎十年，朝廷确定北迁燕京。赵鼎上奏：“燕京关系国家百年根本，不能仓促营建。宫府、官署、仓场、轨路和水渠，都应另设专门机构，各定完成期限。”皇帝采纳其建议。
建炎十一年，朝廷设置提举燕京宫府城郭营缮司，命李彦仙以外任平章政事身份总管；将作监少监马元颖任营造详定官，依据《营造法式》确定宫城、皇城、街道、沟渠、城门和殿宇制度；又任用燕云归顺大族卢宗回为营建司都监兼转运判官，掌管材料采购、仓储运输和督促施工。赵鼎总领整体纲目。
燕京营建以辽、女真旧城为基础，扩大并重新规划。营建司首先确定南北中轴线，从中华门、正阳门、子午门、大安门直到大安殿，贯穿全城，宫城位于中轴中心。又划定皇城区域，分别设置秘阁、公阁、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九寺、五监等官署，使百官北迁后各有办公地点。另设多处坊区：同文坊安置各国使者和外国商旅；辟雍坊设置太学、中华帝王庙和中华格物馆；兰台坊建皇家大书府；泉府坊集中天下汇通、海贸、轨路等机构；广庇坊设置官府出租房屋和施药局，使贫民、脚夫和劳动者都能得到安置。
建炎十二年至十五年，燕京各坊依次兴建。北九坊寺观建成后，商旅聚集，酒食、旅店和医药行业都集中于此，成为燕京繁华地区。朝廷又修建剧场、蹴鞠场，用于礼乐和游观；建立中华帝王庙、中华博物院，祭祀历代帝王功臣，并陈列农业、天文、工艺、建筑、医药等格物成果；又建立昭勋阁、无名阁。昭勋阁悬挂建炎三十六功臣画像，功臣去世后，命史官撰写本传收藏其中；无名阁则立无名义烈碑，悬挂靖康以来死难官吏、士卒和百姓的神位。
建炎十六年冬，京津轨路即将建成，有关官员急于准备皇帝北迁的仪仗，冒雪催逼工程，流民和退役士卒死在路上的有五百人。御史中丞李光呈上《治安疏》，皇帝下罪己诏。赵鼎于是上奏：“燕京是国家建都之地，当然应当营建；但不能逼迫在短时间内完成。宫府、百司、仓场、轨路和河渠各项工程，应每年有进度、每次征役有定额、劳动者有休息期限。如果借盛世名义无限驱使百姓，城都还没有建成，百姓已经困苦。”皇帝采纳，命百官部门依次北迁。凡营建、轨路、河工役夫，都要把服役期限、给养、疾病、死亡和抚恤登记入册；州县不得私自增加夫役，有关官员不得借迎驾紧急隐瞒死伤。
建炎十七年，朝廷正式迁都燕京。当时宫府、百官官署、外馆、太学、兰台书府、粮仓和轨路驿站都已大体可用。赵鼎上奏：“建都的关键，不只在宫府和仓场，更在于编入户籍的百姓有固定生业。燕京刚收复，旧居民流散；如果只有百官来往，而实际民户不足，名义上虽是新都，实际上仍只是临时行在。希望迁移百司胥吏、工匠、轨驿雇工、海商、学官学生和军功之家，使他们在燕京入籍；又招募两河回乡百姓、山东商旅和愿意北迁的江南富户，发给宅地，减免租税，使各有恒产，但不得强令州县摊派移民。”皇帝采纳，于是制定充实燕京户籍的办法。燕京登记户口日益增加，市场逐渐繁荣。
燕京粮食供应以海漕为主、河运为辅。江南、山东和南洋的粮食货物，由海船运到天津，存入大仓，再沿京津轨路进入燕京。山东水道、梁山运河、汴洛轨路和中原清水渠，也从旁连通补给。这样，汴梁、洛阳不再单独承担全国漕运命脉，而成为中原水陆运输汇合地区。建炎十八年夏，百官各部门开始在燕京正式办公，天津仓场、京津轨路和城内粮道逐渐形成常制。国子监、太学、同文坊、外馆、皇家大书府、中华帝王庙以及昭勋阁、无名阁，也依次建成。
建炎十八年秋，燕京已经安定，赵鼎私下向皇帝表明辞职意愿。吴敏到赵鼎家，问道：“您大概准备等年底辞去政事，进入公阁吧？”赵鼎说：“本朝自太祖开国以来，哪有宰相十四年不更换的？靖康年间天下大乱，我躲在太学里，几乎以为局势无法挽回。幸而遇到圣明君主，在淮上受到赏识，三年便升任宰相，随后总领都省十四年。对外，国家重新兴起，女真和夏国都已消灭，西域道路开通，塞外分区治理；对内，制度建成，黄河治理，燕京安定。今年我将六十岁，新都大体安稳，平生志愿也可说已经实现。”吴敏认为赵鼎一旦告老，张浚的势力将更加强大。赵鼎笑道：“天下本来就没有所谓‘水党’。”
不久，新戏《梁祝》引起朝廷舆论大哗。胡寅上疏，认为剧情荒诞违背礼法，请求禁演。皇帝亲笔批示：“你认为荒诞，我却认为很好。”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继胡寅之后上疏，批评《梁祝》，又弹劾杨沂中放纵。
中书舍人汤思退也上疏辩论，认为胡寅无事生非，并含蓄讥讽他勾结御史、培植羽翼。陈俊卿原来受到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此后奏章不断，双方攻击越来越激烈。赵鼎子女名字多取河东水名，张浚族中子弟名字多用木字旁，舆论便把依附双方的人分别称为“水”“木”。朝廷内外开始称之为“水木党争”，邸报也刊载了这一名称。
赵鼎见事情已经涉及党争，便闭门谢客，私人求见的一概拒绝。过了几天，皇帝召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到香山行宫商议。皇帝谈到唐代牛李党争，对群臣说：“士大夫出身经历、乡里关系、政治实践和主张不同，势必各有亲近依附，朝廷不可能完全禁止。关键是不能让党争损害国事、扰乱选官；如果有人越职犯分，就必须在萌芽时制止。”群臣都肃然听命。
