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文和林景默 下（原文）
十年秋，车驾次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定策勋臣。景默以参预机务、经画财赋，生财足兵，列其中，进封莆阳郡王。十一年，赵鼎上《国是十事疏》。帝乃增置都省副相，命景默与刘汲同领邦计，更定财赋之政，务使不加赋于民而国用自足。又召赵开还朝，除户部尚书。
时北伐馈饷、战后赏赉所费不赀，建炎交子行用既久，币直寖轻。刘汲习蜀中交子故事，以为交子、官债并行，而出纳、兑易、储备、偿给分属异司，不相统摄，故币信日损。遂与景默共议，取平夏、北伐所获金银为根柢，以茶引、盐引、度牒佐其信，收旧交子、官券，更造新币。使民得以输税，又得兑金银、铜钱，仍参飞钱故事，以便远近大数移易。景默曰：“币之所以行，在信归于一。若诸路交子务自为法度，则朝廷虽有金银、茶盐为本，而币信终散。宜以东京交子务总其事，使诸路交子务皆有所统，新币乃可经久。”汲主厚其本以固币信，景默主一其行以便久远，议遂定。
景默、汲入奏，帝曰：“若但易交子为会子，名虽少异，实无新法。百姓闻之，必以为朝廷复设取民之具。古者布帛可以为币，便于轻赍；今既用飞钱旧法，使财用流通，宜称汇币。卿等既欲使天下财用相通，宜使名实相副。可改东京交子务为天下汇通总行，诸路交子务皆隶焉。林卿长于邦计，总行长非卿不可。”乃诏立天下汇通总行于东京，掌汇币出纳、兑易、会计、官债偿给之事；以景默副相领总行长，分置六行于燕京、长安、江宁、洛阳、广州、成都。
居数日，赵开往见景默曰：“汇通行，国家大政也，不可并入户部。若尽隶户部，则吏胥缘汇兑、贷钱、鬻官债为奸，商民受扰，而行务不立；若全在户部之外，则财权或旁出，亦非国家之利。宜置汇通司于户部，使稽察汇币、汇兑、官债、贷钱诸法度；至行中日用出纳，则听汇通行自为之。”景默因入奏，乞以赵开为副总行长，以梅栎为户部左侍郎，领汇通司事，又请别定官营行务之制，使官署主法度，行务主营运，官署不得自与民争利，行务不得侵夺官司之权。诏悉如所请。由是官营行务之制始立。
十二年，汇币先行于开封、成都二府。刘汲请令蕃商市丝瓷者，皆以白银折价，输银于总行，以厚汇币之库本。景默条上分行禁约：毋得私印汇币，毋得擅增出币之额；凡旧交子、官债兑易，各别为簿。汲又请听新封功臣、宗室以所得赐财愿入汇通取息，以佐海贸、军器工务。景默以其法可行，然功臣、宗室赐财，关涉爵禄、田产、府属，不可遽行，乃先令天下汇通置专户试之，俟有司详定。十三年，诏汇币行天下，凡秋粮折变、过税、住税、关津税、榷场税、抽解、博买等关市之征，皆令十之五以汇币输纳。
十四年，南阳士民诉于在京乡官，言州县托汇币折纳之名扰民，豪右商贾因而抑价收买丝绢、粮米，下户多迫鬻田。御史台据状弹劾。诏命户部与御史台会同按验。景默既闻，喟然曰：“吾建炎八年所忧，甫六年而验矣。”赵开既按其事，得南阳诸县为求岁计上考，潜增下户汇币输纳之数。下户汇币难得，乃贱鬻丝绢、粮米于富商，取汇币以输官税。豪商复以汇币短贷下户，期满不能偿者，多以田产抵之。
寻又按得祁国公府属、家令、牙人与豪商交通，以国公府旧赐金帛为本，假寺观、商号、佃首之名买田。田利实入府中，而田契散寄诸户名下，以避户等随田钱。景默上疏曰：“国家设汇币，所以通天下财用；折纳一失其平，则财用不通，而民先受其困。国家赐功臣，所以报劳也；若赐财尽归田亩，则非以报功，乃以资兼并也。今日所禁，非禁富民有财，乃禁其恃财兼并田产以为利也。”因奏请按治吏胥、代名买田之豪商及祁国公府属，籍其隐占之田与冒得之利。复请减祁国公俸入，裁汰其府属，而不夺其爵，亦不株连宗室。诏如景默所请。
南阳狱定，景默更定折变平准之法，使诸路经略、漕司与汇通分行，按季具钱、粮、丝、汇币时价以闻，户部汇通司据以定互折之格。禁州县擅增汇币输纳之分，及以旧价、虚估损下户价直。又奏请益广宗室、勋贵寄托生息之法，令王府、功臣家大额赐财纳入天下汇通专户，转给海贸、造船、矿冶、军器诸行务为本，岁分其息。禁其家属、府属假牙人、寺观、商号之名，阴市田亩。诏悉如景默所请。
景默又言：“自艺祖、太宗以来，爵号寖繁，恩给、府属、实封不相统摄。州县畏其名势，奸吏、牙人因缘为奸，最易假势侵民。建炎以来，朝廷大政惟在抗虏。今四海既安，正当裁并厘正。”诏礼部、宗正寺裁并旧爵，定为八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其嗣王之号，不列爵等，惟用于承袭之际。宗室食邑、实封、月给、府属之额，户部悉更核定，毋得缘旧爵名别增恩给。十五年，诏以南阳案后所定诸法行诸路，户等随田钱一项并令全额输汇币；凡计亩及田皮、田骨税责相涉之条，亦著为令。自是宗室、勋贵、王府大额赐财多入天下汇通专户，岁取其息；宗室、豪右假名买田者稍敛，而海贸、造船、矿冶诸务之本亦渐厚。
十六年，命赵开经略燕京路，召万俟卨还朝，拜户部尚书。先是，万俟卨经略燕京，依户部横格簿法，定京津轨路、仓场、官署、转运诸费，凡工料、役直、车马、粮食、耗折、期限，皆列为籍。景默善其法，因令诸轨路工役皆用之。其冬，有司趣限责成，盛寒大雪，驱役不休，役夫死于冻馁、疾病者凡五百人。中丞李光上《治安疏》，帝因降罪己诏，免万俟卨户部尚书，降为将作监。景默以其法出于户部，乃上疏请罪，仍奏更定工役预度之格。凡轨路、治河、营建诸役，皆先具预度；钱粮、工料、役直、车马、转输、耗折各为一目，役夫名籍、役期、工食、寒暑停役、病亡赙恤并著簿。役成之后，验工不得专视期限、所费，必并考役夫死伤、工食给付与州县扰民之状。
