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文宪胡寅 中（翻译）
建炎五年六月，胡寅从朝廷邸报得知太后、两位太上皇以及宗室已经归来，又听说敌人表面借和议为名，实际准备趁机袭击京东，而朝中因主张议和被免职的官员很多，便上奏说：
“迎回两宫，是为了保全亲爱尊亲的大义；维护中兴政权，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的大义。这两种大义应当同时实行，不能偏废。陛下在绍兴津表示让位，是为了尽到人子的礼节；群臣一再坚决劝止，则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重大责任。帝位已经有明确归属，今后不宜再谈让国。至于从前主张议和的官员，他们大多是想缓解国家危难、保全社稷，不能一概定罪。罢免他们的职位可以，却不能因此全面伤害士大夫的公正议论。不过敌人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已经十分明显，边防和军粮储备一天也不能放松。”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公开批复。
这年秋天，敌将完颜活女从延安向南进犯，吴璘据守雕阴山大营抵抗。敌军又另派部队奔袭保安军和庆州，几个城寨相继失陷。郭浩以御营后军统制官的身份驻守栲栳寨，因为道路被切断，消息无法传出。
吴玠驻军坊州，急报说：“敌军进攻保安军、庆州，恐怕另有深谋。我不敢贸然调动主力，请长安诸位大臣裁决。”军报送到长安，宇文虚中判断说：“河东敌军并未出现大举进攻的迹象，活女此次出兵，恐怕不是敌人统一部署，而是擅自发动战争，想趁机夺取保安军诸寨，扩张地盘以邀取战功。吴玠应当发兵救援郭浩。”韩世忠也进驻同州，准备相互接应。胡寅亲自北上坊州，负责转运，调发坊州储存的粮草、弓箭和马料，又继续调取长安军粮，使吴玠能够集中精力向北救援。
九月，原辽国降将耶律余睹带着亲属党羽前来归附。他对郭浩说：“我被女真人驱逐，向西夏求援也没有成功，现在愿意归顺朝廷。女真人与西夏暗中订有关于延安的约定，我愿为天子联络耶律大石，共同进攻西夏。”郭浩不敢自行决定，立即报告吴玠；吴玠又把消息急送坊州。
十月初七，胡寅收到报告，命吴玠、郭浩妥善安置耶律余睹，不得泄露此事；同时详细记录余睹所说的内容，急奏长安和东京。朝廷讨论后作出决定，派使者联络耶律大石，共同谋取西夏。
建炎六年二月，皇帝西行到长安，胡寅从坊州返回，随驾到长陵。皇帝询问平定西夏的方略。胡寅回答：“平夏之计，兵力不是最困难的，转运军粮才是最急迫的。进兵路线大致有三种：若从缓图谋，就先收复河湟、河西，使西夏失去右臂；其次可以从横山一带城寨逐步推进，以步步占领的办法攻取；若求迅速，则从平夏城沿葫芦河出兵，直指兴州、灵州腹地。但瀚海沙漠这一路，万万不可走。西夏以骑兵见长，王师若不多设骑兵作为侦察警戒，探查地形，保护粮道，那么后路一旦被夏骑截断，即使兵多也无用。至于主帅，最重要的是知道何时进、何时退，谨慎掌握粮草，能够控制转运，胜利时不骄傲，失败时不动摇；勇猛决断和奇谋妙策，反而还在其次。”
皇帝笑道：“明仲如今也懂得军事了。”胡寅说：“臣其实不懂兵法，只是把本朝百年来征伐西夏的成败反复比较，偶然得到这些认识，正所谓纸上谈兵罢了。”
皇帝又问：“你所说的主帅，难道是有所指吗？”胡寅于是当面斥责韩世忠说：“郡王自从尧山立下救驾之功后，骄气渐渐显露。如今陛下讨伐西夏的计划早已确定，郡王却仍借调度骑兵的便利，请求担任主帅，连续多日坚持请求，几乎达到半个月，这说明还没有懂得进退的分寸。若不改正，即使陛下想保全诸将，又怎么能够做到？韩信被诛，并不全是汉高祖辜负了他；周勃入狱后感叹狱吏尊贵，也与他不读书、不懂法度有关。郡王应当读书自我警戒。”
韩世忠惶恐请罪。皇帝根据胡寅的意见，命岳飞主持平夏大军，胡寅总管粮饷，韩世忠、曲端、吴玠各自分兵作战。随后皇帝召见西夏使臣薛元礼，向他宣告朝廷讨伐西夏的旨意。
三月，车驾驻扎桥山大营。韩世忠、吴玠见陕北作战稍有进展，想乘势扩大攻势。皇帝认为横山、延安一带还不能仓促进行大会战，应当虚张声势，牵制夏军，使其不能顾及别处。
胡寅说：“牵制西夏可以，却不能逼得它倾全国之力前来决战。眼下战机的关键，在于耶律大石能否从河西出兵。”吴玠说：“西辽军如果一路无敌，恐怕会直接进入兴州、灵州腹地，将来势力过大，也会成为朝廷的忧患。”胡寅说：“西辽真正仇恨的是女真人，亡国之恨尚未忘，怎么会立刻与中国对抗？”
皇帝说：“西辽不至于马上同中国开战，但河西与兴、灵地区彼此相接，它一定会有许多窥探和试探。朝廷应当持重自强，不能显露怯弱，也不能轻易退让。”
此前，胡寅查办御营后军、左军的各种弊端，分条奏报贪污、虐待部下、侵占军功授田等问题；因为平夏战争即将开始，便请求暂缓处分。皇帝于是严厉责备吴玠，再次申明军中不得侵占授田、纵容残暴行为的禁令。
吴玠退出后，胡寅说：“关西两支御营军并不是已经完全败坏，只是旧习难以立刻革除，与往年相比已经略有改进。”不久，金军在蒲津一带示警，吴玠请求调吴璘军前往同州。胡寅说：“如果削弱横山、延安的防备，党项人必然放松警惕，甚至可能反而分兵回援兴庆。”韩世忠也认为应当在横山、延安加大声势，以牵制党项军。皇帝于是亲自前往同州，与岳飞隔河牵制兀术，并下诏陕北各军不得轻易调动。
车驾抵达同州后，下诏在蒲津及黄河西岸各处险要地带挖壕筑垒、树桩设栅，摆出坚守的态势。胡寅督办工程，平均调配民夫和军需，命各军、各司各守自己的职责。皇帝亲手拿起锹锸，与御前班直一同劳动。胡寅奏道：“陛下亲自参加劳作，是为了振奋士气；但百官将吏若争相仿效，恐怕会打乱工程次序。请明令各司仍守原有分工，不得擅离职守。”皇帝听从了。
胡寅又劝皇帝停止亲自劳作。皇帝说：“此时只有加强防备才能助长军势。”胡寅便不再劝阻。不久，胡寅收到陕州李彦仙公开发布的捷报，说牛皋、董先与马扩部下会师，在中条山、五龙一带击败金将突合速，斩首一千余级。皇帝下诏宣扬这场胜利，大张旗鼓，又命营中交替竖起曲端、岳飞的军旗，使金军疑惧，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岳飞率朝廷军队从德顺军向西推进，沿黄河直入兴州、灵州腹地。四月初十攻破兴庆府，李世辅、曲端等分路招降并平定西夏各地。兴庆府失守后，横山诸州都受到震动。
