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文忠张浚 中（翻译）
临近建炎五年的中秋，皇帝查看守节功臣和义烈民户的名册，又商议如何安置韩肖胄、孔氏叔侄等有声望却暂不适宜担任实际职务的人。
张浚奏请仿照秘阁列席议政的办法，在宣德楼外原尚书省旧址设置“外阁”，让年高有德、素负声望的人定期聚集议事，上书陈述意见。皇帝认为“外阁”这个名称不妥，改名为“公阁”，命有关官署拟定具体制度上报。
诸位宰相从宫中退出后，吕好问以公相身份告诫各位执政，谈到绍兴津事后朝廷议论多次反复，指出过分持重同样可能误国。他说：“宰执未能预先妥善处置，是东西二府的过失。倘若再使陛下萌生退居大元帅府的念头，我们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
吕好问又对张浚说：“先前二府过分持重，致使和议逐渐滋长；如今主和大臣离职，主战的新进官员必将递补要职。你是主战派的首要人物，倘若放任这些人同诸将相互勾连，只求进兵而不顾财赋和民力，便会从前一种偏失走向另一种偏失。枢密重臣责任重大，贵在上承皇帝意旨，下调众人议论，使国家财计安稳，然后才可谋求功业。”张浚低头接受了他的教诲。
中秋祭祀结束后，皇帝召集秘阁、公阁诸臣共同讨论国家大政。张浚进言说：“王安石虽然重视功利，却也未尝不以义理作为准则；道德与功利并不是彼此背离的。”赵鼎向众人陈述建炎以来的各项政事，张浚又说：“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国家事业还远未完成，不可产生自满之心。”
随后，朝廷讨论民间以高额利息放贷的弊病。张浚、陈康伯等人认为：“青苗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补助军国开支；它不能推行，往往是因为豪强富户感到不利。”
赵鼎与吕好问、刘汲、李光、陈规等人则认为旧法弊病太多，州县常借机牟利，强行摊派，不可照旧恢复。皇帝于是命人修订法律，限制民间借贷利息，对违犯者严惩入刑；又命寺观和有产业的富户负责钱物出纳，由官府监督，以较低利息借贷给百姓。
十月，耶律余睹前来归附，报告说：“金国准备把陕北各州割给夏国，耶律大石也已经在西域建立国家。”皇帝于是召集宰执、尚书和御营将领举行大议。赵鼎认为耶律余睹的话不能立即全信，又担心仓促在西北发动战争，会动摇刚刚建立的财赋制度。
张浚说：“即使暂且不论陕北，联结西辽也符合国家大计。汉代经营西域，本就是为了斩断北方强敌的臂膀，形成夹击之势；神宗经营河湟、遏制西夏，也是这个用意。”兵部尚书胡世将进言：“陕北用兵，粮饷运输艰难遥远，不能同中原、关中相比。巴蜀刚刚供应尧山大战，创伤尚未恢复，不应再加重负担。”
曲端随后慷慨激烈地发言，认为不能拱手把延安让给夏国。张浚和赵鼎一同喝止他说：“不要用荒唐激烈的言辞扰乱朝廷议论。”皇帝于是派枢密院承旨胡闳休出使西域，与耶律大石通好，逐步筹划从河西、阴山夹击夏国的方略。张浚又请求先去关中筹划军事，皇帝没有同意。
建炎六年，朝廷与西辽合兵灭亡夏国。七月，设置宁夏路。八月，湟州知州梁嘉颖上疏，请求皇帝留驻长安，经营关西，利用兴州、灵州的粮食、河套的商业和通往西域的道路，充实国家根本；等力量充足后，再出兵河东、占据太行山，逐步谋取河北。
奏疏送到后，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张浚从东京上奏说：“如今关西已经平定，若以长安为根本，近可联通巴蜀、河湟、河套，远可结交西域，便能居高控制全局，进而谋取河东、河北，远非仅守东京可比。”皇帝最终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九月返回东京。
这一年冬天，张浚之子张栻出生。赵鼎派儿子赵汾送信祝贺，并以丝织品、银器作为洗儿礼物。赵鼎在信中开玩笑说：“将来子孙长大，我们两家未必不会结为婚姻。”张浚看信后，立即回信道谢。
不久，张浚的母亲去世。皇帝因军国事务繁重，下诏命他停止守丧，仍主管枢密院。张浚虽然坚决辞让，但皇帝没有批准，他只得穿着素服处理政务。当时士人私下因赵鼎子女名字大多带水旁、张浚族中子弟名字大多带木旁，戏称两府亲近之人为“水人”“木人”。
詹大方先前因文字才思敏捷，被张浚推荐担任枢密院编修。他听说赵鼎向张浚贺喜，便暗中唆使与自己交好的御史薛弼根据传闻上奏，说：“东府主管日常政务，西府主管军机，都是国家重权。赵鼎和张浚旧日便关系亲密，如今又私下约定婚姻，时间久了必将相互勾结，内外官员也会趋附他们，不利于国家。”并且据此弹劾赵鼎。
御史中丞李光看到奏稿，立即封还，说：“台谏的职责，在于纠正君主过失、讨论国家大政，怎么能拿暧昧不明的传闻来说事？”于是上疏请求罢免薛弼。
皇帝批示说：“台谏议论事情，应当明白正大。这类传闻，不足以污损二府大臣。”下诏撤去薛弼的台谏职务。后来，詹大方又托与他勾结的张浚府中家吏传话，说如今士人议论大多归附赵鼎，若不稍加压制，将来一定会掣肘张浚。
张浚听后非常愤怒，赶走这名家吏，让他转告詹大方：“赵元镇与我的议论虽然常有不同，却都是为了国事彼此坚持。此人借私人贺礼制造党争，是想陷我于结党之名。”张浚上疏自劾荐人不当，并揭发詹大方制造党争的罪过。皇帝下诏罢免詹大方的枢密院编修，交吏部安排到偏远州郡担任监当官。
建炎七年正月，吴贵妃撰写的《水浒传》流传于世，书中多有寄寓靖康以后史事的内容，朝廷内外因此议论纷纷。张浚便在私宅设宴，邀请兵部尚书刘子羽、户部尚书林景默、吏部尚书吕祉、骑军都统制曲端，共同商议北伐大计。
曲端认为御营兵力还不够雄厚，不迅速扩军便无法承担恢复故土的战争。林景默说：“北伐耗费巨大，百姓赋税不能再增加，国家必须另寻生财之道。”吕祉说：“凡是与金国为敌的国家和部族，都可以暂时通好，借此形成共同抗金之势。”刘子羽说：“靖康以来，国家重新建立，北伐是为了伸张天下大义。名分不正，言论便不能顺理；言论不顺，事情便无法成功。”
张浚综合众人的意见说：“恢复大业，不是只凭一支军队、一个将领就能完成。兵额不扩大，便无法作战；财用不足，便无法持续；外援不结，力量便孤单；大义不明，名分便有疑问。东南土地肥沃，是军兴的根本，尤其应当首先安定。”
二月，李纲代表东南士民上书，请求另外设置东南邸报。张浚、赵鼎、李光等中枢大臣都不同意。朝廷于是重申报刊禁令：有关政令、经义和时势的文章，一律由官方邸报刊行；诗文、小说和商人告示等与政事无关的内容，则听任民间自行刊刻传播。
不久，张浚在皇帝面前提出了北伐的五项建议。
第一是扩充军队，根据国家财力能够承担的程度，逐步增加军额；又在兰州、兴庆府、阴山等处设置屯戍和转应基地，以便征召吐蕃、党项、契丹、蒙古各散部。
第二是联结外援，请召大理、交趾、高丽等国使者入朝，共同谋划讨伐金国；又接纳蒙古、西域、吐蕃各部的质子，巩固外援。
第三是安定后方，命权邦彦经营江西，郭仲荀训练后备军，以稳定南方，积蓄恢复力量。