皇帝又谈到赵鼎请求离任。赵鼎说：“臣将辞职，不应再参与推荐人才。”林景默说，中兴功臣长期占据重要职位，后进道路已经狭窄，赵鼎求退足以成为群臣榜样；但功臣旧臣不能一下全部更换，应让统制、经略、秘阁和内外要职官员的进退都有固定规则。皇帝命韩世忠、岳飞重新制定军职任用制度，让岳飞进入枢密院，主管各军官员选拔升迁；又命张浚进入都省任首相。
议定后，赵鼎拜谢说：“臣遭逢天下骤变，本以为此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不料在淮上遇到陛下，国家大事幸而完成，家门也得平安，臣不敢自称有功，只求没有辜负知遇之恩。”皇帝起身扶住他说：“朕若没有遇见你，也未必有今天。”群臣都深受感动。
香山会议已经作出决定，但党争舆论没有立即平息。九月最后一天，皇帝到皇家大剧场观看新戏，命在京官员按品级随从观看，又优厚礼遇赵鼎家属，使百官知道皇帝对赵鼎的眷顾没有减弱。戏中借靖康流离、旧怨消解、婚姻成立的故事，当时舆论认为暗含让水、木两派消除嫌隙、重新同心的意思。不久皇帝下诏赐婚，把赵鼎之女嫁给刘子羽长子刘珙。第二天大朝会，赵鼎解除都省首相职务，进入公阁，暂任首席，期限两年；皇帝随即任命张浚为都省首相。
建炎十九年，赵鼎以平章军国重事兼任公阁首席。当时刘子羽任提举公阁议政事，认为公阁规章已经大体完备，赵鼎又以元老身份居首，足以镇定各种议论，便请求解除自己的提举职务。皇帝同意，撤销提举一职，使公阁首席主持议事。
赵鼎主管公阁后上奏说：“公阁是用来沟通四方情况的，怎能只选京师旧臣和权势家族？如今版图广大，南北东西、边郡和新附地区风俗民情不同；士大夫、军功人员、商人、工匠、医药、水利等各类人员，所关心的利害也不相同。如果不规定名额和来源，公阁便不能成为天下公共机构。”
皇帝批准，于是下诏把京师公阁定为三百人，每三年更换一次，任期结束可再次推选。成员由各路、四京、都护府、自治路地方公阁推选；致仕官员、学官名儒、州县士绅、退役有功将领、商贾纲运、工艺营造、医药水利和边地归附人员，各设固定名额。以财产、商业身份入阁的，必须有稳定产业、按期纳税，不得包揽本路大型工程；以军功、技艺入阁的，由主管机关核实功劳和技能。
这年夏天，赵鼎又上奏：“公阁不是用来侵夺都省、六部权力的。但财政、工程、官员考核的账籍如果全部对外保密，士人百姓终究会怀疑朝廷大政。”皇帝于是下诏建立六部每年陈报制度：六部尚书每年到公阁，陈述不涉及机密的日常政务；公阁可以提出质问，记录双方异同，形成意见上奏秘阁。秘阁采纳、驳回或暂留不发，都必须明确写明理由。又把太学问政定为每年常制，由太学和各书院每年推举学生到公阁堂上询问政务。六部与公阁选择问题，命主管机关作答；问答得失，由国子监、太学和公阁共同记录，报秘阁备查。从此，公阁成为士民、军功人员、商人和工匠等各类人沟通民情、询问政务的场所。
建炎二十年，赵鼎卸任公阁首席，朝廷任命他以观文殿大学士退休，仍以元老身份参加公阁议事。赵鼎退下后，不写宏大著作，也不创立一家学说，只是不时前往公阁、太学，听学生和阁员辩论政事。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制度已经建立，后人自然能够施行，老臣何必再多说。”
建炎二十五年春，朝廷把新收复的河西七州设为河西路。公阁认为事情重大，请赵鼎参加议论。赵鼎说：“收复土地不只是增加版图。旧居民应当安定，新归附者应当取得信任，商路应当畅通，边地也应有表达意见的渠道。”于是建议在河西设置地方公阁，并增加中央公阁中边地代表的名额，使河西士人、退役有功将领、运输商人、翻译官和归附部族人员，都可以被推选参与议政。
建炎二十八年秋，朝廷下诏修葺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当时赵鼎、张浚、胡寅都已退休，一同前往审定碑文。遇到下雨，他们暂在旧堂休息。赵鼎说：“当年不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哪里想到还能有今天。”于是作《赠胡明仲》诗：“荒庭旧学满青苔，当日议状终不来。危际不书关臣节，老来三友对劫灰。燕蓟已归新日月，汴京重见旧楼台。明仲莫辞扶病起，秋风还上读书台。”
几天后，胡寅在汴京旧宅去世。赵鼎前往祭奠，感叹说：“明仲年纪最小，却先于我们去世。”他又亲自撰写祭文，把胡寅一生事迹增刻在碑背。不久，赵鼎请求返回汴梁旧宅终老，朝廷准许。病中，他亲自题写墓石，只简要记载籍贯、年龄和历次任官年月，对功业一字不提。又亲题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并遗命儿子，死后归葬闻喜。
绍兴元年，赵鼎病情危重。太上皇得知后，命人取来城南羊头羹，亲自到赵鼎家探视。赵鼎卧病不能起身，太上皇亲自扶他，手持羊羹喂给他说：“你平生扶持国家，今日将要分别，朕应当扶你。”赵鼎流泪，不能说话。当夜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讣告传来，太上皇沉默很久，亲自撰写祭文，并亲临赵鼎家中祭奠。今上停朝七日，追赠太师，赐谥“文端”，命以王礼归葬闻喜。又下诏把赵鼎所上的《国是十事疏》以及关于科举、吏治、官制、公阁的奏议编成《赵文端公成法录》，另存一部于公阁。朝廷内外听到讣告，无不叹息哀悼。绍兴十二年，下诏让赵鼎配享圣祖庙庭。后世评论建炎贤相，大多推赵鼎为第一。