夏州统军萧合达前来拜见，请求带领夏州部众归附西辽。皇帝怀疑他想裹挟部众投奔西辽，准备依法处置。当时有一名新归附的党项小吏阿华进谏，认为横山刚刚收复，人心尚未安定，不宜立即杀死萧合达。胡寅认为他的意见不凡，详细询问他的姓名、族属、所属部落、现任职务以及是否读过书，随后奏请让阿华暂代洪州通判；又请求释放萧合达，让他单身前往西辽，以保全他表示归附的名义。皇帝采纳胡寅的意见，赐阿华和萧合达国姓赵，命赵合达携带国书前往耶律大石处。
不久，吴玠上奏请求回师向东，攻取银州、石州，进而围逼延安和绥德军。皇帝把奏章交给胡寅看。胡寅回答：“吴玠并不是真的想向东进攻银、石二州，协助韩世忠攻取延安；他的本意是向西攻打盐州、灵州，追击西夏军。只是韩世忠眼下名望很高，吴玠不愿当面违背他的意见，所以把主张写进奏章，等待陛下裁决。向西攻取盐、灵，是直击西夏根本，岳飞、曲端各军又必须首尾配合，不容易仓促推进；向东攻银、石，虽然可以逼迫延安、牵制完颜活女，却未必是今天最紧急的任务。”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胡寅、杨沂中留守保安军，自己亲率军队前往宥州。
灵州捷报送到宥州后，皇帝正式决定向西进军兴州、灵州。出发前，下诏由胡寅治理民政，韩世忠掌管军务，杨沂中监督军队。延安附近各军以及横山东部新归附的党项部落，都受他们节制；东路攻守和同州防备，允许临机裁决。胡寅于是坐镇横山东路，安抚新附州寨和各部族，筹办粮草转运。
八月，朝廷重新划分关西六路，改为陕西、宁夏、秦凤三路，原有各路转运制度随之废止。胡寅改任工部尚书，但暂留关西，最终完成三路改制。
当初，杨政任后军统制，残暴违法之事很多。胡寅因战事正紧，请求暂缓处分。等战争结束后，便将杨政拘捕下狱，准备押送东京治罪。杨政到京后，皇帝命依军法处死。
建炎六年九月，朝廷封胡闳休为定远侯，任命为宁夏路经略使。原西夏各部族的户籍、仓场、水渠堤堰、关市以及战争中征用的车马民夫，仍有很多掌握在御营诸军和旧转运司官吏手中。胡闳休发公文要求交接，各将领却都说边防正紧，不能仓促移交，因而没有奉命。
当时胡寅奉诏留在关西，便召集胡闳休、各军将校、转运官吏和新附部族首领，共同商定交割办法。胡寅说：“宁夏刚刚平定，不能完全用太平时期的法令约束；但边臣的临机处置权，也不能变成个人私法。”最终议定：部族户籍、关市、屯田和渠堰都归宁夏经略司管理，允许胡闳休因地制宜办理；但凡征兵、屯田和征收专卖税利，必须登记数目上报，不得借机侵吞骚扰。御营各军不得再以战争为名，擅自征取新附民户的车马。仓场、道路、桥梁、渠堰则分别绘图造册，报送工部，准备北伐时调用。
建炎七年春，陕西、宁夏、秦凤三路的新制度初步建立，胡寅奉诏返回东京。五月，朝廷筹措北伐经费，陆续施行新税、官债、海上贸易、彩票等办法。到七月，各项新法已收入二百余万缗。皇帝把这笔钱全部交给工部，命胡寅根据地势和运输条件选择合适地点，修建储备北伐军粮物资的仓库。
这年冬天，皇帝长期患病，不能处理政务，朝廷内外谣言蜂起。皇帝康复后，在便殿召见吕好问、赵鼎、张浚、胡寅、刘子羽、马伸等人，说明谣言的来龙去脉；又因朝野请求确立储君，告知他们秘密确定继承人的打算。皇帝写了两份传位诏书，一份由杨沂中随身保管，一份藏在文德殿，并当面告诉诸臣所选定的储君。事情结束后，皇帝又问：“既然已经迁来元祐太后，是否也应迎接两位太上皇一同居住？”胡寅听后面露怒色，皇帝便笑着离去。
年底，朝廷核算天下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八百七十余万缗。皇帝说：“今年从各方面筹划，增加的收入还不到一千万。”胡寅进言：“各项新法施行不久，大多从年中才逐渐推行。若按完整一年计算，新增收入一定超过一千万贯。”群臣都表示庆贺。皇帝说：“这是诸臣辛勤经营的功劳。此后两年仍须节省开支，为北伐作准备。
建炎八年二月，泉州士人因一座外国宗教寺院正对县学而建，上书请求拆毁。泉州知府勾龙如渊极力支持，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张浚认为勾龙如渊办事敏捷，向朝廷推荐，勾龙如渊于是被任命为工部侍郎。
四月，皇帝从岳台演武归来，刑部尚书马伸呈上福建士人在宫门外递交的奏书。福建士人见此前的请求得到实行，又联名弹劾工部尚书胡寅不赡养亲生父母，并有怨恨亲人的言论，请求罢黜他，以整肃伦理教化。
皇帝看完奏书，派杨沂中拿给胡寅。胡寅看后沉默不语。几天里，他仍每天到工部照常办公。然而此事逐渐传开，御史台、刑部相继上奏，请胡寅公开说明。胡寅始终没有辞职，议论越发喧腾，太学生便聚集宫门上书论奏。
胡寅于是上疏自我辩明：“臣幼年被亲生父母遗弃，是胡安国将臣收养成人。父母养育之恩，自然应归于胡安国夫妇。所谓亲生父母，对臣而言只是叔父、叔母，不能由遗弃臣的人反过来要求臣尽母子和乐相亲之礼。”胡安国又写信给太学，详细说明收养胡寅的原因，说并不是立他为后继承宗祧，而是怜悯他被遗弃，才加以抚养，从此父子名分已经确定。书信公开后，朝廷内外的议论仍未完全平息。
五月大朝，皇帝就胡寅不孝一事询问群臣。胡寅回答：“臣已经写好辩解奏札，交给都省。”皇帝于是把太上道君皇帝的亲笔书信给廷臣传阅，信中责备皇帝长期没有前去问安探视。皇帝说：“朕经营数年，才迎回两宫，至今尚不敢自称有孝名。胡寅之事，应当与朕的事情一同交给天下公议。”胡寅听后流泪，不能说话。第二天，邸报完整刊载太上道君皇帝的责问、皇帝的自我说明和胡寅的辩疏，朝廷内外的争论才平息。
几天后，杨沂中查明，最初煽动福建乡论、促成士人伏阙上书的人，正是勾龙如渊。皇帝听说后大怒，召集宰执讨论他的罪责。赵鼎、刘汲又会同陈公辅、翟汝文、阎孝忠以及胡寅商议。胡寅刚听到时面露怒色，随后端坐不语。宰执们于是议定，任命勾龙如渊为大理寺卿，让他亲自审理福建士人弹劾胡寅的案件，使他所做的事情在审案中自行暴露。赵鼎又请求设置六科，分别监察六部，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妨碍北伐准备。
勾龙如渊被任命为大理寺卿后，在工部右侍郎何铸面前亲口承认，自己曾暗中煽动福建士人弹劾胡寅，目的是把胡寅赶走，使自己得到升迁。他又请求胡寅入宫上奏，说：“设置六科，是为了考察六部办事，不应变成窥伺人情、搜求私事的工具；这一制度本来出自言官监察，应当隶属御史台。车驾南巡，也不应只查看各州商税，还应访问民间风俗、田赋和劳役的真实情况。”胡寅听从他的请求，入宫奏对，把勾龙如渊所说的全部上陈。
