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文忠张浚 中（原文）
近中秋，帝览守节功臣、义烈民户名籍，又议处韩肖胄、孔氏叔侄等有名望而未宜任实职者。浚奏曰：“宜仿秘阁列席之制，请即宣德楼外旧尚书省置外阁，使耆德名望之士以时聚议，上书言事。”帝以“外阁”名未安，更名曰公阁，诏有司具条制以闻。诸相自禁中退，吕好问以公相语诸执政，因言绍兴津后朝议翻覆，谓持重过甚亦足误国，且曰：“宰执不能预处其事，东西二府之过也。若使陛下复萌大元帅府旧念，则万死莫赎。”又谓浚曰：“昔者二府过于持重，和议因以滋蔓；今主和诸臣去位，持战者必补居要地。公居主战之首，若听新进与诸帅相结，徒务进兵，而不计财赋民力，是反前日之弊，而别成一弊也。枢臣任重，所贵者上承主意，下平众论，使国计安稳，然后功名可图。”浚俯首受教。
中秋祀毕，帝召秘阁、公阁诸臣，共议大政。浚进曰：“王安石虽言功利，亦未尝不以义理为准绳，道德、功利非相背驰也。”赵鼎为众陈建炎以来诸政，浚又进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国家之事，方在未半，不可有自满之意。”既而廷议民间倍称取息之弊。浚、康伯等言：“青苗之法，本欲裁抑兼并，以资军国；其所以不行者，多坐豪右富民不便也。”赵鼎与吕好问、刘汲、李光、陈规等皆以旧法多弊，州县因缘取利，强为抑配，不可仍旧。帝遂命修律，限民间贷息，违者重罚入刑，又命寺观及有产富民之家掌出纳，官为董察，以轻息贷民。
十月，耶律余睹来归，告曰：“虏将割陕北诸郡与夏，耶律大石亦已建国于西域。”帝乃集宰执、尚书及御营将领大议之。鼎以余睹之言未可遽信，且忧遽兴西北兵事，摇动新立财赋之法。浚曰：“虽不论陕北，连结西辽，亦合大计。自古两汉经营西域，正以断北虏之臂，成夹击之势；神宗经营河湟以遏西夏，亦此意也。”胡世将为兵部尚书，进曰：“陕北用兵，馈运艰远，非中原、关中之比。巴蜀甫供尧山军兴，创痍未复，不宜更重取办。”曲端继进抗言甚厉，谓延安不可拱手予夏。浚、赵鼎并呵止曰：“毋以荒悖之辞摇乱廷议。”帝遂遣枢密院承旨胡闳休使西域，通好耶律大石，徐图河西、阴山夹攻之策。浚又乞先赴关中，经画诸军事，帝不从。
六年，朝廷与西辽合兵平夏。七月，置宁夏路。八月，知湟州梁嘉颖上疏，愿车驾留长安，经理关西，因兴、灵之粟，河套之商，西域之通，以厚国本；俟力既充，则出河东，据太行，渐规河北。疏入，中外大骇。浚自东京奏言：“今关西已平，若立本长安，旁通巴蜀、河湟、河套，远结西域，则形势上据，可以规取河东、河北，非徒守东京之势可比也。”帝终不纳其议，九月，还东京。
是年冬，浚子栻生。赵鼎使其子汾致书称庆，并以罗帛、银器为洗儿之赠。鼎因书为戏曰：“他日子孙长成，吾两家未必不为婚姻也。”浚览书，亟复书称谢。未几，浚丁母忧。帝以军国方殷，诏夺情，仍领枢府。浚固辞，不许，乃素服视事。时士论私以赵鼎子女名多从水，浚族子弟名多从木，戏目二府亲旧为“水人”“木人”。
詹大方先以文字敏给，为浚所荐，充枢密院编修。闻鼎致贺于浚，遂阴使所善御史薛弼以风闻论奏，言：“东西二府，一主庶政，一主军机，皆国家大柄也。鼎、浚旧相亲厚，今又私约婚姻，岁月既久，势将相结，内外趋附，非社稷之利也。”因劾鼎。中丞李光见其奏稿，即封还，曰：“台谏之职，在正君失、论国是，安得以暧昧风闻为事？”遂上疏，请罢薛弼。帝批曰：“台谏论事，当明白正大。此等风闻，不足以污二府。”诏夺弼台职。大方后又托其所结浚府家吏传语，言今士论多归赵鼎，若不稍抑其势，异日必为掣肘。浚闻言怒甚，逐其家吏，使告大方曰：“赵元镇与吾议论虽多不同，然皆以国事相持。此人因私家贺礼构为党议，是欲陷吾为结党者也。”浚遂上疏自劾荐引不当，并论大方构党之罪。诏罢大方枢密院编修，勒停其官，付吏部注授远州监当。
七年正月，吴贵妃撰《水浒传》行于世，其间多寓靖康后事，中外由是纷然疑议。浚乃设宴私第，邀兵部尚书刘子羽、户部尚书林景默、吏部尚书吕祉、骑军都统制曲端，共议北伐大计。曲端以为御营兵力未广，非速加扩充，无以任恢复之役。林景默曰：“北伐用度浩大，百姓税赋不可更增，国家当别求生财之道。”吕祉曰：“凡与虏为敌，皆可暂与通好，以成拒虏之势。”刘子羽曰：“靖康以来，国家再立，北伐者，所以正大义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无由成。”浚综众言曰：“恢复之举，非独恃一军一将也。兵额不广，则无以战；财用不足，则无以继；外援不结，则势孤；大义不明，则名疑。东南膏腴，实为军兴根本，尤宜先定。”
二月，李纲率东南士民言事，乞别设东南邸报。浚、赵鼎、李光等中枢大臣皆不可其议。于是朝廷重申报禁，政令、经义、时势之文，悉归邸报；若诗文、小说、商贾告示，无预政事者，听其自便。未几，浚于御前上北伐五议。其一曰广兵，度国用所堪，渐益军额；仍于兰州、兴庆府、阴山诸处立屯戍转应之所，以召发吐蕃、党项、契丹、蒙古散部。其二曰结援，请召大理、交趾、高丽诸国使人来朝，共图伐虏；又纳蒙古、西域、吐蕃诸部质子，以坚外援。其三曰固后，命权邦彦经理江西，郭仲荀练后备之兵，以定南服，蓄恢复之兵。其四曰正名，靖康大耻，不可讳而不明；愿二帝自叙宣和、靖康之失，使中外晓然；陛下复明诏天下，言朝廷与虏势不俱存，两河义不可弃，北伐实国家根本之计。其五曰建财，乞令户部条具三五年间生财、恤民、蓄积之策，若国债、兑爵、交子务诸事，并付公议，使中外知国家取财，非为他用，悉以供恢复。
