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文和林景默 下（翻译）
建炎十年秋，皇帝驻跸亳州明道宫，议定中兴十八位定策功臣。林景默因参与中枢机务、筹划国家财赋，以开辟财源、充足军需的功劳列入其中，晋封莆阳郡王。
建炎十一年，赵鼎上呈《国是十事疏》。皇帝于是增设都省副相，任命林景默与刘汲共同主管国家财政，重新厘定财赋制度，力求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财政充足；又召赵开回朝，任命为户部尚书。
当时北伐转运军饷和战后赏赐耗费极其巨大，建炎交子又已流通多年，币值逐渐下跌。刘汲熟悉蜀中交子旧制，认为交子与官债同时流通，而发行收付、兑换、储备和偿还分别隶属不同机构，彼此不能统一，所以货币信用日益受损。
于是刘汲与林景默共同商议，以平定西夏、北伐所得的金银作为根本储备，又以茶引、盐引和度牒辅助信用，收回旧交子和官券，改造新币。新币既可用来缴税，也可兑换金银、铜钱，并参照飞钱制度，便利远近之间大额钱款的转移。
林景默说：“货币能够流通，关键在于信用归于统一。若各路交子务各行其是，即使朝廷以金银和茶盐收入作为根本，货币信用终究仍然分散。应由东京交子务统领此事，使各路交子务都有统一归属，新币才能长久施行。”刘汲主张增加储备巩固币信，林景默主张统一发行体系以利长久，制度方案由此确定。
林景默、刘汲入朝奏报。皇帝说：“若只是把交子改名为会子，名称虽稍有不同，实际上并没有新制度。百姓听说后，一定会认为朝廷又设置了一项搜取民财的办法。古代布帛也可充当货币，便于轻装携带；如今既然采用飞钱旧法，使天下财用相互流通，就应称为‘汇币’。你们既然想使天下财富彼此流通，便应使名称与实际相符。可将东京交子务改为天下汇通总行，各路交子务都隶属于它。林卿擅长国家财政，总行长一职非你不可。”
皇帝因此下诏在东京设立天下汇通总行，主管汇币发行收付、兑换、会计以及官债偿还；由林景默以副相兼任总行长，并在燕京、长安、江宁、洛阳、广州、成都设置六处分行。
过了几天，赵开前往拜访林景默，说：“汇通行是国家重要制度，不能完全并入户部。若全部隶属户部，胥吏便可能借汇兑、放贷、出售官债从中作弊，商民将受骚扰，行务也难以正常经营；若完全置于户部之外，财政权力又可能旁落，同样不利于国家。应在户部设置汇通司，监督汇币、汇兑、官债、贷钱等制度；至于汇通行日常收付经营，则由行中自行办理。”
林景默据此入奏，请任赵开为副总行长，以梅栎为户部左侍郎兼管汇通司；又请求另定官营行务制度，使官署主管法令制度，行务主管实际经营，官署不得直接与民争利，行务也不得侵夺政府职权。皇帝全部批准。官营行务的制度由此建立。
建炎十二年，汇币先在开封、成都两府施行。刘汲请求规定，外国商人购买丝绸、瓷器时，一律按白银折价，把银两交入总行，以充实汇币的储备。林景默条列分行禁令：不得私自印造汇币，不得擅自增加发行数额；旧交子与官债的兑换必须分别登记。
刘汲又请求准许新封功臣和宗室将所得赏赐自愿存入汇通行取息，用来支持海贸和军器工务。林景默认为此法可行，但功臣、宗室的赐财涉及爵禄、田产和王府属员，不能贸然推行，于是先由天下汇通总行设置专门账户试办，等待有关部门详定制度。
建炎十三年，皇帝下诏使汇币通行天下，秋粮折变以及过税、住税、关税、榷场税、抽解、博买等商贸税收，均规定一半用汇币缴纳。
建炎十四年，南阳士民向在京的同乡官员申诉，说州县借汇币折纳之名骚扰百姓，豪强富商趁机压低价格收买丝绢和粮米，许多贫弱人户被迫卖田。御史台依据申诉弹劾，皇帝命户部与御史台共同查验。
林景默听说后叹道：“我在建炎八年所担忧的弊端，才过六年就应验了。”赵开后来查明，南阳各县为求年度财政考核列为上等，暗中提高下户必须用汇币缴税的比例。下户难以取得汇币，只得把丝绢、粮米低价卖给富商，换取汇币缴税；富商又把汇币短期贷给下户，到期不能偿还者，往往用田产抵债。
不久后，有司又查明，祁国公府属、家令和牙人与富商勾结，以国公府从前所得赏赐金帛为本钱，假借寺观、商号、佃户首领的名义买田。田产收益实际上归国公府，田契却分散寄在许多人户名下，以逃避按户等、田亩征收的钱税。
林景默上疏说：“国家发行汇币，是为了使天下财用畅通；折纳一旦失去公平，财用不但不能流通，百姓反而首先受害。国家赏赐功臣，是为了报答功劳；若赏赐财物全部转为田亩，便不是报功，而是在资助兼并。今日所禁止的，并非富人拥有财富，而是禁止他们凭借财富兼并田产牟利。”他因此请求查办有关胥吏、代名买田的富商和祁国公府属，没收其隐匿占有的田产和非法所得；又请求削减祁国公俸禄，裁减王府属员，但不削夺爵位，也不牵连其他宗室。皇帝全部照准。
南阳案件审结后，林景默重新制定折变平准制度，命各路经略司、转运司和汇通分行按季度上报钱、粮、丝、汇币的市价，由户部汇通司据此确定相互折纳的标准。禁止州县擅自提高汇币缴纳比例，也不得沿用旧价或虚估价格，损害下户利益。林景默又请求扩大宗室、勋贵托管赐财取息的办法，使王府和功臣之家把大额赏赐存入天下汇通专户，转为海贸、造船、矿冶、军器等行务的资本，每年分取利息；同时禁止其家属、府属假借牙人、寺观和商号名义暗中购置田产。皇帝全部批准。
林景默又说：“自太祖、太宗以来，爵号逐渐繁多，赏给、府属和实封彼此没有统一标准。州县畏惧权贵名势，奸吏、牙人便借机作弊，最容易仗势侵害百姓。建炎以来，朝廷大政一向以抗敌为先；如今四海已经安定，正应裁并厘正。”
朝廷于因此让礼部、宗正寺裁并旧爵，定为八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嗣王”不列入爵等，只在承袭爵位时使用。宗室的食邑、实封、月给和府属数额，全部由户部重新核定，不得依据旧爵名称另行增加赏给。
建炎十五年，又下诏把南阳案后制定的制度推行各路，户等随田钱一项全部用汇币缴纳，按田亩征税以及田皮、田骨税责相涉的条文也正式列入法令。此后宗室、勋贵和王府的大额赐财多存入天下汇通专户，每年取息；宗室、豪强假名买田的行为有所收敛，而海贸、造船、矿冶等事业的资本也逐渐充足。
建炎十六年，朝廷命赵开经略燕京路，召万俟卨回朝，任户部尚书。此前万俟卨经略燕京，依照户部横格簿法，制定京津轨路、仓场、官署和转运费用标准，工料、役夫工资、车马、粮食、损耗和期限都分别登记。林景默赞同这种办法，命各处轨路工程一律采用。
那年冬天，有关官司催逼期限，严寒大雪中仍驱使役夫不停施工，冻饿、患病而死者共五百人。御史中丞李光上《治安疏》，皇帝因此下罪己诏，罢免万俟卨户部尚书，降为将作监。林景默认为此法源出户部，也上疏请罪，并请求重新制定工程预度标准。
此后轨路、治河、营建等工程，都必须预先编制预算：钱粮、材料、工钱、车马、运输和损耗分别列项，役夫名籍、工期、口粮、寒暑停工以及病亡抚恤也必须入簿。工程完工后考核，不得只看期限和费用，还必须同时考察役夫伤亡、工食发放以及是否骚扰州县。