第二天，何铸带着证据到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刑部陈述。刑部审理此案，召胡寅、何铸和福建士人当面对质，口供与证据完全相合。皇帝认定勾龙如渊欺骗君主、暗害同僚、扰乱国家舆论，下令追夺并销毁他自入仕以来的全部官告文书，在市中处死。不久，朝廷正式施行六科制度，使其隶属御史台；又确定皇帝七月南巡，慰问安抚江南士民。
建炎九年夏，胡寅与都水监刘洪道商议北伐水运。他们认为，从潼关、风陵渡向下，黄河水势湍急，平时虽然能够通船，但北伐时大军运输同时展开，恐怕会成为粮运限制。应当修整黄河中游砥柱一带的旧水道，用火药开山，方便秋后运输军粮。刘洪道亲自赶到行在，把这一方案上奏。
皇帝说：“北伐经费已经确定，火药另有紧急用途，这项建议暂且搁置。”不久皇帝南巡归来，取出枢密院、御营、户部、兵部、工部所报的各种簿册，向朝廷内外明确表示：北伐不能延缓，但道路远近险易、仓库储量、兵器多少、马匹和粮食数量，都必须据实核查，不得虚报夸大。随后正式下诏褒奖胡寅、林景默和各军主帅筹办北伐、储备物资的功劳。
九月，敌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去世，河北金军形势动摇，皇帝下诏发动大规模北伐。命胡寅以工部尚书身份总管前线军资的调发、发放、运输以及征召民夫等事务；刘洪道以兵部侍郎兼领都水监，担任副手。
诏令下达后，河南各军屯、民屯按照名册征发民夫，供应口粮，转运军粮，紧急时还充当辅助部队。御营骑军将向西出发，副都统李世辅仓促间疏于检点，致使泼喜军滞留东京南郊。统制嵬名云哥没有接到军令，只得申报枢密院、兵部。各司都不知如何处理，胡寅立即决定，暂时把泼喜军划归御驾直属，命其等候随御前班直一同出发。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赵鼎的故乡闻喜也重新列入朝廷版图。赵鼎在私宅设宴，只邀请张浚和胡寅。三人在靖康之难时曾一同躲避在太学，后来分路寻找行在，如今重聚，都为往事感慨。酒席间，张浚说，如果给岳飞增加兵力，也许能在年前攻下大名府。
胡寅说：“北伐总体战略一向以河东为主，河北军只负责牵制金军。元城背靠黄河，三面环水，若在春季水涨时，可以用水军截断援兵；如今正值冬季，水浅河枯，浮冰又构成障碍，不利于进攻。”他又责备张浚：“大军出动四十多天，河北、河东都已有收获。身为宰执，应当坚守朝廷既定谋略，尤其不能被眼前的功名所动摇。”张浚因此不再说话。
当晚，赵鼎、张浚又讨论京东粮运、蒙古使者、日本武士入京，以及砥柱旧道舟车拥堵、是否另设蒲津转运机构等问题，意见多有分歧。胡寅于是吟诵赵鼎从前所作《别张德远》诗，对二人说：“当年相约生死与共的，难道只有赵、张二公吗？胡寅也在其中。如今二位分别主持东府、西府，正应当想起共同经历艰险的旧情。”他又作诗讽谏两位宰执，其中有“臣门虽如市，臣心要如水”的句子。第二天，都省和枢密院共同处理北伐后方各项事务。胡寅随后向工部发文，安排日本武士入京和蒲津转运等事。
不久，河北元帅岳飞的奏报送到东京。岳飞认为，大名府之战应当出奇冒险：对内围困元城，对外布列城寨，牵制金军主力，使皇帝不必顾虑西侧，能够专力攻取太原。
当时，东京坊间传言敌军可能南下，人心十分恐惧。秘阁、公阁许多人担心三位太后、贵妃、贤妃以及诸皇子、公主都在京城，主张召岳飞回军保卫东京。礼部右侍郎范冲也持这一意见，在雪夜前往赵鼎府中，胡寅当时也在。
范冲说：“岳飞嘴上虽然没有说要放弃太后，但实际行动近似于把太后置于可弃之地。身为臣子和将领，怎么能这样做？”赵鼎辩解说：“岳飞此举确实会使东京面临危险，但他所以冒险，是为了牵制金军主力，使陛下能够专攻太原，正符合北伐总体战略。”范冲问：“东京所面临的危险，也包括三位太后吗？”赵鼎无法回答。胡寅在旁说：“也包括在内。”
胡寅又质问赵鼎：“皇帝把河南事务交给首相，正是希望朝廷内外一心北伐，不辜负十年来恢复的辛劳。如今却听任群臣执着于虚名和细枝末节，干扰前线军队，这是最严重的误国。拘泥旧制的人担忧东京一城，本是常情；但他们还指望赵相公、吕公相能够改变已经确定的北伐决策，这就不能不深加警惕。”赵鼎听后沉默。
范冲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归乡。胡寅于是劝赵鼎与张浚、吕好问两家结为婚姻，以表明东西二府及公相旧臣同心北伐；又主动请求北上大名府入岳飞军中，检查军资转运，使京城浮议不能干扰前军。
赵鼎说：“不久前张德远说，明仲日后一定会入相。如今看你的志向，恐怕终究不能当宰相。”胡寅说：“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出发后，他吟诵吕颐浩从军北伐时的旧句：“所愿捐躯酬社稷，岂将祸福计身谋。”
胡寅抵达大名府，进入岳飞军营，召集岳飞、张荣、田师中在军前开会。他把东京秘阁、公阁的议论提出来，质问他们：“河北军放弃新近收复的三个州，十多万百姓冒着严寒流离迁徙，转运负担因此加倍。如今又在大名府冒险，使东京宗室和宫禁都处在危险之中，甚至有人怀疑岳家军拥兵自重。你们听说过这些议论吗？”
岳飞说：“放弃三州，使百姓在隆冬流离，是我考虑不周，愿在战后等待治罪。但敌军若南下，我反而应更加猛烈地进攻大名府，以此反制敌军，不敢轻易回师救援。”胡寅又问：“如果太后从东京下旨，都省、枢密院接连催促你回军救援，你将怎么办？”岳飞回答：“河北各军只知道遵奉陛下的号令。”
胡寅于是对岳飞说：“单从军事机宜看，这个策略未必错误；但京城官员家属、宗室和太后都在东京，即使这是北伐大计不得已的安排，他们也一定会认为你把他们置于可以牺牲的境地。我长期主持北伐转运，知道江南财赋、东京民力以及仓库兵器，已经全部投入这场战争。若不能一举成功，我们如何向天下交代？工部负责北伐运输和修备，我可以保证薪炭、军资转运不稍有延误。从今以后，东京方面的责任由我承担；军务如何决断，由你自己负责。我只希望一举平定河北，使朝廷、百姓、士大夫和将士，不必再承受十年恢复的辛劳。”胡寅随后坐在主帅席旁。岳飞召集各将，明确告知暂缓强攻城池的时间，坚守已经取得的城寨，以牵制金军主力。于是河北各军在内外修筑营垒，煤炭和军用储备不断运到。