史臣评论说：
贤明的宰相，难道只是凭功业和名声来衡量吗？建炎功臣人才、谋略和忠义前后相继，而赵鼎任宰相十四年，皇帝不怀疑他独揽权力，赵鼎也不利用职位扩张私权，这是古今都很难做到的。
靖康之难时，只从是否在一份拥立文书上署名，便可看出赵鼎的操守；后来遇到圣祖，在淮上受到赏识，才得以充分施展所学。天下动荡时，他用权宜办法救急；海内稍定后，又削减权宜措施，使政治恢复正常制度。他进取而不急躁，持守而不怯懦；使用权变而不谋私，执行法度而不拘滞。因此能使文臣、武将各得其任，使南北各方保持平衡，使中央和地方沟通而不阻塞，任用功臣旧将而不堵住后进道路，开放表达意见的渠道而不分割中央权力。
他所经营的财政、官制、吏治、燕京、《中华大典》、公阁和各类学校，名目虽然繁多，归根结底，不过是使非常时期重新回到正常法度，使中兴功业有制度可以遵守。功成名就后，他安然求退，不写宏大著作，不建立私人学派，只说：“制度已经建立，后人自然能够施行。”他懂得进退、远离党争、重视成法，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后世评论建炎宰相功业，大多推赵鼎为首，不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多，也因为他能辅佐君主完成中兴事业而不独占权力，建立天下长治久安的制度而不把名声据为己有。
陈规派留备军进驻岳台，开封府尹阎孝忠亲自出城查办。赵鼎又命各有关官署共同审理，以工部右侍郎张九成为首，公阁、刑部、御史台和军器监都参加，要求查明事情始末并商定处置办法，不得互相推卸责任。皇帝急忙返回东京，没有进城，直接驻在岳台大营。赵鼎同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执政出城迎驾，一同请罪。皇帝安慰并让他们退下，只告诫各部门各守职责，不得使京师这个根本地区再次发生骚乱。于是赵鼎以都省总管京师各项事务，同枢密院相互配合，筹划军粮军需，北伐后方逐渐安定。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平阳府已经攻下，绛州、解州等地相继归附，赵鼎的故乡闻喜也被收复。赵鼎便在自己家中设宴，只请了张浚、胡寅二人。席间，三人讨论北伐后方各项事务，赵鼎与张浚的意见多有不同。胡寅于是诵读赵鼎过去所作的《别张德远》，追述靖康年间三人一同躲藏在太学、后来又分别前往行在侍奉皇帝的旧事，并作诗赠给两位宰相，其中有两句说：“我的门前即使像集市一样热闹，我的内心也应当像清水一样澄澈。”
第二天，都省和枢密院共同发布多项命令：命陈规整治黄河防务，预先召集人员准备冬季击碎河冰；继续供给岳飞所率河北诸军的粮食和器械；派礼部尚书出使东西蒙古，宣示朝廷北伐的意图。又把到达济南的日本武臣先送入东京，让高丽使者看见，然后再派往河东充任仪仗护卫。因陕州水路不便，军需开始试行由陆路运入关中，再从蒲津转运。
月底，岳飞放弃河北三州，把军队全部集中起来围攻大名府。数万百姓冒着严寒向南迁徙，东京为之震动，又有谣言说敌军在河东留有兵力，正合兵向东进发，准备攻打东京以牵制北伐大军。赵鼎召集都省、枢密院商议，把京城各坊分区设防，调太学生和官府胥吏协助守城，并禁止贵戚豪强带着青壮、钱粮逃出城外，京师这才稍稍安定。
当时秘阁、公阁中很多人责怪岳飞轻率放弃州县，使东京直接面对敌军锋芒；有人还想联名请求太后降旨，催促岳飞回军。礼部右侍郎范冲一向与赵鼎友善，此时因为太后、妃嫔、皇子、公主都在东京，认为不能让孤城承受敌军进攻，便在雪夜赶到赵鼎家中极力争辩。
胡寅也来到赵鼎家，认为北伐大计已经确定，不能让浮动的议论干扰军队。赵鼎知道范冲出于公心，但皇帝意志已定，军机不能从中受阻，于是同吕好问、张浚、刘汲、陈规等作出决定，压下秘阁的反对意见；吕好问也告诫公阁不得再聚集议论。陈规请求独自承担东京防守责任，保证城池一定无忧。赵鼎、张浚又派胡寅前往岳飞军中，监督柴草和军需运输，并告诫各官署不得以公文往来干扰军队行动。
除夕，河北、河东两个行营同一天进攻大名府和太原府，把大量火药堆在城下引爆，城墙全部被炸毁，两座城随即攻克。敌人在河东、河北的防御体系一同崩溃，各部惊慌溃散，争相向北逃走。建炎十年二月，宋军十五万人同敌军十三万人在获鹿交战，激战整整一天。敌军主力大败，拔离速战死，兀术只身逃脱。捷报传到东京，皇帝下诏封各大将为王。诏书在秘阁宣读，赵鼎率百官拜贺。
庆贺完毕，朝廷立即商议战后的各项事务。赵鼎说：“陛下在战前承诺奖赏，王爵只是其中最高的一等；其余将士的军功，也都应依次给予恩赏。宁可丰厚一些，不可过薄；宁可迅速一些，不可拖延，让全军知道朝廷不会违背先前的承诺。”他又让枢密院先拟定军队班师和遣返役夫归农的具体办法。
