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文肃李光(翻译)

绍宋同人:建炎中兴列王传 · 吾爱鸡翅 · 第51章 · 1217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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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字泰发,是越州上虞人。他幼年时不喜欢嬉戏。父亲李高称赞他说:“我这个儿子就像高飞云间的仙鹤,大概以后能够振兴我们家族吧!”

李光的父母去世时,他悲哀得形容消瘦,举止如成年人;有人送来助丧财物,他一概辞谢。父母安葬时,他的各项礼节都合乎分寸。守丧期满后,他进入太学学习,于崇宁五年考中进士。

起初,李光调任开化县令,颇有政绩。后来奉召赴都堂接受考察,当时的宰相不喜欢他,只给了监当小官。升改官秩后,出任平江府常熟知县。朱勔的父亲朱冲倚仗权势横暴不法,李光将朱家的奴仆戴上刑具审办。朱冲大怒,暗示部使者把李光调任吴江,李光仍不屈服。此后改任京东西路学事司管勾文字。

刘安世居住在南京时,李光以对待老师的礼节拜见他。刘安世把自己从司马光那里听到的话告诉李光说:“做学问应当从不虚妄处入手。”李光听后欣然有所领悟,从此以诚实无妄作为立身准则。

后来,李光任太常博士,升司封员外郎。他上疏批评士大夫彼此崇尚谄媚,妄引荀子“只听从,不谏诤”的说法来堵塞言路;又说百姓怨恨叹息之气积聚,便会形成灾异。

王黼厌恶他,命吏部把他注授为桂州阳朔县官。刘安世听说李光因议论时政被贬,写信勉励他。李纲因议论水灾而离开朝廷,居住义兴,曾在水驿等候李光,留他数日,两人由此结为知交。李光后来任司勋员外郎,又升符宝郎。

郭药师叛变后,李光推测幽宗已有把皇位传给太子的意思,便交还自己掌管的符节印玺,对知枢密院蔡攸说:“你们家的所作所为,全都违背人心。今日局势,非由皇太子主持不可;否则国家与你家都将陷入危险。”蔡攸大为惊惧,不敢另作图谋。

愍宗接受内禅后,擢升李光为右司谏。太上皇幽宗东行,有奸邪小人从中离间两宫,李光请求召集大臣议定奉迎上皇的礼仪。他又上奏说:“东南的财用被朱勔耗尽,西北的财用被李彦困竭,天下的财赋又被蔡京、王黼掏空。这些人名义上为国家求财,实际上都流入私人的家中;国家如今连半年储备都无,百姓也没十日的积蓄。请依照旧制,令三省、枢密院共同商议军政、民政与财政,再由户部核算一年的收支以控制国家用度,选择官吏加以考核,使各种财源统一归于国家。”

敌军围攻太原,援军救援无果。李光因此说:“三镇是祖宗经过百战才取得的土地,一旦全部交给敌人,还凭什么立国?希望诏令大臣另议攻守方略,同时从小路派遣使者,传檄河东、河北两路,全部征发强壮百姓响应,前后夹击敌军。”

李光随后升任侍御史。当时议论者仍然推崇王安石之学,朝廷还下诏张榜告示中外。李光又说:“祖宗建立的制度规模深远广大。王安石想要全部废除既有法度,便说君主应当制定新法而不应受祖宗之法的约束;想要全部驱逐元老,便说君主应当改变风俗而不应受风俗影响。蔡京兄弟继承并利用这种说法,五十年来毒害遍及天下。如今还要张榜传播、迷惑百姓耳目,难道是朝廷的福分吗?”