十二月初，黄河封冻，大战即将开始。皇帝在河东，派人持金牌将十封秘密手札急送岳飞军中。胡寅验明文书后认为，大战当前，即使是皇帝诏旨，也不应从远方直接干预临阵军机，想先把手札封存。岳飞说：“这些手札既由各统制逐级递送而来，并不是只交给某一个人，显然是要让各军共同知道，不能不打开。”胡寅于是拆开手札宣读，内容都是命岳飞坚守黄河堤岸，陈列重型器械等待敌军。诸将由此知道皇帝赞同岳飞的策略，军心便安定下来。
几天后，河北各军的后续运输一时接不上，粮食和煤炭全部依靠黄河封冻前的储备。正逢严寒，粮炭消耗比平日增加一倍。胡寅亲自制定发放规则，优先供应临阵士卒，自己和幕僚、役吏都减少份额，准备应对河冰长期不化。随后金军驱使大量民夫，准备切断王师左右水道。
胡寅夜里拜见岳飞说：“金军若真切断后路，军储还应进一步节省，以准备长期相持。”岳飞说：“敌军驱使民夫治理水道，未必能在冰解之前切断我军归路。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他们毁堤放水，等春季水涨淹没河北，使大军不能继续北进。现在不应再削减粮炭，反而应厚给士卒和民夫，使他们有余力，乘势猛攻元城，这才是进攻之中兼有防守。”胡寅同意这一策略。除夕，元城、太原都用火药攻破，敌军在河北、河东的防御体系于是全面崩溃。
建炎十年二月初三，朝廷军队与敌军在获鹿决战。双方激战整整一天，敌军大败，十三名万户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敌军元帅拔离速阵亡，兀术仅仅逃得性命。胡寅听到捷报，抱着被子哭泣，作诗说：“昔年淮雪压孤营，今日河山动捷声。二宫蒙尘空涕泪，虏骑尽殄报升平。儒臣未敢言兵久，王事终须尽瘁成。莫谓大功归获鹿，燕云更待扫残兵。”
随后皇帝下诏，把十八名有功武将一并封王。胡寅立即赶到行在入见，奏道：“诸将功劳极大，授予王爵并非不可。但一天之内同时封十八王，是本朝前所未有的。如今诸将正值壮年，四方边患尚未平定，日后若再立特殊功勋，爵位和赏赐还能怎样增加？赏赐已经达到顶点，再无上升余地，功臣难以自安，朝廷也难以保全他们。陛下难道是想让他们封王之后解除兵权，回到府第安享声望吗？”
皇帝说：“朕难道要仿效太祖杯酒释兵权吗？诸将为国家立功，都是良将。国家边事还没有结束，除了他们还能任用谁？你担心日后无爵可加，只是因为把他们看作武臣而已。文臣既然可以统兵，武臣为什么不能进入东西二府，参与军政？朝廷驾驭功臣的要领，在于使他们懂得进退，也使国家能够保全他们的始终。”
胡寅又奏道：“军中的文官正在办理河北春耕、登记附敌者产业、军功授田等事务。若权力多头分出，东京两府、六部和河北地方官司将不知道应当听从谁。”皇帝说：“军前事务紧急，不得不临时便宜处理。等天下稍稍安定，河北安抚、官员任命、授田和清查户籍，都应交还两府、六部及河北有司。东京是朝廷根本，这一点朕十分清楚。”
胡寅说：“河北长期遭受战争，大河又多次造成灾害。大军停止作战后，安抚修治应当先做什么？”皇帝说：“军队交给诸将，民政归于两府。战后最急迫的，没有比河北和黄河治理更重要的。朕将督促工部、都水监和河北各司修堤疏河，使两河地区人口生产逐渐恢复。”
随后，车驾驻扎河间府，并正式把这里定为行在。胡寅随驾到景城，途中皇帝召他单独奏对。皇帝说：“朕想仿照古人赐铁券的意思，为功臣建立保全制度。本朝的铁券，并不是准许诸王本人犯死罪而免死；只是规定日后若诸王犯下死罪，刑罚只及本人，妻子、宗族、家人、部曲没有参与谋划的，不得株连。朕固然不愿功臣因骄横毁掉名声，也不愿后世官府因为一人的罪，把全家尽数诛灭，使君臣恩义最终只剩刑罚杀戮。”
胡寅说：“这一制度虽然仁厚，但功臣听说后，会不会反而感到不安？”皇帝说：“铁券收藏起来，不公开示人，封印也不拆。日后若官府查办诸王重罪，准备株连妻子时，由宰执、御史台和刑部共同开启查看。到那时，天下才知道朕保全功臣的用心。”胡寅说：“陛下心意仁厚，臣岂敢不遵奉。但此事关系功臣一生始终，请让臣退下仔细思考后，再作答复。”
当天夜里，胡寅点着蜡烛起草奏疏，反复删改三四次才完成。第二天，他上奏说：“陛下为功臣子孙考虑，用心固然十分仁厚。然而铁券今天秘密收藏，日后若真因功臣获罪而开启，就等于让天下知道，陛下在当年的思虑中，已经预先料定诸王将来可能犯罪。功臣之家即使免于株连，君臣之间的信义却未必还能保全。秦王平生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若他的子孙日后看到铁券，怎么会不认为陛下当年表面推诚相待，内心却早有防备？由此推及其他诸王，哪一家还能安心？”皇帝沉默，没有回答。
胡寅又进言：“臣认为，要保全功臣，首先必须使天子自己的心意保持公正完整。陛下居于天下之上，诸王一念错误，最多损害一家一县；天子一念失误，却足以震动四海。陛下既希望诸王知道警戒，就更应自我警戒。如今海内将定，政事正从战争转向太平，陛下应当以公开正大的原则治理天下。保全功臣，不在于暗中设置铁券，等待他们日后犯罪；而在于使名分和法制明确，可以共同遵守。受封王爵者不能把军队、财物和法令视为私人所有；御营军籍都应归属朝廷。能够任用的人，就依其所长继续任用；不宜再任实职的，就给予荣誉官衔、俸禄和礼遇，使其终身安定。这样才是让功臣自己求得保全，而不是让他们预先知道，朝廷已经为他们日后获罪作了准备。”
皇帝听完，又展开奏札看了很久，说：“朕遭逢国家动荡，十年间处理政事多出于仓促权宜。如今中兴将成，保全功臣应当归于官府法度，不能只凭朕个人意志。”于是停止铁券之议，下诏由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刑部共同制定诸王礼遇等级、王府禁约、御营军籍归属，以及功臣妻子儿女和后代没有参与谋划者不得株连等条文。胡寅随后随驾勘察河道，参与河北恢复事务。
三月，胡寅随河北大都督吕颐浩北进燕京，参与接收燕云军民事务。燕云刚刚平定，各州豪强大户多蓄养私兵和家仆，隐瞒户口，田籍长期不清。吕颐浩议定，先登记民间兵器，再清查田亩和户口，把豪强隐匿的僮仆部曲释放出来，编入国家户籍，以便以后按军功授田。
胡寅奉命主持清查田亩、建立户籍，又与秦王韩世忠共同查办燕云豪强。夏末，皇帝在燕京亲临吕颐浩府第探病。吕颐浩奏道：“燕云刚定，百废待举，需要重臣留守。胡寅刚正而能任事，可以让他留守燕京。”皇帝采纳这一意见，任命胡寅为燕京留守，车驾随后与韩世忠等文武大臣南还。
入秋，皇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名定策功臣。胡寅因参与确定国家大计、经营关西、总领北伐军需、留守燕云等功劳，列入其中，封为崇安郡王。皇帝又对群臣说：“胡寅留守燕京，责任很重。日后可借治理河道之名，升任枢密副使，仍让他留镇。”