随后朝廷讨论两河旧官吏的留任与罢免。赵鼎说：“两河刚刚收复，官吏的去留，应以御前春耕诸使考察所得为依据；尚有疑问的，应列明上奏，由皇帝裁决，东京朝廷不宜仓促自行处置。”又讨论按军功授田。赵鼎说：“长社之战后，中原已经实行授田，后来又把它作为限制豪强兼并土地的办法。如今两河新复，只是可供分配的土地更广，更应彻底推行。朝廷号令刚刚更新，御营军威正盛，豪强即使心怀不满，也不能发动变乱。”从此，奖赏军功、遣役夫归农、安置两河官吏和实行授田，都由都省、枢密院分工办理。
入秋，北伐成功，两河、燕云及塞外各地都重新列入国家版图。皇帝驻在亳州明道宫，商议确定中兴十八位定策勋臣的次序。赵鼎总领都省，主持朝廷内外政务，筹措财赋，安定东京根本，为北伐提供保障，因此列入定策勋臣，进封冀王。
皇帝随后告诉群臣，以后应当迁都燕京。宴会上，皇帝询问中兴功业应当归功于谁。赵鼎奏道：“统制和州郡官员固然听从宰执、元帅调遣，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陛下的决心所在、赏罚标准所在。臣等承办政务，不过是奉行陛下的方略和权威。”皇帝对群臣说：“中兴的功劳，不只属于天子和大臣；十年来浴血作战、输送粮饷的将士和百姓，功劳尤其重大。”
这年冬天，各军裁减整编大体完成，皇帝返回东京。皇帝召赵鼎、张浚、刘汲、林景默、宇文虚中、陈规商议平定天下以后的重大政务。赵鼎呈上《国是十事疏》，大意是：明确科举制度以招揽人才，整肃吏治以清除官场邪弊，整理官制以端正名分，充实国用以保证财粮，疏通商路以扩大财源，治理河渠以安定百姓，营建燕京以确定国家根本，整顿军政以建立武备，推广屯田以节省费用，安抚各部族以安定边疆。
皇帝看后说：“天下刚刚安定，正是我倚重你的时候，你却已经在为致仕后的将来制定纲领了吗？”赵鼎说：“臣所陈述的，不是为了个人进退。臣在位便由臣施行，臣离任便由后人接续。国家大计不能只系在一个宰相身上。就像愚公移山，不求一天完成，只希望后来的人不改变志向。”
皇帝说：“李纲扶持危局，吕好问平定大难，你则替我建立长久制度。国家到了今天，不愁没有显著功业；这十项，正是长治久安的办法。”于是分别命令诸臣承担：赵鼎总管科举、吏治、官制和燕京营建；刘汲、林景默掌管财政；张俊负责海上贸易；张浚治理河渠、屯田和军政；宇文虚中经营西域、塞外，兼管部族封赏和通商；陈规主管军器、火药和工程。不久，朝廷下诏把这十项列为军国大政。
赵鼎所承担的四项事务，都关系国家纲纪。建炎十一年春，朝廷下诏把大相国寺归还僧人。赵鼎认为工程、军器、水利、轨路等部门都需要专门人才，便请求在寺旁设置相国书院，命陈规参与制定规划，分设营造、军器等专业；军器监、神机作、河工和轨路各部门轮流派工匠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算术、营造、水利、军器和火药等知识。书院建成后，赵鼎又请求划分国子监与太学的职掌：国子监管辖全国学籍、课程、学官考核以及州县学校的升补；太学专门为朝廷培养实际办理政务的官员，教授行政、法律、公文和财政等事务。
这年冬天，吕好问病重，进献所著《原学正义》后去世。皇帝尊奉他为“启原先师”，把这部书定为学校的标准教材。赵鼎进言：“《原学正义》不应只成为科举考试中解释章句的书。请求另设学宫，专门讲授原学，验证格物所得，并校订各门学术著作。”
建炎十二年春，朝廷下诏在洛阳建立伊洛学宫，作为独立的讲学机构，仿照古代稷下学宫的办法，不归太学管辖，也不把参加科举和做官作为通常目标。
后来西康各地事务日益繁多，赵鼎请求在成都设置锦官书院，教授西南经营、边地法律风俗、医药、山地开垦和茶马运输等学问；海外贸易日益扩大，他又请求在江宁设置秦淮书院，教授外国语言、航海、市舶制度和商业法规等学问。
建炎十五年，太学和各书院学生逐渐可以任用，赵鼎上奏说：“国家如今选用人才，不能只靠进士一科囊括天下之才。治理州县的人应当懂政务，办理刑狱的人应当懂法律，管理财政的人应当懂计算，承担工程和水利的人应当懂营造。请求分科考试，使所学与所用相符合。”皇帝采纳，于是确定四种贡举科目：进士、明法、明算、明工。各学校学生都必须把《原学正义》作为常设课程，然后才准参加礼部考试。
此前，皇帝命赵鼎主持编修《中华大典》。赵鼎请求让郑樵、晁公武等人参与确定分类和校勘群书，又招募一千五百多名抄写人员，搜集秘阁、三馆、各州郡和私人所藏图书，依次编排。全书收录先秦以来经、史、子、集以及阴阳、医卜、农业、工艺、商业等各种学问，共八千多种；分为天、地、人、事四大部，又按《礼部韵略》的一百零六个韵编排索引，使读者能够循韵查找。
赵鼎告诫参与编纂的儒者说：“这部书是用来保存天下典籍的，不是用来确立当代某一种观点的。”全书完整抄录旧文，不因当时避讳而改动一个字。建炎十七年成书，起初收藏在秘阁；皇家大书府建成后，迁入书府收藏。普通士人百姓都可以进入阅读，也允许传抄。学者称赞它网罗百家、包举群书，是近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巨著。
建炎十七年，迁都燕京后首次举行全国大考。南方士人中选者很多，新收复地区的北方士人、西北军功家庭和新归附各部子弟都心怀不满。北方士人怀疑主管机关偏袒南方人，太学生和各路应试者相继到宫门申诉。皇帝命赵鼎会同礼部、御史台重新审阅试卷，核定名次仍与原先相同，确实没有徇私。