十七年，朝廷都燕。景默奏定财计六纲：明源、分目、定额、勾稽、直给、寄管，凡六事。凡国库、内帑、行务、军费、工役诸项，各别名目，毋得相淆。新都营建、轨路、治河诸役，皆依预度格。赵开既经略燕京，因新格覆按仓场、轨路、官署簿籍，乃取万俟卨旧所立预度，稍厘入常法。
十八年秋，鼎将去相位，中外人情浮动。会新乐戏《梁祝》盛行燕京，胡寅、陈俊卿、汤思退相继论奏，辞渐及铨选、党援。陈俊卿素出张浚之门，汤思退则赵鼎所荐。张浚闻之，集刘子羽、景默、吕祉等议其事。张浚以俊卿上疏非己意，刘子羽戒其不可私约御史，以犯交通台谏之名。景默曰：“此事既涉相位进退、国政所归，诸公私相议论无益，宜面承上意。但张公必先自定去就，然后入见；若去就未决，而遽以问上，事或反坏。”张浚默然，既而杜门却客者数日。
未几，帝幸香山，召赵鼎、张浚、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入议。帝以唐牛李党争为戒，谕诸臣曰：“士大夫相与比周，固非无因；若因党论妨国政、挠铨法，或越职侵权，则朝廷无所宽假。”诸臣皆肃然。帝乃问赵鼎罢相后，宜以何人继居首揆。赵鼎以将去位，不欲预荐引；张浚亦未遽承命。帝顾景默而问之。景默曰：“中兴以来，名臣相望，将帅辈出。今朝廷所患，不在无人；虽两府尽易，亦自有人可任。请陛下先定国是。国是既定，然后知所用何人。若国是以安静休息为本，则首相宜老成，副相宜振举吏治，枢相宜能裁处勋旧进退，如此则庶政可定。”
帝曰：“若朕主于休息生聚，而兼图小有开拓，则宜何如？”景默谓如此则秘阁不可遽更，宜稍仍旧制。帝曰：“赵相昔谓朕，既都燕京，宜百度更新。今北伐既毕，国都北迁，中兴功臣久居要地，后进之路为之壅塞，不可不稍加更易。朕深然之。”韩世忠、岳飞皆言愿更效力。景默遂进曰：“臣请以张枢相居首揆，以胡学士入枢府。”帝问其故。景默对曰：“都燕以来，财计既定，海漕、水陆转运渐通，百司粗安，京津轨路余役亦毕。此正朝廷稍更任使之时也。若欲勋臣进退皆得其宜，则不可独议两府而已。赵相若去，建炎以来经略使、都统官、秘阁旧臣，非张枢相、胡学士，孰能镇安而裁处之？北伐立功统制、统领百余人，非秦王韩世忠、魏王岳飞之重望，孰能迁易其任而众不疑？”帝深然之。景默复进曰：“勋旧进退，宜以次第行之，不可一旦并更。宜先通州郡、诸军、百司之迁转，使下位得以流动，然后徐议勋旧居高位者去留。若居高位勋旧他日犹恃旧功，不知进退，然后陛下以宸断处之，未晚也。”于是诏以张浚为都省首相，景默与胡寅并为都省副相；胡闳休拜枢密使，岳飞、李彦仙拜枢密副使；解韩世忠枢密副使，出为都统官，领安西军。
十九年夏，有司请徙天下汇通总行于燕京。闳休言：“燕京既为新都，又为边防根本。御营军饷、边费急拨、天下税入会计，皆系燕京。总行犹在汴京，临事恐不便。”景默执不可，疏言：“东京水陆四达，漕运、轨路皆通；江淮、东南、关中、山东财赋，会集莫便于此。凡金银、绢帛、税货入库，以东京转输耗折最寡。若但缘都燕之故，尽徙金银库藏，则劳费滋多，险阻亦甚。北京分行可为军防财计之枢，使主诸路税入总簿，专掌御营军饷及军费会计。”张浚是其言，胡闳休亦终以为可，议遂定。
十月，景默复奏立国库寄管法。张浚疑其法，疏曰：“户部掌国用久矣。今公帑尽寄汇通行，则户部财权恐有所移。”台臣复劾景默，谓其欲挟国家财赋尽入汇通行，夺户部公帑，以张己私，请寘之重典。景默使汇通行具封牒上秘阁，列秘阁、台谏诸臣假商贾名寄财于行者数十人，钱数十万缗。又请许以旬日自陈出财，朝廷置而勿问。既旬，自出者无几。景默乃入对，奏曰：“仓吏守仓，不为户部定赋税；汇通守钱，亦不为朝廷裁度支。以国库寄汇通行，非夺户部财权，乃使出纳之外，更有管钥；簿籍之外，更有覆会。愿陛下断而行之，使出纳、覆会各有所司。此法若有差失，臣请伏诛。”帝优诏慰之，因诏户部公帑、军费、工役、治河诸费，次第寄管于汇通行，不计息；岁终以行务课钱输国库。
二十年秋，河南府巩县民陈东贷钱市种、赁牛，秋获不登，不能偿寺观青苗贷。寺观管勾、豪商保人又以契纸、保见、催脚、展期等名色加取，名为三分之息，实几近五分。陈氏鬻牛质田，犹不足偿，家人至自经，其子因杀催索者。州县始以杀人案闻。及军计司覆按债簿，始知邻近数州青苗贷皆有此弊。事闻燕京，帝于朝堂命群臣议之。景默遽上言，谓宜治寺观管勾、豪商、胥吏坏法之罪，追还滥取之息，禁契纸、保见诸杂费。
帝大怒，曰：“陈东死，岂止放贷者之罪也！卿出九牧名家，身不历春贷买种之艰，而于宗族贷息生利，或习以为常。卿号能理财，三分之息，岁一不登，田庐必入富室，卿岂算之不及？将知而不言乎？不有今日，朕几忘此食人之息尚在食人。昔太学生陈东以国事死，今农户陈东以弊法死，皆朕之责也。自今以往，天下更有几陈东？都燕以来，群臣争言太平，旦暮自省，曾不愧于心乎？”廷臣皆失色，莫敢对。帝拂袖而去。
明日，诏诸路悉按青苗债害民事，景默病作，卧疾不出。逾半月，朝廷按得犯禁者数百人。帝乃下诏曰：“凡逼债杀人、毁簿灭迹、结吏为奸者，首恶弃市；其余计赃坐罪，编配有差。”景默既愈，上疏乞致仕，帝不许。景默再疏，乞定青苗贷息，自三分降为二分。帝召见曰：“二分犹高。朕宁国用少得，亦必降至一分。”景默曰：“息止一分，则寺观、商号无利可趋，必多却贷。纵畏法应命，亦将别立名色，潜加取利。”帝曰：“此所以命卿计之，非使卿言不可为也。”
景默乃更议青苗贷新格。许汇通分行以微息给贷于经核寺观，寺观转贷农户，岁息毋过一分。凡契纸、保见、催脚、展期诸费，悉并入息内；禁重息，禁转本作新债，禁缘债夺新授田、军功田、退卒田、口分田。寺观以所得息利十之四输香火税，其逋负不偿者，寺观自任，州县不得为之催科。有别立名色增息、逼债杀人者，首谋弃市，住持、保人、胥吏皆坐。军计司、户部汇通司、路宪司按期会同覆簿，更相勾稽。自是农户所贷农本，息钱大降；寺观、豪商缘法外名色重取其利者稍少。