帝闻之大悦，左右执鼎、浚手，谓曰：“卿等一谋一断，正如唐房、杜相须。有此辅佐，天下不足忧也。”乃命浚以北伐五议明发邸报。三月上旬，马伸为刑部尚书，奏言浚五议务为进取，太锐而少持重。帝诏秘阁诸臣及百官杂议其可否。秘阁议状，右浚者二十七，异议者六；百官群议，右之者百三十六，异者十七。帝遂下旨曰：“廷议既定，其悉用枢相张浚五议施行。”自是北伐五议定为国是。既而使者分诣少林、洞霄，以行正名之事；命邦彦经理江西，仲荀练后备之兵，以固南方；又遣诸使四出，通好大理、交趾、高丽、西辽、蒙古诸部。五议之中，广兵之议先哗中外。守令患供养之费，诸将竞请益兵额。枢府与御营因共定条格，以陆军、骑军为先，而关西为重，又擢下级将校，补实诸军。
三月季旬，前公相李纲自东南上疏，力劾浚冒进误国，引用憸邪，摈逐正人；又以浚娶宇文虚中侄女，指其在关西有党附之嫌。浚入见，请辞位。帝不许。浚因自辨曰：“臣初婚宇文氏，未尝预政柄。昔在关西，与虚中同任事，往来既多。虚中念臣遭靖康乱离，久阙正室，故以兄弟之女归臣。臣时谓婚姻得宜，岂料今日遂成朋党之口实。”帝顾浚曰：“卿今日受屈，朕知之。”浚泣不能对。帝因谕执政曰：“方今大政既举，异论必繁，诸卿居宰执之任，当任其责。岂可以一时谤议，遂废国家事乎？”诏北伐五议毋得中辍。寻定广兵之制，诸军通增兵额四万五千，而关西独得二万五千，以备河东用兵。
七年冬，帝寝疾。杨沂中为御前统制官，疑禁中旧人或乘上疾为变，阴语浚，请先严宿卫。浚以宫禁之变，事连宗社，未敢遽断，遂与刘子羽、林景默诸人屏语议之。子羽力争，以为不可徒凭疑虑，即于禁中兴大狱。浚乃悟，曰：“此事若有实迹，自当依法处置；若徒因疑虑先发，是自为国家启乱也。”遂寝其议。寻京师讹言竞作，多诋建炎以来朝廷大政，且有请复奉二宫临政，或别择宗室，或请皇子监国者。及帝视朝，遂诏诛黜曹泳、王次翁等倡为讹言者，又集吕好问、赵鼎、浚诸臣，参定储贰制度，不置东宫。
八年春，泉州番寺事起，浚以勾龙如渊处置敏给，荐其可用，召为工部左侍郎。未几，福建士人讦胡寅家事，太学、廷臣多为之议。已而皇城司按得情状，乃知勾龙如渊阴嗾闽士为之。浚以如渊出己所荐，入见请罪。帝慰谕之，不听去位。赵鼎因请以勾龙如渊除大理寺卿，令其亲按闽士讦寅家事之案。帝从之。浚承诏行其事。如渊闻迁大理寺卿，乃入对服罪，寻伏法。浚因奏曰：“如渊诛矣，然北伐方兴，诸司事繁。若无考核之法以绳群吏，则趋进小人必缘大政以进身，阴挠国计。”赵鼎亦以为此事不可止于诛一小人，遂奏请设六科，专纠六部稽违；又请帝南巡，以安抚东南士民。浚亦以为然。帝乃诏置六科，隶御史台，以考课诸部事务；南巡之议亦由是定。
已而车驾南幸，诏行摊丁入亩诸法。朱胜非等旧臣入京，阴讽赵鼎、浚诸执政，且造言浚第宅逾制，私聚“木人”。车驾至杭州，九年上元夜，帝因众会，显辨浚之诬。朱胜非无以应，乃乞归田里自养。七月，诏以吕颐浩自两浙路经略使除枢密院副使，加归德军节度使，都督河北东西路、河东路、燕山路军国事。吕颐浩既至东京，军前号令、调发，多归其节制。浚犹居枢府，而河北、河东诸军方略，不复得专决。
九月，车驾还东京。未几，帝驻跸吾山大营，虏帅讹里朵暴卒，帝乃下诏北伐。命吕好问、赵鼎、刘汲、浚、陈规依旧会秘阁、公阁，总持庶政；又使浚总东京以南馈饷军资、转输诸务。浚因奏乞出督河北诸军。帝不许，手札谕之曰：“今日之势，非武侯出祁山，乃昭烈争汉中也。武侯之任，在镇后方、足馈运。”浚得札，惕然上章待罪，乞寝前请，复尽心转输馈饷。
十一月，河东告捷，报至东京；赵鼎故里闻喜亦复入版图。赵鼎乃置酒于第，惟延浚与胡寅。浚曰：“若益岳飞兵马，或可年前破大名府。”胡寅曰：“国家方略，久以河东为重；岳飞在河北，不过偏师牵制。公若为一时功名，遽摇成算，岂宰执体乎？”胡寅复引浚前因檄文不用而不平于崇文院事，责其不能静心任事。浚愧谢曰：“吾此举诚非宰执体统。”
居数日，岳飞暂舍河北三州，悉众围大名府。河北士民数万冒冬流徙，京师为之震扰。秘阁、公阁之士多有责岳飞轻弃州县，使东京当虏兵之冲者。浚闻之，召秘阁言事者诘其故。或言岳飞弃三州而围一城，恐失民心，动摇国本。浚曰：“今日成败，在大名一城。虏师主力既系于此，则三州暂失，后尚可收。若因流民震扰而动京师浮议，遽还岳飞，使大名不克，则河北之事去矣。秘阁论民瘼则可，预摇军机则不可。”浚遂与赵鼎同止秘阁之议，吕好问亦谕公阁诸人，令勿更群聚纷论。
京师上下复惧虏师乘隙南来，陈规自请董京师守御，誓无阙失。浚欲自诣飞营，镇军前事，并董薪刍、石炭、军资馈运。赵鼎以浚方总东京以南军资馈运，不可轻离中枢。胡寅亦自请诣岳飞营。浚与鼎遂定议，使寅诣飞营，按视军政，兼总薪刍、器用、馈饷转输。浚亲移文诸路转运司，命石炭、薪刍、粮械皆听胡寅调发，毋因秘阁浮议而观望迟误。
岁除，大名、太原并克，虏在河东、河北藩篱尽坏。十年二月三日，王师与虏师会战于获鹿。鏖战一日，虏军主力大溃，精锐死降殆尽。捷闻至京，诏宣诸将赏格，且及大宗正之长子赵不凡死事状。浚因不凡战没，躬往大宗正第存问，复请优恤其家。