赵鼎因此上奏说：“不是主管机关偏私南方人，而是南北文教发展不均。如果只比较文章，北方、西方士人和外部归附子弟便始终没有入仕机会；如果强行压低南方士人，又会破坏科举公平。应当分设南、北、西、外四榜，既能选到人才，也能收服各方人心。”皇帝批准了这一请求。年末下诏规定四榜：南榜取东南、荆湖、川广各路士人；北榜取燕云、两河、京东、京西和淮南各路士人；西榜取陕西、秦凤、宁夏、河西等边地士人；外榜取安东、西康、契丹等自治路以及与宋订有敕约国家的入学子弟，各设固定名额。
赵鼎整肃吏治，从建炎十一年开始。这年夏天，杭州公阁成员沈揆随军到河北，朝廷派他代理涿州知州。此时吕颐浩以使相身份镇守燕京，秦王韩世忠受命查办燕云、河北旧有大族。沈揆把凡是接受敌国官职、供给敌军粮草的州人，一概指为敌党，没收田宅，拘系家属；那些被迫服役、却暗中向宋军输送诚意的人，也多被牵连。涿州因此大乱，刚刚恢复户籍、回乡置业的百姓相继逃亡。
赵鼎听说后上奏：“新收复州县，所怕的不是官员不做事，而是做事没有分寸。敌党不能不清除，良民也不能不安抚。如果把诛杀、没收数量多少作为功绩，地方官必会借朝廷大义侵扰良民。”皇帝认为他说的对，于是下诏制定新复州县的考核标准：两河、燕云守令，以恢复户籍、恢复田业、公平审判和安定军民评定优劣；真正依附敌国者，由刑部、御史台共同审查；有政绩者升迁，滥杀、滥没、扰民者罢黜。
建炎十三年，两河水利制置司准备疏浚相州、卫州旧渠。都水监丞周孚掌管图籍和工程材料，制置司多次催促，他总以经费、夫役和复查手续为理由，公文往返几个月，事情仍未决定。正值秋旱更加严重，渠道工程没有开工，学田和回乡百姓的田地都无法灌溉。
都水使者林勋写明情况报到都省。赵鼎查阅后发现，六部、监司、州县之间往来的文书很多，实际工程却毫无进展，便上奏说：“朝廷一道诏令，各部门都有公文回复，但百姓只问事情办成没有。如果各部门互相推诿，即使每天申报，最终也没有实际成效。”皇帝采纳了，于是设立各部门办理重大政务的考成簿。凡交付的大政，都把主要责任人、协办人员、经费、工程、先后期限和实际成效登记在册。无故逾期的，由六科、吏部考功司和御史台共同查办，并据此评定升降。
当初，吴敏因为是靖康旧相，又曾主张议和，士人舆论轻视他。建炎年间，李纲重新起用他任柳州知州，后来赵鼎又推荐他任广南西路经略使。吴敏在岭南办事勤谨，官吏百姓都很安定。等河北水利、迁徙百姓等工程一同展开，赵鼎认为吴敏长期任职州郡，熟悉工程和运输，便推荐召他入朝任工部左侍郎，参与河渠事务。吴敏主持相州、卫州旧渠工程以及各处屯田水利，颇有功劳。河渠工程稍有成效后，赵鼎又说吴敏可以独当一部，于是任命他为工部尚书。
建炎十五年，崔彦章任陈留转运判官。他出身旧京名门，素有清廉声望，却因鲁王张荣出身民间而轻视他。张荣以肃政河防使身份发文，命崔彦章调发木石、夫役和粮食。崔彦章借口都省、枢密院尚未批复，又说军府不得干预州县民政，河工还须都水监正式发文，于是拖延不办。
不久一处堤防因失期，春汛时险些决口，州县仓促增发夫役，百姓受到很大骚扰。赵鼎上奏说：“官吏害政，不只在贪污残酷。贪污残酷伤害百姓，人人都知道；软弱无能、躲避责任，也足以败坏国家。河防延误一天，数州百姓都会受害。如果只凭资历、清名升迁，不考察才能、操守、政绩和年龄，真正办事的人反受牵制，不办事的人反而得到清名。”
皇帝非常赞同，下诏建立内察、外计制度：京官每三年接受内察，地方官每三年接受外计，按才、守、政、年四项考核。凡贪污、苛酷、失职、软弱不任事、浮躁求进或年老多病者，依情节升降罢免。凡治河、军屯、授田、商税等大政已有考成记录的，不得只凭清名和资历升迁。
建炎十六年，燕京宫府工程将近完工。燕云归顺的大族卢宗回办事有力，使朝廷能够按期迁都。后来户部审核账目，发现卢宗回假借木石损耗、运输费用、外国工匠工资等项目侵吞官款，又纵容亲友商人包揽物资采购，贪赃数额达到巨万。朝臣中不少人为他求情，认为他虽确有贪赃，但有办事才能、又立过功，不应抹杀。
赵鼎说：“庸碌官吏办坏事情，危害只限于一事；有才能的官吏如果贪污，却会败坏朝廷法度。迁都燕京关系国家百年根本，如果开始便因有功而宽免贪赃，以后还用什么劝善惩恶？”皇帝采纳，把卢宗回交有关机关依法严惩。朝廷又制定公款核查制度。凡迁都、治河、军器、轨路、市舶等大型工程，都分别设都省、主管部门和工地三套账簿，由户部、工部、六科互相审核；大额采购公开张榜接受投标，工程完成后先结算账目，再叙录功劳。
赵鼎整理官制时认为，中兴以来设置的使相、宣抚、制置、经略、监司等名号，多是战争期间因事临时设立，职权彼此交错。天下既已安定，如果官名不端正，事权便不清楚，功劳和罪责也就无法确定归属。
建炎十一年，燕云刚刚平定，皇帝打算任命韩世忠为枢密副使，并让他镇守燕云。吕颐浩病重，听说后强撑着上疏说：“秦王勇武有谋略，足以掌握北方军事；但枢密院权力、燕云镇抚职责和新复州郡总领权，不宜全部交给一名武臣。”李纲也认为不可。
赵鼎于是上奏：“战时设置使相、宣抚、制置，都是因时权宜。现在海内稍安，如果相权、兵权和方面统治仍集中于一人，官名与职权便会混乱，各机构职责无从归属。应把各路使相改为外任平章政事，只负责统筹数路重大政务；都统官、都指挥使只掌军队，不得兼有宰相权力。”皇帝批准。朝廷下诏把各路使相改为外任平章政事，可以裁决跨路重大事务，却不得自行开设府署、设置属官或干预州县细务；武臣王爵、都督和都指挥使专管军队，不得兼任外任平章政事。燕云任李彦仙为外任平章政事，韩世忠专掌北门军务。