不久，胡寅上疏坚决辞谢说：“燕云刚刚归附，豪强仍有抗拒，田亩、户口、军籍都没有确定簿册；军功授田、屯田和水利也都没有形成制度。臣若仓促接受两府高位的虚名，反而不能尽到职责。愿以实际职务担任燕山路经略使，继续镇守燕京，等燕云初步安定后，再听朝廷任用。”皇帝同意，任命胡寅为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
“迎回两宫，是为了保全亲爱尊亲的大义；维护中兴政权，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的大义。这两种大义应当同时实行，不能偏废。陛下在绍兴津表示让位，是为了尽到人子的礼节；群臣一再坚决劝止，则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重大责任。帝位已经有明确归属，今后不宜再谈让国。至于从前主张议和的官员，他们大多是想缓解国家危难、保全社稷，不能一概定罪。罢免他们的职位可以，却不能因此全面伤害士大夫的公正议论。不过敌人反复无常、不守信用，已经十分明显，边防和军粮储备一天也不能放松。”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公开批复。
这年秋天，敌将完颜活女从延安向南进犯，吴璘据守雕阴山大营抵抗。敌军又另派部队奔袭保安军和庆州，几个城寨相继失陷。郭浩以御营后军统制官的身份驻守栲栳寨，因为道路被切断，消息无法传出。
吴玠驻军坊州，急报说：“敌军进攻保安军、庆州，恐怕另有深谋。我不敢贸然调动主力，请长安诸位大臣裁决。”军报送到长安，宇文虚中判断说：“河东敌军并未出现大举进攻的迹象，活女此次出兵，恐怕不是敌人统一部署，而是擅自发动战争，想趁机夺取保安军诸寨，扩张地盘以邀取战功。吴玠应当发兵救援郭浩。”韩世忠也进驻同州，准备相互接应。胡寅亲自北上坊州，负责转运，调发坊州储存的粮草、弓箭和马料，又继续调取长安军粮，使吴玠能够集中精力向北救援。
九月，原辽国降将耶律余睹带着亲属党羽前来归附。他对郭浩说：“我被女真人驱逐，向西夏求援也没有成功，现在愿意归顺朝廷。女真人与西夏暗中订有关于延安的约定，我愿为天子联络耶律大石，共同进攻西夏。”郭浩不敢自行决定，立即报告吴玠；吴玠又把消息急送坊州。
十月初七，胡寅收到报告，命吴玠、郭浩妥善安置耶律余睹，不得泄露此事；同时详细记录余睹所说的内容，急奏长安和东京。朝廷讨论后作出决定，派使者联络耶律大石，共同谋取西夏。
建炎六年二月，皇帝西行到长安，胡寅从坊州返回，随驾到长陵。皇帝询问平定西夏的方略。胡寅回答：“平夏之计，兵力不是最困难的，转运军粮才是最急迫的。进兵路线大致有三种：若从缓图谋，就先收复河湟、河西，使西夏失去右臂；其次可以从横山一带城寨逐步推进，以步步占领的办法攻取；若求迅速，则从平夏城沿葫芦河出兵，直指兴州、灵州腹地。但瀚海沙漠这一路，万万不可走。西夏以骑兵见长，王师若不多设骑兵作为侦察警戒，探查地形，保护粮道，那么后路一旦被夏骑截断，即使兵多也无用。至于主帅，最重要的是知道何时进、何时退，谨慎掌握粮草，能够控制转运，胜利时不骄傲，失败时不动摇；勇猛决断和奇谋妙策，反而还在其次。”
皇帝笑道：“明仲如今也懂得军事了。”胡寅说：“臣其实不懂兵法，只是把本朝百年来征伐西夏的成败反复比较，偶然得到这些认识，正所谓纸上谈兵罢了。”
皇帝又问：“你所说的主帅，难道是有所指吗？”胡寅于是当面斥责韩世忠说：“郡王自从尧山立下救驾之功后，骄气渐渐显露。如今陛下讨伐西夏的计划早已确定，郡王却仍借调度骑兵的便利，请求担任主帅，连续多日坚持请求，几乎达到半个月，这说明还没有懂得进退的分寸。若不改正，即使陛下想保全诸将，又怎么能够做到？韩信被诛，并不全是汉高祖辜负了他；周勃入狱后感叹狱吏尊贵，也与他不读书、不懂法度有关。郡王应当读书自我警戒。”
韩世忠惶恐请罪。皇帝根据胡寅的意见，命岳飞主持平夏大军，胡寅总管粮饷，韩世忠、曲端、吴玠各自分兵作战。随后皇帝召见西夏使臣薛元礼，向他宣告朝廷讨伐西夏的旨意。
三月，车驾驻扎桥山大营。韩世忠、吴玠见陕北作战稍有进展，想乘势扩大攻势。皇帝认为横山、延安一带还不能仓促进行大会战，应当虚张声势，牵制夏军，使其不能顾及别处。
胡寅说：“牵制西夏可以，却不能逼得它倾全国之力前来决战。眼下战机的关键，在于耶律大石能否从河西出兵。”吴玠说：“西辽军如果一路无敌，恐怕会直接进入兴州、灵州腹地，将来势力过大，也会成为朝廷的忧患。”胡寅说：“西辽真正仇恨的是女真人，亡国之恨尚未忘，怎么会立刻与中国对抗？”
皇帝说：“西辽不至于马上同中国开战，但河西与兴、灵地区彼此相接，它一定会有许多窥探和试探。朝廷应当持重自强，不能显露怯弱，也不能轻易退让。”
此前，胡寅查办御营后军、左军的各种弊端，分条奏报贪污、虐待部下、侵占军功授田等问题；因为平夏战争即将开始，便请求暂缓处分。皇帝于是严厉责备吴玠，再次申明军中不得侵占授田、纵容残暴行为的禁令。
吴玠退出后，胡寅说：“关西两支御营军并不是已经完全败坏，只是旧习难以立刻革除，与往年相比已经略有改进。”不久，金军在蒲津一带示警，吴玠请求调吴璘军前往同州。胡寅说：“如果削弱横山、延安的防备，党项人必然放松警惕，甚至可能反而分兵回援兴庆。”韩世忠也认为应当在横山、延安加大声势，以牵制党项军。皇帝于是亲自前往同州，与岳飞隔河牵制兀术，并下诏陕北各军不得轻易调动。
车驾抵达同州后，下诏在蒲津及黄河西岸各处险要地带挖壕筑垒、树桩设栅，摆出坚守的态势。胡寅督办工程，平均调配民夫和军需，命各军、各司各守自己的职责。皇帝亲手拿起锹锸，与御前班直一同劳动。胡寅奏道：“陛下亲自参加劳作，是为了振奋士气；但百官将吏若争相仿效，恐怕会打乱工程次序。请明令各司仍守原有分工，不得擅离职守。”皇帝听从了。
胡寅又劝皇帝停止亲自劳作。皇帝说：“此时只有加强防备才能助长军势。”胡寅便不再劝阻。不久，胡寅收到陕州李彦仙公开发布的捷报，说牛皋、董先与马扩部下会师，在中条山、五龙一带击败金将突合速，斩首一千余级。皇帝下诏宣扬这场胜利，大张旗鼓，又命营中交替竖起曲端、岳飞的军旗，使金军疑惧，不敢轻举妄动。
随后，岳飞率朝廷军队从德顺军向西推进，沿黄河直入兴州、灵州腹地。四月初十攻破兴庆府，李世辅、曲端等分路招降并平定西夏各地。兴庆府失守后，横山诸州都受到震动。