是夕，林景默诣浚第，语之曰：“获鹿之胜已定，天下自此当由兵乱而入治平。昔上在军前，百司居东京，机柄内外分属而不相疑者，盖以大敌未平也。今功业告成，而制度仍旧，久之则君臣情隔，御前与朝廷或各生疑畏矣。”浚曰：“朝廷与陛下，本一体也。”景默曰：“兵兴之世，与治平之世异。吾辈既受陛下腹心之寄，又居国家重任，正宜先天下而虑其治乱。”
翌日，浚在秘阁荐吕祉出使军前，因托以密札上达。札略曰：“恢复之功既就，军兴权宜之制，非可久守。河朔陷没十载，今始来归，庶务草创；而中原、东南、巴蜀供亿军兴，民财物力，几于殚尽。乞陛下速定军后大计，早还京师，躬总裁兵、授田之政，使民心、军心有所安。臣以乱世受任枢密，久掌西府，今后或留或去，皆听陛下处分，不敢以旧功自安。”
十年秋，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中兴十八定策勋臣。浚久掌枢府，规画有方，建北伐五议，又总后方军资馈运，赞襄中兴之业，得预其列，进封汉王。帝因明诏中外，举裁兵、治河、渐议都燕诸战后大政。浚犹居枢府，帝使专总裁兵、安卒诸事。车驾东还，次南京应天府。先是，帝诏诸王集南京，祭陈王张所，以其建炎二年死节也。
祀事既毕，帝召两府重臣及诸王入南京行宫，参定兵后军制。浚时以汉王、枢密使奉诏专司御营裁军安置，遂陈裁军、改军、安卒三事。浚言：“兵众而不练，徒耗国用；兵退而无籍，必为民患。北伐既成，御营诸军宜通减十万。前、后、左、右、中诸军旧号，皆因军兴时诸帅各自成军而设。今四方渐定，愿罢御营五军并骑军、水军、后备军旧号，按驻泊要地与职掌轻重，更定七军之制。其裁减之卒，亦不可徒然遣散，宜给田定籍，使之耕守。”
齐王张俊先言曰：“右军从臣岁久，人疑为私。臣请首释兵权，散隶诸镇，以率诸将。”秦王韩世忠奏曰：“北方既平，兵制当一归朝廷，不宜复系旧将之名。臣愿罢左军旧号，散其部曲，惟乞优恤死事及老病诸卒。”魏王飞曰：“所留者能战，所退者得所，臣无异议。”韩王吴玠曰：“后军本多西军旧卒，臣若不先自裁减，则何以服诸军？臣谨奉诏，惟愿即关陕、河东置卫所，以处老卒，平居耕田，有警征发。”鲁王张荣曰：“臣愿裁水军，惟乞朝廷别为水卒定其去就。”帝从其请，择水军精锐，分隶内河水师；其余别立外洋海军，听御前节制。镇戎郡王、骑军都统制曲端以获鹿损伤惨重，自请不复专掌骑军，愿留燕云镇抚蕃骑。端曰：“令一则旧部皆为王师，令紊则腹心亦成国患。”李彦仙、王德、郦琼、田师中诸王亦皆愿各率所部，听朝廷裁汰编置。
帝乃亲定七军之号，又更都统制名曰都统官。以世忠领御营镇朔军，屯守燕山及长城诸塞；以飞领御营安东军，镇辽东、塞外及契丹新附诸部；以玠领御营中卫军，镇京东、京西、淮南；以彦仙领御营保晋军，镇河东、大同；以德领御营安西军，镇陕西、宁夏、秦凤；以琼领御营定南军，镇广南、川蜀；以师中领御营靖海军，镇两浙、江南、福建、荆湖。诸帅旧部皆分隶各军，使诸将不得专有旧兵，而诸军各有所守。
华王、枢密副使宇文虚中奏曰：“关陕旧有军、监之制。臣前治关西，因屯戍以处罢兵，蠲其田赋，平居耕垦，有警守御州县要害，行之颇便。”首相、冀王赵鼎亦赞其法。浚奏曰：“此法行于关陕而有验，则推之天下无不可者。今诸军裁汰十万，宜即以屯戍授田之法处其退卒，因以革旧厢军之弊。”帝遂名其制曰卫所，取“卫”以继旧军之号，取“所”以系属县之地。又诏诸路各置都指挥使，总本路卫所军籍、屯田、教阅、巡防之政，与七军都统官内外相维。南京军议既定，帝诏浚限半岁成裁兵、分镇、置卫所之制。
十年冬，裁兵大定，七军始分镇移戍。岳飞领安东军北戍辽东及契丹新附诸部，所须冬衣、毡帐、刍秣、弓弩、铁甲甚急。枢府文符既下，都省、户部、兵部、军器监及诸路漕司皆奉行之；而新旧军名、军籍尚未画一，故诸司案牍前后相戾。冬衣或循前军旧额，误输燕京镇朔军仓；刍秣或据骑军旧籍，仍送关中安西军仓。安东新籍骑卒，以军器监簿书未改，马甲弓矢亦不得以时给。安东前部既抵平、营诸州，军需犹未以期至，沿途州县不敢擅改发遣，但递申东京取旨。
奏至东京，浚怒，与赵鼎召户部、兵部、军器监及诸路漕臣至秘阁，按问其故。诸司皆持案牍自辨曰：“南京更制以来，御营旧名已罢，七军新号已行，而旧籍、新籍、卫所籍与仓储转运诸簿，未能画一。”州县若依旧号发运，则恐违新制；若依新号改发，又恐无枢密院明文，故不敢擅动。浚乃入奏曰：“愿益置枢府属吏，分为数曹，以掌军图、军籍、器甲、馈运。凡七军、卫所文书，悉归枢府勾稽，则新制乃可画一而行。”帝闻之曰：“获鹿之后，卿尝言军兴权制不可长守。今诸军虽分，而冬衣之给、刍秣之发、军籍之定，动须汉王画诺。士卒既不属旧帅，而百司复尽仰枢府，是又一权制也，岂可久乎？”浚不能对。帝复曰：“枢府所任，在裁决军国大计，非使为诸军案牍吏也。卿若凡事自领，则安东今日稽误，保晋、安西明日亦将稽误，虽卿才力，岂能遍治天下诸军？”浚惶恐待罪，帝释不问。
明日，浚、赵鼎同奏曰：“宜别置御营参谋、宣化、军器、转运四使司，凡军国大端，仍听枢府节制；日用诸务，则四司各任其职。卫所兼涉州县庶务及军籍、屯田，乞以都省总其纲纪，兵部掌其籍帐、屯田、教阅。”帝从之，诏置御营四使司，参谋司主谋画机宜，宣化司主教阅军纪，军器司主制造验发，转运司主军需馈运。自是迄十一年春，诸军悉分入七军诸镇，卫所、四使司亦粗成其制。自建炎元年至是，军制因兵兴而为权宜者十年，至此乃复于常。