建炎十三年，胡闳休任宁夏经略使，同耶律大石约定开通河西、西域商道，减免关卡税收；又因保护商旅需要，在武威留驻轻骑。胡闳休想实行约定，向西域商人发放护商银牌，减免榷场税课，并派边骑护送。兰州大市提举不承认银牌，认为榷场税收归户部管理，经略司不能自行减免；王德所部边骑也说，出塞护商必须有都指挥使府正式命令。宇文虚中主管的理蕃官又说，同西辽和各部的约定，并非一路经略司可以自行决定。商旅因此被滞留在兰州，西辽使者乘机责备朝廷不守信用。
张浚支持胡闳休，认为边疆事务贵在临机应变；赵鼎则认为胡闳休虽有功，但如果经略司同时掌握护商、驻骑、税收和部族盟约，就等于一名大臣兼有军事、财政和理蕃三种权力。皇帝召赵鼎、张浚，对他们说：“张浚不能借军机之名完全破坏财政法度，赵鼎也不能因拘守法度而束缚边臣。边事必须能够临机处置，事后也必须归入法度。”都省和枢密院于是制定制度：经略使主管边疆大计，紧急时允许便宜行事；都指挥使主管边军训练、防守和护商骑兵；榷场税收归户部，边疆盟约中需要减税的，报户部登记；部族盟誓、封赏和贸易，由理蕃官审定；大军出境，必须报告枢密院，请得圣旨后才能行动。
建炎十六年末，黄河初步安定，汴洛轨路即将建成，梁山运河、清水渠、旧河道和铁木轨等工程相继提出。各项工程需要轨材、火药、工匠、矿冶和仓场，枢密院、工部、户部以及沿线州县都发生职权争议。刘洪道上报说：“名分不定，各部门互争职责，今后的工程便都无法推行。”
赵鼎于是奏道：“祖宗旧制中，各类‘监’都有固定名称，多主管盐铁、矿冶和铸造。如今轨路、军器、火药和船场，都不是州县日常政务，也不能由军府独占。应沿用‘监’这一旧名，分别明确职责。”皇帝采纳，确定诸监制度。轨路、矿冶、军器、火药、船场等事务都可以分别设置监，官阶比照州府；平时工程、工匠和物料归工部、户部及主管司局管理，战时枢密院可以优先征用，但必须有正式公文，记入考成记录，战事结束后归还或偿还价款。州县不得擅自征役诸监工匠，军府不得长期占用轨路。
建炎十七年元旦，朝廷在燕京举行大朝会，各国使臣前来朝贺。群臣贺表大多称建炎之治已经达到盛世。退朝后，赵鼎单独进见说：“万国来朝，确实是中兴盛况。但版图已经广大，如果各项事务都集中到燕京，中央各部门容易疲困，四方政务也容易阻塞；如果放任各路自行其是，各地区又会离散，国家纲纪不能统一。现在所忧虑的，不是没有盛大名声，而是没有长久制度。”
皇帝问如何制定制度。赵鼎说：“请确立五京制度。各京府尹掌管城市日常事务，外任平章政事统筹所在方面重大政务，州县仍各守原有职责。”皇帝批准。于是下诏确定五京：燕京为北京，汴梁为东京，长安为西京，江宁为南京，洛阳为中京。北京直属中央；其余四京各设外任平章政事，裁决地区大计、财赋调发和紧急处分，但不得开府设属，也不得侵入州县细务。由此外任平章、边路经略、诸监和五京各项制度的名分逐渐确定，战争以来的临时官制逐步转为平时常制。
五京制度确定后，赵鼎又请求规定秘阁人员。建炎以来，秘阁是皇帝身边商议政务的地方，最初因战争权宜，宰相、近臣、统帅、台谏和学士常根据事情参与议论。赵鼎说：“秘阁若不规定名额，范围过大，几乎会成为所有部门的联合官署；限制过窄，又不足以统筹天下大政。”皇帝采纳，下诏把秘阁定为四十九人，由公相、都省、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六部、御营、外四京和都护府重臣中选任。从此秘阁开始有固定制度。凡中央政令、军国大计、六部方案、地区大政、边疆军令和国防事务，都由国家重臣参加讨论；最终重大决断，仍归皇帝以及都省、枢密院。至此，本朝二府二阁的制度正式确立。
赵鼎经营燕京，同治河、轨路和海贸政策相互配合。建炎十年，朝廷确定北迁燕京。赵鼎上奏：“燕京关系国家百年根本，不能仓促营建。宫府、官署、仓场、轨路和水渠，都应另设专门机构，各定完成期限。”皇帝采纳其建议。
建炎十一年，朝廷设置提举燕京宫府城郭营缮司，命李彦仙以外任平章政事身份总管；将作监少监马元颖任营造详定官，依据《营造法式》确定宫城、皇城、街道、沟渠、城门和殿宇制度；又任用燕云归顺大族卢宗回为营建司都监兼转运判官，掌管材料采购、仓储运输和督促施工。赵鼎总领整体纲目。
燕京营建以辽、女真旧城为基础，扩大并重新规划。营建司首先确定南北中轴线，从中华门、正阳门、子午门、大安门直到大安殿，贯穿全城，宫城位于中轴中心。又划定皇城区域，分别设置秘阁、公阁、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六部、九寺、五监等官署，使百官北迁后各有办公地点。另设多处坊区：同文坊安置各国使者和外国商旅；辟雍坊设置太学、中华帝王庙和中华格物馆；兰台坊建皇家大书府；泉府坊集中天下汇通、海贸、轨路等机构；广庇坊设置官府出租房屋和施药局，使贫民、脚夫和劳动者都能得到安置。
建炎十二年至十五年，燕京各坊依次兴建。北九坊寺观建成后，商旅聚集，酒食、旅店和医药行业都集中于此，成为燕京繁华地区。朝廷又修建剧场、蹴鞠场，用于礼乐和游观；建立中华帝王庙、中华博物院，祭祀历代帝王功臣，并陈列农业、天文、工艺、建筑、医药等格物成果；又建立昭勋阁、无名阁。昭勋阁悬挂建炎三十六功臣画像，功臣去世后，命史官撰写本传收藏其中；无名阁则立无名义烈碑，悬挂靖康以来死难官吏、士卒和百姓的神位。