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事觉。齐王府故管勾冯惟信等，假王府、皇家海贸公司、岭南漕司之名，与军中支计官、州县吏胥相结，虚冒士卒月给，截留远戍军士安家之钱。病亡军士家属久不得安家之给，诣阙诉冤，其弊始露。帝闻之，曰：“此非徒侵官钱，乃食远戍军士之血也。”张浚言其弊曰：“军饷先归帅府，复经支计、漕司、州县递相转给，经手愈多，侵渔愈易。”
景默因与浚、闳休及户部尚书虞允文共议，定军饷双折之法。景默入对，奏曰：“临阵赏功，容有权宜；士卒常给，不可不归经制。饷钱经手多门，则侵渔多端，军士受害滋甚。”朝廷遂定其法：军前急赏及杂支，各别为簿，毋得杂于常给；士卒常给，由户部军计司、枢密院兵籍司、军中宣化司与汇通分行按月相勾稽。军士给券有二：一曰军饷折，随营支取；一曰安家折，给其本贯家口。士卒常给，自是不复先入帅府支计，亦不许漕司、州县递相转给。其法初行于河北、安西两都督府，后渐推行于御营诸军、御前班直及皇家海军。
双折法既试行河北、安西诸军，军计司、汇通分行、兵籍司按月互相勾稽，始知兵籍、户籍、田籍诸簿参差舛互者甚多。军饷、安家给钱、病亡给付、军功授田，往往以本籍、寄籍、田籍不明，无所凭据。景默因上疏曰：“钱粮欲直给，而名籍不明，则无凭；田赋欲均役，而税籍不定，则无据；人户无定籍，则公济、军饷、青苗贷，奸民皆得冒受。愿选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分隶诸路校籍使，佐官司覈实户口、田亩。”帝从其议，下诏以三年为期，分天下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隶诸路，佐州县校定版籍，重造诸路砧基簿。既成，十年一大修，州县岁上增损，凡赋税、差役、给付、狱讼，皆以此为据。
版籍、砧基簿既定，诸路总会为《皇册》。其正本藏于皇城北苑景明宫，户部、司农寺、枢密院、兵部及州县，各藏副本，以备稽考。景默因校籍事立法，定以户籍为本，以田亩税籍为财赋之据。凡为齐民者，悉著于户籍；兵籍、工籍、僧道籍、学籍诸籍，皆为旁附之籍，不得移为本籍。田亩悉著砧基簿，明列田主、佃户、亩数、地等、税额，不得假寺观、王府、监区、商社之名隐占。户籍、田籍相校，兵籍、军饷相勾稽，僧道籍与寺观财产簿相参验。景默复奏立禁约曰：“校籍以正名实，非以扰民；清丈以覈田亩，非以夺田；定役以均劳逸，非以困贫。”官吏有假清籍、清田、清役之名取财扰民者，以侵民坐之。
二十三年夏，京师大疫。廷臣多请帝深居禁中以避疫，帝不许，躬巡病坊、药所及城门流民聚处，景默从行。帝亲督太医局、州县、寺观及军医施药，疫遂稍息。帝谓景默曰：“疫已少定，而贫民、孤幼、病者，多未著州县救恤之籍。州县、寺观、商社施药、养孤、掩骼，各立名目，簿籍淆乱。朕思复祖宗时居养、安济、漏泽之制，卿其议之。”
景默曰：“居养、安济、漏泽，皆祖宗仁政也。然旧制使州县自核其数，自支其费，自办其事，自报其功，虚实安可尽知？钱谷既杂入常平、州县、寺观、商社诸簿，则上司无由勾稽。官府尽主之，则张皇烦扰，久而成具文；寺观、豪右尽任之，则因缘市恩，取名射利。”帝曰：“卿谓宜如何？”景默对曰：“彩票之法，始于建炎六年，本以因民财济军国。今兵革既息，国家粗安，其余利不可仍杂国库常赋。愿别立一籍，出户部常计之外，专以养民、救急；其事听民间自办，官司但为稽察。此非分国用，乃取诸民而还诸民也。”
帝嘉纳之，诏置公济彩票本钱，御署其名；又于户部置公济司，使掌公济诸目、簿籍案验、钱物拨给之稽察。其本钱则取彩票旧本及余利、御前特赐及商社义助诸项，悉寄管于天下汇通总行。又置慈幼、养济、安济、惠药、漏泽五社：慈幼收养孤幼、弃婴，养济赡老弱无依者，安济暂养病民，惠药施药救疫，漏泽收瘗无主死者。五社之制，官司督察，民间主之，不以为官署，其主事者不列职官。凡主其事者，不得因公济邀恩求官，规免税役，或请商贸特许之利。州县止得验其名实，不得侵预其事。
二十四年，河朔大旱，京师顺天府诸县麦苗多槁。诏州县按旧仓籍发常平、义仓赈粜。既而检之，或簿载有数而仓粟陈腐不可食；或粮已移充工役、军须；或以汇币折支，虚著簿籍，而仓实空乏。民持平粜券诣仓请粟，而仓中无米可给。景默因上疏曰：“钱者，所以通有无、济缓急也，非可以疗饥也。岁歉之时，钱在簿籍，不若粟在仓廪。中兴以来，汇币、国库寄管、汇通行务，钱币簿籍渐明；然仓粮自为仓粮，不可尽折入钱簿。愿别立仓储粮籍，与钱币簿互相校验。”帝从其议，诏不得以汇币虚支冒赈粮之数，官粮不得托灾伤私粜；簿书虽有数，不得以文饰仓廪之虚。
时朱熹新登第，上书言：“常平、义仓多在州县，乡村青黄不接，赈济每失其时。若因乡置社仓，使乡人共主之，平时储粟，春夏出贷，秋成还仓，可以补州县仓储所不及。”景默善其议，遂请颁下诸路，劝民间随乡置社仓。其社仓，使乡人公推主者，以富民、寺观、乡社输粟为本；朝廷视户口多寡、灾伤轻重、粮价高下，量加补助。民乏食者，许以春夏贷粟，秋成输还，息米毋逾一分。禁州县假社仓之名科敛富民，亦禁乡社缘贷粟侵夺民田。景默继定仓储三簿勾稽之法：一曰仓簿，核仓中实粮；二曰出入簿，核粮粟收支；三曰民籍，核受赈名籍。凡赈给、赈粜、平粜、贷粟诸事，必仓有实粮，簿有明据，民有定名。天下汇通但掌钱物会计，毋得以钱在簿籍，冒充粟在仓廪。