第四是端正名分，靖康大耻不可隐讳不明；请求二帝亲自叙述宣和、靖康时期的过失，使朝廷内外明白前因后果；皇帝再下明诏告知天下，说明朝廷与金国势不两立，两河不可抛弃，北伐是国家根本大计。
第五是建立财源，请户部拟定三五年内生财、恤民和积蓄的办法，国债、以爵位换取财物、交子务等措施，都应交付公开讨论，让天下人知道国家筹财不是为了其他用途，全部用于恢复。
皇帝听后十分高兴，一手拉着赵鼎，一手拉着张浚，说：“你们一人善谋、一人善断，正像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相互配合。有你们辅佐，天下不足忧虑。”于是命张浚把北伐五议公开刊登在邸报上。
三月上旬，刑部尚书马伸上奏，认为张浚的北伐五议一味进取，过于锐进而缺少持重。皇帝命秘阁诸臣和百官共同讨论其可否。秘阁的议状中，赞成张浚的二十七人，持不同意见的六人；百官讨论中，赞成的一百三十六人，反对的十七人。皇帝于是下旨说：“朝廷议论已经确定，全部按照枢相张浚的五项建议施行。”从此，北伐五议被确定为国家基本方针。
随后，朝廷分别派使者前往少林、洞霄宫，落实端正名分之事；命权邦彦经营江西、郭仲荀训练后备军，以巩固南方；又派出使者，通好大理、交趾、高丽、西辽和蒙古各部。五议之中，扩军建议最先引起朝廷内外议论。地方官担忧供养费用，诸将却竞相请求增加兵额。枢密院与御营于是共同制定规则，以扩充陆军、骑军为先，以关西最为重要，同时提拔下级将校，充实各军。
三月下旬，前相李纲从东南上疏，严厉弹劾张浚急于进取、贻误国家，任用奸邪之人、排斥正直之士；又因张浚娶了宇文虚中的侄女，指责他在关西有结党依附的嫌疑。张浚入宫请辞，皇帝不许。他辩解说：“臣最初娶宇文氏时，还没有参与国家权柄。过去在关西与宇文虚中共同任事，往来很多。虚中怜臣遭逢靖康乱离，长期没有正室，所以把兄弟的女儿嫁给臣。臣当时只认为婚姻合宜，哪里想到今天竟成为指责朋党的借口。”
皇帝看着张浚说：“朕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张浚哭泣得说不出话。皇帝于是告诫各位执政：“如今国家大政已经推行，不同的意见必然增多。你们身居宰执职位，应当承担责任，怎能因为一时的毁谤议论，就废止国家大事？”下诏北伐五议不得中止。不久，朝廷确定扩军制度，各军共增加四万五千人，其中关西独得二万五千人，以准备进取河东。
建炎七年的冬天，皇帝患病。御前统制官杨沂中怀疑宫中旧人可能乘皇帝生病发动变乱，暗中告诉张浚，请求预先加强宿卫。张浚认为宫禁变故关系宗庙社稷，不敢仓促决断，便同刘子羽、林景默等人避开旁人商议。
刘子羽坚决反对，认为不能只凭猜疑，就在宫中发动大规模案件。张浚这才醒悟，说：“此事若有确凿迹象，自当依法处置；若只因怀疑便先行发难，便是我们亲手为国家开启祸乱。”张浚因此放弃此议。
不久，京城谣言四起，多有攻击建炎以来朝廷大政的言论，又有人请求重新奉二宫临朝，有人主张另选宗室，也有人请求让皇子监国。等皇帝恢复临朝后，便下诏诛杀或贬黜曹泳、王次翁等制造谣言的人，又召集吕好问、赵鼎、张浚等大臣，共同制定不设置东宫的储君制度。
建炎八年的春天，泉州番寺事件发生。张浚认为勾龙如渊办事敏捷，推荐他可以任用，于是召为工部左侍郎。不久，福建士人揭发胡寅家事，太学和朝廷官员对此议论很多。
皇城司查明情况后，才知道是勾龙如渊暗中唆使福建士人所为。张浚因为勾龙如渊是自己推荐的人，入宫请罪。皇帝安慰他，不准他辞职。赵鼎于是请求任命勾龙如渊为大理寺卿，让他亲自审理福建士人揭发胡寅家事一案。皇帝同意，张浚奉诏办理。勾龙如渊听说升任大理寺卿，便入宫认罪，不久依法处死。
张浚又奏道：“勾龙如渊虽然已经被诛，但北伐正在进行，各官署事务繁重。若没有考核制度约束群吏，急于进身的小人必会借国家大政谋取官位，暗中扰乱国计。”赵鼎也认为此事不能止于诛杀一个小人，于是奏请设置六科，专门纠察六部延误失职；又请皇帝南巡，以安抚东南士民。张浚也赞成。皇帝于是下诏设置六科，隶属御史台，考核六部事务；南巡之议也由此确定。
此后皇帝南巡，下诏推行摊丁入亩等法。朱胜非等旧臣进入东京，暗中讥议赵鼎、张浚等执政，又制造谣言，说张浚宅第超过制度，私下聚集所谓“木人”。皇帝到达杭州后，建炎九年上元夜借众人聚会的机会，公开辨明张浚所遭受的诬陷。朱胜非无言以对，便请求回乡自养。
七月，朝廷任命原两浙路经略使吕颐浩为枢密院副使，加归德军节度使，统领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和燕山路军国事务。吕颐浩到东京后，军前号令和调发多归他节制。张浚虽然仍在枢密院任职，却不再能专独决定河北、河东各军方略。
九月，皇帝回到东京。不久，驻扎在吾山大营时，金军统帅讹里朵突然去世，皇帝于是下诏北伐。命吕好问、赵鼎、刘汲、张浚、陈规仍按旧例在秘阁、公阁会商，总管日常政务；又命张浚统筹东京以南的军粮、军需和运输事务。
张浚上奏请求亲自出督河北各军。皇帝不同意，亲笔写信告诫他说：“今天的形势，不像诸葛亮出祁山，而像刘备争夺汉中。诸葛亮的职责，是坐镇后方、保证粮饷。”张浚收到手札，惶惧地上章请罪，请求撤回先前的奏请，重新尽心办理军粮运输。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赵鼎故乡闻喜也重新归入版图。赵鼎在家中设宴，只邀请了张浚和胡寅。张浚说：“若再增加岳飞的兵力，或许可以在年前攻下大名府。”胡寅说：“国家方略长期以河东为重点；岳飞在河北不过是一支牵制敌军的偏师。你若为了眼前功名，仓促改变既定部署，哪里是宰执应有的体统？”胡寅又提到张浚先前因自己的檄文未被采用，而在崇文院表现不满的事情，责备他不能静下心来任事。张浚惭愧地道歉说：“我这次的想法，确实不合身为宰执的体统。”
几天后，岳飞暂时放弃河北三州，集中全部兵力包围大名府。河北数万士民冒着严寒向南迁徙，东京因此震动不安。秘阁、公阁人士多责备岳飞轻易放弃州县，使东京直接面对金军锋芒。
张浚听说后，召来秘阁中议论此事的人追问缘由。有人说岳飞放弃三州只围一城，恐怕会失去民心、动摇国家根本。张浚说：“今日成败，全在大名一城。敌军主力既被牵制在这里，三州即使暂时失去，以后仍可收复。若因为流民震动便任由京师议论影响军机，仓促召回岳飞，使大名不能攻克，河北大事便完了。秘阁可以议论百姓疾苦，却不能预先动摇军事决策。”张浚于是同赵鼎一起压下秘阁的议论；吕好问也告诫公阁诸人，不准再聚众纷议。
京城上下又担心敌军乘隙南下。陈规主动请求负责京师守御，保证不会出现疏失。张浚想亲自前往岳飞军中，稳定前线局势，并督办柴草、石炭和军需运输。赵鼎认为张浚正统筹东京以南的军资运输，不可轻易离开中枢。胡寅也请求前往岳飞军中。
张浚和赵鼎于是共同决定，派胡寅到岳飞军中检查军政，兼管柴草、器械和粮饷运输。张浚亲自向各路转运司发文，命石炭、柴草、粮食、军械都听胡寅调发，不得因秘阁的纷杂议论而观望拖延。