建炎十六年冬，京津轨路即将建成，有关官员急于准备皇帝北迁的仪仗，冒雪催逼工程，流民和退役士卒死在路上的有五百人。御史中丞李光呈上《治安疏》，皇帝下罪己诏。赵鼎于是上奏：“燕京是国家建都之地，当然应当营建；但不能逼迫在短时间内完成。宫府、百司、仓场、轨路和河渠各项工程，应每年有进度、每次征役有定额、劳动者有休息期限。如果借盛世名义无限驱使百姓，城都还没有建成，百姓已经困苦。”皇帝采纳，命百官部门依次北迁。凡营建、轨路、河工役夫，都要把服役期限、给养、疾病、死亡和抚恤登记入册；州县不得私自增加夫役，有关官员不得借迎驾紧急隐瞒死伤。
建炎十七年，朝廷正式迁都燕京。当时宫府、百官官署、外馆、太学、兰台书府、粮仓和轨路驿站都已大体可用。赵鼎上奏：“建都的关键，不只在宫府和仓场，更在于编入户籍的百姓有固定生业。燕京刚收复，旧居民流散；如果只有百官来往，而实际民户不足，名义上虽是新都，实际上仍只是临时行在。希望迁移百司胥吏、工匠、轨驿雇工、海商、学官学生和军功之家，使他们在燕京入籍；又招募两河回乡百姓、山东商旅和愿意北迁的江南富户，发给宅地，减免租税，使各有恒产，但不得强令州县摊派移民。”皇帝采纳，于是制定充实燕京户籍的办法。燕京登记户口日益增加，市场逐渐繁荣。
燕京粮食供应以海漕为主、河运为辅。江南、山东和南洋的粮食货物，由海船运到天津，存入大仓，再沿京津轨路进入燕京。山东水道、梁山运河、汴洛轨路和中原清水渠，也从旁连通补给。这样，汴梁、洛阳不再单独承担全国漕运命脉，而成为中原水陆运输汇合地区。建炎十八年夏，百官各部门开始在燕京正式办公，天津仓场、京津轨路和城内粮道逐渐形成常制。国子监、太学、同文坊、外馆、皇家大书府、中华帝王庙以及昭勋阁、无名阁，也依次建成。
建炎十八年秋，燕京已经安定，赵鼎私下向皇帝表明辞职意愿。吴敏到赵鼎家，问道：“您大概准备等年底辞去政事，进入公阁吧？”赵鼎说：“本朝自太祖开国以来，哪有宰相十四年不更换的？靖康年间天下大乱，我躲在太学里，几乎以为局势无法挽回。幸而遇到圣明君主，在淮上受到赏识，三年便升任宰相，随后总领都省十四年。对外，国家重新兴起，女真和夏国都已消灭，西域道路开通，塞外分区治理；对内，制度建成，黄河治理，燕京安定。今年我将六十岁，新都大体安稳，平生志愿也可说已经实现。”吴敏认为赵鼎一旦告老，张浚的势力将更加强大。赵鼎笑道：“天下本来就没有所谓‘水党’。”
不久，新戏《梁祝》引起朝廷舆论大哗。胡寅上疏，认为剧情荒诞违背礼法，请求禁演。皇帝亲笔批示：“你认为荒诞，我却认为很好。”殿中侍御史陈俊卿继胡寅之后上疏，批评《梁祝》，又弹劾杨沂中放纵。
中书舍人汤思退也上疏辩论，认为胡寅无事生非，并含蓄讥讽他勾结御史、培植羽翼。陈俊卿原来受到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此后奏章不断，双方攻击越来越激烈。赵鼎子女名字多取河东水名，张浚族中子弟名字多用木字旁，舆论便把依附双方的人分别称为“水”“木”。朝廷内外开始称之为“水木党争”，邸报也刊载了这一名称。
赵鼎见事情已经涉及党争，便闭门谢客，私人求见的一概拒绝。过了几天，皇帝召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到香山行宫商议。皇帝谈到唐代牛李党争，对群臣说：“士大夫出身经历、乡里关系、政治实践和主张不同，势必各有亲近依附，朝廷不可能完全禁止。关键是不能让党争损害国事、扰乱选官；如果有人越职犯分，就必须在萌芽时制止。”群臣都肃然听命。
皇帝又谈到赵鼎请求离任。赵鼎说：“臣将辞职，不应再参与推荐人才。”林景默说，中兴功臣长期占据重要职位，后进道路已经狭窄，赵鼎求退足以成为群臣榜样；但功臣旧臣不能一下全部更换，应让统制、经略、秘阁和内外要职官员的进退都有固定规则。皇帝命韩世忠、岳飞重新制定军职任用制度，让岳飞进入枢密院，主管各军官员选拔升迁；又命张浚进入都省任首相。
议定后，赵鼎拜谢说：“臣遭逢天下骤变，本以为此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不料在淮上遇到陛下，国家大事幸而完成，家门也得平安，臣不敢自称有功，只求没有辜负知遇之恩。”皇帝起身扶住他说：“朕若没有遇见你，也未必有今天。”群臣都深受感动。
香山会议已经作出决定，但党争舆论没有立即平息。九月最后一天，皇帝到皇家大剧场观看新戏，命在京官员按品级随从观看，又优厚礼遇赵鼎家属，使百官知道皇帝对赵鼎的眷顾没有减弱。戏中借靖康流离、旧怨消解、婚姻成立的故事，当时舆论认为暗含让水、木两派消除嫌隙、重新同心的意思。不久皇帝下诏赐婚，把赵鼎之女嫁给刘子羽长子刘珙。第二天大朝会，赵鼎解除都省首相职务，进入公阁，暂任首席，期限两年；皇帝随即任命张浚为都省首相。
建炎十九年，赵鼎以平章军国重事兼任公阁首席。当时刘子羽任提举公阁议政事，认为公阁规章已经大体完备，赵鼎又以元老身份居首，足以镇定各种议论，便请求解除自己的提举职务。皇帝同意，撤销提举一职，使公阁首席主持议事。