既而景默与张浚同上疏，请定先赈后闻法。凡饥荒、疫病、兵灾甚急，民食将绝者，州县许先开常平、义仓、社仓赈济。仍限日补具灾伤实状、开仓数目、受赈名籍，申路仓司、司农寺、户部。灾甚急而官吏持疑不发仓，致民饥死者，以不救坐之；其妄称灾伤、私粜官粟、冒名支粮者，加等论罪。诏如所请。其后诸路灾伤、疫疠、河水之患不绝，而赈救有制，州县知所措置，大饥流徙较前为少。
二十五年春，诏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景默疏言：“新复之地，赋可宽也，籍不可废也。”奏定依诸路旧式，使河西州县、屯田、商驿、寺观、归附部族，次第著于版籍、砧基簿。天下校籍诏下于二十一年，诸路实始于二十二年，至是粗就。于是总诸路版籍、砧基簿为《皇册》。册载天下户口近二千万，在籍田亩七亿余，岁入逾万万缗；税役、军属、公济、仓储、田契砧基诸目，亦各有可考。帝览《皇册》，顾景默曰：“昔建炎六年，卿条上财计，岁入不过三千八百万缗。今财赋之盛，不减祖宗承平，深穆可谓功成矣。”景默曰：“臣之所能者，财计也；臣之所蔽者，亦财计也。今乃知《皇册》所载，非徒户口、钱谷之数，实天下生民之命。此天下大计，臣能书其数，惟陛下能权其重。臣拜相十四年，职在邦计，夙夜兢兢，不敢一日自宽。今区夏既一，财计诸法皆入常格，愿陛下许臣归老。”
帝复曰：“卿若退，邦计之任，当属何人？”景默曰：“中兴草创，臣不得已而总其事。今法度已立，天下邦计，不可更系于一人。户部主国计，汇通司主法度，公济司主救恤，汇通行主营运，今皆各有成规。臣请陛下用法度，勿复用景默。能总其成者，惟陛下而已。愿乞身归东京相国书院，以所行邦计之法教诸生，为陛下储异日任事之才，臣愿足矣。”帝不欲遽许其归，乃诏听解都省副相、天下汇通总行长，仍入东京公阁议政；又命为东京相国书院山长，讲明财赋、汇通、会计、仓储、公济诸法。既而景默居东京，讲学相国书院；朝廷遇财计大事，犹遣使就问，景默具答之。
景默居书院，日以汇通、会计之法授诸生；又裒辑建炎以来财赋、汇通、仓储、公济诸制度，成《中兴邦计录》《汇通本末》《仓社公济录》《会计簿式》诸书，以为讲习之本。二十七年，景默出其家赀之半，纳于公济彩票本钱；又更定《林氏义约》，戒族中子弟毋以贷钱病贫弱，毋倚官势营私利。
景默教诸生，温厚不苛。诸生会计有误，但令更算，未尝遽责之。诸生贫不能具笔札、输束脩者，景默每阴助之。凡讲簿计之法，辄问曰：“此钱所从出者何处，所终归者何人？”景默又戒子弟曰：“林氏世荷国恩，昔以九牧闻，今复忝居宰辅。子孙当思所以报国，毋恃门第以规利，毋假财计以病民。”
天下汇通总行岁终会计毕，循故事，延景默旁听。景默既至，惟听其具陈簿籍，未尝有所处分，亦不署押。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内禅。二月九日，建王即皇帝位。今上遣使起景默，欲使复总邦计。景默上疏辞曰：“法度已成，臣若犹恃旧名，预干常务，则天下财计复系于一臣，非上皇立制之意也。”今上乃寝召命，优加赐赉。
太上皇既归东京，尝幸相国书院，问景默起居。景默适讲八公山淮上事，语诸生曰：“靖康之际，朝廷已议江淮守御。吾出知寿州，实以守淮、积粟、备行在也。及知上志在抗虏，遂不顾异议，奉诏转输钱谷器用以赴行在。吾时任事未久，不暇深计成败，惟知靖康之耻不可不雪。今追思之，中兴基业，盖肇端于寿州、淮上之间。为邦计者，不可不明钱谷；然大计所在，非钱谷也，民心是也。”太上皇闻之，笑曰：“深穆昔来淮上，所输非独钱谷，亦有盐鸭。朕守淮之日，亦赖此少助。”遂诏取盐鸭赐诸生，与之共食。
诸生既退，太上皇与景默屏人语。太上皇曰：“卿谓朕既退之后，诸法能守者几何？”景默曰：“臣犹记陛下昔在杭州尝言，天下无法一成不易，必因时因势而变。非如此，则国家亦不能中兴。”太上皇复曰：“卿居书院训诸生，所难者何？”景默曰：“会计之术易授，惟知财本出于人，而用终归于人，此最难明。”太上皇又出李光《治安疏》示景默，叹曰：‘李光之言虽激切，然朕常惧后世徒见中兴之盛，复趋丰亨豫大之弊。”景默曰：“建炎诸法，创制甚大，百年积弊，赖以渐清。然臣独惧后人徒享其利而不知其弊，知新法可以富国，而不知新法亦可以病民，复蹈臣昔日不察食人之息之失。”太上皇默然久之，既而笑曰：“昔八公山下，朕犹谓小林学士但能草诏耳。”景默亦笑曰：“昔惧以一事误陛下，今惧以一法误后学。”
越半岁，太上皇遣使赐景默天下汇通新行汇币一帙。汇币图建炎三十六功臣像，景默亦列焉；像旁又附一券，太上皇亲署押。景默奉视良久，涕泗下，北面再拜。绍兴二年，景默薨于东京私第，年七十三。相国书院诸生皆哀慕。天下汇通总行、户部并收景默所著诸书，俾财计吏习其旧章。后之校钱粮，议国库、汇币、公济、仓储诸务者，多取法焉。
讣闻，今上辍朝五日，赠太师，追封越王，谥文和，命葬以王礼。太上皇闻景默之薨，默然久之，曰：“小林学士乃先朕而去乎。”已而太上皇临相国书院，使取《中兴邦计录》陈于几，亲酹而祭之。复御书“邦计在人”四字，赐书院，俾悬诸讲堂。其祭文有曰：“昔卿以钱粮至，朕得守淮；继以财计佐天下，朕少纾宵旰；晚以财法教后生，邦计有所托。”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夫天下之计，莫重于财；然财非徒钱谷也，兵食系焉，民命寓焉。士大夫能通天下之利以济军国，而己不为利移者尤鲜。中兴任邦计者，刘汲、林景默庶几焉。景默寡言而敏事，言多中肯綮。建炎以来，始以钱谷赴艰危，中以簿计、勾稽通国用，终以仓社、公济、皇册归之生民。其功不在锋镝，而锋镝赖之；其名不在号令，而号令资之以行。舒王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志，其意甚伟；然法行太锐，党论由兴，流弊久而未已。景默之才，未必过舒王；而能通而不荡，严而不苛，取而知止，任事而不私己。身总邦计，家不殖利；法度既成，又请用法度而勿用景默。圣祖御书“邦计在人”，非谓一臣可专天下之计也；财出于民，法行于吏，而士大夫以公心持其平也。