除夕，大名府、太原府同时被攻克，敌军在河东、河北的屏障全部崩溃。建炎十年二月三日，朝廷军队与敌军在获鹿会战。双方激战一整天，敌军主力大败，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战死或投降。
捷报传到东京，朝廷宣布诸将的赏格，同时公布大宗正长子赵不凡战死的事迹。张浚因赵不凡阵亡，亲自前往大宗正府中慰问，又请求朝廷优厚抚恤其家属。
当夜，林景默到张浚府中，对他说：“获鹿之胜已经确定，天下从此应当由战争进入太平治理。过去皇帝在军前、百官留在东京，权力分别掌握在内外而彼此不相猜疑，是因为强敌尚未平定。如今功业已经完成，制度却仍照旧，时间一久，君臣之间就会产生隔阂，御前与朝廷也可能各自心存疑惧。”
张浚说：“朝廷与陛下本来就是一体。”林景默说：“战争时期与太平时期不同。我们既受陛下腹心之托，又身居国家重任，正应当先天下人一步考虑治乱安危。”
第二天，张浚在秘阁推荐吕祉出使军前，并托他秘密呈送一封奏札。奏札大意说：“恢复大业已经完成，战争时期的临时制度不能长期沿用。河朔沦陷十年，如今刚刚收复，各项事务都在草创；而中原、东南、巴蜀长期供应战争，百姓财力物力几乎耗尽。请求陛下迅速确定战后大计，早日回到京师，亲自主持裁军和授田，使民心、军心都有所安定。臣在乱世受命于枢密院，长期主管西府，今后是留是去，完全听从陛下安排，不敢凭借过去功劳安居其位。”
建炎十年的秋天，皇帝驻在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张浚因长期主管枢密院，筹划得当，提出北伐五议，又统筹后方军资运输，辅佐完成中兴大业，因此列入功臣名单，进封汉王。
皇帝随即向朝廷内外下明诏，推行裁军、治河和逐步商议迁都燕京等战后大政。张浚仍任枢密使，皇帝命他专门总管裁军和安置退伍士卒。车驾向东返回，驻于南京应天府。此前，皇帝已下诏命诸王会集南京，祭祀陈王张所，因为他在建炎二年殉国。
祭祀结束后，皇帝召集两府重臣和诸王进入南京行宫，共同制定战后军制。张浚当时以汉王、枢密使身份，奉诏专门负责御营裁军和安置事务，于是提出裁军、改军、安卒三项建议。
张浚说：“军队人数多却训练不足，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财用；士兵退伍后若没有户籍和归宿，必将成为百姓祸患。北伐已经完成，御营各军应总共裁减十万人。前、后、左、右、中各军旧称，都是战争时期诸帅各自组建军队形成的。如今四方逐渐安定，请废除御营五军以及骑军、水军、后备军等旧号，按照驻防要地和职掌轻重，重新制定七军制度。被裁减的士兵也不能简单遣散，应当授给田地、确定户籍，使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守卫。”
齐王张俊首先说：“右军跟随臣已经多年，别人怀疑这是臣的私兵。臣请求最先交出兵权，把部队分编到各镇，以给诸将作表率。”
秦王韩世忠奏道：“北方既已平定，军制应当全部归于朝廷，不应再沿用旧将私人部曲的名称。臣愿废除左军旧号，分散部众，只请求优厚抚恤战死和年老患病的士卒。”
魏王岳飞说：“如果留下的都是能战之士，退伍的也能得到安置，臣没有异议。”
韩王吴玠说：“后军本来多是西军旧卒，臣若不先裁减自己的军队，如何使其他军队信服？臣愿奉诏，只请求在关陕、河东设置卫所安置老卒，平时耕田，有战事再征发。”
鲁王张荣说：“臣愿裁减水军，只请求朝廷另外规定水军士卒的去向。”皇帝接受他的请求，挑选水军精锐编入内河水师，其余另设外洋海军，由御前直接节制。
镇戎郡王、骑军都统制曲端因获鹿之战伤亡惨重，请求不再专掌骑军，愿留在燕云镇抚蕃骑。他还说：“命令统一，旧部便都是王师；命令混乱，腹心亲军也会成为国家祸患。”李彦仙、王德、郦琼、田师中诸王也都愿率领所属部队，接受朝廷裁汰和编置。
皇帝于是亲自确定七军名号，又把“都统制”改为“都统官”。任命韩世忠统领御营镇朔军，驻守燕山和长城各处关塞；岳飞统领御营安东军，镇守辽东、塞外和新归附的契丹部落；吴玠统领御营中卫军，镇守京东、京西和淮南；李彦仙统领御营保晋军，镇守河东、大同；王德统领御营安西军，镇守陕西、宁夏、秦凤；郦琼统领御营定南军，镇守广南、川蜀；田师中统领御营靖海军，镇守两浙、江南、福建、荆湖。各位统帅的旧部都重新分编进入各军，使将领不能把旧兵视为私人所有，各军也都有明确的防区。
华王、枢密副使宇文虚中奏道：“关陕原有军、监制度。臣过去治理关西，利用屯戍安置退伍士兵，免除其田赋，平时耕种，有警事便守卫州县要地，实行起来很便利。”赵鼎也赞成这一办法。
张浚奏道：“这种办法在关陕实行有效，推广到天下也没有不可。如今各军裁减十万人，应当立即以屯戍授田的办法安置退伍士兵，同时改革旧厢军的弊病。”皇帝于是把这项制度命名为“卫所”：“卫”承接旧军名号，“所”表示其隶属于具体州县地域。
皇帝又下诏在各路设置都指挥使，总管本路卫所军籍、屯田、训练和巡防事务，与七军都统官在内外相互配合制约。南京军议确定后，皇帝命张浚限半年完成裁兵、分镇和设置卫所的制度。
建炎十年的冬天，裁军大体完成，七军开始分别驻守各地。岳飞统领安东军北上驻守辽东及新归附的契丹部落，急需冬衣、毡帐、草料、弓弩和铁甲。枢密院公文下达后，都省、户部、兵部、军器监和各路转运司都按令办理；但新旧军名和军籍尚未统一，各官署文书前后互相矛盾。
冬衣有的仍按前军旧定额运输，错送到燕京镇朔军仓；草料有的依据骑军旧军籍，仍送往关中安西军仓。安东军新编骑兵也因军器监簿册未改，不能及时领到马甲、弓箭。安东军前部已经抵达平州和营州，军需却仍未按期到达，沿途州县不敢自行改变发运方向，只能逐级呈报东京请示。
奏报到东京后，张浚十分愤怒，同赵鼎召集户部、兵部、军器监和各路漕运官员到秘阁，希望么美好追查原因。各官署都拿着文书为自己辩解说：“南京改军以来，御营旧名废除，七军新号已经施行，可旧军籍、新军籍、卫所军籍和仓储转运簿册还没有统一。州县若按旧军名发运，担心违反新制；若按新军名改发，又担心没有枢密院明文，所以不敢自行决定。”
张浚于是面见皇帝，请求增加枢密院属官，分设若干部门，掌管军图、军籍、器甲和粮饷运输；七军、卫所文书全部归枢密院核查，才能使新制统一实行。
皇帝听后说：“获鹿之战以后，你曾说战争时期的临时制度不可长期保留。如今各军虽然分开了，冬衣发放、草料调运、军籍确定，却仍事事要由汉王签署。士兵已经不再属于旧将，百官又全都仰赖枢密院，这不是又形成一种临时办法吗？怎么能长久呢？”张浚无法回答。
皇帝又说：“枢密院的职责在于裁决军国大计，不是让它成为各军处理文书的属吏。你若事事亲自统领，那么安东军今天误期，保晋军、安西军明天也会误期；以你的才力，难道能遍治天下诸军吗？”张浚因此惶恐请罪，皇帝宽免了他。
第二天，张浚和赵鼎共同上奏说：“应当另设御营参谋、宣化、军器、转运四使司。凡军国大事，仍由枢密院节制；日常事务则由四司分别负责。卫所同时涉及州县政务、军籍和屯田，请由都省总其纲纪，兵部掌管军籍账册、屯田和训练。”