夏州统军萧合达前来拜见，请求带领夏州部众归附西辽。皇帝怀疑他想裹挟部众投奔西辽，准备依法处置。当时有一名新归附的党项小吏阿华进谏，认为横山刚刚收复，人心尚未安定，不宜立即杀死萧合达。胡寅认为他的意见不凡，详细询问他的姓名、族属、所属部落、现任职务以及是否读过书，随后奏请让阿华暂代洪州通判；又请求释放萧合达，让他单身前往西辽，以保全他表示归附的名义。皇帝采纳胡寅的意见，赐阿华和萧合达国姓赵，命赵合达携带国书前往耶律大石处。
不久，吴玠上奏请求回师向东，攻取银州、石州，进而围逼延安和绥德军。皇帝把奏章交给胡寅看。胡寅回答：“吴玠并不是真的想向东进攻银、石二州，协助韩世忠攻取延安；他的本意是向西攻打盐州、灵州，追击西夏军。只是韩世忠眼下名望很高，吴玠不愿当面违背他的意见，所以把主张写进奏章，等待陛下裁决。向西攻取盐、灵，是直击西夏根本，岳飞、曲端各军又必须首尾配合，不容易仓促推进；向东攻银、石，虽然可以逼迫延安、牵制完颜活女，却未必是今天最紧急的任务。”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命胡寅、杨沂中留守保安军，自己亲率军队前往宥州。
灵州捷报送到宥州后，皇帝正式决定向西进军兴州、灵州。出发前，下诏由胡寅治理民政，韩世忠掌管军务，杨沂中监督军队。延安附近各军以及横山东部新归附的党项部落，都受他们节制；东路攻守和同州防备，允许临机裁决。胡寅于是坐镇横山东路，安抚新附州寨和各部族，筹办粮草转运。
八月，朝廷重新划分关西六路，改为陕西、宁夏、秦凤三路，原有各路转运制度随之废止。胡寅改任工部尚书，但暂留关西，最终完成三路改制。
当初，杨政任后军统制，残暴违法之事很多。胡寅因战事正紧，请求暂缓处分。等战争结束后，便将杨政拘捕下狱，准备押送东京治罪。杨政到京后，皇帝命依军法处死。
建炎六年九月，朝廷封胡闳休为定远侯，任命为宁夏路经略使。原西夏各部族的户籍、仓场、水渠堤堰、关市以及战争中征用的车马民夫，仍有很多掌握在御营诸军和旧转运司官吏手中。胡闳休发公文要求交接，各将领却都说边防正紧，不能仓促移交，因而没有奉命。
当时胡寅奉诏留在关西，便召集胡闳休、各军将校、转运官吏和新附部族首领，共同商定交割办法。胡寅说：“宁夏刚刚平定，不能完全用太平时期的法令约束；但边臣的临机处置权，也不能变成个人私法。”最终议定：部族户籍、关市、屯田和渠堰都归宁夏经略司管理，允许胡闳休因地制宜办理；但凡征兵、屯田和征收专卖税利，必须登记数目上报，不得借机侵吞骚扰。御营各军不得再以战争为名，擅自征取新附民户的车马。仓场、道路、桥梁、渠堰则分别绘图造册，报送工部，准备北伐时调用。
建炎七年春，陕西、宁夏、秦凤三路的新制度初步建立，胡寅奉诏返回东京。五月，朝廷筹措北伐经费，陆续施行新税、官债、海上贸易、彩票等办法。到七月，各项新法已收入二百余万缗。皇帝把这笔钱全部交给工部，命胡寅根据地势和运输条件选择合适地点，修建储备北伐军粮物资的仓库。
这年冬天，皇帝长期患病，不能处理政务，朝廷内外谣言蜂起。皇帝康复后，在便殿召见吕好问、赵鼎、张浚、胡寅、刘子羽、马伸等人，说明谣言的来龙去脉；又因朝野请求确立储君，告知他们秘密确定继承人的打算。皇帝写了两份传位诏书，一份由杨沂中随身保管，一份藏在文德殿，并当面告诉诸臣所选定的储君。事情结束后，皇帝又问：“既然已经迁来元祐太后，是否也应迎接两位太上皇一同居住？”胡寅听后面露怒色，皇帝便笑着离去。
年底，朝廷核算天下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增加八百七十余万缗。皇帝说：“今年从各方面筹划，增加的收入还不到一千万。”胡寅进言：“各项新法施行不久，大多从年中才逐渐推行。若按完整一年计算，新增收入一定超过一千万贯。”群臣都表示庆贺。皇帝说：“这是诸臣辛勤经营的功劳。此后两年仍须节省开支，为北伐作准备。
建炎八年二月，泉州士人因一座外国宗教寺院正对县学而建，上书请求拆毁。泉州知府勾龙如渊极力支持，皇帝采纳了这一意见。张浚认为勾龙如渊办事敏捷，向朝廷推荐，勾龙如渊于是被任命为工部侍郎。
四月，皇帝从岳台演武归来，刑部尚书马伸呈上福建士人在宫门外递交的奏书。福建士人见此前的请求得到实行，又联名弹劾工部尚书胡寅不赡养亲生父母，并有怨恨亲人的言论，请求罢黜他，以整肃伦理教化。
皇帝看完奏书，派杨沂中拿给胡寅。胡寅看后沉默不语。几天里，他仍每天到工部照常办公。然而此事逐渐传开，御史台、刑部相继上奏，请胡寅公开说明。胡寅始终没有辞职，议论越发喧腾，太学生便聚集宫门上书论奏。
胡寅于是上疏自我辩明：“臣幼年被亲生父母遗弃，是胡安国将臣收养成人。父母养育之恩，自然应归于胡安国夫妇。所谓亲生父母，对臣而言只是叔父、叔母，不能由遗弃臣的人反过来要求臣尽母子和乐相亲之礼。”胡安国又写信给太学，详细说明收养胡寅的原因，说并不是立他为后继承宗祧，而是怜悯他被遗弃，才加以抚养，从此父子名分已经确定。书信公开后，朝廷内外的议论仍未完全平息。
五月大朝，皇帝就胡寅不孝一事询问群臣。胡寅回答：“臣已经写好辩解奏札，交给都省。”皇帝于是把太上道君皇帝的亲笔书信给廷臣传阅，信中责备皇帝长期没有前去问安探视。皇帝说：“朕经营数年，才迎回两宫，至今尚不敢自称有孝名。胡寅之事，应当与朕的事情一同交给天下公议。”胡寅听后流泪，不能说话。第二天，邸报完整刊载太上道君皇帝的责问、皇帝的自我说明和胡寅的辩疏，朝廷内外的争论才平息。
几天后，杨沂中查明，最初煽动福建乡论、促成士人伏阙上书的人，正是勾龙如渊。皇帝听说后大怒，召集宰执讨论他的罪责。赵鼎、刘汲又会同陈公辅、翟汝文、阎孝忠以及胡寅商议。胡寅刚听到时面露怒色，随后端坐不语。宰执们于是议定，任命勾龙如渊为大理寺卿，让他亲自审理福建士人弹劾胡寅的案件，使他所做的事情在审案中自行暴露。赵鼎又请求设置六科，分别监察六部，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妨碍北伐准备。
勾龙如渊被任命为大理寺卿后，在工部右侍郎何铸面前亲口承认，自己曾暗中煽动福建士人弹劾胡寅，目的是把胡寅赶走，使自己得到升迁。他又请求胡寅入宫上奏，说：“设置六科，是为了考察六部办事，不应变成窥伺人情、搜求私事的工具；这一制度本来出自言官监察，应当隶属御史台。车驾南巡，也不应只查看各州商税，还应访问民间风俗、田赋和劳役的真实情况。”胡寅听从他的请求，入宫奏对，把勾龙如渊所说的全部上陈。