时北伐馈饷、战后赏赉所费不赀，建炎交子行用既久，币直寖轻。刘汲习蜀中交子故事，以为交子、官债并行，而出纳、兑易、储备、偿给分属异司，不相统摄，故币信日损。遂与景默共议，取平夏、北伐所获金银为根柢，以茶引、盐引、度牒佐其信，收旧交子、官券，更造新币。使民得以输税，又得兑金银、铜钱，仍参飞钱故事，以便远近大数移易。景默曰：“币之所以行，在信归于一。若诸路交子务自为法度，则朝廷虽有金银、茶盐为本，而币信终散。宜以东京交子务总其事，使诸路交子务皆有所统，新币乃可经久。”汲主厚其本以固币信，景默主一其行以便久远，议遂定。
景默、汲入奏，帝曰：“若但易交子为会子，名虽少异，实无新法。百姓闻之，必以为朝廷复设取民之具。古者布帛可以为币，便于轻赍；今既用飞钱旧法，使财用流通，宜称汇币。卿等既欲使天下财用相通，宜使名实相副。可改东京交子务为天下汇通总行，诸路交子务皆隶焉。林卿长于邦计，总行长非卿不可。”乃诏立天下汇通总行于东京，掌汇币出纳、兑易、会计、官债偿给之事；以景默副相领总行长，分置六行于燕京、长安、江宁、洛阳、广州、成都。
居数日，赵开往见景默曰：“汇通行，国家大政也，不可并入户部。若尽隶户部，则吏胥缘汇兑、贷钱、鬻官债为奸，商民受扰，而行务不立；若全在户部之外，则财权或旁出，亦非国家之利。宜置汇通司于户部，使稽察汇币、汇兑、官债、贷钱诸法度；至行中日用出纳，则听汇通行自为之。”景默因入奏，乞以赵开为副总行长，以梅栎为户部左侍郎，领汇通司事，又请别定官营行务之制，使官署主法度，行务主营运，官署不得自与民争利，行务不得侵夺官司之权。诏悉如所请。由是官营行务之制始立。
十二年，汇币先行于开封、成都二府。刘汲请令蕃商市丝瓷者，皆以白银折价，输银于总行，以厚汇币之库本。景默条上分行禁约：毋得私印汇币，毋得擅增出币之额；凡旧交子、官债兑易，各别为簿。汲又请听新封功臣、宗室以所得赐财愿入汇通取息，以佐海贸、军器工务。景默以其法可行，然功臣、宗室赐财，关涉爵禄、田产、府属，不可遽行，乃先令天下汇通置专户试之，俟有司详定。十三年，诏汇币行天下，凡秋粮折变、过税、住税、关津税、榷场税、抽解、博买等关市之征，皆令十之五以汇币输纳。
十四年，南阳士民诉于在京乡官，言州县托汇币折纳之名扰民，豪右商贾因而抑价收买丝绢、粮米，下户多迫鬻田。御史台据状弹劾。诏命户部与御史台会同按验。景默既闻，喟然曰：“吾建炎八年所忧，甫六年而验矣。”赵开既按其事，得南阳诸县为求岁计上考，潜增下户汇币输纳之数。下户汇币难得，乃贱鬻丝绢、粮米于富商，取汇币以输官税。豪商复以汇币短贷下户，期满不能偿者，多以田产抵之。
寻又按得祁国公府属、家令、牙人与豪商交通，以国公府旧赐金帛为本，假寺观、商号、佃首之名买田。田利实入府中，而田契散寄诸户名下，以避户等随田钱。景默上疏曰：“国家设汇币，所以通天下财用；折纳一失其平，则财用不通，而民先受其困。国家赐功臣，所以报劳也；若赐财尽归田亩，则非以报功，乃以资兼并也。今日所禁，非禁富民有财，乃禁其恃财兼并田产以为利也。”因奏请按治吏胥、代名买田之豪商及祁国公府属，籍其隐占之田与冒得之利。复请减祁国公俸入，裁汰其府属，而不夺其爵，亦不株连宗室。诏如景默所请。
南阳狱定，景默更定折变平准之法，使诸路经略、漕司与汇通分行，按季具钱、粮、丝、汇币时价以闻，户部汇通司据以定互折之格。禁州县擅增汇币输纳之分，及以旧价、虚估损下户价直。又奏请益广宗室、勋贵寄托生息之法，令王府、功臣家大额赐财纳入天下汇通专户，转给海贸、造船、矿冶、军器诸行务为本，岁分其息。禁其家属、府属假牙人、寺观、商号之名，阴市田亩。诏悉如景默所请。
景默又言：“自艺祖、太宗以来，爵号寖繁，恩给、府属、实封不相统摄。州县畏其名势，奸吏、牙人因缘为奸，最易假势侵民。建炎以来，朝廷大政惟在抗虏。今四海既安，正当裁并厘正。”诏礼部、宗正寺裁并旧爵，定为八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其嗣王之号，不列爵等，惟用于承袭之际。宗室食邑、实封、月给、府属之额，户部悉更核定，毋得缘旧爵名别增恩给。十五年，诏以南阳案后所定诸法行诸路，户等随田钱一项并令全额输汇币；凡计亩及田皮、田骨税责相涉之条，亦著为令。自是宗室、勋贵、王府大额赐财多入天下汇通专户，岁取其息；宗室、豪右假名买田者稍敛，而海贸、造船、矿冶诸务之本亦渐厚。
十六年，命赵开经略燕京路，召万俟卨还朝，拜户部尚书。先是，万俟卨经略燕京，依户部横格簿法，定京津轨路、仓场、官署、转运诸费，凡工料、役直、车马、粮食、耗折、期限，皆列为籍。景默善其法，因令诸轨路工役皆用之。其冬，有司趣限责成，盛寒大雪，驱役不休，役夫死于冻馁、疾病者凡五百人。中丞李光上《治安疏》，帝因降罪己诏，免万俟卨户部尚书，降为将作监。景默以其法出于户部，乃上疏请罪，仍奏更定工役预度之格。凡轨路、治河、营建诸役，皆先具预度；钱粮、工料、役直、车马、转输、耗折各为一目，役夫名籍、役期、工食、寒暑停役、病亡赙恤并著簿。役成之后，验工不得专视期限、所费，必并考役夫死伤、工食给付与州县扰民之状。
十七年，朝廷都燕。景默奏定财计六纲：明源、分目、定额、勾稽、直给、寄管，凡六事。凡国库、内帑、行务、军费、工役诸项，各别名目，毋得相淆。新都营建、轨路、治河诸役，皆依预度格。赵开既经略燕京，因新格覆按仓场、轨路、官署簿籍，乃取万俟卨旧所立预度，稍厘入常法。