皇帝采纳其议，下诏设置御营四使司：参谋司主管谋划机宜，宣化司主管训练和军纪，军器司主管制造、检验和发放兵器，转运司主管军需和粮饷运输。此后直到建炎十一年的春天，御营各军全部分编到七军各镇，卫所和四使司也大体形成制度。从建炎元年到此时，军制因战争而采用临时办法已有十年，至此才逐渐恢复为常制。
此前，赵鼎进献《国是十事疏》，皇帝采用其中十项建议，作为中兴完成后的军国大计，并命张浚兼管河渠和军事方略。这年夏天，皇帝准备巡视河道。临行前，张浚认为贺州进士林勋熟悉水利，推荐他随驾考察河渠。
皇帝说：“河工一旦开始，钱粮要从天下筹办，役夫动辄数十万人。任用什么人、制定什么法，尤其关系重大。倘若所用非人，你能承担责任吗？”张浚说：“臣哪里敢保证林勋一定不犯错误？只是今日朝廷急需的，正是兼通田土、水利和兵农事务的人。若只任用都水监旧吏，他们的才能或许足以修一段堤、治理一郡，却未必能够规划全河、统筹天下。臣愿先让林勋随驾查验河道；若他的意见可用，臣愿承担荐举人的责任。”皇帝于是召林勋随驾。
随后皇帝从东京出发，巡视河道。张浚以枢密使身份，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身份，刘洪道以工部尚书身份，林勋以代理检详两河水利文字身份，一同随行。到河北旧日决口地区时，只见流民沿河搭建简陋住处，在道路旁乞食。
皇帝问张浚：“河北刚刚收复，流民已经困苦到这种地步。若再兴起河工，动用数十万人，不是更加困扰新复地区的百姓吗？”张浚回答：“臣认为河工正好可以用来安置流民。两河流民无田无业，若散居州县，地方无力赡养，日久必然成为盗贼。如今河工将兴，应登记流民和退伍士卒中的壮丁，供给粮食和住处，让他们在河上服役；工程完成后，再按功授田，或者编入卫所。这不是役使百姓，而是救活百姓。给他们食物，使其有住所；许给田地，使其有希望。流民得到粮食，退卒获得生业，河工得到人力，州县也可免去盗贼之患。”
皇帝又问：“河工所需的钱粮从哪里取得？”张浚说：“河事虽大，尤其不能再次加重农民负担。普通百姓不被耽误农时，每年粮食才可持续生产。河工费用，请以五年为期发行治河官债，并用卫所屯粮和海运物资相互补充。臣不敢说这样不花钱；但若征发普通百姓服役，虽可节省国库开支，怨恨却会归于朝廷。把官债、海运商业收入、卫所屯粮和流民劳力合起来使用，虽然费用较多，民心却可以安定。”胡寅也说：“若让流民、退卒和旧厢军参加工程，必须先建立工粮簿册，每日吃多少、发多少、做多少工，都应记入正式名籍。否则名义上叫作赈济，实际上同强制役民没有区别。”
皇帝巡至澶州、大名和商胡旧决口等黄河中游险要地段。林勋根据河势进言说：“治理黄河不只是水道问题，田地、漕运、百姓生计都必须一并考虑。上游泥沙不能控制，即使在中游筑堤也无济于事；中游河道若不能约束，下游必然形成悬河。若让黄河独受浑沙，汴水漕运水道必将日渐损坏。因此，分开清水、浑水的流路，改变运输方式，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
皇帝说：“汴河漕运若坏，东京和中原的物资供应依靠什么？”刘洪道进言：“凡是水路不通的地方，可用火药破石，开凿河岸另设车道，接续水运。”皇帝又说：“车辆长期行驶会形成深辙。若先铺设坚木为轨，让车轮沿轨前进，在险要处再以铁皮包护，重车便可循轨行驶，不会陷入泥泞受阻。”刘洪道立即招募工匠试造，使用后果然便利。皇帝非常高兴，于是把这种道路命名为“轨路”。
车驾沿黄河下游巡视，到沽水入海处察看。林勋提出固定黄河北流河道、疏浚海口的办法，认为下游若不能归入固定河槽流向大海，河北永远不会安定。刘洪道又说：“将来迁都燕京，燕京与天津之间必须使水路和陆路运输相接。否则海船虽能到直沽，京师仍不能迅速得到物资。”
张浚于是奏道：“治河、迁都和漕运三者彼此配合。让黄河专门排泄浑沙，清水另通漕运，水运不能接续的地方再以轨路补充，中原、河北和燕京都能同时获利。”他又说：“河工一旦开始，军户、流民数十万人将集中在河上。工程多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吏胥侵吞、粮食发放不实和簿籍混乱。工粮亏欠，役夫便会怨恨；工程虚报，国家便会受损。请把河道分段、夫役分班、粮食分仓，并改革旧有驿递、递铺和厢军制度，使公文、草料、粮食和役籍都有据可查。另请设置肃政河防使，以军法巡查河上，凡侵吞工粮、虚报工程、虐待役夫者，都由他专门惩治。”皇帝采纳张浚建议，设置肃政河防使，任命鲁王张荣担任，专门监督河工，禁止官吏侵吞和虚报。张荣于是率肃政营沿河巡查。
建炎十一年九月，皇帝巡河结束后，问张浚：“林勋可以任用吗？”张浚说：“臣最初推荐林勋，依据的只是他的策论和图籍。如今随驾巡河，他所说的多能符合实际。臣先前愿承担荐举人的责任，现在敢兑现自己的话。河务不是都水监旧吏能够单独办理的，必须得到兼通田土、水利、兵农和漕运的人，才能承担。”
皇帝于是下诏设置两河水利制置使司，任命张浚为制置使，总管钱粮、卫所兵夫、流民工役和各路运输；林勋为都水使者兼制置副使，掌管测量图籍、河势、水法和营造纲要；都水监丞周孚掌管旧河防图籍、工程材料和账簿文书，以沟通新旧水政；张荣为肃政河防使，监察夫役、禁止贪污、保护民力；刘洪道以工部尚书身份参与轨路、桥梁和工程营造。又命胡寅以燕山路经略使兼提举燕云屯田、水利，参与制定民力、簿籍和工役制度。
建炎十二年，刘洪道开始在陕州修建轨路，以避开黄河险滩，过了一年才建成。报告送到制置司后，张浚上奏说：“河道既然治理，漕运路线就不能不改变；漕运路线一变，水运便必有无法接续的地方。如今陕州试建已经成功，凡是船只不能到达、道路险峻或需要运输重载的地方，都可以斟酌使用轨路。”
皇帝同意其请，设置轨路司，隶属工部，专门主管轨路规划和营造。此后澶州、大名等黄河中游工程中，从料场到堤岸运输石木的地方，都试用短轨。上游则修复宁夏旧渠，修筑阻沙堰坝，种植柳树巩固堤岸，并与中游缕堤、遥堤工程先后同时开展。
建炎十三年，束水攻沙的方法实行后，汴河水量逐渐减少。张浚奏道：“黄河尚未安定，漕运计划应先准备；漕运水路尚未断绝，轨路就应先建成。这样，城市和百姓才不会受到突然扰动。”皇帝于是命刘洪道先规划商丘至开封的轨路；又因徐州煤铁是军器和河工所需，命修短轨接入运河。
建炎十四年初，西辽暗中煽动大同和契丹各部，各部起兵叛乱。胡闳休预先察觉，当时镇守宁夏，切断叛军与河西之间的联系，北疆叛乱一个多月便被平定。这一年，耶律余睹死于乱军。宁夏路经略使胡闳休因前后功劳，特别进封武威郡王，列入中兴靖难柱臣，召任兵部尚书。
张浚因胡闳休熟悉西北军屯、卫所调发和商路险阻，便委任他负责轨路征调和卫所调度，督办京津、汴洛和乌鞘岭各项工程；又命郦琼主持大庾岭轨路，使南方重载能够越岭转运。
建炎十五年，汴河水势衰弱，几乎不能行船，东京物资供应一时中断，物价飞涨，朝廷内外震动不安。有人请求暂缓河工，张浚坚决不同意，说：“河工中途停止，过去的劳力全部白费。汴河漕运一时不便，还可以另设运输办法；黄河若再次失去治理，河北百年都不能安宁。”张浚于是详细上疏陈述方略。