初，赵鼎进《国是十事疏》，帝采其十事，以定中兴既成后之军国大计，命浚兼总河渠、武略之政。是夏，车驾巡按河道。将行，浚以贺州进士林勋习知水利，荐其扈从按视河渠。帝曰：“河事一起，钱粮取办于天下，役夫动以数十万计。用人、立法，尤为大计。苟任非其人，卿能任其责乎？”浚曰：“臣岂敢保勋必不谬误？顾今日朝廷所急者，正在兼明田土、水利、兵农之人耳。若专任都水故吏，则其才或足以缮一堤、治一郡，未必能经画全河、规度天下。臣愿先使林勋随驾验视河道，若其言可用，臣愿任举主之责。”帝乃召勋随驾。
既而车驾发东京，按行河道。浚以枢密使，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刘洪道以工部尚书，林勋以权检详两河水利文字，皆从行。及至河北故决之地，流民依河结庐，乞食道旁。帝问浚曰：“河北甫归版图，而流民已至此。若更兴河役，动数十万人，非益困新复之民乎？”浚曰：“臣以为河役正可用以处流民。两河流民无田无业，若散在州县，州县力不能赡，日久必为盗。今河工方兴，宜籍流民、退卒之丁壮，给以粮食、庐舍，使从役河上；役毕，则计功授田，或编隶卫所。此非役民，乃活民也。给其食，使有居；许其田，使有望。流民得食，退卒得业，河工得人，州县亦免盗贼之患。”
帝复问曰：“河役所费钱粮，将安取给？”浚曰：“河事虽大，尤不可重困田家。常民不夺农时，则岁食可继；其所费用，愿以五年为期，行治河官债，并以卫所屯粮、海运转输相济。臣岂敢言其不费？顾征常民以供役，虽省国用，而怨归朝廷；合官债、海运商利、卫所屯粮、流民工役而用之，虽费稍广，而民情可安。”胡寅亦言：“流民、退卒、旧厢军若使就役，须先立工粮簿籍，日食、日给、日役，皆著于定籍。否则号曰赈恤，而实同役民。”
车驾又按视澶州、大名、商胡故决口等中游险处。林勋因河势进曰：“河事非独水道也，田土、漕运、民生，皆所当并计。上游沙势不制，虽筑堤于中流，无所补也；中流河身不束，则下游必成悬河。若使大河专受浑沙，则汴水漕道势必日坏；是以分清浑之流、易转输之道，二者须并行不废。”帝曰：“汴漕若坏，则东京、中原馈运，将何所恃？”洪道进曰：“凡漕路不通者，宜以火药破石，凿岸开径，别设车道以继水运。”帝复曰：“车行久则辙成。今若先设坚木为轨，使轮循轨而进，其险要处更以铁皮护之，则重车皆可缘轨而行，无陷泥阻滞之患。”洪道遽募匠作试造，行之果便。帝大悦，因名其制曰轨路。
车驾循下流，按视沽水入海处。林勋陈定河之北流、疏浚海口之策，以为下流若不归槽入海，河北终无安澜之日。洪道又曰：“异日都燕，燕京、天津之间，须使水陆转输相接。否则海舶虽达直沽，而京师取给，犹不能猝办。”浚因奏曰：“治河、迁都、漕运，三者相为表里。使大河专泄浑沙，清流别通漕运，舟运不继处以轨路续之，则中原、河北、燕京之利可兼得也。”复言：“治河之役既举，则军户、流民数十万萃于河上。役多犹可办，所患乃吏胥侵渔、粮给不实、簿籍纷乱耳。工粮有亏，则役夫怨；工程冒滥，则国家受弊。愿以河道分段，以夫役分番，以粮给分仓；并更张旧驿递、递铺及厢军之法，使案牍、刍粮、役籍皆有可考。乞特设肃政河防使，使得以军法按行河上，凡侵克工粮、虚冒功役、虐使夫丁者，皆专治之。”帝从浚请，置肃政河防使，命鲁王张荣为之，专按河役，禁吏胥侵克虚冒之弊。张荣遂将肃政营按行河上。
十一年九月，巡河既毕，帝问浚曰：“林勋可任乎？”浚曰：“臣始荐勋，所凭者特其书策、图籍耳。今随驾巡河，所言多能合实。臣前愿任举主之责，今敢践其言。河事非都水监旧吏所能独办，必得兼明田土、水利、兵农、漕运之人，然后可任。”帝遂置两河水利制置使司，命浚充制置使，总钱谷、卫所兵夫、流民工役、诸路馈运；林勋为都水使者兼制置副使，掌测量图籍、河势、水法、营造诸纲；都水监丞周孚掌故河防图籍、工料簿书，以通新旧水政之文；张荣为肃政河防使，察夫役、禁贪墨、护民力；刘洪道以工部尚书参掌轨路、桥梁、工造之政。又命胡寅以燕山路经略使兼提举燕云屯田、水利，参定民力、簿籍、工役诸法。
十二年，刘洪道始作轨路于陕州，以避大河险滩，逾年乃就。报至制置司，浚因奏曰：“河道既治，则漕路不得不更；漕路既更，则舟运必有不继之处。今陕州一试既成，凡舟楫所穷、险滩、重载之处，皆可酌用轨路。”帝可其奏，遂置轨路司，隶工部，使专掌轨路规画、营造之事。由是，澶州、大名诸中流工役，凡料场至堤岸，石木转输之处，皆试以短轨转输。上流则修治宁夏故渠，筑遏沙诸堰，植柳以固堤，与中流缕堤、遥堤之役相继并作。
十三年，束水攻沙之法既行，汴河水势浸杀。浚奏曰：“大河未定，而漕计宜先备；漕路未绝，而轨路宜先成。如此，然后都邑不扰。”帝遂诏刘洪道先议商丘至开封轨路；又以徐州煤铁为军器、河工所资，命修短轨接入运河。十四年初，西辽阴诱大同及契丹诸部，诸部举兵作乱。胡闳休先觉其谋，时镇宁夏，遏绝其与河西声援，北疆之乱月余而平。其年，耶律余睹卒于乱军中。宁夏路经略使胡闳休以前后之功，特进封武威郡王，预中兴靖难柱臣之列，召除兵部尚书。浚以胡闳休熟西北军屯、卫所调发及商路险阻，遂委以轨路征发与卫所调度，使董京津、汴洛及乌鞘岭诸役。又命郦琼主大庾岭轨路，使南方重载得以逾岭转输。