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林景默奏定财计六纲：明确来源、区分项目、核定额度、交互核查、直接发给、专门保管。国库、内帑、官营行务、军费和工程费用等项目，都分别设立名目，不得混淆。新都的营建、轨路和治河工程一律依照预度标准办理。赵开经略燕京后，依据新标准复核仓场、轨路和官署簿籍，又把万俟卨从前制定的工程预度稍加整理，纳入长期施行的制度。
建炎十八年秋，赵鼎即将离开相位，朝廷内外人心浮动。恰逢新戏《梁祝》在燕京盛行，胡寅、陈俊卿、汤思退先后上奏，言辞逐渐牵涉官员选拔和朋党援引。陈俊卿一向受到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
张浚听说后，召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商议。张浚说明陈俊卿上疏并非出于自己授意；刘子羽告诫他不可私下约束御史，否则会落下交通台谏的嫌疑。林景默说：“此事既然关系相位进退和国政归属，诸公私下议论没有益处，应当当面听取皇帝旨意。不过张公必须先确定自己进退的态度，然后入见；若自己去留尚未决定，便仓促向皇帝询问，事情反而可能败坏。”张浚默然，随后闭门谢客数日。
不久，皇帝临幸香山，召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入议。皇帝以唐代牛李党争为戒，告诫说：“士大夫彼此交往依附，固然并非全无缘故；但若借党争妨害国政、扰乱选官法度，或越过职分侵夺权力，朝廷绝不宽贷。”群臣都肃然听命。
皇帝接着询问赵鼎罢相后，应由谁继任首相。赵鼎自以即将去位，不愿预先推荐；张浚也没有立刻承命。皇帝转问林景默。林景默说：“中兴以来，名臣相继而出，将帅人才众多。如今朝廷所忧并非无人可用，即便两府官员全部更换，也自有人能够任事。请陛下先确定国是。国是确定以后，才知道应当使用何种人才。若以安静休养为治理原则，首相应取老成之臣，副相应能振作吏治，枢相则应善于处置勋旧的进退；如此，政务才能安定。”
皇帝问：“若朕以休养生息为主，同时谋求小规模开拓，又应如何？”林景默认为，如此则秘阁人员不宜立即大幅更换，应暂时沿用原有格局。皇帝说：“赵相从前对朕说，既然迁都燕京，百般制度都应更新。如今北伐已经结束，国都北迁，中兴功臣长期占据要职，后进仕途因此壅塞，不能不逐步调整。朕很赞同。”韩世忠、岳飞都表示愿继续效力。
林景默于是建议：“请任张枢相为首相，让胡学士进入枢府。”皇帝询问理由。林景默答道：“迁都燕京以来，财政已经稳定，海运和水陆转运逐渐畅通，朝廷各个部门大体安定，京津轨路余下工程也已完成。这正是朝廷稍作人事调整的时候。若想使勋旧进退各得其宜，就不能只讨论两府。赵相离任后，建炎以来的经略使、都统官和秘阁旧臣，除了张枢相、胡学士，还有谁能镇服并妥善处置？在北伐立过功的统制、统领有一百多人，除了秦王韩世忠、魏王岳飞的威望，又有谁能调动他们而不使众人疑惧？”
皇帝十分赞同。林景默又说：“勋旧进退应按次序进行，不能一日之间全部更换。应先疏通州郡、诸军、百司官员的迁转，使下层职位流动起来，然后再逐步讨论居于高位勋旧的去留。若高位勋旧日后仍倚仗旧功，不知进退，陛下再亲自裁断，也不为迟。”
皇帝因而下诏任张浚为都省首相，林景默、胡寅同为都省副相；胡闳休任枢密使，岳飞、李彦仙任枢密副使；解除韩世忠枢密副使之职，出任都统官，统领安西军。
建炎十九年夏，朝廷很多衙门请求把天下汇通总行迁到燕京。胡闳休说：“燕京既是新都，又是边防根本。御营军饷、边费紧急拨付以及天下税收会计，都与燕京相关；总行仍在东京，遇事恐怕不便。”
林景默坚决反对，上疏说：“东京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漕运、轨路都已畅通；江淮、东南、关中、山东财赋汇集，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金银、绢帛和税货入库，以东京转运损耗最少。若只因迁都燕京，便把金银库藏全部迁去，不但劳费增多，沿途风险也很大。燕京分行可以作为边防财政枢纽，主管各路税入总账，专门办理御营军饷和军费会计。”张浚赞同，胡闳休最终也认为可行，此议由此确定施行。
十月，林景默又奏请建立国库寄管制度。张浚对此有疑虑，上疏说：“户部主管国库由来已久。如今公帑全部寄存在汇通行，恐怕会使户部财权转移。”御史又弹劾林景默，称他企图把国家财赋全部纳入汇通行，夺取户部公帑以扩张个人权力，请求严惩。
林景默因此命汇通行把一份密封文牒送往秘阁，列出秘阁、台谏官员假借商人名义在汇通行存放私财者数十人，合计数十万缗；又请求给他们十天自行申报取出，朝廷可以不再追究。
十日后，主动申报者很少。林景默于是入对说：“仓吏只负责看守仓库，并不替户部制定赋税；汇通行只负责保管钱财，也不替朝廷决定支出。国库寄管于汇通行，并非夺取户部财权，而是使出纳之外另有保管钥匙，账簿之外另有复核会计。请陛下果断施行，使出纳和复核各有主管。此法若有差失，臣愿伏诛。”皇帝下优诏安慰他，随即规定户部公帑、军费、工程费和治河费等，逐步交由汇通行无息寄管；每年年终，汇通行再把经营所得课钱缴入国库。
建炎二十年秋，河南府巩县百姓陈东借钱购买种子、租用耕牛，秋收歉薄，不能偿还寺观发放的青苗贷款。寺观管勾和富商保人又以契纸费、担保费、催收脚钱、延期费等名目加收，名义上利息为三成，实际上接近五成。陈家卖牛、抵押田地，仍不足偿还，家人甚至自缢；陈东之子因此杀死上门催债的人。
州县最初只以杀人案上报，军计司复查债簿后，才知道邻近数州青苗贷都有同样弊端。事情传到燕京，皇帝在朝堂命群臣商议。林景默立即上言，认为应惩治寺观管勾、富商和胥吏破坏法令之罪，追回滥收利息，并禁止契纸费、担保费等杂项。
皇帝大怒，说：“陈东之死，难道只在放贷者身上追罪便够了吗！你出身于九牧名门，未曾亲历春季借钱买种的艰难，而族中以放贷取息为利，或许早已习以为常。你号称善于理财，三成利息之下，只要一年歉收，田宅必然落入富户，卿难道算不到吗？还是明知而不说？若没有今日之事，朕几乎忘了这吞噬百姓的利息仍在吞噬百姓。昔日太学生陈东因国家大事而死，如今农户陈东因弊法而死，都是朕的责任。从今以后，天下还会有多少个陈东？迁都燕京以来，群臣争相声称天下太平，每日早晚自省，难道不觉得惭愧吗？”廷臣都惊惧失色，无人敢答。皇帝拂袖而去。
第二天，皇帝下诏命各路全面查办青苗债害民之事。林景默病发，卧病不能出仕。半个多月后，查获违反禁令者数百人。皇帝又下诏：“凡逼债致人死亡、销毁账簿证据、勾结官吏作弊者，首恶处死；其余按赃款数额定罪，分别编配。”
林景默病愈后，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不准。他再次上疏，请把青苗贷利息由三成降为二成。皇帝召见他说：“二成仍然太高。朕宁可国家少得收入，也一定要降到一成。”林景默说：“如果贷款利息只有一成，寺观和商号无利可图，必然大多不肯放贷。即使畏惧法令勉强办理，也会另立名目，暗中加收。”皇帝说：“正因为如此，朕才命你想出办法，不是让你来说明这件事无法做到。”