皇帝采纳其议，下诏命张荣镇守齐鲁，保护梁山泊和广济河漕运；又以海运粮米送入山东、天津，并利用商丘至开封轨路，接续旧汴河运输。恰逢陈留转运判官崔彦章拖延木石、役夫和粮食的供应，一段堤防因此误期，春水暴涨，几乎决口。
张浚由此说：“治河失败，不常败在水势，而常败在官吏。贪婪残酷的官吏害民，软弱避事的官吏坏事，罪过是一样的。”于是进一步制定河工簿籍制度，对木石、夫粮、轨路和堤防工程都规定期限；超过期限的人，即使素有清望或资历，也不能免罪。
张浚奏请仿照秘阁列席议政的办法，在宣德楼外原尚书省旧址设置“外阁”，让年高有德、素负声望的人定期聚集议事，上书陈述意见。皇帝认为“外阁”这个名称不妥，改名为“公阁”，命有关官署拟定具体制度上报。
诸位宰相从宫中退出后，吕好问以公相身份告诫各位执政，谈到绍兴津事后朝廷议论多次反复，指出过分持重同样可能误国。他说：“宰执未能预先妥善处置，是东西二府的过失。倘若再使陛下萌生退居大元帅府的念头，我们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
吕好问又对张浚说：“先前二府过分持重，致使和议逐渐滋长；如今主和大臣离职，主战的新进官员必将递补要职。你是主战派的首要人物，倘若放任这些人同诸将相互勾连，只求进兵而不顾财赋和民力，便会从前一种偏失走向另一种偏失。枢密重臣责任重大，贵在上承皇帝意旨，下调众人议论，使国家财计安稳，然后才可谋求功业。”张浚低头接受了他的教诲。
中秋祭祀结束后，皇帝召集秘阁、公阁诸臣共同讨论国家大政。张浚进言说：“王安石虽然重视功利，却也未尝不以义理作为准则；道德与功利并不是彼此背离的。”赵鼎向众人陈述建炎以来的各项政事，张浚又说：“走一百里路，走到九十里才算一半。国家事业还远未完成，不可产生自满之心。”
随后，朝廷讨论民间以高额利息放贷的弊病。张浚、陈康伯等人认为：“青苗法本来是为了抑制兼并、补助军国开支；它不能推行，往往是因为豪强富户感到不利。”
赵鼎与吕好问、刘汲、李光、陈规等人则认为旧法弊病太多，州县常借机牟利，强行摊派，不可照旧恢复。皇帝于是命人修订法律，限制民间借贷利息，对违犯者严惩入刑；又命寺观和有产业的富户负责钱物出纳，由官府监督，以较低利息借贷给百姓。
十月，耶律余睹前来归附，报告说：“金国准备把陕北各州割给夏国，耶律大石也已经在西域建立国家。”皇帝于是召集宰执、尚书和御营将领举行大议。赵鼎认为耶律余睹的话不能立即全信，又担心仓促在西北发动战争，会动摇刚刚建立的财赋制度。
张浚说：“即使暂且不论陕北，联结西辽也符合国家大计。汉代经营西域，本就是为了斩断北方强敌的臂膀，形成夹击之势；神宗经营河湟、遏制西夏，也是这个用意。”兵部尚书胡世将进言：“陕北用兵，粮饷运输艰难遥远，不能同中原、关中相比。巴蜀刚刚供应尧山大战，创伤尚未恢复，不应再加重负担。”
曲端随后慷慨激烈地发言，认为不能拱手把延安让给夏国。张浚和赵鼎一同喝止他说：“不要用荒唐激烈的言辞扰乱朝廷议论。”皇帝于是派枢密院承旨胡闳休出使西域，与耶律大石通好，逐步筹划从河西、阴山夹击夏国的方略。张浚又请求先去关中筹划军事，皇帝没有同意。
建炎六年，朝廷与西辽合兵灭亡夏国。七月，设置宁夏路。八月，湟州知州梁嘉颖上疏，请求皇帝留驻长安，经营关西，利用兴州、灵州的粮食、河套的商业和通往西域的道路，充实国家根本；等力量充足后，再出兵河东、占据太行山，逐步谋取河北。
奏疏送到后，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张浚从东京上奏说：“如今关西已经平定，若以长安为根本，近可联通巴蜀、河湟、河套，远可结交西域，便能居高控制全局，进而谋取河东、河北，远非仅守东京可比。”皇帝最终没有采纳这项建议，九月返回东京。
这一年冬天，张浚之子张栻出生。赵鼎派儿子赵汾送信祝贺，并以丝织品、银器作为洗儿礼物。赵鼎在信中开玩笑说：“将来子孙长大，我们两家未必不会结为婚姻。”张浚看信后，立即回信道谢。
不久，张浚的母亲去世。皇帝因军国事务繁重，下诏命他停止守丧，仍主管枢密院。张浚虽然坚决辞让，但皇帝没有批准，他只得穿着素服处理政务。当时士人私下因赵鼎子女名字大多带水旁、张浚族中子弟名字大多带木旁，戏称两府亲近之人为“水人”“木人”。
詹大方先前因文字才思敏捷，被张浚推荐担任枢密院编修。他听说赵鼎向张浚贺喜，便暗中唆使与自己交好的御史薛弼根据传闻上奏，说：“东府主管日常政务，西府主管军机，都是国家重权。赵鼎和张浚旧日便关系亲密，如今又私下约定婚姻，时间久了必将相互勾结，内外官员也会趋附他们，不利于国家。”并且据此弹劾赵鼎。
御史中丞李光看到奏稿，立即封还，说：“台谏的职责，在于纠正君主过失、讨论国家大政，怎么能拿暧昧不明的传闻来说事？”于是上疏请求罢免薛弼。
皇帝批示说：“台谏议论事情，应当明白正大。这类传闻，不足以污损二府大臣。”下诏撤去薛弼的台谏职务。后来，詹大方又托与他勾结的张浚府中家吏传话，说如今士人议论大多归附赵鼎，若不稍加压制，将来一定会掣肘张浚。
张浚听后非常愤怒，赶走这名家吏，让他转告詹大方：“赵元镇与我的议论虽然常有不同，却都是为了国事彼此坚持。此人借私人贺礼制造党争，是想陷我于结党之名。”张浚上疏自劾荐人不当，并揭发詹大方制造党争的罪过。皇帝下诏罢免詹大方的枢密院编修，交吏部安排到偏远州郡担任监当官。
建炎七年正月，吴贵妃撰写的《水浒传》流传于世，书中多有寄寓靖康以后史事的内容，朝廷内外因此议论纷纷。张浚便在私宅设宴，邀请兵部尚书刘子羽、户部尚书林景默、吏部尚书吕祉、骑军都统制曲端，共同商议北伐大计。
曲端认为御营兵力还不够雄厚，不迅速扩军便无法承担恢复故土的战争。林景默说：“北伐耗费巨大，百姓赋税不能再增加，国家必须另寻生财之道。”吕祉说：“凡是与金国为敌的国家和部族，都可以暂时通好，借此形成共同抗金之势。”刘子羽说：“靖康以来，国家重新建立，北伐是为了伸张天下大义。名分不正，言论便不能顺理；言论不顺，事情便无法成功。”
张浚综合众人的意见说：“恢复大业，不是只凭一支军队、一个将领就能完成。兵额不扩大，便无法作战；财用不足，便无法持续；外援不结，力量便孤单；大义不明，名分便有疑问。东南土地肥沃，是军兴的根本，尤其应当首先安定。”
二月，李纲代表东南士民上书，请求另外设置东南邸报。张浚、赵鼎、李光等中枢大臣都不同意。朝廷于是重申报刊禁令：有关政令、经义和时势的文章，一律由官方邸报刊行；诗文、小说和商人告示等与政事无关的内容，则听任民间自行刊刻传播。
不久，张浚在皇帝面前提出了北伐的五项建议。
第一是扩充军队，根据国家财力能够承担的程度，逐步增加军额；又在兰州、兴庆府、阴山等处设置屯戍和转应基地，以便征召吐蕃、党项、契丹、蒙古各散部。
第二是联结外援，请召大理、交趾、高丽等国使者入朝，共同谋划讨伐金国；又接纳蒙古、西域、吐蕃各部的质子，巩固外援。
第三是安定后方，命权邦彦经营江西，郭仲荀训练后备军，以稳定南方，积蓄恢复力量。
第四是端正名分，靖康大耻不可隐讳不明；请求二帝亲自叙述宣和、靖康时期的过失，使朝廷内外明白前因后果；皇帝再下明诏告知天下，说明朝廷与金国势不两立，两河不可抛弃，北伐是国家根本大计。