十五年，汴水势衰，几不可漕，京师馈运一时不继，物价翔贵，中外震扰。或请暂缓河工，浚执不可，曰：“河事中辍，前劳尽废。汴漕虽一时未便，犹可更设转输；大河若更失治，则河北百年不得宁矣。”浚遂具疏陈其策，帝从之，诏张荣镇齐鲁，护梁山泊、广济河漕道；又以海运米入山东、天津，并用商丘至开封轨路，接续旧汴河转输。会陈留转运判官崔彦章迁延木石、夫粮之给，一堤坐是失期，春水暴涨，几至溃决。浚由是曰：“治河不败于水，常败于吏。贪酷者害民，罢软者坏事，其罪一也。”遂更立河工簿籍之法，木石、夫粮、轨路、堤役，皆定程期；违限者，虽有清望、资序，不得自免。
中秋祀毕，帝召秘阁、公阁诸臣，共议大政。浚进曰：“王安石虽言功利，亦未尝不以义理为准绳，道德、功利非相背驰也。”赵鼎为众陈建炎以来诸政，浚又进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国家之事，方在未半，不可有自满之意。”既而廷议民间倍称取息之弊。浚、康伯等言：“青苗之法，本欲裁抑兼并，以资军国；其所以不行者，多坐豪右富民不便也。”赵鼎与吕好问、刘汲、李光、陈规等皆以旧法多弊，州县因缘取利，强为抑配，不可仍旧。帝遂命修律，限民间贷息，违者重罚入刑，又命寺观及有产富民之家掌出纳，官为董察，以轻息贷民。
十月，耶律余睹来归，告曰：“虏将割陕北诸郡与夏，耶律大石亦已建国于西域。”帝乃集宰执、尚书及御营将领大议之。鼎以余睹之言未可遽信，且忧遽兴西北兵事，摇动新立财赋之法。浚曰：“虽不论陕北，连结西辽，亦合大计。自古两汉经营西域，正以断北虏之臂，成夹击之势；神宗经营河湟以遏西夏，亦此意也。”胡世将为兵部尚书，进曰：“陕北用兵，馈运艰远，非中原、关中之比。巴蜀甫供尧山军兴，创痍未复，不宜更重取办。”曲端继进抗言甚厉，谓延安不可拱手予夏。浚、赵鼎并呵止曰：“毋以荒悖之辞摇乱廷议。”帝遂遣枢密院承旨胡闳休使西域，通好耶律大石，徐图河西、阴山夹攻之策。浚又乞先赴关中，经画诸军事，帝不从。
六年，朝廷与西辽合兵平夏。七月，置宁夏路。八月，知湟州梁嘉颖上疏，愿车驾留长安，经理关西，因兴、灵之粟，河套之商，西域之通，以厚国本；俟力既充，则出河东，据太行，渐规河北。疏入，中外大骇。浚自东京奏言：“今关西已平，若立本长安，旁通巴蜀、河湟、河套，远结西域，则形势上据，可以规取河东、河北，非徒守东京之势可比也。”帝终不纳其议，九月，还东京。
是年冬，浚子栻生。赵鼎使其子汾致书称庆，并以罗帛、银器为洗儿之赠。鼎因书为戏曰：“他日子孙长成，吾两家未必不为婚姻也。”浚览书，亟复书称谢。未几，浚丁母忧。帝以军国方殷，诏夺情，仍领枢府。浚固辞，不许，乃素服视事。时士论私以赵鼎子女名多从水，浚族子弟名多从木，戏目二府亲旧为“水人”“木人”。
詹大方先以文字敏给，为浚所荐，充枢密院编修。闻鼎致贺于浚，遂阴使所善御史薛弼以风闻论奏，言：“东西二府，一主庶政，一主军机，皆国家大柄也。鼎、浚旧相亲厚，今又私约婚姻，岁月既久，势将相结，内外趋附，非社稷之利也。”因劾鼎。中丞李光见其奏稿，即封还，曰：“台谏之职，在正君失、论国是，安得以暧昧风闻为事？”遂上疏，请罢薛弼。帝批曰：“台谏论事，当明白正大。此等风闻，不足以污二府。”诏夺弼台职。大方后又托其所结浚府家吏传语，言今士论多归赵鼎，若不稍抑其势，异日必为掣肘。浚闻言怒甚，逐其家吏，使告大方曰：“赵元镇与吾议论虽多不同，然皆以国事相持。此人因私家贺礼构为党议，是欲陷吾为结党者也。”浚遂上疏自劾荐引不当，并论大方构党之罪。诏罢大方枢密院编修，勒停其官，付吏部注授远州监当。
七年正月，吴贵妃撰《水浒传》行于世，其间多寓靖康后事，中外由是纷然疑议。浚乃设宴私第，邀兵部尚书刘子羽、户部尚书林景默、吏部尚书吕祉、骑军都统制曲端，共议北伐大计。曲端以为御营兵力未广，非速加扩充，无以任恢复之役。林景默曰：“北伐用度浩大，百姓税赋不可更增，国家当别求生财之道。”吕祉曰：“凡与虏为敌，皆可暂与通好，以成拒虏之势。”刘子羽曰：“靖康以来，国家再立，北伐者，所以正大义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无由成。”浚综众言曰：“恢复之举，非独恃一军一将也。兵额不广，则无以战；财用不足，则无以继；外援不结，则势孤；大义不明，则名疑。东南膏腴，实为军兴根本，尤宜先定。”
二月，李纲率东南士民言事，乞别设东南邸报。浚、赵鼎、李光等中枢大臣皆不可其议。于是朝廷重申报禁，政令、经义、时势之文，悉归邸报；若诗文、小说、商贾告示，无预政事者，听其自便。未几，浚于御前上北伐五议。其一曰广兵，度国用所堪，渐益军额；仍于兰州、兴庆府、阴山诸处立屯戍转应之所，以召发吐蕃、党项、契丹、蒙古散部。其二曰结援，请召大理、交趾、高丽诸国使人来朝，共图伐虏；又纳蒙古、西域、吐蕃诸部质子，以坚外援。其三曰固后，命权邦彦经理江西，郭仲荀练后备之兵，以定南服，蓄恢复之兵。其四曰正名，靖康大耻，不可讳而不明；愿二帝自叙宣和、靖康之失，使中外晓然；陛下复明诏天下，言朝廷与虏势不俱存，两河义不可弃，北伐实国家根本之计。其五曰建财，乞令户部条具三五年间生财、恤民、蓄积之策，若国债、兑爵、交子务诸事，并付公议，使中外知国家取财，非为他用，悉以供恢复。