林景默于是重新制定青苗贷款规则：准许汇通分行以低息贷款给经过审核的寺观，再由寺观转贷农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契纸、担保、催收、延期等所有费用都必须计入这一成利息之内；禁止利滚利，禁止把本息合并改作新债，也禁止因债务夺取新授田、军功田、退卒田和口分田。
寺观所得利息的十分之四缴纳香火税；借户逾期不能偿还，由寺观自行承担，州县不得替其催收。另立名目加息或逼债致人死亡者，主谋处死，住持、保人和胥吏一并治罪。军计司、户部汇通司和各路宪司定期共同复核账簿，交互稽查。从此农户所借农业本钱利息大幅降低，寺观、富商借法外名目重取利益的现象也有所减少。
建炎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案败露。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等，假借齐王府、皇家海贸公司和岭南转运司名义，与军中支计官和州县胥吏勾结，虚报士卒月给，截留远戍军士的安家钱。病亡军士家属长期得不到应有给付，赴京申冤，弊端才被揭发。
皇帝听说后说：“这不只是侵吞官钱，而是在吞食远戍军士的鲜血。”张浚指出弊源说：“军饷先交帅府，再经过支计官、转运司和州县层层发给，经手越多，越容易侵吞。”
林景默于是与张浚、胡闳休、户部尚书虞允文共同商议，制定军饷双折制度。林景默入对说：“临阵赏功可以有临时权宜；士卒日常给养却必须纳入固定制度。饷钱经手机构越多，侵吞手段越多，军士受害也越深。”
朝廷因此规定：军前紧急奖赏和杂项支出分别设账，不得混入日常月给；士卒日常月给由户部军计司、枢密院兵籍司、军中宣化司和汇通分行按月交互核对。军士各领两种凭券：一种为军饷折，可随营支取；一种为安家折，交由原籍家属领取。从此士卒日常给养不再先交帅府支计，也不许转运司、州县层层转发。此法先在河北、安西两都督府试行，后来逐渐推行到御营各军、御前班直和皇家海军。
双折法在河北、安西诸军试行后，军计司、汇通分行和兵籍司按月互相核对，才发现兵籍、户籍和田籍之间错乱不合之处极多。军饷、家属给钱、病亡抚恤和军功授田，常因原籍、寄居籍和田籍不明而没有依据。
林景默上疏说：“钱粮想直接发给，姓名户籍不明就没有凭据；田赋想公平分摊，税籍不定就没有根据；人户没有固定户籍，公济、军饷、青苗贷都可能被奸民冒领。请选派太学生、书院生和武学生，分别隶属各路校籍使，协助官府核实户口、田亩。”
皇帝批准其请，下诏以三年为期，把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分派各路，协助州县校定版籍，重新编造各路砧基簿。完成后每十年大修一次，州县每年上报增减；赋税、差役、给付和诉讼都以此为依据。
版籍和砧基簿完成后，应将各路汇总编成《皇册》。正本收藏在皇城北苑景明宫，户部、司农寺、枢密院、兵部和各州县分别保存副本，以备查核。
林景默借校籍之机立法，规定以户籍为根本，以田亩税籍作为财赋依据。凡普通编户百姓都必须登记在户籍中；兵籍、工籍、僧道籍、学籍只是附属身份登记，不得取代户籍。所有田亩都登记在砧基簿，明确列出田主、佃户、亩数、地等和税额，不得假借寺观、王府、监区或商社名义隐占。户籍与田籍互校，兵籍与军饷互核，僧道籍与寺观财产簿互相参验。
林景默又奏定禁令：“校正户籍是为了使名实相符，不是为了扰民；清丈土地是为了核实田亩，不是为了夺田；厘定差役是为了均平劳逸，不是为了困苦贫民。”官吏若借清籍、清田、清役之名取财扰民，以侵害百姓论罪。
建炎二十三年夏，京师发生大疫。许多廷臣请求皇帝深居宫中避疫，皇帝不同意，亲自巡视病坊、药所和城门外流民聚居处，林景默随行。皇帝亲自督促太医局、州县、寺观和军医施药，疫情才稍有缓解。
皇帝对林景默说：“疫情虽稍安定，但贫民、孤儿、老人和病者，许多尚未登记在州县救济名册中。州县、寺观、商社各自以不同名目施药、养孤、掩埋尸骨，簿籍混乱。朕想恢复祖宗时居养、安济、漏泽等制度，由你来商议办法。”
林景默回答说：“居养、安济、漏泽都是祖宗仁政。但旧制由州县自行核定人数、自行支出费用、自行办理事务，又自行上报功效，真实与虚假怎能完全查明？钱粮又混入常平、州县、寺观、商社等不同账簿，上级无从交互核查。若全部由官府主管，便会声势浩大、手续烦琐，久而久之成为空文；若完全交给寺观、豪强，又会借机施恩求名、谋取利益。”
皇帝问：“卿认为应当怎样？”林景默答道：“彩票制度始于建炎六年，本来是借民间财力接济军国。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大体安定，彩票余利不应再混入国库日常赋入。请另设专簿，置于户部常规财政之外，专门用于养民救急；具体事务由民间办理，官府只负责稽查。这不是分割国用，而是把取自百姓的钱重新用于百姓。”
皇帝赞许并采纳，诏令设立公济彩票本钱，亲自题定名称；又在户部设置公济司，主管各项公济事务、簿籍核验和钱物拨给的监督。公济本钱由彩票原有本金和余利、御前特别赏赐、商社义助等组成，全部寄存在天下汇通总行。
朝廷又设置慈幼、养济、安济、惠药、漏泽五社：慈幼社收养孤儿和弃婴，养济社赡养老弱无依者，安济社暂时收容患病百姓，惠药社施药救疫，漏泽社收葬无主死者。五社由官府监督、民间主持，不列为官署，主持者也不列入官员。主持公济者不得借此求取恩赏官职、规避税役，或请求商贸特许利益；州县只能核验名实，不得侵夺干预其日常事务。
建炎二十四年，河朔大旱，京师顺天府各县麦苗大多枯死。朝廷命州县依旧仓籍打开常平仓、义仓赈粜。检查后发现：有的账簿记载粮食充足，仓中却尽是腐败不能食用的陈粮；有的粮食已被移作工程或军需；有的以汇币折算支出，只在账上虚列粮数，仓中实际空虚。百姓持平粜券到仓库买粮，仓中却无米可发。
林景默因此上疏说：“钱是用来互通有无、救济急需的，却不能直接解除饥饿。歉收之年，账上有钱不如仓中有粮。中兴以来，汇币、国库寄管和汇通行务使钱币账簿日渐清楚；然而仓粮就是仓粮，不能全部折入钱账。请另设仓储粮籍，与钱币账簿互相核验。”皇帝采纳其议，下诏不得以汇币虚支冒充赈粮数额，官粮不得假灾伤之名私自出卖；账上即使有数，也不得用文书掩饰仓廪空虚。
当时，朱熹刚考中进士，上书说：“常平仓、义仓大多设在州县城中，乡村青黄不接时，救济常常来不及。若按乡设置社仓，由乡人共同主持，平时储粮，春夏借出，秋收后归还，就可以补足州县仓储照顾不到的地方。”林景默赞同，奏请颁行各路，劝民间按乡设立社仓。
社仓主持者由乡人公推，以富户、寺观和乡社捐粮为本金；朝廷根据户口多少、灾情轻重和粮价高低酌量补助。百姓缺粮时，可在春夏借粟，秋收归还，息米不得超过一成。禁止州县假借社仓名义摊派富户，也禁止乡社因贷粮侵夺民田。
林景默又制定仓储三簿相互核查制度：仓簿核实仓中实际粮食，出入簿核实粮食收支，民籍核实受赈人员。赈给、赈粜、平粜、贷粟都必须仓中有实粮、簿上有明确依据、受粮者有确定姓名。天下汇通行只掌钱物会计，不得以账上有钱冒充仓中有粮。