赵鼎主管公阁后上奏说：“公阁是用来沟通四方情况的，怎能只选京师旧臣和权势家族？如今版图广大，南北东西、边郡和新附地区风俗民情不同；士大夫、军功人员、商人、工匠、医药、水利等各类人员，所关心的利害也不相同。如果不规定名额和来源，公阁便不能成为天下公共机构。”
皇帝批准，于是下诏把京师公阁定为三百人，每三年更换一次，任期结束可再次推选。成员由各路、四京、都护府、自治路地方公阁推选；致仕官员、学官名儒、州县士绅、退役有功将领、商贾纲运、工艺营造、医药水利和边地归附人员，各设固定名额。以财产、商业身份入阁的，必须有稳定产业、按期纳税，不得包揽本路大型工程；以军功、技艺入阁的，由主管机关核实功劳和技能。
这年夏天，赵鼎又上奏：“公阁不是用来侵夺都省、六部权力的。但财政、工程、官员考核的账籍如果全部对外保密，士人百姓终究会怀疑朝廷大政。”皇帝于是下诏建立六部每年陈报制度：六部尚书每年到公阁，陈述不涉及机密的日常政务；公阁可以提出质问，记录双方异同，形成意见上奏秘阁。秘阁采纳、驳回或暂留不发，都必须明确写明理由。又把太学问政定为每年常制，由太学和各书院每年推举学生到公阁堂上询问政务。六部与公阁选择问题，命主管机关作答；问答得失，由国子监、太学和公阁共同记录，报秘阁备查。从此，公阁成为士民、军功人员、商人和工匠等各类人沟通民情、询问政务的场所。
建炎二十年，赵鼎卸任公阁首席，朝廷任命他以观文殿大学士退休，仍以元老身份参加公阁议事。赵鼎退下后，不写宏大著作，也不创立一家学说，只是不时前往公阁、太学，听学生和阁员辩论政事。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制度已经建立，后人自然能够施行，老臣何必再多说。”
建炎二十五年春，朝廷把新收复的河西七州设为河西路。公阁认为事情重大，请赵鼎参加议论。赵鼎说：“收复土地不只是增加版图。旧居民应当安定，新归附者应当取得信任，商路应当畅通，边地也应有表达意见的渠道。”于是建议在河西设置地方公阁，并增加中央公阁中边地代表的名额，使河西士人、退役有功将领、运输商人、翻译官和归附部族人员，都可以被推选参与议政。
建炎二十八年秋，朝廷下诏修葺东京太学旧址，建立靖康守节碑。当时赵鼎、张浚、胡寅都已退休，一同前往审定碑文。遇到下雨，他们暂在旧堂休息。赵鼎说：“当年不在拥立张邦昌的议状上署名，哪里想到还能有今天。”于是作《赠胡明仲》诗：“荒庭旧学满青苔，当日议状终不来。危际不书关臣节，老来三友对劫灰。燕蓟已归新日月，汴京重见旧楼台。明仲莫辞扶病起，秋风还上读书台。”
几天后，胡寅在汴京旧宅去世。赵鼎前往祭奠，感叹说：“明仲年纪最小，却先于我们去世。”他又亲自撰写祭文，把胡寅一生事迹增刻在碑背。不久，赵鼎请求返回汴梁旧宅终老，朝廷准许。病中，他亲自题写墓石，只简要记载籍贯、年龄和历次任官年月，对功业一字不提。又亲题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并遗命儿子，死后归葬闻喜。
绍兴元年，赵鼎病情危重。太上皇得知后，命人取来城南羊头羹，亲自到赵鼎家探视。赵鼎卧病不能起身，太上皇亲自扶他，手持羊羹喂给他说：“你平生扶持国家，今日将要分别，朕应当扶你。”赵鼎流泪，不能说话。当夜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讣告传来，太上皇沉默很久，亲自撰写祭文，并亲临赵鼎家中祭奠。今上停朝七日，追赠太师，赐谥“文端”，命以王礼归葬闻喜。又下诏把赵鼎所上的《国是十事疏》以及关于科举、吏治、官制、公阁的奏议编成《赵文端公成法录》，另存一部于公阁。朝廷内外听到讣告，无不叹息哀悼。绍兴十二年，下诏让赵鼎配享圣祖庙庭。后世评论建炎贤相，大多推赵鼎为第一。
史臣评论说：
贤明的宰相，难道只是凭功业和名声来衡量吗？建炎功臣人才、谋略和忠义前后相继，而赵鼎任宰相十四年，皇帝不怀疑他独揽权力，赵鼎也不利用职位扩张私权，这是古今都很难做到的。
靖康之难时，只从是否在一份拥立文书上署名，便可看出赵鼎的操守；后来遇到圣祖，在淮上受到赏识，才得以充分施展所学。天下动荡时，他用权宜办法救急；海内稍定后，又削减权宜措施，使政治恢复正常制度。他进取而不急躁，持守而不怯懦；使用权变而不谋私，执行法度而不拘滞。因此能使文臣、武将各得其任，使南北各方保持平衡，使中央和地方沟通而不阻塞，任用功臣旧将而不堵住后进道路，开放表达意见的渠道而不分割中央权力。
他所经营的财政、官制、吏治、燕京、《中华大典》、公阁和各类学校，名目虽然繁多，归根结底，不过是使非常时期重新回到正常法度，使中兴功业有制度可以遵守。功成名就后，他安然求退，不写宏大著作，不建立私人学派，只说：“制度已经建立，后人自然能够施行。”他懂得进退、远离党争、重视成法，达到了这样的程度。
后世评论建炎宰相功业，大多推赵鼎为首，不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多，也因为他能辅佐君主完成中兴事业而不独占权力，建立天下长治久安的制度而不把名声据为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