蔡攸想以护卫太上皇为名进入京城。李光上奏说:“蔡攸若真的进京,京城百姓必然发生骚动;万一惊扰到皇帝,臣将承担没有预先奏明的罪责。希望及早加以贬黜惩处。”

当时,朝廷已修葺撷景园作为宁德宫,太上皇后希望迁入禁中居住。李光上奏说:“禁中是天子居住的宫城。即使陛下为了便于晨昏问安、奉养长辈而想迎接太上皇后入内,也应亲自禀告太上皇,再交有关官署讨论礼仪。”朝廷把李光奏章送交两宫知晓,于是太上皇后仍居宁德宫。

敌军逼近京城时,有五十二名士大夫擅离职守;他们罪情相同而处罚不同,舆论纷纷。李光请求交大理寺公平审议其罪。

太原被围时,情况一天比一天危及,李光又上奏:“请朝廷委派折彦质,征发晋州、绛州、慈州、隰州、泽州、潞州、威胜州、汾州民兵和各县弓手,由各地守令分别统辖。当地豪强和士人愿任首领的,可授予初等官职并供给兵器甲胄,合力赴援。敌人扣留亲王,以三镇为借口,势必继续深入,请大力整修京城防御,以挫败敌军图谋。”他又说:“朱勔借应奉之名胁迫州县,田园宅第富可敌国。请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员设立专司,拘提朱勔父子以及迎合他们的监司、守令,彻底核查账目和财产,按数没收入官;强夺百姓的产业,应当归还原主。”

李会、李擢又被召回担任谏官。李光上奏说:“蔡京再次被起用时,李会、李擢先后担任台谏官,却沉默不发一言;等到敌军围城,他们又与白时中、李邦彦一味主张避敌割地。白时中和李邦彦被罢职,李会、李擢重新受到召用,再居言官之位。臣请求收回这道任命。”朝廷不答复。李光请求外任,朝廷也不答复。

当时,彗星出现在寅、艮方位之间,耿南仲等人都说灾应落在夷狄,不值得忧虑。李光上奏说:“孔子编写《春秋》,不记祥瑞,正是要使君主因灾异而恐惧反省;从未听说可以把灾异推给外族。”李光的奏疏呈上后,他被派去监管汀州酒税。

圣祖即位,擢升他为秘书少监,又任命为江州知州;不久再擢为侍御史,这些任命都因道路阻隔而未能赴任。后来朝廷军队在梁山泊、下蔡击败虏军,敌兵溃退北撤。

建炎二年春,行在驻于南阳,李光才赴朝就任。入秋后,敌军南侵,洞庭一带的钟相乘机问朝廷索要粮食,枢密副使吕颐浩坚决主张拒绝。李光越过官位次序进言说:“招抚盗寇已有成功先例。

此前,宗泽留守东京,把盗贼转化为军队;李纲经略东南,宽宥过错、施予恩惠,使骄横士卒变成精锐军队。钟相一类,也可以加以怀柔。”皇帝于是下定决心,说:“宁可给粮食缓和内寇之患,也不要使他们借敌军之势作乱。”便同意给钟相供给粮食。

不久,朝廷检阅整顿抵御敌军的各部军队。吕颐浩极力说李纲不懂军事,东南必将生乱,御营后军也不可依靠。李光反驳说:“李公相虽不是将帅,却能识人用人,幕府中贤才很多,怎能说他不懂军事?”

吕颐浩坚持争辩说:“臣愿以性命担保,东南必然发生叛乱,后军绝不可靠。请不要把东南和后军作为倚仗,以致败坏国家大事!”后来御营后军赴援,果然在江宁叛乱。

十一月,金兀术集中精锐进攻南阳,城中形势十分危急。李光看到城防完备坚固,私下对枢密院副都承旨万俟卨说:“新造的砲车本来已经准备齐全,陛下却按兵不发。我担心最初的守城方略有所改变,突然要与虏军近身搏战,这不是保全国家全局的办法。”第二天,敌军排列数百座砲车逼城猛攻,皇帝亲临城上,催令发砲。城中石弹、泥丸一齐射出,击毙敌军万户赤盏晖,金兀术也险些丧命。