随后林景默与张浚共同上奏，请求制定“先赈后闻”的制度。凡饥荒、疫病或兵灾十分紧急，百姓即将断粮时，州县可以先打开常平仓、义仓、社仓救济，然后在限定日期内补报灾情实况、开仓数目和受赈名册，呈送路仓司、司农寺、户部。灾情紧急而官吏迟疑不开仓，导致百姓饿死者，以见危不救治罪；虚报灾情、私卖官粮、冒名领粮者则加重处罚。皇帝下诏照准。此后各路灾荒、疫病和河患不断，但赈救已有制度，州县知道如何处置，因大饥而流亡的人较从前减少。
建炎二十五年春，朝廷把新归附的河西七州设置为河西路。林景默上疏说：“新复之地，赋税可以暂缓，户籍却不能废弛。”于是奏定依照各路旧式，使河西州县、屯田、商驿、寺观和归附部族逐步登记于版籍、砧基簿。全国校籍诏令下于建炎二十一年，各路实际从二十二年开始，到此时大体完成。
朝廷汇总各路版籍、砧基簿为《皇册》。册中记载天下户口接近二千万，在籍田亩七亿余亩，岁入超过一万万缗；税役、军属、公济、仓储、田契和土地根籍等项目也都有据可查。皇帝阅览《皇册》，对林景默说：“建炎六年你上报财计时，岁入不过三千八百万缗；如今财赋之盛，不逊于祖宗承平时期，深穆可说功成了。”林景默说：“臣所擅长的是财计，蒙蔽臣的也正是财计。如今才知道，《皇册》所载不只是户口和钱粮数目，实际上关系天下百姓的性命。这是天下大计，臣只能记录数字，只有陛下能衡量其轻重。臣任相十四年，职责在于国家财政，日夜谨慎，不敢一日懈怠。如今天下统一，财政制度都已纳入常法，请陛下准许臣退休。”
皇帝又问：“你如果退休，国家财政之事应交给谁负责？”林景默答道：“中兴草创时，臣不得已总领此事。如今法度已经建立，天下财政不能再系于一人。户部主管国家收支，汇通司主管制度监督，公济司主管救济，汇通行主管经营，如今都已有成规。臣请求陛下使用法度，不要再使用林景默。能够总揽成法的，只有陛下。臣愿退居东京相国书院，把自己施行过的财政制度教授诸生，为陛下储备日后任事的人才，这便足够了。”
皇帝不愿立即准许他完全归退，于是下诏允许他解除都省副相、天下汇通总行长职务，仍进入东京公阁议政；又任东京相国书院山长，讲授财赋、汇通、会计、仓储和公济制度。林景默此后居于东京，在相国书院讲学；朝廷遇有重大财政问题，仍派使者前往咨询，他都详细作答。
林景默居住在书院，每日把汇通和会计方法教授诸生；又汇编建炎以来财赋、汇通、仓储、公济等制度，著成《中兴邦计录》《汇通本末》《仓社公济录》《会计簿式》等书，作为书院讲习教材。
建炎二十七年，林景默拿出一半家产，纳入公济彩票本钱；又重新制定《林氏义约》，告诫族中子弟不得以放贷损害贫弱，不得倚仗官势谋求私利。
林景默教导学生温和宽厚，并不苛责。学生会计出错，他只是让其重新计算，从不立刻责罚。学生贫穷，不能置办笔墨纸札或缴纳束脩，他常暗中资助。每逢讲授簿计方法，他总要问：“这笔钱从何处取得，最后又归于何人？”他又告诫子弟：“林氏世代蒙受国恩，过去以‘九牧’闻名，如今我又忝居宰辅。子孙应当思考如何报国，不得凭借门第谋利，不得假借财计损害百姓。”
天下汇通总行每年年终完成会计后，按旧例邀请林景默旁听。他到场只听官员陈述账簿，从不作具体处分，也不签押。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禅位为太上皇；二月九日，建王即位。当今皇帝派使者起用林景默，想让他重新总领国家财政。林景默上疏辞谢说：“国家财计法度已经建立，臣若凭借旧日声名干预日常事务，天下财政又会系于一臣，这不是太上皇建立制度的本意。”当今皇帝于是停止召用，给予优厚赏赐。
太上皇回到东京后，曾亲临相国书院探望林景默。林景默正讲到八公山淮上之事，对学生说：“靖康时，朝廷已经商议江淮防务。我出任寿州知州，本来就是为了守淮、积粮、准备接应行在。后来知道皇帝决意抗敌，便不顾异议，奉诏把钱粮器用转运到行在。我当时任事不久，无暇深思成败，只知道靖康之耻不能不洗雪。如今追想，中兴基业大概就发端于寿州、淮上之间。主管国家财政，不能不明白钱粮；然而决定国家大计的，并不是钱粮，而是民心。”
太上皇听后笑道：“深穆当年到淮上，运来的不只是钱粮，还有盐鸭。朕守淮时也靠它稍得帮助。”于是下诏取盐鸭赐给学生，与他们一同食用。
学生退下后，太上皇与林景默屏退旁人交谈。太上皇问：“卿认为朕退位以后，各项制度能有多少得到遵守？”林景默说：“臣仍记得陛下从前在杭州说过，天下没有一种法可以一成不变，必须因时因势调整。若非如此，国家也不可能中兴。”
太上皇又问：“你在书院教导学生，最困难的是什么？”林景默说：“会计技术容易传授，唯有使人明白财物本来取自百姓，使用最终也应归于百姓，这一点最难。”太上皇又取出李光《治安疏》给林景默看，叹道：“李光之言虽然激切，但朕常担心后世只看见中兴的繁盛，又走向追求奢华宏大的弊端。”
林景默说：“建炎以来创立制度规模极大，百年积弊赖此逐渐澄清。但臣最怕后人只享受新法的好处，却不知道它也有弊端；只知道新法能够富国，却不知道新法同样可能伤民，再犯臣当年没有察觉‘食人之息’的过失。”太上皇沉默许久，随后笑道：“当年八公山下，朕还以为小林学士只会起草诏书。”林景默也笑道：“从前怕因一件事耽误陛下，如今怕因一项制度误导后学。”
过了半年，太上皇派使者赐给林景默一套天下汇通总行新发行的汇币。汇币上绘有建炎三十六功臣像，林景默也在其中；像旁另附一张凭券，由太上皇亲笔签押。林景默捧看许久，泪流满面，面向北方再拜。绍兴二年，林景默在东京私宅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相国书院学生都十分哀痛怀念。天下汇通总行和户部共同收集他所著诸书，命财政官吏学习其中旧章。后世核算钱粮、议论国库、汇币、公济和仓储制度者，大多取法于此。
讣告传到燕京，当今皇帝停止朝会五日，追赠林景默为太师，追封越王，赐谥文和，命以王礼安葬。
太上皇听说林景默去世，沉默许久，说：“小林学士竟先朕而去了。”随后亲临相国书院，命人把《中兴邦计录》陈放案上，亲自洒酒祭奠；又御书“邦计在人”四字赐给书院，命悬挂于讲堂。
祭文中说：“从前卿带着钱粮来到淮上，朕得以坚守；后来以财计辅佐天下，朕稍可减轻日夜忧劳；晚年又以财政法度教授后生，国家财政从此有所托付。”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下诏使林景默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天下的事务没有比财政更重要的；但所谓财富不只是钱粮，军队供给系于其中，百姓性命也寄托其中。士大夫能够贯通天下利益以接济军国，而自己不被利益动摇的尤其少见。中兴时期主管财政者，刘汲、林景默大概可以为之称道。
林景默言语不多而办事敏捷，发言往往切中关键。建炎以来，他早年以钱粮奔赴艰危，中期以簿籍、会计和交互核查疏通国用，晚年又通过仓储、社仓、公济和《皇册》，使财政最终归于民生。