第五是建立财源，请户部拟定三五年内生财、恤民和积蓄的办法，国债、以爵位换取财物、交子务等措施，都应交付公开讨论，让天下人知道国家筹财不是为了其他用途，全部用于恢复。
皇帝听后十分高兴，一手拉着赵鼎，一手拉着张浚，说：“你们一人善谋、一人善断，正像唐代房玄龄、杜如晦相互配合。有你们辅佐，天下不足忧虑。”于是命张浚把北伐五议公开刊登在邸报上。
三月上旬，刑部尚书马伸上奏，认为张浚的北伐五议一味进取，过于锐进而缺少持重。皇帝命秘阁诸臣和百官共同讨论其可否。秘阁的议状中，赞成张浚的二十七人，持不同意见的六人；百官讨论中，赞成的一百三十六人，反对的十七人。皇帝于是下旨说：“朝廷议论已经确定，全部按照枢相张浚的五项建议施行。”从此，北伐五议被确定为国家基本方针。
随后，朝廷分别派使者前往少林、洞霄宫，落实端正名分之事；命权邦彦经营江西、郭仲荀训练后备军，以巩固南方；又派出使者，通好大理、交趾、高丽、西辽和蒙古各部。五议之中，扩军建议最先引起朝廷内外议论。地方官担忧供养费用，诸将却竞相请求增加兵额。枢密院与御营于是共同制定规则，以扩充陆军、骑军为先，以关西最为重要，同时提拔下级将校，充实各军。
三月下旬，前相李纲从东南上疏，严厉弹劾张浚急于进取、贻误国家，任用奸邪之人、排斥正直之士；又因张浚娶了宇文虚中的侄女，指责他在关西有结党依附的嫌疑。张浚入宫请辞，皇帝不许。他辩解说：“臣最初娶宇文氏时，还没有参与国家权柄。过去在关西与宇文虚中共同任事，往来很多。虚中怜臣遭逢靖康乱离，长期没有正室，所以把兄弟的女儿嫁给臣。臣当时只认为婚姻合宜，哪里想到今天竟成为指责朋党的借口。”
皇帝看着张浚说：“朕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张浚哭泣得说不出话。皇帝于是告诫各位执政：“如今国家大政已经推行，不同的意见必然增多。你们身居宰执职位，应当承担责任，怎能因为一时的毁谤议论，就废止国家大事？”下诏北伐五议不得中止。不久，朝廷确定扩军制度，各军共增加四万五千人，其中关西独得二万五千人，以准备进取河东。
建炎七年的冬天，皇帝患病。御前统制官杨沂中怀疑宫中旧人可能乘皇帝生病发动变乱，暗中告诉张浚，请求预先加强宿卫。张浚认为宫禁变故关系宗庙社稷，不敢仓促决断，便同刘子羽、林景默等人避开旁人商议。
刘子羽坚决反对，认为不能只凭猜疑，就在宫中发动大规模案件。张浚这才醒悟，说：“此事若有确凿迹象，自当依法处置；若只因怀疑便先行发难，便是我们亲手为国家开启祸乱。”张浚因此放弃此议。
不久，京城谣言四起，多有攻击建炎以来朝廷大政的言论，又有人请求重新奉二宫临朝，有人主张另选宗室，也有人请求让皇子监国。等皇帝恢复临朝后，便下诏诛杀或贬黜曹泳、王次翁等制造谣言的人，又召集吕好问、赵鼎、张浚等大臣，共同制定不设置东宫的储君制度。
建炎八年的春天，泉州番寺事件发生。张浚认为勾龙如渊办事敏捷，推荐他可以任用，于是召为工部左侍郎。不久，福建士人揭发胡寅家事，太学和朝廷官员对此议论很多。
皇城司查明情况后，才知道是勾龙如渊暗中唆使福建士人所为。张浚因为勾龙如渊是自己推荐的人，入宫请罪。皇帝安慰他，不准他辞职。赵鼎于是请求任命勾龙如渊为大理寺卿，让他亲自审理福建士人揭发胡寅家事一案。皇帝同意，张浚奉诏办理。勾龙如渊听说升任大理寺卿，便入宫认罪，不久依法处死。
张浚又奏道：“勾龙如渊虽然已经被诛，但北伐正在进行，各官署事务繁重。若没有考核制度约束群吏，急于进身的小人必会借国家大政谋取官位，暗中扰乱国计。”赵鼎也认为此事不能止于诛杀一个小人，于是奏请设置六科，专门纠察六部延误失职；又请皇帝南巡，以安抚东南士民。张浚也赞成。皇帝于是下诏设置六科，隶属御史台，考核六部事务；南巡之议也由此确定。
此后皇帝南巡，下诏推行摊丁入亩等法。朱胜非等旧臣进入东京，暗中讥议赵鼎、张浚等执政，又制造谣言，说张浚宅第超过制度，私下聚集所谓“木人”。皇帝到达杭州后，建炎九年上元夜借众人聚会的机会，公开辨明张浚所遭受的诬陷。朱胜非无言以对，便请求回乡自养。
七月，朝廷任命原两浙路经略使吕颐浩为枢密院副使，加归德军节度使，统领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和燕山路军国事务。吕颐浩到东京后，军前号令和调发多归他节制。张浚虽然仍在枢密院任职，却不再能专独决定河北、河东各军方略。
九月，皇帝回到东京。不久，驻扎在吾山大营时，金军统帅讹里朵突然去世，皇帝于是下诏北伐。命吕好问、赵鼎、刘汲、张浚、陈规仍按旧例在秘阁、公阁会商，总管日常政务；又命张浚统筹东京以南的军粮、军需和运输事务。
张浚上奏请求亲自出督河北各军。皇帝不同意，亲笔写信告诫他说：“今天的形势，不像诸葛亮出祁山，而像刘备争夺汉中。诸葛亮的职责，是坐镇后方、保证粮饷。”张浚收到手札，惶惧地上章请罪，请求撤回先前的奏请，重新尽心办理军粮运输。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赵鼎故乡闻喜也重新归入版图。赵鼎在家中设宴，只邀请了张浚和胡寅。张浚说：“若再增加岳飞的兵力，或许可以在年前攻下大名府。”胡寅说：“国家方略长期以河东为重点；岳飞在河北不过是一支牵制敌军的偏师。你若为了眼前功名，仓促改变既定部署，哪里是宰执应有的体统？”胡寅又提到张浚先前因自己的檄文未被采用，而在崇文院表现不满的事情，责备他不能静下心来任事。张浚惭愧地道歉说：“我这次的想法，确实不合身为宰执的体统。”
几天后，岳飞暂时放弃河北三州，集中全部兵力包围大名府。河北数万士民冒着严寒向南迁徙，东京因此震动不安。秘阁、公阁人士多责备岳飞轻易放弃州县，使东京直接面对金军锋芒。
张浚听说后，召来秘阁中议论此事的人追问缘由。有人说岳飞放弃三州只围一城，恐怕会失去民心、动摇国家根本。张浚说：“今日成败，全在大名一城。敌军主力既被牵制在这里，三州即使暂时失去，以后仍可收复。若因为流民震动便任由京师议论影响军机，仓促召回岳飞，使大名不能攻克，河北大事便完了。秘阁可以议论百姓疾苦，却不能预先动摇军事决策。”张浚于是同赵鼎一起压下秘阁的议论；吕好问也告诫公阁诸人，不准再聚众纷议。
京城上下又担心敌军乘隙南下。陈规主动请求负责京师守御，保证不会出现疏失。张浚想亲自前往岳飞军中，稳定前线局势，并督办柴草、石炭和军需运输。赵鼎认为张浚正统筹东京以南的军资运输，不可轻易离开中枢。胡寅也请求前往岳飞军中。
张浚和赵鼎于是共同决定，派胡寅到岳飞军中检查军政，兼管柴草、器械和粮饷运输。张浚亲自向各路转运司发文，命石炭、柴草、粮食、军械都听胡寅调发，不得因秘阁的纷杂议论而观望拖延。
除夕，大名府、太原府同时被攻克，敌军在河东、河北的屏障全部崩溃。建炎十年二月三日，朝廷军队与敌军在获鹿会战。双方激战一整天，敌军主力大败，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战死或投降。