十八年秋，鼎将去相位，中外人情浮动。会新乐戏《梁祝》盛行燕京，胡寅、陈俊卿、汤思退相继论奏，辞渐及铨选、党援。陈俊卿素出张浚之门，汤思退则赵鼎所荐。张浚闻之，集刘子羽、景默、吕祉等议其事。张浚以俊卿上疏非己意，刘子羽戒其不可私约御史，以犯交通台谏之名。景默曰：“此事既涉相位进退、国政所归，诸公私相议论无益，宜面承上意。但张公必先自定去就，然后入见；若去就未决，而遽以问上，事或反坏。”张浚默然，既而杜门却客者数日。
未几，帝幸香山，召赵鼎、张浚、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入议。帝以唐牛李党争为戒，谕诸臣曰：“士大夫相与比周，固非无因；若因党论妨国政、挠铨法，或越职侵权，则朝廷无所宽假。”诸臣皆肃然。帝乃问赵鼎罢相后，宜以何人继居首揆。赵鼎以将去位，不欲预荐引；张浚亦未遽承命。帝顾景默而问之。景默曰：“中兴以来，名臣相望，将帅辈出。今朝廷所患，不在无人；虽两府尽易，亦自有人可任。请陛下先定国是。国是既定，然后知所用何人。若国是以安静休息为本，则首相宜老成，副相宜振举吏治，枢相宜能裁处勋旧进退，如此则庶政可定。”
帝曰：“若朕主于休息生聚，而兼图小有开拓，则宜何如？”景默谓如此则秘阁不可遽更，宜稍仍旧制。帝曰：“赵相昔谓朕，既都燕京，宜百度更新。今北伐既毕，国都北迁，中兴功臣久居要地，后进之路为之壅塞，不可不稍加更易。朕深然之。”韩世忠、岳飞皆言愿更效力。景默遂进曰：“臣请以张枢相居首揆，以胡学士入枢府。”帝问其故。景默对曰：“都燕以来，财计既定，海漕、水陆转运渐通，百司粗安，京津轨路余役亦毕。此正朝廷稍更任使之时也。若欲勋臣进退皆得其宜，则不可独议两府而已。赵相若去，建炎以来经略使、都统官、秘阁旧臣，非张枢相、胡学士，孰能镇安而裁处之？北伐立功统制、统领百余人，非秦王韩世忠、魏王岳飞之重望，孰能迁易其任而众不疑？”帝深然之。景默复进曰：“勋旧进退，宜以次第行之，不可一旦并更。宜先通州郡、诸军、百司之迁转，使下位得以流动，然后徐议勋旧居高位者去留。若居高位勋旧他日犹恃旧功，不知进退，然后陛下以宸断处之，未晚也。”于是诏以张浚为都省首相，景默与胡寅并为都省副相；胡闳休拜枢密使，岳飞、李彦仙拜枢密副使；解韩世忠枢密副使，出为都统官，领安西军。
十九年夏，有司请徙天下汇通总行于燕京。闳休言：“燕京既为新都，又为边防根本。御营军饷、边费急拨、天下税入会计，皆系燕京。总行犹在汴京，临事恐不便。”景默执不可，疏言：“东京水陆四达，漕运、轨路皆通；江淮、东南、关中、山东财赋，会集莫便于此。凡金银、绢帛、税货入库，以东京转输耗折最寡。若但缘都燕之故，尽徙金银库藏，则劳费滋多，险阻亦甚。北京分行可为军防财计之枢，使主诸路税入总簿，专掌御营军饷及军费会计。”张浚是其言，胡闳休亦终以为可，议遂定。
十月，景默复奏立国库寄管法。张浚疑其法，疏曰：“户部掌国用久矣。今公帑尽寄汇通行，则户部财权恐有所移。”台臣复劾景默，谓其欲挟国家财赋尽入汇通行，夺户部公帑，以张己私，请寘之重典。景默使汇通行具封牒上秘阁，列秘阁、台谏诸臣假商贾名寄财于行者数十人，钱数十万缗。又请许以旬日自陈出财，朝廷置而勿问。既旬，自出者无几。景默乃入对，奏曰：“仓吏守仓，不为户部定赋税；汇通守钱，亦不为朝廷裁度支。以国库寄汇通行，非夺户部财权，乃使出纳之外，更有管钥；簿籍之外，更有覆会。愿陛下断而行之，使出纳、覆会各有所司。此法若有差失，臣请伏诛。”帝优诏慰之，因诏户部公帑、军费、工役、治河诸费，次第寄管于汇通行，不计息；岁终以行务课钱输国库。
二十年秋，河南府巩县民陈东贷钱市种、赁牛，秋获不登，不能偿寺观青苗贷。寺观管勾、豪商保人又以契纸、保见、催脚、展期等名色加取，名为三分之息，实几近五分。陈氏鬻牛质田，犹不足偿，家人至自经，其子因杀催索者。州县始以杀人案闻。及军计司覆按债簿，始知邻近数州青苗贷皆有此弊。事闻燕京，帝于朝堂命群臣议之。景默遽上言，谓宜治寺观管勾、豪商、胥吏坏法之罪，追还滥取之息，禁契纸、保见诸杂费。
帝大怒，曰：“陈东死，岂止放贷者之罪也！卿出九牧名家，身不历春贷买种之艰，而于宗族贷息生利，或习以为常。卿号能理财，三分之息，岁一不登，田庐必入富室，卿岂算之不及？将知而不言乎？不有今日，朕几忘此食人之息尚在食人。昔太学生陈东以国事死，今农户陈东以弊法死，皆朕之责也。自今以往，天下更有几陈东？都燕以来，群臣争言太平，旦暮自省，曾不愧于心乎？”廷臣皆失色，莫敢对。帝拂袖而去。
明日，诏诸路悉按青苗债害民事，景默病作，卧疾不出。逾半月，朝廷按得犯禁者数百人。帝乃下诏曰：“凡逼债杀人、毁簿灭迹、结吏为奸者，首恶弃市；其余计赃坐罪，编配有差。”景默既愈，上疏乞致仕，帝不许。景默再疏，乞定青苗贷息，自三分降为二分。帝召见曰：“二分犹高。朕宁国用少得，亦必降至一分。”景默曰：“息止一分，则寺观、商号无利可趋，必多却贷。纵畏法应命，亦将别立名色，潜加取利。”帝曰：“此所以命卿计之，非使卿言不可为也。”
景默乃更议青苗贷新格。许汇通分行以微息给贷于经核寺观，寺观转贷农户，岁息毋过一分。凡契纸、保见、催脚、展期诸费，悉并入息内；禁重息，禁转本作新债，禁缘债夺新授田、军功田、退卒田、口分田。寺观以所得息利十之四输香火税，其逋负不偿者，寺观自任，州县不得为之催科。有别立名色增息、逼债杀人者，首谋弃市，住持、保人、胥吏皆坐。军计司、户部汇通司、路宪司按期会同覆簿，更相勾稽。自是农户所贷农本，息钱大降；寺观、豪商缘法外名色重取其利者稍少。