他对中兴的功劳不在战阵锋镝之间，但战阵有赖于他；名望不在发布号令，但号令必须依靠其财力方能施行。舒王王安石以“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经费充足”为志向，立意极其宏伟；但施法过于急切，遂引起党争，流弊长期不止。
林景默的才干未必超过王安石，却能通达而不放纵，严格而不苛刻，取财而知道节制，担当事务却不把权力据为己有。他亲自总领国家财政，家中却不以此营利；制度建立后，又请求朝廷使用法度，不要继续依赖林景默一人。
圣祖亲笔书写“邦计在人”，并不是说一个臣子可以独占天下财政，而是说财物来自百姓，法令施行于官吏，士大夫必须用公心把持其中的公平。
建炎十一年，赵鼎上呈《国是十事疏》。皇帝于是增设都省副相，任命林景默与刘汲共同主管国家财政，重新厘定财赋制度，力求不增加百姓赋税而使国家财政充足；又召赵开回朝，任命为户部尚书。
当时北伐转运军饷和战后赏赐耗费极其巨大，建炎交子又已流通多年，币值逐渐下跌。刘汲熟悉蜀中交子旧制，认为交子与官债同时流通，而发行收付、兑换、储备和偿还分别隶属不同机构，彼此不能统一，所以货币信用日益受损。
于是刘汲与林景默共同商议，以平定西夏、北伐所得的金银作为根本储备，又以茶引、盐引和度牒辅助信用，收回旧交子和官券，改造新币。新币既可用来缴税，也可兑换金银、铜钱，并参照飞钱制度，便利远近之间大额钱款的转移。
林景默说：“货币能够流通，关键在于信用归于统一。若各路交子务各行其是，即使朝廷以金银和茶盐收入作为根本，货币信用终究仍然分散。应由东京交子务统领此事，使各路交子务都有统一归属，新币才能长久施行。”刘汲主张增加储备巩固币信，林景默主张统一发行体系以利长久，制度方案由此确定。
林景默、刘汲入朝奏报。皇帝说：“若只是把交子改名为会子，名称虽稍有不同，实际上并没有新制度。百姓听说后，一定会认为朝廷又设置了一项搜取民财的办法。古代布帛也可充当货币，便于轻装携带；如今既然采用飞钱旧法，使天下财用相互流通，就应称为‘汇币’。你们既然想使天下财富彼此流通，便应使名称与实际相符。可将东京交子务改为天下汇通总行，各路交子务都隶属于它。林卿擅长国家财政，总行长一职非你不可。”
皇帝因此下诏在东京设立天下汇通总行，主管汇币发行收付、兑换、会计以及官债偿还；由林景默以副相兼任总行长，并在燕京、长安、江宁、洛阳、广州、成都设置六处分行。
过了几天，赵开前往拜访林景默，说：“汇通行是国家重要制度，不能完全并入户部。若全部隶属户部，胥吏便可能借汇兑、放贷、出售官债从中作弊，商民将受骚扰，行务也难以正常经营；若完全置于户部之外，财政权力又可能旁落，同样不利于国家。应在户部设置汇通司，监督汇币、汇兑、官债、贷钱等制度；至于汇通行日常收付经营，则由行中自行办理。”
林景默据此入奏，请任赵开为副总行长，以梅栎为户部左侍郎兼管汇通司；又请求另定官营行务制度，使官署主管法令制度，行务主管实际经营，官署不得直接与民争利，行务也不得侵夺政府职权。皇帝全部批准。官营行务的制度由此建立。
建炎十二年，汇币先在开封、成都两府施行。刘汲请求规定，外国商人购买丝绸、瓷器时，一律按白银折价，把银两交入总行，以充实汇币的储备。林景默条列分行禁令：不得私自印造汇币，不得擅自增加发行数额；旧交子与官债的兑换必须分别登记。
刘汲又请求准许新封功臣和宗室将所得赏赐自愿存入汇通行取息，用来支持海贸和军器工务。林景默认为此法可行，但功臣、宗室的赐财涉及爵禄、田产和王府属员，不能贸然推行，于是先由天下汇通总行设置专门账户试办，等待有关部门详定制度。
建炎十三年，皇帝下诏使汇币通行天下，秋粮折变以及过税、住税、关税、榷场税、抽解、博买等商贸税收，均规定一半用汇币缴纳。
建炎十四年，南阳士民向在京的同乡官员申诉，说州县借汇币折纳之名骚扰百姓，豪强富商趁机压低价格收买丝绢和粮米，许多贫弱人户被迫卖田。御史台依据申诉弹劾，皇帝命户部与御史台共同查验。
林景默听说后叹道：“我在建炎八年所担忧的弊端，才过六年就应验了。”赵开后来查明，南阳各县为求年度财政考核列为上等，暗中提高下户必须用汇币缴税的比例。下户难以取得汇币，只得把丝绢、粮米低价卖给富商，换取汇币缴税；富商又把汇币短期贷给下户，到期不能偿还者，往往用田产抵债。
不久后，有司又查明，祁国公府属、家令和牙人与富商勾结，以国公府从前所得赏赐金帛为本钱，假借寺观、商号、佃户首领的名义买田。田产收益实际上归国公府，田契却分散寄在许多人户名下，以逃避按户等、田亩征收的钱税。
林景默上疏说：“国家发行汇币，是为了使天下财用畅通；折纳一旦失去公平，财用不但不能流通，百姓反而首先受害。国家赏赐功臣，是为了报答功劳；若赏赐财物全部转为田亩，便不是报功，而是在资助兼并。今日所禁止的，并非富人拥有财富，而是禁止他们凭借财富兼并田产牟利。”他因此请求查办有关胥吏、代名买田的富商和祁国公府属，没收其隐匿占有的田产和非法所得；又请求削减祁国公俸禄，裁减王府属员，但不削夺爵位，也不牵连其他宗室。皇帝全部照准。
南阳案件审结后，林景默重新制定折变平准制度，命各路经略司、转运司和汇通分行按季度上报钱、粮、丝、汇币的市价，由户部汇通司据此确定相互折纳的标准。禁止州县擅自提高汇币缴纳比例，也不得沿用旧价或虚估价格，损害下户利益。林景默又请求扩大宗室、勋贵托管赐财取息的办法，使王府和功臣之家把大额赏赐存入天下汇通专户，转为海贸、造船、矿冶、军器等行务的资本，每年分取利息；同时禁止其家属、府属假借牙人、寺观和商号名义暗中购置田产。皇帝全部批准。
林景默又说：“自太祖、太宗以来，爵号逐渐繁多，赏给、府属和实封彼此没有统一标准。州县畏惧权贵名势，奸吏、牙人便借机作弊，最容易仗势侵害百姓。建炎以来，朝廷大政一向以抗敌为先；如今四海已经安定，正应裁并厘正。”
朝廷于因此让礼部、宗正寺裁并旧爵，定为八等：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嗣王”不列入爵等，只在承袭爵位时使用。宗室的食邑、实封、月给和府属数额，全部由户部重新核定，不得依据旧爵名称另行增加赏给。
建炎十五年，又下诏把南阳案后制定的制度推行各路，户等随田钱一项全部用汇币缴纳，按田亩征税以及田皮、田骨税责相涉的条文也正式列入法令。此后宗室、勋贵和王府的大额赐财多存入天下汇通专户，每年取息；宗室、豪强假名买田的行为有所收敛，而海贸、造船、矿冶等事业的资本也逐渐充足。
建炎十六年，朝廷命赵开经略燕京路，召万俟卨回朝，任户部尚书。此前万俟卨经略燕京，依照户部横格簿法，制定京津轨路、仓场、官署和转运费用标准，工料、役夫工资、车马、粮食、损耗和期限都分别登记。林景默赞同这种办法，命各处轨路工程一律采用。
那年冬天，有关官司催逼期限，严寒大雪中仍驱使役夫不停施工，冻饿、患病而死者共五百人。御史中丞李光上《治安疏》，皇帝因此下罪己诏，罢免万俟卨户部尚书，降为将作监。林景默认为此法源出户部，也上疏请罪，并请求重新制定工程预度标准。
此后轨路、治河、营建等工程，都必须预先编制预算：钱粮、材料、工钱、车马、运输和损耗分别列项，役夫名籍、工期、口粮、寒暑停工以及病亡抚恤也必须入簿。工程完工后考核，不得只看期限和费用，还必须同时考察役夫伤亡、工食发放以及是否骚扰州县。