帝闻之大悦，左右执鼎、浚手，谓曰：“卿等一谋一断，正如唐房、杜相须。有此辅佐，天下不足忧也。”乃命浚以北伐五议明发邸报。三月上旬，马伸为刑部尚书，奏言浚五议务为进取，太锐而少持重。帝诏秘阁诸臣及百官杂议其可否。秘阁议状，右浚者二十七，异议者六；百官群议，右之者百三十六，异者十七。帝遂下旨曰：“廷议既定，其悉用枢相张浚五议施行。”自是北伐五议定为国是。既而使者分诣少林、洞霄，以行正名之事；命邦彦经理江西，仲荀练后备之兵，以固南方；又遣诸使四出，通好大理、交趾、高丽、西辽、蒙古诸部。五议之中，广兵之议先哗中外。守令患供养之费，诸将竞请益兵额。枢府与御营因共定条格，以陆军、骑军为先，而关西为重，又擢下级将校，补实诸军。
三月季旬，前公相李纲自东南上疏，力劾浚冒进误国，引用憸邪，摈逐正人；又以浚娶宇文虚中侄女，指其在关西有党附之嫌。浚入见，请辞位。帝不许。浚因自辨曰：“臣初婚宇文氏，未尝预政柄。昔在关西，与虚中同任事，往来既多。虚中念臣遭靖康乱离，久阙正室，故以兄弟之女归臣。臣时谓婚姻得宜，岂料今日遂成朋党之口实。”帝顾浚曰：“卿今日受屈，朕知之。”浚泣不能对。帝因谕执政曰：“方今大政既举，异论必繁，诸卿居宰执之任，当任其责。岂可以一时谤议，遂废国家事乎？”诏北伐五议毋得中辍。寻定广兵之制，诸军通增兵额四万五千，而关西独得二万五千，以备河东用兵。
七年冬，帝寝疾。杨沂中为御前统制官，疑禁中旧人或乘上疾为变，阴语浚，请先严宿卫。浚以宫禁之变，事连宗社，未敢遽断，遂与刘子羽、林景默诸人屏语议之。子羽力争，以为不可徒凭疑虑，即于禁中兴大狱。浚乃悟，曰：“此事若有实迹，自当依法处置；若徒因疑虑先发，是自为国家启乱也。”遂寝其议。寻京师讹言竞作，多诋建炎以来朝廷大政，且有请复奉二宫临政，或别择宗室，或请皇子监国者。及帝视朝，遂诏诛黜曹泳、王次翁等倡为讹言者，又集吕好问、赵鼎、浚诸臣，参定储贰制度，不置东宫。
八年春，泉州番寺事起，浚以勾龙如渊处置敏给，荐其可用，召为工部左侍郎。未几，福建士人讦胡寅家事，太学、廷臣多为之议。已而皇城司按得情状，乃知勾龙如渊阴嗾闽士为之。浚以如渊出己所荐，入见请罪。帝慰谕之，不听去位。赵鼎因请以勾龙如渊除大理寺卿，令其亲按闽士讦寅家事之案。帝从之。浚承诏行其事。如渊闻迁大理寺卿，乃入对服罪，寻伏法。浚因奏曰：“如渊诛矣，然北伐方兴，诸司事繁。若无考核之法以绳群吏，则趋进小人必缘大政以进身，阴挠国计。”赵鼎亦以为此事不可止于诛一小人，遂奏请设六科，专纠六部稽违；又请帝南巡，以安抚东南士民。浚亦以为然。帝乃诏置六科，隶御史台，以考课诸部事务；南巡之议亦由是定。
已而车驾南幸，诏行摊丁入亩诸法。朱胜非等旧臣入京，阴讽赵鼎、浚诸执政，且造言浚第宅逾制，私聚“木人”。车驾至杭州，九年上元夜，帝因众会，显辨浚之诬。朱胜非无以应，乃乞归田里自养。七月，诏以吕颐浩自两浙路经略使除枢密院副使，加归德军节度使，都督河北东西路、河东路、燕山路军国事。吕颐浩既至东京，军前号令、调发，多归其节制。浚犹居枢府，而河北、河东诸军方略，不复得专决。
九月，车驾还东京。未几，帝驻跸吾山大营，虏帅讹里朵暴卒，帝乃下诏北伐。命吕好问、赵鼎、刘汲、浚、陈规依旧会秘阁、公阁，总持庶政；又使浚总东京以南馈饷军资、转输诸务。浚因奏乞出督河北诸军。帝不许，手札谕之曰：“今日之势，非武侯出祁山，乃昭烈争汉中也。武侯之任，在镇后方、足馈运。”浚得札，惕然上章待罪，乞寝前请，复尽心转输馈饷。
十一月，河东告捷，报至东京；赵鼎故里闻喜亦复入版图。赵鼎乃置酒于第，惟延浚与胡寅。浚曰：“若益岳飞兵马，或可年前破大名府。”胡寅曰：“国家方略，久以河东为重；岳飞在河北，不过偏师牵制。公若为一时功名，遽摇成算，岂宰执体乎？”胡寅复引浚前因檄文不用而不平于崇文院事，责其不能静心任事。浚愧谢曰：“吾此举诚非宰执体统。”
居数日，岳飞暂舍河北三州，悉众围大名府。河北士民数万冒冬流徙，京师为之震扰。秘阁、公阁之士多有责岳飞轻弃州县，使东京当虏兵之冲者。浚闻之，召秘阁言事者诘其故。或言岳飞弃三州而围一城，恐失民心，动摇国本。浚曰：“今日成败，在大名一城。虏师主力既系于此，则三州暂失，后尚可收。若因流民震扰而动京师浮议，遽还岳飞，使大名不克，则河北之事去矣。秘阁论民瘼则可，预摇军机则不可。”浚遂与赵鼎同止秘阁之议，吕好问亦谕公阁诸人，令勿更群聚纷论。
京师上下复惧虏师乘隙南来，陈规自请董京师守御，誓无阙失。浚欲自诣飞营，镇军前事，并董薪刍、石炭、军资馈运。赵鼎以浚方总东京以南军资馈运，不可轻离中枢。胡寅亦自请诣岳飞营。浚与鼎遂定议，使寅诣飞营，按视军政，兼总薪刍、器用、馈饷转输。浚亲移文诸路转运司，命石炭、薪刍、粮械皆听胡寅调发，毋因秘阁浮议而观望迟误。
岁除，大名、太原并克，虏在河东、河北藩篱尽坏。十年二月三日，王师与虏师会战于获鹿。鏖战一日，虏军主力大溃，精锐死降殆尽。捷闻至京，诏宣诸将赏格，且及大宗正之长子赵不凡死事状。浚因不凡战没，躬往大宗正第存问，复请优恤其家。
是夕，林景默诣浚第，语之曰：“获鹿之胜已定，天下自此当由兵乱而入治平。昔上在军前，百司居东京，机柄内外分属而不相疑者，盖以大敌未平也。今功业告成，而制度仍旧，久之则君臣情隔，御前与朝廷或各生疑畏矣。”浚曰：“朝廷与陛下，本一体也。”景默曰：“兵兴之世，与治平之世异。吾辈既受陛下腹心之寄，又居国家重任，正宜先天下而虑其治乱。”
翌日，浚在秘阁荐吕祉出使军前，因托以密札上达。札略曰：“恢复之功既就，军兴权宜之制，非可久守。河朔陷没十载，今始来归，庶务草创；而中原、东南、巴蜀供亿军兴，民财物力，几于殚尽。乞陛下速定军后大计，早还京师，躬总裁兵、授田之政，使民心、军心有所安。臣以乱世受任枢密，久掌西府，今后或留或去，皆听陛下处分，不敢以旧功自安。”