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事觉。齐王府故管勾冯惟信等，假王府、皇家海贸公司、岭南漕司之名，与军中支计官、州县吏胥相结，虚冒士卒月给，截留远戍军士安家之钱。病亡军士家属久不得安家之给，诣阙诉冤，其弊始露。帝闻之，曰：“此非徒侵官钱，乃食远戍军士之血也。”张浚言其弊曰：“军饷先归帅府，复经支计、漕司、州县递相转给，经手愈多，侵渔愈易。”
景默因与浚、闳休及户部尚书虞允文共议，定军饷双折之法。景默入对，奏曰：“临阵赏功，容有权宜；士卒常给，不可不归经制。饷钱经手多门，则侵渔多端，军士受害滋甚。”朝廷遂定其法：军前急赏及杂支，各别为簿，毋得杂于常给；士卒常给，由户部军计司、枢密院兵籍司、军中宣化司与汇通分行按月相勾稽。军士给券有二：一曰军饷折，随营支取；一曰安家折，给其本贯家口。士卒常给，自是不复先入帅府支计，亦不许漕司、州县递相转给。其法初行于河北、安西两都督府，后渐推行于御营诸军、御前班直及皇家海军。
双折法既试行河北、安西诸军，军计司、汇通分行、兵籍司按月互相勾稽，始知兵籍、户籍、田籍诸簿参差舛互者甚多。军饷、安家给钱、病亡给付、军功授田，往往以本籍、寄籍、田籍不明，无所凭据。景默因上疏曰：“钱粮欲直给，而名籍不明，则无凭；田赋欲均役，而税籍不定，则无据；人户无定籍，则公济、军饷、青苗贷，奸民皆得冒受。愿选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分隶诸路校籍使，佐官司覈实户口、田亩。”帝从其议，下诏以三年为期，分天下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隶诸路，佐州县校定版籍，重造诸路砧基簿。既成，十年一大修，州县岁上增损，凡赋税、差役、给付、狱讼，皆以此为据。
版籍、砧基簿既定，诸路总会为《皇册》。其正本藏于皇城北苑景明宫，户部、司农寺、枢密院、兵部及州县，各藏副本，以备稽考。景默因校籍事立法，定以户籍为本，以田亩税籍为财赋之据。凡为齐民者，悉著于户籍；兵籍、工籍、僧道籍、学籍诸籍，皆为旁附之籍，不得移为本籍。田亩悉著砧基簿，明列田主、佃户、亩数、地等、税额，不得假寺观、王府、监区、商社之名隐占。户籍、田籍相校，兵籍、军饷相勾稽，僧道籍与寺观财产簿相参验。景默复奏立禁约曰：“校籍以正名实，非以扰民；清丈以覈田亩，非以夺田；定役以均劳逸，非以困贫。”官吏有假清籍、清田、清役之名取财扰民者，以侵民坐之。
二十三年夏，京师大疫。廷臣多请帝深居禁中以避疫，帝不许，躬巡病坊、药所及城门流民聚处，景默从行。帝亲督太医局、州县、寺观及军医施药，疫遂稍息。帝谓景默曰：“疫已少定，而贫民、孤幼、病者，多未著州县救恤之籍。州县、寺观、商社施药、养孤、掩骼，各立名目，簿籍淆乱。朕思复祖宗时居养、安济、漏泽之制，卿其议之。”
景默曰：“居养、安济、漏泽，皆祖宗仁政也。然旧制使州县自核其数，自支其费，自办其事，自报其功，虚实安可尽知？钱谷既杂入常平、州县、寺观、商社诸簿，则上司无由勾稽。官府尽主之，则张皇烦扰，久而成具文；寺观、豪右尽任之，则因缘市恩，取名射利。”帝曰：“卿谓宜如何？”景默对曰：“彩票之法，始于建炎六年，本以因民财济军国。今兵革既息，国家粗安，其余利不可仍杂国库常赋。愿别立一籍，出户部常计之外，专以养民、救急；其事听民间自办，官司但为稽察。此非分国用，乃取诸民而还诸民也。”
帝嘉纳之，诏置公济彩票本钱，御署其名；又于户部置公济司，使掌公济诸目、簿籍案验、钱物拨给之稽察。其本钱则取彩票旧本及余利、御前特赐及商社义助诸项，悉寄管于天下汇通总行。又置慈幼、养济、安济、惠药、漏泽五社：慈幼收养孤幼、弃婴，养济赡老弱无依者，安济暂养病民，惠药施药救疫，漏泽收瘗无主死者。五社之制，官司督察，民间主之，不以为官署，其主事者不列职官。凡主其事者，不得因公济邀恩求官，规免税役，或请商贸特许之利。州县止得验其名实，不得侵预其事。
二十四年，河朔大旱，京师顺天府诸县麦苗多槁。诏州县按旧仓籍发常平、义仓赈粜。既而检之，或簿载有数而仓粟陈腐不可食；或粮已移充工役、军须；或以汇币折支，虚著簿籍，而仓实空乏。民持平粜券诣仓请粟，而仓中无米可给。景默因上疏曰：“钱者，所以通有无、济缓急也，非可以疗饥也。岁歉之时，钱在簿籍，不若粟在仓廪。中兴以来，汇币、国库寄管、汇通行务，钱币簿籍渐明；然仓粮自为仓粮，不可尽折入钱簿。愿别立仓储粮籍，与钱币簿互相校验。”帝从其议，诏不得以汇币虚支冒赈粮之数，官粮不得托灾伤私粜；簿书虽有数，不得以文饰仓廪之虚。
时朱熹新登第，上书言：“常平、义仓多在州县，乡村青黄不接，赈济每失其时。若因乡置社仓，使乡人共主之，平时储粟，春夏出贷，秋成还仓，可以补州县仓储所不及。”景默善其议，遂请颁下诸路，劝民间随乡置社仓。其社仓，使乡人公推主者，以富民、寺观、乡社输粟为本；朝廷视户口多寡、灾伤轻重、粮价高下，量加补助。民乏食者，许以春夏贷粟，秋成输还，息米毋逾一分。禁州县假社仓之名科敛富民，亦禁乡社缘贷粟侵夺民田。景默继定仓储三簿勾稽之法：一曰仓簿，核仓中实粮；二曰出入簿，核粮粟收支；三曰民籍，核受赈名籍。凡赈给、赈粜、平粜、贷粟诸事，必仓有实粮，簿有明据，民有定名。天下汇通但掌钱物会计，毋得以钱在簿籍，冒充粟在仓廪。
既而景默与张浚同上疏，请定先赈后闻法。凡饥荒、疫病、兵灾甚急，民食将绝者，州县许先开常平、义仓、社仓赈济。仍限日补具灾伤实状、开仓数目、受赈名籍，申路仓司、司农寺、户部。灾甚急而官吏持疑不发仓，致民饥死者，以不救坐之；其妄称灾伤、私粜官粟、冒名支粮者，加等论罪。诏如所请。其后诸路灾伤、疫疠、河水之患不绝，而赈救有制，州县知所措置，大饥流徙较前为少。