捷报传到东京，朝廷宣布诸将的赏格，同时公布大宗正长子赵不凡战死的事迹。张浚因赵不凡阵亡，亲自前往大宗正府中慰问，又请求朝廷优厚抚恤其家属。
当夜，林景默到张浚府中，对他说：“获鹿之胜已经确定，天下从此应当由战争进入太平治理。过去皇帝在军前、百官留在东京，权力分别掌握在内外而彼此不相猜疑，是因为强敌尚未平定。如今功业已经完成，制度却仍照旧，时间一久，君臣之间就会产生隔阂，御前与朝廷也可能各自心存疑惧。”
张浚说：“朝廷与陛下本来就是一体。”林景默说：“战争时期与太平时期不同。我们既受陛下腹心之托，又身居国家重任，正应当先天下人一步考虑治乱安危。”
第二天，张浚在秘阁推荐吕祉出使军前，并托他秘密呈送一封奏札。奏札大意说：“恢复大业已经完成，战争时期的临时制度不能长期沿用。河朔沦陷十年，如今刚刚收复，各项事务都在草创；而中原、东南、巴蜀长期供应战争，百姓财力物力几乎耗尽。请求陛下迅速确定战后大计，早日回到京师，亲自主持裁军和授田，使民心、军心都有所安定。臣在乱世受命于枢密院，长期主管西府，今后是留是去，完全听从陛下安排，不敢凭借过去功劳安居其位。”
建炎十年的秋天，皇帝驻在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张浚因长期主管枢密院，筹划得当，提出北伐五议，又统筹后方军资运输，辅佐完成中兴大业，因此列入功臣名单，进封汉王。
皇帝随即向朝廷内外下明诏，推行裁军、治河和逐步商议迁都燕京等战后大政。张浚仍任枢密使，皇帝命他专门总管裁军和安置退伍士卒。车驾向东返回，驻于南京应天府。此前，皇帝已下诏命诸王会集南京，祭祀陈王张所，因为他在建炎二年殉国。
祭祀结束后，皇帝召集两府重臣和诸王进入南京行宫，共同制定战后军制。张浚当时以汉王、枢密使身份，奉诏专门负责御营裁军和安置事务，于是提出裁军、改军、安卒三项建议。
张浚说：“军队人数多却训练不足，只会白白耗费国家财用；士兵退伍后若没有户籍和归宿，必将成为百姓祸患。北伐已经完成，御营各军应总共裁减十万人。前、后、左、右、中各军旧称，都是战争时期诸帅各自组建军队形成的。如今四方逐渐安定，请废除御营五军以及骑军、水军、后备军等旧号，按照驻防要地和职掌轻重，重新制定七军制度。被裁减的士兵也不能简单遣散，应当授给田地、确定户籍，使他们平时耕种、战时守卫。”
齐王张俊首先说：“右军跟随臣已经多年，别人怀疑这是臣的私兵。臣请求最先交出兵权，把部队分编到各镇，以给诸将作表率。”
秦王韩世忠奏道：“北方既已平定，军制应当全部归于朝廷，不应再沿用旧将私人部曲的名称。臣愿废除左军旧号，分散部众，只请求优厚抚恤战死和年老患病的士卒。”
魏王岳飞说：“如果留下的都是能战之士，退伍的也能得到安置，臣没有异议。”
韩王吴玠说：“后军本来多是西军旧卒，臣若不先裁减自己的军队，如何使其他军队信服？臣愿奉诏，只请求在关陕、河东设置卫所安置老卒，平时耕田，有战事再征发。”
鲁王张荣说：“臣愿裁减水军，只请求朝廷另外规定水军士卒的去向。”皇帝接受他的请求，挑选水军精锐编入内河水师，其余另设外洋海军，由御前直接节制。
镇戎郡王、骑军都统制曲端因获鹿之战伤亡惨重，请求不再专掌骑军，愿留在燕云镇抚蕃骑。他还说：“命令统一，旧部便都是王师；命令混乱，腹心亲军也会成为国家祸患。”李彦仙、王德、郦琼、田师中诸王也都愿率领所属部队，接受朝廷裁汰和编置。
皇帝于是亲自确定七军名号，又把“都统制”改为“都统官”。任命韩世忠统领御营镇朔军，驻守燕山和长城各处关塞；岳飞统领御营安东军，镇守辽东、塞外和新归附的契丹部落；吴玠统领御营中卫军，镇守京东、京西和淮南；李彦仙统领御营保晋军，镇守河东、大同；王德统领御营安西军，镇守陕西、宁夏、秦凤；郦琼统领御营定南军，镇守广南、川蜀；田师中统领御营靖海军，镇守两浙、江南、福建、荆湖。各位统帅的旧部都重新分编进入各军，使将领不能把旧兵视为私人所有，各军也都有明确的防区。
华王、枢密副使宇文虚中奏道：“关陕原有军、监制度。臣过去治理关西，利用屯戍安置退伍士兵，免除其田赋，平时耕种，有警事便守卫州县要地，实行起来很便利。”赵鼎也赞成这一办法。
张浚奏道：“这种办法在关陕实行有效，推广到天下也没有不可。如今各军裁减十万人，应当立即以屯戍授田的办法安置退伍士兵，同时改革旧厢军的弊病。”皇帝于是把这项制度命名为“卫所”：“卫”承接旧军名号，“所”表示其隶属于具体州县地域。
皇帝又下诏在各路设置都指挥使，总管本路卫所军籍、屯田、训练和巡防事务，与七军都统官在内外相互配合制约。南京军议确定后，皇帝命张浚限半年完成裁兵、分镇和设置卫所的制度。
建炎十年的冬天，裁军大体完成，七军开始分别驻守各地。岳飞统领安东军北上驻守辽东及新归附的契丹部落，急需冬衣、毡帐、草料、弓弩和铁甲。枢密院公文下达后，都省、户部、兵部、军器监和各路转运司都按令办理；但新旧军名和军籍尚未统一，各官署文书前后互相矛盾。
冬衣有的仍按前军旧定额运输，错送到燕京镇朔军仓；草料有的依据骑军旧军籍，仍送往关中安西军仓。安东军新编骑兵也因军器监簿册未改，不能及时领到马甲、弓箭。安东军前部已经抵达平州和营州，军需却仍未按期到达，沿途州县不敢自行改变发运方向，只能逐级呈报东京请示。
奏报到东京后，张浚十分愤怒，同赵鼎召集户部、兵部、军器监和各路漕运官员到秘阁，希望么美好追查原因。各官署都拿着文书为自己辩解说：“南京改军以来，御营旧名废除，七军新号已经施行，可旧军籍、新军籍、卫所军籍和仓储转运簿册还没有统一。州县若按旧军名发运，担心违反新制；若按新军名改发，又担心没有枢密院明文，所以不敢自行决定。”
张浚于是面见皇帝，请求增加枢密院属官，分设若干部门，掌管军图、军籍、器甲和粮饷运输；七军、卫所文书全部归枢密院核查，才能使新制统一实行。
皇帝听后说：“获鹿之战以后，你曾说战争时期的临时制度不可长期保留。如今各军虽然分开了，冬衣发放、草料调运、军籍确定，却仍事事要由汉王签署。士兵已经不再属于旧将，百官又全都仰赖枢密院，这不是又形成一种临时办法吗？怎么能长久呢？”张浚无法回答。
皇帝又说：“枢密院的职责在于裁决军国大计，不是让它成为各军处理文书的属吏。你若事事亲自统领，那么安东军今天误期，保晋军、安西军明天也会误期；以你的才力，难道能遍治天下诸军吗？”张浚因此惶恐请罪，皇帝宽免了他。
第二天，张浚和赵鼎共同上奏说：“应当另设御营参谋、宣化、军器、转运四使司。凡军国大事，仍由枢密院节制；日常事务则由四司分别负责。卫所同时涉及州县政务、军籍和屯田，请由都省总其纲纪，兵部掌管军籍账册、屯田和训练。”
皇帝采纳其议，下诏设置御营四使司：参谋司主管谋划机宜，宣化司主管训练和军纪，军器司主管制造、检验和发放兵器，转运司主管军需和粮饷运输。此后直到建炎十一年的春天，御营各军全部分编到七军各镇，卫所和四使司也大体形成制度。从建炎元年到此时，军制因战争而采用临时办法已有十年，至此才逐渐恢复为常制。
此前，赵鼎进献《国是十事疏》，皇帝采用其中十项建议，作为中兴完成后的军国大计，并命张浚兼管河渠和军事方略。这年夏天，皇帝准备巡视河道。临行前，张浚认为贺州进士林勋熟悉水利，推荐他随驾考察河渠。