第二天，何铸带着证据到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刑部陈述。刑部审理此案，召胡寅、何铸和福建士人当面对质，口供与证据完全相合。皇帝认定勾龙如渊欺骗君主、暗害同僚、扰乱国家舆论，下令追夺并销毁他自入仕以来的全部官告文书，在市中处死。不久，朝廷正式施行六科制度，使其隶属御史台；又确定皇帝七月南巡，慰问安抚江南士民。
建炎九年夏，胡寅与都水监刘洪道商议北伐水运。他们认为，从潼关、风陵渡向下，黄河水势湍急，平时虽然能够通船，但北伐时大军运输同时展开，恐怕会成为粮运限制。应当修整黄河中游砥柱一带的旧水道，用火药开山，方便秋后运输军粮。刘洪道亲自赶到行在，把这一方案上奏。
皇帝说：“北伐经费已经确定，火药另有紧急用途，这项建议暂且搁置。”不久皇帝南巡归来，取出枢密院、御营、户部、兵部、工部所报的各种簿册，向朝廷内外明确表示：北伐不能延缓，但道路远近险易、仓库储量、兵器多少、马匹和粮食数量，都必须据实核查，不得虚报夸大。随后正式下诏褒奖胡寅、林景默和各军主帅筹办北伐、储备物资的功劳。
九月，敌军统帅完颜讹里朵去世，河北金军形势动摇，皇帝下诏发动大规模北伐。命胡寅以工部尚书身份总管前线军资的调发、发放、运输以及征召民夫等事务；刘洪道以兵部侍郎兼领都水监，担任副手。
诏令下达后，河南各军屯、民屯按照名册征发民夫，供应口粮，转运军粮，紧急时还充当辅助部队。御营骑军将向西出发，副都统李世辅仓促间疏于检点，致使泼喜军滞留东京南郊。统制嵬名云哥没有接到军令，只得申报枢密院、兵部。各司都不知如何处理，胡寅立即决定，暂时把泼喜军划归御驾直属，命其等候随御前班直一同出发。
十一月，河东捷报传到东京，赵鼎的故乡闻喜也重新列入朝廷版图。赵鼎在私宅设宴，只邀请张浚和胡寅。三人在靖康之难时曾一同躲避在太学，后来分路寻找行在，如今重聚，都为往事感慨。酒席间，张浚说，如果给岳飞增加兵力，也许能在年前攻下大名府。
胡寅说：“北伐总体战略一向以河东为主，河北军只负责牵制金军。元城背靠黄河，三面环水，若在春季水涨时，可以用水军截断援兵；如今正值冬季，水浅河枯，浮冰又构成障碍，不利于进攻。”他又责备张浚：“大军出动四十多天，河北、河东都已有收获。身为宰执，应当坚守朝廷既定谋略，尤其不能被眼前的功名所动摇。”张浚因此不再说话。
当晚，赵鼎、张浚又讨论京东粮运、蒙古使者、日本武士入京，以及砥柱旧道舟车拥堵、是否另设蒲津转运机构等问题，意见多有分歧。胡寅于是吟诵赵鼎从前所作《别张德远》诗，对二人说：“当年相约生死与共的，难道只有赵、张二公吗？胡寅也在其中。如今二位分别主持东府、西府，正应当想起共同经历艰险的旧情。”他又作诗讽谏两位宰执，其中有“臣门虽如市，臣心要如水”的句子。第二天，都省和枢密院共同处理北伐后方各项事务。胡寅随后向工部发文，安排日本武士入京和蒲津转运等事。
不久，河北元帅岳飞的奏报送到东京。岳飞认为，大名府之战应当出奇冒险：对内围困元城，对外布列城寨，牵制金军主力，使皇帝不必顾虑西侧，能够专力攻取太原。
当时，东京坊间传言敌军可能南下，人心十分恐惧。秘阁、公阁许多人担心三位太后、贵妃、贤妃以及诸皇子、公主都在京城，主张召岳飞回军保卫东京。礼部右侍郎范冲也持这一意见，在雪夜前往赵鼎府中，胡寅当时也在。
范冲说：“岳飞嘴上虽然没有说要放弃太后，但实际行动近似于把太后置于可弃之地。身为臣子和将领，怎么能这样做？”赵鼎辩解说：“岳飞此举确实会使东京面临危险，但他所以冒险，是为了牵制金军主力，使陛下能够专攻太原，正符合北伐总体战略。”范冲问：“东京所面临的危险，也包括三位太后吗？”赵鼎无法回答。胡寅在旁说：“也包括在内。”
胡寅又质问赵鼎：“皇帝把河南事务交给首相，正是希望朝廷内外一心北伐，不辜负十年来恢复的辛劳。如今却听任群臣执着于虚名和细枝末节，干扰前线军队，这是最严重的误国。拘泥旧制的人担忧东京一城，本是常情；但他们还指望赵相公、吕公相能够改变已经确定的北伐决策，这就不能不深加警惕。”赵鼎听后沉默。
范冲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归乡。胡寅于是劝赵鼎与张浚、吕好问两家结为婚姻，以表明东西二府及公相旧臣同心北伐；又主动请求北上大名府入岳飞军中，检查军资转运，使京城浮议不能干扰前军。
赵鼎说：“不久前张德远说，明仲日后一定会入相。如今看你的志向，恐怕终究不能当宰相。”胡寅说：“这对我来说有什么损失？”出发后，他吟诵吕颐浩从军北伐时的旧句：“所愿捐躯酬社稷，岂将祸福计身谋。”
胡寅抵达大名府，进入岳飞军营，召集岳飞、张荣、田师中在军前开会。他把东京秘阁、公阁的议论提出来，质问他们：“河北军放弃新近收复的三个州，十多万百姓冒着严寒流离迁徙，转运负担因此加倍。如今又在大名府冒险，使东京宗室和宫禁都处在危险之中，甚至有人怀疑岳家军拥兵自重。你们听说过这些议论吗？”
岳飞说：“放弃三州，使百姓在隆冬流离，是我考虑不周，愿在战后等待治罪。但敌军若南下，我反而应更加猛烈地进攻大名府，以此反制敌军，不敢轻易回师救援。”胡寅又问：“如果太后从东京下旨，都省、枢密院接连催促你回军救援，你将怎么办？”岳飞回答：“河北各军只知道遵奉陛下的号令。”
胡寅于是对岳飞说：“单从军事机宜看，这个策略未必错误；但京城官员家属、宗室和太后都在东京，即使这是北伐大计不得已的安排，他们也一定会认为你把他们置于可以牺牲的境地。我长期主持北伐转运，知道江南财赋、东京民力以及仓库兵器，已经全部投入这场战争。若不能一举成功，我们如何向天下交代？工部负责北伐运输和修备，我可以保证薪炭、军资转运不稍有延误。从今以后，东京方面的责任由我承担；军务如何决断，由你自己负责。我只希望一举平定河北，使朝廷、百姓、士大夫和将士，不必再承受十年恢复的辛劳。”胡寅随后坐在主帅席旁。岳飞召集各将，明确告知暂缓强攻城池的时间，坚守已经取得的城寨，以牵制金军主力。于是河北各军在内外修筑营垒，煤炭和军用储备不断运到。
十二月初，黄河封冻，大战即将开始。皇帝在河东，派人持金牌将十封秘密手札急送岳飞军中。胡寅验明文书后认为，大战当前，即使是皇帝诏旨，也不应从远方直接干预临阵军机，想先把手札封存。岳飞说：“这些手札既由各统制逐级递送而来，并不是只交给某一个人，显然是要让各军共同知道，不能不打开。”胡寅于是拆开手札宣读，内容都是命岳飞坚守黄河堤岸，陈列重型器械等待敌军。诸将由此知道皇帝赞同岳飞的策略，军心便安定下来。