建炎十七年，朝廷迁都燕京。林景默奏定财计六纲：明确来源、区分项目、核定额度、交互核查、直接发给、专门保管。国库、内帑、官营行务、军费和工程费用等项目，都分别设立名目，不得混淆。新都的营建、轨路和治河工程一律依照预度标准办理。赵开经略燕京后，依据新标准复核仓场、轨路和官署簿籍，又把万俟卨从前制定的工程预度稍加整理，纳入长期施行的制度。
建炎十八年秋，赵鼎即将离开相位，朝廷内外人心浮动。恰逢新戏《梁祝》在燕京盛行，胡寅、陈俊卿、汤思退先后上奏，言辞逐渐牵涉官员选拔和朋党援引。陈俊卿一向受到张浚赏识，汤思退则由赵鼎推荐。
张浚听说后，召刘子羽、林景默、吕祉等商议。张浚说明陈俊卿上疏并非出于自己授意；刘子羽告诫他不可私下约束御史，否则会落下交通台谏的嫌疑。林景默说：“此事既然关系相位进退和国政归属，诸公私下议论没有益处，应当当面听取皇帝旨意。不过张公必须先确定自己进退的态度，然后入见；若自己去留尚未决定，便仓促向皇帝询问，事情反而可能败坏。”张浚默然，随后闭门谢客数日。
不久，皇帝临幸香山，召赵鼎、张浚、林景默、陈公辅、韩世忠、岳飞、胡寅、胡铨等入议。皇帝以唐代牛李党争为戒，告诫说：“士大夫彼此交往依附，固然并非全无缘故；但若借党争妨害国政、扰乱选官法度，或越过职分侵夺权力，朝廷绝不宽贷。”群臣都肃然听命。
皇帝接着询问赵鼎罢相后，应由谁继任首相。赵鼎自以即将去位，不愿预先推荐；张浚也没有立刻承命。皇帝转问林景默。林景默说：“中兴以来，名臣相继而出，将帅人才众多。如今朝廷所忧并非无人可用，即便两府官员全部更换，也自有人能够任事。请陛下先确定国是。国是确定以后，才知道应当使用何种人才。若以安静休养为治理原则，首相应取老成之臣，副相应能振作吏治，枢相则应善于处置勋旧的进退；如此，政务才能安定。”
皇帝问：“若朕以休养生息为主，同时谋求小规模开拓，又应如何？”林景默认为，如此则秘阁人员不宜立即大幅更换，应暂时沿用原有格局。皇帝说：“赵相从前对朕说，既然迁都燕京，百般制度都应更新。如今北伐已经结束，国都北迁，中兴功臣长期占据要职，后进仕途因此壅塞，不能不逐步调整。朕很赞同。”韩世忠、岳飞都表示愿继续效力。
林景默于是建议：“请任张枢相为首相，让胡学士进入枢府。”皇帝询问理由。林景默答道：“迁都燕京以来，财政已经稳定，海运和水陆转运逐渐畅通，朝廷各个部门大体安定，京津轨路余下工程也已完成。这正是朝廷稍作人事调整的时候。若想使勋旧进退各得其宜，就不能只讨论两府。赵相离任后，建炎以来的经略使、都统官和秘阁旧臣，除了张枢相、胡学士，还有谁能镇服并妥善处置？在北伐立过功的统制、统领有一百多人，除了秦王韩世忠、魏王岳飞的威望，又有谁能调动他们而不使众人疑惧？”
皇帝十分赞同。林景默又说：“勋旧进退应按次序进行，不能一日之间全部更换。应先疏通州郡、诸军、百司官员的迁转，使下层职位流动起来，然后再逐步讨论居于高位勋旧的去留。若高位勋旧日后仍倚仗旧功，不知进退，陛下再亲自裁断，也不为迟。”
皇帝因而下诏任张浚为都省首相，林景默、胡寅同为都省副相；胡闳休任枢密使，岳飞、李彦仙任枢密副使；解除韩世忠枢密副使之职，出任都统官，统领安西军。
建炎十九年夏，朝廷很多衙门请求把天下汇通总行迁到燕京。胡闳休说：“燕京既是新都，又是边防根本。御营军饷、边费紧急拨付以及天下税收会计，都与燕京相关；总行仍在东京，遇事恐怕不便。”
林景默坚决反对，上疏说：“东京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漕运、轨路都已畅通；江淮、东南、关中、山东财赋汇集，没有比这里更便利的。金银、绢帛和税货入库，以东京转运损耗最少。若只因迁都燕京，便把金银库藏全部迁去，不但劳费增多，沿途风险也很大。燕京分行可以作为边防财政枢纽，主管各路税入总账，专门办理御营军饷和军费会计。”张浚赞同，胡闳休最终也认为可行，此议由此确定施行。
十月，林景默又奏请建立国库寄管制度。张浚对此有疑虑，上疏说：“户部主管国库由来已久。如今公帑全部寄存在汇通行，恐怕会使户部财权转移。”御史又弹劾林景默，称他企图把国家财赋全部纳入汇通行，夺取户部公帑以扩张个人权力，请求严惩。
林景默因此命汇通行把一份密封文牒送往秘阁，列出秘阁、台谏官员假借商人名义在汇通行存放私财者数十人，合计数十万缗；又请求给他们十天自行申报取出，朝廷可以不再追究。
十日后，主动申报者很少。林景默于是入对说：“仓吏只负责看守仓库，并不替户部制定赋税；汇通行只负责保管钱财，也不替朝廷决定支出。国库寄管于汇通行，并非夺取户部财权，而是使出纳之外另有保管钥匙，账簿之外另有复核会计。请陛下果断施行，使出纳和复核各有主管。此法若有差失，臣愿伏诛。”皇帝下优诏安慰他，随即规定户部公帑、军费、工程费和治河费等，逐步交由汇通行无息寄管；每年年终，汇通行再把经营所得课钱缴入国库。
建炎二十年秋，河南府巩县百姓陈东借钱购买种子、租用耕牛，秋收歉薄，不能偿还寺观发放的青苗贷款。寺观管勾和富商保人又以契纸费、担保费、催收脚钱、延期费等名目加收，名义上利息为三成，实际上接近五成。陈家卖牛、抵押田地，仍不足偿还，家人甚至自缢；陈东之子因此杀死上门催债的人。
州县最初只以杀人案上报，军计司复查债簿后，才知道邻近数州青苗贷都有同样弊端。事情传到燕京，皇帝在朝堂命群臣商议。林景默立即上言，认为应惩治寺观管勾、富商和胥吏破坏法令之罪，追回滥收利息，并禁止契纸费、担保费等杂项。
皇帝大怒，说：“陈东之死，难道只在放贷者身上追罪便够了吗！你出身于九牧名门，未曾亲历春季借钱买种的艰难，而族中以放贷取息为利，或许早已习以为常。你号称善于理财，三成利息之下，只要一年歉收，田宅必然落入富户，卿难道算不到吗？还是明知而不说？若没有今日之事，朕几乎忘了这吞噬百姓的利息仍在吞噬百姓。昔日太学生陈东因国家大事而死，如今农户陈东因弊法而死，都是朕的责任。从今以后，天下还会有多少个陈东？迁都燕京以来，群臣争相声称天下太平，每日早晚自省，难道不觉得惭愧吗？”廷臣都惊惧失色，无人敢答。皇帝拂袖而去。
第二天，皇帝下诏命各路全面查办青苗债害民之事。林景默病发，卧病不能出仕。半个多月后，查获违反禁令者数百人。皇帝又下诏：“凡逼债致人死亡、销毁账簿证据、勾结官吏作弊者，首恶处死；其余按赃款数额定罪，分别编配。”
林景默病愈后，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不准。他再次上疏，请把青苗贷利息由三成降为二成。皇帝召见他说：“二成仍然太高。朕宁可国家少得收入，也一定要降到一成。”林景默说：“如果贷款利息只有一成，寺观和商号无利可图，必然大多不肯放贷。即使畏惧法令勉强办理，也会另立名目，暗中加收。”皇帝说：“正因为如此，朕才命你想出办法，不是让你来说明这件事无法做到。”