皇帝说：“河工一旦开始，钱粮要从天下筹办，役夫动辄数十万人。任用什么人、制定什么法，尤其关系重大。倘若所用非人，你能承担责任吗？”张浚说：“臣哪里敢保证林勋一定不犯错误？只是今日朝廷急需的，正是兼通田土、水利和兵农事务的人。若只任用都水监旧吏，他们的才能或许足以修一段堤、治理一郡，却未必能够规划全河、统筹天下。臣愿先让林勋随驾查验河道；若他的意见可用，臣愿承担荐举人的责任。”皇帝于是召林勋随驾。
随后皇帝从东京出发，巡视河道。张浚以枢密使身份，胡寅以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身份，刘洪道以工部尚书身份，林勋以代理检详两河水利文字身份，一同随行。到河北旧日决口地区时，只见流民沿河搭建简陋住处，在道路旁乞食。
皇帝问张浚：“河北刚刚收复，流民已经困苦到这种地步。若再兴起河工，动用数十万人，不是更加困扰新复地区的百姓吗？”张浚回答：“臣认为河工正好可以用来安置流民。两河流民无田无业，若散居州县，地方无力赡养，日久必然成为盗贼。如今河工将兴，应登记流民和退伍士卒中的壮丁，供给粮食和住处，让他们在河上服役；工程完成后，再按功授田，或者编入卫所。这不是役使百姓，而是救活百姓。给他们食物，使其有住所；许给田地，使其有希望。流民得到粮食，退卒获得生业，河工得到人力，州县也可免去盗贼之患。”
皇帝又问：“河工所需的钱粮从哪里取得？”张浚说：“河事虽大，尤其不能再次加重农民负担。普通百姓不被耽误农时，每年粮食才可持续生产。河工费用，请以五年为期发行治河官债，并用卫所屯粮和海运物资相互补充。臣不敢说这样不花钱；但若征发普通百姓服役，虽可节省国库开支，怨恨却会归于朝廷。把官债、海运商业收入、卫所屯粮和流民劳力合起来使用，虽然费用较多，民心却可以安定。”胡寅也说：“若让流民、退卒和旧厢军参加工程，必须先建立工粮簿册，每日吃多少、发多少、做多少工，都应记入正式名籍。否则名义上叫作赈济，实际上同强制役民没有区别。”
皇帝巡至澶州、大名和商胡旧决口等黄河中游险要地段。林勋根据河势进言说：“治理黄河不只是水道问题，田地、漕运、百姓生计都必须一并考虑。上游泥沙不能控制，即使在中游筑堤也无济于事；中游河道若不能约束，下游必然形成悬河。若让黄河独受浑沙，汴水漕运水道必将日渐损坏。因此，分开清水、浑水的流路，改变运输方式，这两件事必须同时进行。”
皇帝说：“汴河漕运若坏，东京和中原的物资供应依靠什么？”刘洪道进言：“凡是水路不通的地方，可用火药破石，开凿河岸另设车道，接续水运。”皇帝又说：“车辆长期行驶会形成深辙。若先铺设坚木为轨，让车轮沿轨前进，在险要处再以铁皮包护，重车便可循轨行驶，不会陷入泥泞受阻。”刘洪道立即招募工匠试造，使用后果然便利。皇帝非常高兴，于是把这种道路命名为“轨路”。
车驾沿黄河下游巡视，到沽水入海处察看。林勋提出固定黄河北流河道、疏浚海口的办法，认为下游若不能归入固定河槽流向大海，河北永远不会安定。刘洪道又说：“将来迁都燕京，燕京与天津之间必须使水路和陆路运输相接。否则海船虽能到直沽，京师仍不能迅速得到物资。”
张浚于是奏道：“治河、迁都和漕运三者彼此配合。让黄河专门排泄浑沙，清水另通漕运，水运不能接续的地方再以轨路补充，中原、河北和燕京都能同时获利。”他又说：“河工一旦开始，军户、流民数十万人将集中在河上。工程多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吏胥侵吞、粮食发放不实和簿籍混乱。工粮亏欠，役夫便会怨恨；工程虚报，国家便会受损。请把河道分段、夫役分班、粮食分仓，并改革旧有驿递、递铺和厢军制度，使公文、草料、粮食和役籍都有据可查。另请设置肃政河防使，以军法巡查河上，凡侵吞工粮、虚报工程、虐待役夫者，都由他专门惩治。”皇帝采纳张浚建议，设置肃政河防使，任命鲁王张荣担任，专门监督河工，禁止官吏侵吞和虚报。张荣于是率肃政营沿河巡查。
建炎十一年九月，皇帝巡河结束后，问张浚：“林勋可以任用吗？”张浚说：“臣最初推荐林勋，依据的只是他的策论和图籍。如今随驾巡河，他所说的多能符合实际。臣先前愿承担荐举人的责任，现在敢兑现自己的话。河务不是都水监旧吏能够单独办理的，必须得到兼通田土、水利、兵农和漕运的人，才能承担。”
皇帝于是下诏设置两河水利制置使司，任命张浚为制置使，总管钱粮、卫所兵夫、流民工役和各路运输；林勋为都水使者兼制置副使，掌管测量图籍、河势、水法和营造纲要；都水监丞周孚掌管旧河防图籍、工程材料和账簿文书，以沟通新旧水政；张荣为肃政河防使，监察夫役、禁止贪污、保护民力；刘洪道以工部尚书身份参与轨路、桥梁和工程营造。又命胡寅以燕山路经略使兼提举燕云屯田、水利，参与制定民力、簿籍和工役制度。
建炎十二年，刘洪道开始在陕州修建轨路，以避开黄河险滩，过了一年才建成。报告送到制置司后，张浚上奏说：“河道既然治理，漕运路线就不能不改变；漕运路线一变，水运便必有无法接续的地方。如今陕州试建已经成功，凡是船只不能到达、道路险峻或需要运输重载的地方，都可以斟酌使用轨路。”
皇帝同意其请，设置轨路司，隶属工部，专门主管轨路规划和营造。此后澶州、大名等黄河中游工程中，从料场到堤岸运输石木的地方，都试用短轨。上游则修复宁夏旧渠，修筑阻沙堰坝，种植柳树巩固堤岸，并与中游缕堤、遥堤工程先后同时开展。
建炎十三年，束水攻沙的方法实行后，汴河水量逐渐减少。张浚奏道：“黄河尚未安定，漕运计划应先准备；漕运水路尚未断绝，轨路就应先建成。这样，城市和百姓才不会受到突然扰动。”皇帝于是命刘洪道先规划商丘至开封的轨路；又因徐州煤铁是军器和河工所需，命修短轨接入运河。
建炎十四年初，西辽暗中煽动大同和契丹各部，各部起兵叛乱。胡闳休预先察觉，当时镇守宁夏，切断叛军与河西之间的联系，北疆叛乱一个多月便被平定。这一年，耶律余睹死于乱军。宁夏路经略使胡闳休因前后功劳，特别进封武威郡王，列入中兴靖难柱臣，召任兵部尚书。
张浚因胡闳休熟悉西北军屯、卫所调发和商路险阻，便委任他负责轨路征调和卫所调度，督办京津、汴洛和乌鞘岭各项工程；又命郦琼主持大庾岭轨路，使南方重载能够越岭转运。
建炎十五年，汴河水势衰弱，几乎不能行船，东京物资供应一时中断，物价飞涨，朝廷内外震动不安。有人请求暂缓河工，张浚坚决不同意，说：“河工中途停止，过去的劳力全部白费。汴河漕运一时不便，还可以另设运输办法；黄河若再次失去治理，河北百年都不能安宁。”张浚于是详细上疏陈述方略。
皇帝采纳其议，下诏命张荣镇守齐鲁，保护梁山泊和广济河漕运；又以海运粮米送入山东、天津，并利用商丘至开封轨路，接续旧汴河运输。恰逢陈留转运判官崔彦章拖延木石、役夫和粮食的供应，一段堤防因此误期，春水暴涨，几乎决口。
张浚由此说：“治河失败，不常败在水势，而常败在官吏。贪婪残酷的官吏害民，软弱避事的官吏坏事，罪过是一样的。”于是进一步制定河工簿籍制度，对木石、夫粮、轨路和堤防工程都规定期限；超过期限的人，即使素有清望或资历，也不能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