十年秋，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中兴十八定策勋臣。浚久掌枢府，规画有方，建北伐五议，又总后方军资馈运，赞襄中兴之业，得预其列，进封汉王。帝因明诏中外，举裁兵、治河、渐议都燕诸战后大政。浚犹居枢府，帝使专总裁兵、安卒诸事。车驾东还，次南京应天府。先是，帝诏诸王集南京，祭陈王张所，以其建炎二年死节也。
祀事既毕，帝召两府重臣及诸王入南京行宫，参定兵后军制。浚时以汉王、枢密使奉诏专司御营裁军安置，遂陈裁军、改军、安卒三事。浚言：“兵众而不练，徒耗国用；兵退而无籍，必为民患。北伐既成，御营诸军宜通减十万。前、后、左、右、中诸军旧号，皆因军兴时诸帅各自成军而设。今四方渐定，愿罢御营五军并骑军、水军、后备军旧号，按驻泊要地与职掌轻重，更定七军之制。其裁减之卒，亦不可徒然遣散，宜给田定籍，使之耕守。”
齐王张俊先言曰：“右军从臣岁久，人疑为私。臣请首释兵权，散隶诸镇，以率诸将。”秦王韩世忠奏曰：“北方既平，兵制当一归朝廷，不宜复系旧将之名。臣愿罢左军旧号，散其部曲，惟乞优恤死事及老病诸卒。”魏王飞曰：“所留者能战，所退者得所，臣无异议。”韩王吴玠曰：“后军本多西军旧卒，臣若不先自裁减，则何以服诸军？臣谨奉诏，惟愿即关陕、河东置卫所，以处老卒，平居耕田，有警征发。”鲁王张荣曰：“臣愿裁水军，惟乞朝廷别为水卒定其去就。”帝从其请，择水军精锐，分隶内河水师；其余别立外洋海军，听御前节制。镇戎郡王、骑军都统制曲端以获鹿损伤惨重，自请不复专掌骑军，愿留燕云镇抚蕃骑。端曰：“令一则旧部皆为王师，令紊则腹心亦成国患。”李彦仙、王德、郦琼、田师中诸王亦皆愿各率所部，听朝廷裁汰编置。
帝乃亲定七军之号，又更都统制名曰都统官。以世忠领御营镇朔军，屯守燕山及长城诸塞；以飞领御营安东军，镇辽东、塞外及契丹新附诸部；以玠领御营中卫军，镇京东、京西、淮南；以彦仙领御营保晋军，镇河东、大同；以德领御营安西军，镇陕西、宁夏、秦凤；以琼领御营定南军，镇广南、川蜀；以师中领御营靖海军，镇两浙、江南、福建、荆湖。诸帅旧部皆分隶各军，使诸将不得专有旧兵，而诸军各有所守。
华王、枢密副使宇文虚中奏曰：“关陕旧有军、监之制。臣前治关西，因屯戍以处罢兵，蠲其田赋，平居耕垦，有警守御州县要害，行之颇便。”首相、冀王赵鼎亦赞其法。浚奏曰：“此法行于关陕而有验，则推之天下无不可者。今诸军裁汰十万，宜即以屯戍授田之法处其退卒，因以革旧厢军之弊。”帝遂名其制曰卫所，取“卫”以继旧军之号，取“所”以系属县之地。又诏诸路各置都指挥使，总本路卫所军籍、屯田、教阅、巡防之政，与七军都统官内外相维。南京军议既定，帝诏浚限半岁成裁兵、分镇、置卫所之制。
十年冬，裁兵大定，七军始分镇移戍。岳飞领安东军北戍辽东及契丹新附诸部，所须冬衣、毡帐、刍秣、弓弩、铁甲甚急。枢府文符既下，都省、户部、兵部、军器监及诸路漕司皆奉行之；而新旧军名、军籍尚未画一，故诸司案牍前后相戾。冬衣或循前军旧额，误输燕京镇朔军仓；刍秣或据骑军旧籍，仍送关中安西军仓。安东新籍骑卒，以军器监簿书未改，马甲弓矢亦不得以时给。安东前部既抵平、营诸州，军需犹未以期至，沿途州县不敢擅改发遣，但递申东京取旨。
奏至东京，浚怒，与赵鼎召户部、兵部、军器监及诸路漕臣至秘阁，按问其故。诸司皆持案牍自辨曰：“南京更制以来，御营旧名已罢，七军新号已行，而旧籍、新籍、卫所籍与仓储转运诸簿，未能画一。”州县若依旧号发运，则恐违新制；若依新号改发，又恐无枢密院明文，故不敢擅动。浚乃入奏曰：“愿益置枢府属吏，分为数曹，以掌军图、军籍、器甲、馈运。凡七军、卫所文书，悉归枢府勾稽，则新制乃可画一而行。”帝闻之曰：“获鹿之后，卿尝言军兴权制不可长守。今诸军虽分，而冬衣之给、刍秣之发、军籍之定，动须汉王画诺。士卒既不属旧帅，而百司复尽仰枢府，是又一权制也，岂可久乎？”浚不能对。帝复曰：“枢府所任，在裁决军国大计，非使为诸军案牍吏也。卿若凡事自领，则安东今日稽误，保晋、安西明日亦将稽误，虽卿才力，岂能遍治天下诸军？”浚惶恐待罪，帝释不问。
明日，浚、赵鼎同奏曰：“宜别置御营参谋、宣化、军器、转运四使司，凡军国大端，仍听枢府节制；日用诸务，则四司各任其职。卫所兼涉州县庶务及军籍、屯田，乞以都省总其纲纪，兵部掌其籍帐、屯田、教阅。”帝从之，诏置御营四使司，参谋司主谋画机宜，宣化司主教阅军纪，军器司主制造验发，转运司主军需馈运。自是迄十一年春，诸军悉分入七军诸镇，卫所、四使司亦粗成其制。自建炎元年至是，军制因兵兴而为权宜者十年，至此乃复于常。
初，赵鼎进《国是十事疏》，帝采其十事，以定中兴既成后之军国大计，命浚兼总河渠、武略之政。是夏，车驾巡按河道。将行，浚以贺州进士林勋习知水利，荐其扈从按视河渠。帝曰：“河事一起，钱粮取办于天下，役夫动以数十万计。用人、立法，尤为大计。苟任非其人，卿能任其责乎？”浚曰：“臣岂敢保勋必不谬误？顾今日朝廷所急者，正在兼明田土、水利、兵农之人耳。若专任都水故吏，则其才或足以缮一堤、治一郡，未必能经画全河、规度天下。臣愿先使林勋随驾验视河道，若其言可用，臣愿任举主之责。”帝乃召勋随驾。