二十五年春，诏以新归河西七州置河西路。景默疏言：“新复之地，赋可宽也，籍不可废也。”奏定依诸路旧式，使河西州县、屯田、商驿、寺观、归附部族，次第著于版籍、砧基簿。天下校籍诏下于二十一年，诸路实始于二十二年，至是粗就。于是总诸路版籍、砧基簿为《皇册》。册载天下户口近二千万，在籍田亩七亿余，岁入逾万万缗；税役、军属、公济、仓储、田契砧基诸目，亦各有可考。帝览《皇册》，顾景默曰：“昔建炎六年，卿条上财计，岁入不过三千八百万缗。今财赋之盛，不减祖宗承平，深穆可谓功成矣。”景默曰：“臣之所能者，财计也；臣之所蔽者，亦财计也。今乃知《皇册》所载，非徒户口、钱谷之数，实天下生民之命。此天下大计，臣能书其数，惟陛下能权其重。臣拜相十四年，职在邦计，夙夜兢兢，不敢一日自宽。今区夏既一，财计诸法皆入常格，愿陛下许臣归老。”
帝复曰：“卿若退，邦计之任，当属何人？”景默曰：“中兴草创，臣不得已而总其事。今法度已立，天下邦计，不可更系于一人。户部主国计，汇通司主法度，公济司主救恤，汇通行主营运，今皆各有成规。臣请陛下用法度，勿复用景默。能总其成者，惟陛下而已。愿乞身归东京相国书院，以所行邦计之法教诸生，为陛下储异日任事之才，臣愿足矣。”帝不欲遽许其归，乃诏听解都省副相、天下汇通总行长，仍入东京公阁议政；又命为东京相国书院山长，讲明财赋、汇通、会计、仓储、公济诸法。既而景默居东京，讲学相国书院；朝廷遇财计大事，犹遣使就问，景默具答之。
景默居书院，日以汇通、会计之法授诸生；又裒辑建炎以来财赋、汇通、仓储、公济诸制度，成《中兴邦计录》《汇通本末》《仓社公济录》《会计簿式》诸书，以为讲习之本。二十七年，景默出其家赀之半，纳于公济彩票本钱；又更定《林氏义约》，戒族中子弟毋以贷钱病贫弱，毋倚官势营私利。
景默教诸生，温厚不苛。诸生会计有误，但令更算，未尝遽责之。诸生贫不能具笔札、输束脩者，景默每阴助之。凡讲簿计之法，辄问曰：“此钱所从出者何处，所终归者何人？”景默又戒子弟曰：“林氏世荷国恩，昔以九牧闻，今复忝居宰辅。子孙当思所以报国，毋恃门第以规利，毋假财计以病民。”
天下汇通总行岁终会计毕，循故事，延景默旁听。景默既至，惟听其具陈簿籍，未尝有所处分，亦不署押。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内禅。二月九日，建王即皇帝位。今上遣使起景默，欲使复总邦计。景默上疏辞曰：“法度已成，臣若犹恃旧名，预干常务，则天下财计复系于一臣，非上皇立制之意也。”今上乃寝召命，优加赐赉。
太上皇既归东京，尝幸相国书院，问景默起居。景默适讲八公山淮上事，语诸生曰：“靖康之际，朝廷已议江淮守御。吾出知寿州，实以守淮、积粟、备行在也。及知上志在抗虏，遂不顾异议，奉诏转输钱谷器用以赴行在。吾时任事未久，不暇深计成败，惟知靖康之耻不可不雪。今追思之，中兴基业，盖肇端于寿州、淮上之间。为邦计者，不可不明钱谷；然大计所在，非钱谷也，民心是也。”太上皇闻之，笑曰：“深穆昔来淮上，所输非独钱谷，亦有盐鸭。朕守淮之日，亦赖此少助。”遂诏取盐鸭赐诸生，与之共食。
诸生既退，太上皇与景默屏人语。太上皇曰：“卿谓朕既退之后，诸法能守者几何？”景默曰：“臣犹记陛下昔在杭州尝言，天下无法一成不易，必因时因势而变。非如此，则国家亦不能中兴。”太上皇复曰：“卿居书院训诸生，所难者何？”景默曰：“会计之术易授，惟知财本出于人，而用终归于人，此最难明。”太上皇又出李光《治安疏》示景默，叹曰：‘李光之言虽激切，然朕常惧后世徒见中兴之盛，复趋丰亨豫大之弊。”景默曰：“建炎诸法，创制甚大，百年积弊，赖以渐清。然臣独惧后人徒享其利而不知其弊，知新法可以富国，而不知新法亦可以病民，复蹈臣昔日不察食人之息之失。”太上皇默然久之，既而笑曰：“昔八公山下，朕犹谓小林学士但能草诏耳。”景默亦笑曰：“昔惧以一事误陛下，今惧以一法误后学。”
越半岁，太上皇遣使赐景默天下汇通新行汇币一帙。汇币图建炎三十六功臣像，景默亦列焉；像旁又附一券，太上皇亲署押。景默奉视良久，涕泗下，北面再拜。绍兴二年，景默薨于东京私第，年七十三。相国书院诸生皆哀慕。天下汇通总行、户部并收景默所著诸书，俾财计吏习其旧章。后之校钱粮，议国库、汇币、公济、仓储诸务者，多取法焉。
讣闻，今上辍朝五日，赠太师，追封越王，谥文和，命葬以王礼。太上皇闻景默之薨，默然久之，曰：“小林学士乃先朕而去乎。”已而太上皇临相国书院，使取《中兴邦计录》陈于几，亲酹而祭之。复御书“邦计在人”四字，赐书院，俾悬诸讲堂。其祭文有曰：“昔卿以钱粮至，朕得守淮；继以财计佐天下，朕少纾宵旰；晚以财法教后生，邦计有所托。”绍兴十二年，诏配享圣祖庙庭。
赞曰：夫天下之计，莫重于财；然财非徒钱谷也，兵食系焉，民命寓焉。士大夫能通天下之利以济军国，而己不为利移者尤鲜。中兴任邦计者，刘汲、林景默庶几焉。景默寡言而敏事，言多中肯綮。建炎以来，始以钱谷赴艰危，中以簿计、勾稽通国用，终以仓社、公济、皇册归之生民。其功不在锋镝，而锋镝赖之；其名不在号令，而号令资之以行。舒王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志，其意甚伟；然法行太锐，党论由兴，流弊久而未已。景默之才，未必过舒王；而能通而不荡，严而不苛，取而知止，任事而不私己。身总邦计，家不殖利；法度既成，又请用法度而勿用景默。圣祖御书“邦计在人”，非谓一臣可专天下之计也；财出于民，法行于吏，而士大夫以公心持其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