林景默于是重新制定青苗贷款规则：准许汇通分行以低息贷款给经过审核的寺观，再由寺观转贷农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契纸、担保、催收、延期等所有费用都必须计入这一成利息之内；禁止利滚利，禁止把本息合并改作新债，也禁止因债务夺取新授田、军功田、退卒田和口分田。
寺观所得利息的十分之四缴纳香火税；借户逾期不能偿还，由寺观自行承担，州县不得替其催收。另立名目加息或逼债致人死亡者，主谋处死，住持、保人和胥吏一并治罪。军计司、户部汇通司和各路宪司定期共同复核账簿，交互稽查。从此农户所借农业本钱利息大幅降低，寺观、富商借法外名目重取利益的现象也有所减少。
建炎二十一年，岭南远戍军饷侵盗案败露。齐王府旧管勾冯惟信等，假借齐王府、皇家海贸公司和岭南转运司名义，与军中支计官和州县胥吏勾结，虚报士卒月给，截留远戍军士的安家钱。病亡军士家属长期得不到应有给付，赴京申冤，弊端才被揭发。
皇帝听说后说：“这不只是侵吞官钱，而是在吞食远戍军士的鲜血。”张浚指出弊源说：“军饷先交帅府，再经过支计官、转运司和州县层层发给，经手越多，越容易侵吞。”
林景默于是与张浚、胡闳休、户部尚书虞允文共同商议，制定军饷双折制度。林景默入对说：“临阵赏功可以有临时权宜；士卒日常给养却必须纳入固定制度。饷钱经手机构越多，侵吞手段越多，军士受害也越深。”
朝廷因此规定：军前紧急奖赏和杂项支出分别设账，不得混入日常月给；士卒日常月给由户部军计司、枢密院兵籍司、军中宣化司和汇通分行按月交互核对。军士各领两种凭券：一种为军饷折，可随营支取；一种为安家折，交由原籍家属领取。从此士卒日常给养不再先交帅府支计，也不许转运司、州县层层转发。此法先在河北、安西两都督府试行，后来逐渐推行到御营各军、御前班直和皇家海军。
双折法在河北、安西诸军试行后，军计司、汇通分行和兵籍司按月互相核对，才发现兵籍、户籍和田籍之间错乱不合之处极多。军饷、家属给钱、病亡抚恤和军功授田，常因原籍、寄居籍和田籍不明而没有依据。
林景默上疏说：“钱粮想直接发给，姓名户籍不明就没有凭据；田赋想公平分摊，税籍不定就没有根据；人户没有固定户籍，公济、军饷、青苗贷都可能被奸民冒领。请选派太学生、书院生和武学生，分别隶属各路校籍使，协助官府核实户口、田亩。”
皇帝批准其请，下诏以三年为期，把太学生、书院生、武学生分派各路，协助州县校定版籍，重新编造各路砧基簿。完成后每十年大修一次，州县每年上报增减；赋税、差役、给付和诉讼都以此为依据。
版籍和砧基簿完成后，应将各路汇总编成《皇册》。正本收藏在皇城北苑景明宫，户部、司农寺、枢密院、兵部和各州县分别保存副本，以备查核。
林景默借校籍之机立法，规定以户籍为根本，以田亩税籍作为财赋依据。凡普通编户百姓都必须登记在户籍中；兵籍、工籍、僧道籍、学籍只是附属身份登记，不得取代户籍。所有田亩都登记在砧基簿，明确列出田主、佃户、亩数、地等和税额，不得假借寺观、王府、监区或商社名义隐占。户籍与田籍互校，兵籍与军饷互核，僧道籍与寺观财产簿互相参验。
林景默又奏定禁令：“校正户籍是为了使名实相符，不是为了扰民；清丈土地是为了核实田亩，不是为了夺田；厘定差役是为了均平劳逸，不是为了困苦贫民。”官吏若借清籍、清田、清役之名取财扰民，以侵害百姓论罪。
建炎二十三年夏，京师发生大疫。许多廷臣请求皇帝深居宫中避疫，皇帝不同意，亲自巡视病坊、药所和城门外流民聚居处，林景默随行。皇帝亲自督促太医局、州县、寺观和军医施药，疫情才稍有缓解。
皇帝对林景默说：“疫情虽稍安定，但贫民、孤儿、老人和病者，许多尚未登记在州县救济名册中。州县、寺观、商社各自以不同名目施药、养孤、掩埋尸骨，簿籍混乱。朕想恢复祖宗时居养、安济、漏泽等制度，由你来商议办法。”
林景默回答说：“居养、安济、漏泽都是祖宗仁政。但旧制由州县自行核定人数、自行支出费用、自行办理事务，又自行上报功效，真实与虚假怎能完全查明？钱粮又混入常平、州县、寺观、商社等不同账簿，上级无从交互核查。若全部由官府主管，便会声势浩大、手续烦琐，久而久之成为空文；若完全交给寺观、豪强，又会借机施恩求名、谋取利益。”
皇帝问：“卿认为应当怎样？”林景默答道：“彩票制度始于建炎六年，本来是借民间财力接济军国。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国家大体安定，彩票余利不应再混入国库日常赋入。请另设专簿，置于户部常规财政之外，专门用于养民救急；具体事务由民间办理，官府只负责稽查。这不是分割国用，而是把取自百姓的钱重新用于百姓。”
皇帝赞许并采纳，诏令设立公济彩票本钱，亲自题定名称；又在户部设置公济司，主管各项公济事务、簿籍核验和钱物拨给的监督。公济本钱由彩票原有本金和余利、御前特别赏赐、商社义助等组成，全部寄存在天下汇通总行。
朝廷又设置慈幼、养济、安济、惠药、漏泽五社：慈幼社收养孤儿和弃婴，养济社赡养老弱无依者，安济社暂时收容患病百姓，惠药社施药救疫，漏泽社收葬无主死者。五社由官府监督、民间主持，不列为官署，主持者也不列入官员。主持公济者不得借此求取恩赏官职、规避税役，或请求商贸特许利益；州县只能核验名实，不得侵夺干预其日常事务。
建炎二十四年，河朔大旱，京师顺天府各县麦苗大多枯死。朝廷命州县依旧仓籍打开常平仓、义仓赈粜。检查后发现：有的账簿记载粮食充足，仓中却尽是腐败不能食用的陈粮；有的粮食已被移作工程或军需；有的以汇币折算支出，只在账上虚列粮数，仓中实际空虚。百姓持平粜券到仓库买粮，仓中却无米可发。
林景默因此上疏说：“钱是用来互通有无、救济急需的，却不能直接解除饥饿。歉收之年，账上有钱不如仓中有粮。中兴以来，汇币、国库寄管和汇通行务使钱币账簿日渐清楚；然而仓粮就是仓粮，不能全部折入钱账。请另设仓储粮籍，与钱币账簿互相核验。”皇帝采纳其议，下诏不得以汇币虚支冒充赈粮数额，官粮不得假灾伤之名私自出卖；账上即使有数，也不得用文书掩饰仓廪空虚。
当时，朱熹刚考中进士，上书说：“常平仓、义仓大多设在州县城中，乡村青黄不接时，救济常常来不及。若按乡设置社仓，由乡人共同主持，平时储粮，春夏借出，秋收后归还，就可以补足州县仓储照顾不到的地方。”林景默赞同，奏请颁行各路，劝民间按乡设立社仓。
社仓主持者由乡人公推，以富户、寺观和乡社捐粮为本金；朝廷根据户口多少、灾情轻重和粮价高低酌量补助。百姓缺粮时，可在春夏借粟，秋收归还，息米不得超过一成。禁止州县假借社仓名义摊派富户，也禁止乡社因贷粮侵夺民田。
林景默又制定仓储三簿相互核查制度：仓簿核实仓中实际粮食，出入簿核实粮食收支，民籍核实受赈人员。赈给、赈粜、平粜、贷粟都必须仓中有实粮、簿上有明确依据、受粮者有确定姓名。天下汇通行只掌钱物会计，不得以账上有钱冒充仓中有粮。
随后林景默与张浚共同上奏，请求制定“先赈后闻”的制度。凡饥荒、疫病或兵灾十分紧急，百姓即将断粮时，州县可以先打开常平仓、义仓、社仓救济，然后在限定日期内补报灾情实况、开仓数目和受赈名册，呈送路仓司、司农寺、户部。灾情紧急而官吏迟疑不开仓，导致百姓饿死者，以见危不救治罪；虚报灾情、私卖官粮、冒名领粮者则加重处罚。皇帝下诏照准。此后各路灾荒、疫病和河患不断，但赈救已有制度，州县知道如何处置，因大饥而流亡的人较从前减少。