几天后，河北各军的后续运输一时接不上，粮食和煤炭全部依靠黄河封冻前的储备。正逢严寒，粮炭消耗比平日增加一倍。胡寅亲自制定发放规则，优先供应临阵士卒，自己和幕僚、役吏都减少份额，准备应对河冰长期不化。随后金军驱使大量民夫，准备切断王师左右水道。
胡寅夜里拜见岳飞说：“金军若真切断后路，军储还应进一步节省，以准备长期相持。”岳飞说：“敌军驱使民夫治理水道，未必能在冰解之前切断我军归路。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他们毁堤放水，等春季水涨淹没河北，使大军不能继续北进。现在不应再削减粮炭，反而应厚给士卒和民夫，使他们有余力，乘势猛攻元城，这才是进攻之中兼有防守。”胡寅同意这一策略。除夕，元城、太原都用火药攻破，敌军在河北、河东的防御体系于是全面崩溃。
建炎十年二月初三，朝廷军队与敌军在获鹿决战。双方激战整整一天，敌军大败，十三名万户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敌军元帅拔离速阵亡，兀术仅仅逃得性命。胡寅听到捷报，抱着被子哭泣，作诗说：“昔年淮雪压孤营，今日河山动捷声。二宫蒙尘空涕泪，虏骑尽殄报升平。儒臣未敢言兵久，王事终须尽瘁成。莫谓大功归获鹿，燕云更待扫残兵。”
随后皇帝下诏，把十八名有功武将一并封王。胡寅立即赶到行在入见，奏道：“诸将功劳极大，授予王爵并非不可。但一天之内同时封十八王，是本朝前所未有的。如今诸将正值壮年，四方边患尚未平定，日后若再立特殊功勋，爵位和赏赐还能怎样增加？赏赐已经达到顶点，再无上升余地，功臣难以自安，朝廷也难以保全他们。陛下难道是想让他们封王之后解除兵权，回到府第安享声望吗？”
皇帝说：“朕难道要仿效太祖杯酒释兵权吗？诸将为国家立功，都是良将。国家边事还没有结束，除了他们还能任用谁？你担心日后无爵可加，只是因为把他们看作武臣而已。文臣既然可以统兵，武臣为什么不能进入东西二府，参与军政？朝廷驾驭功臣的要领，在于使他们懂得进退，也使国家能够保全他们的始终。”
胡寅又奏道：“军中的文官正在办理河北春耕、登记附敌者产业、军功授田等事务。若权力多头分出，东京两府、六部和河北地方官司将不知道应当听从谁。”皇帝说：“军前事务紧急，不得不临时便宜处理。等天下稍稍安定，河北安抚、官员任命、授田和清查户籍，都应交还两府、六部及河北有司。东京是朝廷根本，这一点朕十分清楚。”
胡寅说：“河北长期遭受战争，大河又多次造成灾害。大军停止作战后，安抚修治应当先做什么？”皇帝说：“军队交给诸将，民政归于两府。战后最急迫的，没有比河北和黄河治理更重要的。朕将督促工部、都水监和河北各司修堤疏河，使两河地区人口生产逐渐恢复。”
随后，车驾驻扎河间府，并正式把这里定为行在。胡寅随驾到景城，途中皇帝召他单独奏对。皇帝说：“朕想仿照古人赐铁券的意思，为功臣建立保全制度。本朝的铁券，并不是准许诸王本人犯死罪而免死；只是规定日后若诸王犯下死罪，刑罚只及本人，妻子、宗族、家人、部曲没有参与谋划的，不得株连。朕固然不愿功臣因骄横毁掉名声，也不愿后世官府因为一人的罪，把全家尽数诛灭，使君臣恩义最终只剩刑罚杀戮。”
胡寅说：“这一制度虽然仁厚，但功臣听说后，会不会反而感到不安？”皇帝说：“铁券收藏起来，不公开示人，封印也不拆。日后若官府查办诸王重罪，准备株连妻子时，由宰执、御史台和刑部共同开启查看。到那时，天下才知道朕保全功臣的用心。”胡寅说：“陛下心意仁厚，臣岂敢不遵奉。但此事关系功臣一生始终，请让臣退下仔细思考后，再作答复。”
当天夜里，胡寅点着蜡烛起草奏疏，反复删改三四次才完成。第二天，他上奏说：“陛下为功臣子孙考虑，用心固然十分仁厚。然而铁券今天秘密收藏，日后若真因功臣获罪而开启，就等于让天下知道，陛下在当年的思虑中，已经预先料定诸王将来可能犯罪。功臣之家即使免于株连，君臣之间的信义却未必还能保全。秦王平生事迹，朝廷内外都知道；若他的子孙日后看到铁券，怎么会不认为陛下当年表面推诚相待，内心却早有防备？由此推及其他诸王，哪一家还能安心？”皇帝沉默，没有回答。
胡寅又进言：“臣认为，要保全功臣，首先必须使天子自己的心意保持公正完整。陛下居于天下之上，诸王一念错误，最多损害一家一县；天子一念失误，却足以震动四海。陛下既希望诸王知道警戒，就更应自我警戒。如今海内将定，政事正从战争转向太平，陛下应当以公开正大的原则治理天下。保全功臣，不在于暗中设置铁券，等待他们日后犯罪；而在于使名分和法制明确，可以共同遵守。受封王爵者不能把军队、财物和法令视为私人所有；御营军籍都应归属朝廷。能够任用的人，就依其所长继续任用；不宜再任实职的，就给予荣誉官衔、俸禄和礼遇，使其终身安定。这样才是让功臣自己求得保全，而不是让他们预先知道，朝廷已经为他们日后获罪作了准备。”
皇帝听完，又展开奏札看了很久，说：“朕遭逢国家动荡，十年间处理政事多出于仓促权宜。如今中兴将成，保全功臣应当归于官府法度，不能只凭朕个人意志。”于是停止铁券之议，下诏由都省、枢密院、御史台、刑部共同制定诸王礼遇等级、王府禁约、御营军籍归属，以及功臣妻子儿女和后代没有参与谋划者不得株连等条文。胡寅随后随驾勘察河道，参与河北恢复事务。
三月，胡寅随河北大都督吕颐浩北进燕京，参与接收燕云军民事务。燕云刚刚平定，各州豪强大户多蓄养私兵和家仆，隐瞒户口，田籍长期不清。吕颐浩议定，先登记民间兵器，再清查田亩和户口，把豪强隐匿的僮仆部曲释放出来，编入国家户籍，以便以后按军功授田。
胡寅奉命主持清查田亩、建立户籍，又与秦王韩世忠共同查办燕云豪强。夏末，皇帝在燕京亲临吕颐浩府第探病。吕颐浩奏道：“燕云刚定，百废待举，需要重臣留守。胡寅刚正而能任事，可以让他留守燕京。”皇帝采纳这一意见，任命胡寅为燕京留守，车驾随后与韩世忠等文武大臣南还。
入秋，皇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名定策功臣。胡寅因参与确定国家大计、经营关西、总领北伐军需、留守燕云等功劳，列入其中，封为崇安郡王。皇帝又对群臣说：“胡寅留守燕京，责任很重。日后可借治理河道之名，升任枢密副使，仍让他留镇。”
不久，胡寅上疏坚决辞谢说：“燕云刚刚归附，豪强仍有抗拒，田亩、户口、军籍都没有确定簿册；军功授田、屯田和水利也都没有形成制度。臣若仓促接受两府高位的虚名，反而不能尽到职责。愿以实际职务担任燕山路经略使，继续镇守燕京，等燕云初步安定后，再听朝廷任用。”皇帝同意，任命胡寅为翰林学士，兼燕山路经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