既而车驾发东京，按行河道。浚以枢密使，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刘洪道以工部尚书，林勋以权检详两河水利文字，皆从行。及至河北故决之地，流民依河结庐，乞食道旁。帝问浚曰：“河北甫归版图，而流民已至此。若更兴河役，动数十万人，非益困新复之民乎？”浚曰：“臣以为河役正可用以处流民。两河流民无田无业，若散在州县，州县力不能赡，日久必为盗。今河工方兴，宜籍流民、退卒之丁壮，给以粮食、庐舍，使从役河上；役毕，则计功授田，或编隶卫所。此非役民，乃活民也。给其食，使有居；许其田，使有望。流民得食，退卒得业，河工得人，州县亦免盗贼之患。”
帝复问曰：“河役所费钱粮，将安取给？”浚曰：“河事虽大，尤不可重困田家。常民不夺农时，则岁食可继；其所费用，愿以五年为期，行治河官债，并以卫所屯粮、海运转输相济。臣岂敢言其不费？顾征常民以供役，虽省国用，而怨归朝廷；合官债、海运商利、卫所屯粮、流民工役而用之，虽费稍广，而民情可安。”胡寅亦言：“流民、退卒、旧厢军若使就役，须先立工粮簿籍，日食、日给、日役，皆著于定籍。否则号曰赈恤，而实同役民。”
车驾又按视澶州、大名、商胡故决口等中游险处。林勋因河势进曰：“河事非独水道也，田土、漕运、民生，皆所当并计。上游沙势不制，虽筑堤于中流，无所补也；中流河身不束，则下游必成悬河。若使大河专受浑沙，则汴水漕道势必日坏；是以分清浑之流、易转输之道，二者须并行不废。”帝曰：“汴漕若坏，则东京、中原馈运，将何所恃？”洪道进曰：“凡漕路不通者，宜以火药破石，凿岸开径，别设车道以继水运。”帝复曰：“车行久则辙成。今若先设坚木为轨，使轮循轨而进，其险要处更以铁皮护之，则重车皆可缘轨而行，无陷泥阻滞之患。”洪道遽募匠作试造，行之果便。帝大悦，因名其制曰轨路。
车驾循下流，按视沽水入海处。林勋陈定河之北流、疏浚海口之策，以为下流若不归槽入海，河北终无安澜之日。洪道又曰：“异日都燕，燕京、天津之间，须使水陆转输相接。否则海舶虽达直沽，而京师取给，犹不能猝办。”浚因奏曰：“治河、迁都、漕运，三者相为表里。使大河专泄浑沙，清流别通漕运，舟运不继处以轨路续之，则中原、河北、燕京之利可兼得也。”复言：“治河之役既举，则军户、流民数十万萃于河上。役多犹可办，所患乃吏胥侵渔、粮给不实、簿籍纷乱耳。工粮有亏，则役夫怨；工程冒滥，则国家受弊。愿以河道分段，以夫役分番，以粮给分仓；并更张旧驿递、递铺及厢军之法，使案牍、刍粮、役籍皆有可考。乞特设肃政河防使，使得以军法按行河上，凡侵克工粮、虚冒功役、虐使夫丁者，皆专治之。”帝从浚请，置肃政河防使，命鲁王张荣为之，专按河役，禁吏胥侵克虚冒之弊。张荣遂将肃政营按行河上。
十一年九月，巡河既毕，帝问浚曰：“林勋可任乎？”浚曰：“臣始荐勋，所凭者特其书策、图籍耳。今随驾巡河，所言多能合实。臣前愿任举主之责，今敢践其言。河事非都水监旧吏所能独办，必得兼明田土、水利、兵农、漕运之人，然后可任。”帝遂置两河水利制置使司，命浚充制置使，总钱谷、卫所兵夫、流民工役、诸路馈运；林勋为都水使者兼制置副使，掌测量图籍、河势、水法、营造诸纲；都水监丞周孚掌故河防图籍、工料簿书，以通新旧水政之文；张荣为肃政河防使，察夫役、禁贪墨、护民力；刘洪道以工部尚书参掌轨路、桥梁、工造之政。又命胡寅以燕山路经略使兼提举燕云屯田、水利，参定民力、簿籍、工役诸法。
十二年，刘洪道始作轨路于陕州，以避大河险滩，逾年乃就。报至制置司，浚因奏曰：“河道既治，则漕路不得不更；漕路既更，则舟运必有不继之处。今陕州一试既成，凡舟楫所穷、险滩、重载之处，皆可酌用轨路。”帝可其奏，遂置轨路司，隶工部，使专掌轨路规画、营造之事。由是，澶州、大名诸中流工役，凡料场至堤岸，石木转输之处，皆试以短轨转输。上流则修治宁夏故渠，筑遏沙诸堰，植柳以固堤，与中流缕堤、遥堤之役相继并作。
十三年，束水攻沙之法既行，汴河水势浸杀。浚奏曰：“大河未定，而漕计宜先备；漕路未绝，而轨路宜先成。如此，然后都邑不扰。”帝遂诏刘洪道先议商丘至开封轨路；又以徐州煤铁为军器、河工所资，命修短轨接入运河。十四年初，西辽阴诱大同及契丹诸部，诸部举兵作乱。胡闳休先觉其谋，时镇宁夏，遏绝其与河西声援，北疆之乱月余而平。其年，耶律余睹卒于乱军中。宁夏路经略使胡闳休以前后之功，特进封武威郡王，预中兴靖难柱臣之列，召除兵部尚书。浚以胡闳休熟西北军屯、卫所调发及商路险阻，遂委以轨路征发与卫所调度，使董京津、汴洛及乌鞘岭诸役。又命郦琼主大庾岭轨路，使南方重载得以逾岭转输。
十五年，汴水势衰，几不可漕，京师馈运一时不继，物价翔贵，中外震扰。或请暂缓河工，浚执不可，曰：“河事中辍，前劳尽废。汴漕虽一时未便，犹可更设转输；大河若更失治，则河北百年不得宁矣。”浚遂具疏陈其策，帝从之，诏张荣镇齐鲁，护梁山泊、广济河漕道；又以海运米入山东、天津，并用商丘至开封轨路，接续旧汴河转输。会陈留转运判官崔彦章迁延木石、夫粮之给，一堤坐是失期，春水暴涨，几至溃决。浚由是曰：“治河不败于水，常败于吏。贪酷者害民，罢软者坏事，其罪一也。”遂更立河工簿籍之法，木石、夫粮、轨路、堤役，皆定程期；违限者，虽有清望、资序，不得自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