建炎二十五年春，朝廷把新归附的河西七州设置为河西路。林景默上疏说：“新复之地，赋税可以暂缓，户籍却不能废弛。”于是奏定依照各路旧式，使河西州县、屯田、商驿、寺观和归附部族逐步登记于版籍、砧基簿。全国校籍诏令下于建炎二十一年，各路实际从二十二年开始，到此时大体完成。
朝廷汇总各路版籍、砧基簿为《皇册》。册中记载天下户口接近二千万，在籍田亩七亿余亩，岁入超过一万万缗；税役、军属、公济、仓储、田契和土地根籍等项目也都有据可查。皇帝阅览《皇册》，对林景默说：“建炎六年你上报财计时，岁入不过三千八百万缗；如今财赋之盛，不逊于祖宗承平时期，深穆可说功成了。”林景默说：“臣所擅长的是财计，蒙蔽臣的也正是财计。如今才知道，《皇册》所载不只是户口和钱粮数目，实际上关系天下百姓的性命。这是天下大计，臣只能记录数字，只有陛下能衡量其轻重。臣任相十四年，职责在于国家财政，日夜谨慎，不敢一日懈怠。如今天下统一，财政制度都已纳入常法，请陛下准许臣退休。”
皇帝又问：“你如果退休，国家财政之事应交给谁负责？”林景默答道：“中兴草创时，臣不得已总领此事。如今法度已经建立，天下财政不能再系于一人。户部主管国家收支，汇通司主管制度监督，公济司主管救济，汇通行主管经营，如今都已有成规。臣请求陛下使用法度，不要再使用林景默。能够总揽成法的，只有陛下。臣愿退居东京相国书院，把自己施行过的财政制度教授诸生，为陛下储备日后任事的人才，这便足够了。”
皇帝不愿立即准许他完全归退，于是下诏允许他解除都省副相、天下汇通总行长职务，仍进入东京公阁议政；又任东京相国书院山长，讲授财赋、汇通、会计、仓储和公济制度。林景默此后居于东京，在相国书院讲学；朝廷遇有重大财政问题，仍派使者前往咨询，他都详细作答。
林景默居住在书院，每日把汇通和会计方法教授诸生；又汇编建炎以来财赋、汇通、仓储、公济等制度，著成《中兴邦计录》《汇通本末》《仓社公济录》《会计簿式》等书，作为书院讲习教材。
建炎二十七年，林景默拿出一半家产，纳入公济彩票本钱；又重新制定《林氏义约》，告诫族中子弟不得以放贷损害贫弱，不得倚仗官势谋求私利。
林景默教导学生温和宽厚，并不苛责。学生会计出错，他只是让其重新计算，从不立刻责罚。学生贫穷，不能置办笔墨纸札或缴纳束脩，他常暗中资助。每逢讲授簿计方法，他总要问：“这笔钱从何处取得，最后又归于何人？”他又告诫子弟：“林氏世代蒙受国恩，过去以‘九牧’闻名，如今我又忝居宰辅。子孙应当思考如何报国，不得凭借门第谋利，不得假借财计损害百姓。”
天下汇通总行每年年终完成会计后，按旧例邀请林景默旁听。他到场只听官员陈述账簿，从不作具体处分，也不签押。
建炎三十六年正月，圣祖禅位为太上皇；二月九日，建王即位。当今皇帝派使者起用林景默，想让他重新总领国家财政。林景默上疏辞谢说：“国家财计法度已经建立，臣若凭借旧日声名干预日常事务，天下财政又会系于一臣，这不是太上皇建立制度的本意。”当今皇帝于是停止召用，给予优厚赏赐。
太上皇回到东京后，曾亲临相国书院探望林景默。林景默正讲到八公山淮上之事，对学生说：“靖康时，朝廷已经商议江淮防务。我出任寿州知州，本来就是为了守淮、积粮、准备接应行在。后来知道皇帝决意抗敌，便不顾异议，奉诏把钱粮器用转运到行在。我当时任事不久，无暇深思成败，只知道靖康之耻不能不洗雪。如今追想，中兴基业大概就发端于寿州、淮上之间。主管国家财政，不能不明白钱粮；然而决定国家大计的，并不是钱粮，而是民心。”
太上皇听后笑道：“深穆当年到淮上，运来的不只是钱粮，还有盐鸭。朕守淮时也靠它稍得帮助。”于是下诏取盐鸭赐给学生，与他们一同食用。
学生退下后，太上皇与林景默屏退旁人交谈。太上皇问：“卿认为朕退位以后，各项制度能有多少得到遵守？”林景默说：“臣仍记得陛下从前在杭州说过，天下没有一种法可以一成不变，必须因时因势调整。若非如此，国家也不可能中兴。”
太上皇又问：“你在书院教导学生，最困难的是什么？”林景默说：“会计技术容易传授，唯有使人明白财物本来取自百姓，使用最终也应归于百姓，这一点最难。”太上皇又取出李光《治安疏》给林景默看，叹道：“李光之言虽然激切，但朕常担心后世只看见中兴的繁盛，又走向追求奢华宏大的弊端。”
林景默说：“建炎以来创立制度规模极大，百年积弊赖此逐渐澄清。但臣最怕后人只享受新法的好处，却不知道它也有弊端；只知道新法能够富国，却不知道新法同样可能伤民，再犯臣当年没有察觉‘食人之息’的过失。”太上皇沉默许久，随后笑道：“当年八公山下，朕还以为小林学士只会起草诏书。”林景默也笑道：“从前怕因一件事耽误陛下，如今怕因一项制度误导后学。”
过了半年，太上皇派使者赐给林景默一套天下汇通总行新发行的汇币。汇币上绘有建炎三十六功臣像，林景默也在其中；像旁另附一张凭券，由太上皇亲笔签押。林景默捧看许久，泪流满面，面向北方再拜。绍兴二年，林景默在东京私宅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相国书院学生都十分哀痛怀念。天下汇通总行和户部共同收集他所著诸书，命财政官吏学习其中旧章。后世核算钱粮、议论国库、汇币、公济和仓储制度者，大多取法于此。
讣告传到燕京，当今皇帝停止朝会五日，追赠林景默为太师，追封越王，赐谥文和，命以王礼安葬。
太上皇听说林景默去世，沉默许久，说：“小林学士竟先朕而去了。”随后亲临相国书院，命人把《中兴邦计录》陈放案上，亲自洒酒祭奠；又御书“邦计在人”四字赐给书院，命悬挂于讲堂。
祭文中说：“从前卿带着钱粮来到淮上，朕得以坚守；后来以财计辅佐天下，朕稍可减轻日夜忧劳；晚年又以财政法度教授后生，国家财政从此有所托付。”绍兴十二年，当今皇帝下诏使林景默配享圣祖庙庭。
史臣评论说：
天下的事务没有比财政更重要的；但所谓财富不只是钱粮，军队供给系于其中，百姓性命也寄托其中。士大夫能够贯通天下利益以接济军国，而自己不被利益动摇的尤其少见。中兴时期主管财政者，刘汲、林景默大概可以为之称道。
林景默言语不多而办事敏捷，发言往往切中关键。建炎以来，他早年以钱粮奔赴艰危，中期以簿籍、会计和交互核查疏通国用，晚年又通过仓储、社仓、公济和《皇册》，使财政最终归于民生。
他对中兴的功劳不在战阵锋镝之间，但战阵有赖于他；名望不在发布号令，但号令必须依靠其财力方能施行。舒王王安石以“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经费充足”为志向，立意极其宏伟；但施法过于急切，遂引起党争，流弊长期不止。
林景默的才干未必超过王安石，却能通达而不放纵，严格而不苛刻，取财而知道节制，担当事务却不把权力据为己有。他亲自总领国家财政，家中却不以此营利；制度建立后，又请求朝廷使用法度，不要继续依赖林景默一人。
圣祖亲笔书写“邦计在人”，并不是说一个臣子可以独占天下财政，而是说财物来自百姓，法令施行于官吏，士大夫必须用公心把持其中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