建炎三年正月,敌军围困南阳已久,朝廷围绕坚守南阳还是保全襄阳激烈争论。李光进言说:“臣虽不懂军事,但为国家根本考虑,希望陛下前往襄阳。南阳城防坚固,可留下军队抗拒敌人,使敌军进退失据。”御史中丞胡寅斥责说:“这就是弃城!”李光反驳道:“南阳城坚、砲利,怎么能说是弃城?”当晚,皇帝召见询问方略,李光仍坚持襄阳之议。随后皇帝到达鄢陵,收回东京副留守杜充的兵权;王师又在长社击败敌军,南阳之围解除。

这年春天,皇帝返回东京。万俟卨多次结交宗室外戚,李光拒绝与他往来。不久皇子夭折,李纲被罢相。虏使请求议和,参议刘子羽主张暂时答应,以延缓敌军进攻。李光上奏说:“臣也认为这一方略可以考虑。”皇帝对众臣说:“朕知道李光与李纲交情深厚,如今却这样说,并不是想屈节侍奉敌人,而是真正忧虑国家。然而朕实在不忍谈和。若一定要和,先废掉朕,另立君主,然后再议。”和议因此停止。

四月,敌人扶立伪齐,发布檄文诋毁皇帝和朝廷。李光在当月的大朝会上进言说:“伪齐用檄文迷惑人心,朝廷在言辞上辩驳没有用。要处置刘豫,应会合诸军将其歼灭,活捉到朝廷处死,才能真正端正天下视听。”皇帝没有采纳,转而想发布罪己诏;首相吕好问叩头请罪,皇帝才停止这一打算。

五月,李光升任御史中丞。六月,岳飞率军讨伐伪齐。监察御史李经上奏说岳飞军中偏将、属将人数过多,比常额多出一倍。李光接着说:“臣等确实知道临敌更换将领是兵家大忌,但希望陛下尽快调遣别军增援,不要让一支军队独自承担全部战功。”皇帝反问:“军官既多,号令不是更容易贯彻吗?”

李光正色说:“军中将校向来有固定的员额,岳飞部下突然增加数倍,必是检阅整编时尚未来得及裁汰。”皇帝失笑,李光不悦道:“臣的见识固然浅陋,竟足以使陛下发笑吗?”刘子羽解释说:“岳飞治军严明,士卒都是实数。按照实有士卒配置军官,自然比那些虚报兵额冒领粮饷的军队将校更多。”李光听后沉默。

不久,东平捷报到达,李光又进言:“伪齐兵锋尚未完全受挫,刘麟和他的诸将都不容易对付。请陛下再发数道金牌,告诫岳飞谨慎持重。”皇帝立即催发金牌传谕岳飞。

七月,皇帝想实行进士入军制度,李光认为这超越旧制,连续上疏坚决反对。大儒胡安国入朝时,提出“兵权不可交给个人”的意见,李光深表赞同,因此大力赞同进士入军。

仲秋殿试时,皇帝令岳飞和曲端参加。李光对吕好问说:“选拔人才是国家大典,不应轻率。”又忧虑说:“岳飞年纪尚轻,已任少保、掌节度使兵权,恩宠已经很重;如今又赐进士出身,恩数过度,其他统帅难道不会不满吗?”吕好问解释说:“陛下这样做,大概是想给岳飞一个文官资历,为将来担任更高职务作准备。”李光冷笑反问:“还能有什么大用?难道以后要凭这一科第让他出任枢密宰执吗?”

十二月,朝廷商议拿出三十万缗犒赏水军,皇帝想按田亩强制摊派,征收实物补充军需。李光当面驳斥说:“陛下这一主张是大错!国难尚未结束,供养御营的二十万军队已使民力枯竭,怎么还能再竭泽而渔?”皇帝听后沉默。

李光又说:“三十万缗钱并不是无法筹集,只需等来年春天江淮纲运到达,自可支出。若强行在河南地区摊派,只会使小民更加困苦。”皇帝于是取消此议。后来皇帝临幸太学,允许诸生议论政事。

当夜,李光与国子祭酒陈公辅在辟雍值宿,谈到朝中的朋党问题。陈公辅说:“敌患正急,臣子应当以陛下为党。”李光反驳说:“臣子的职责在补救君主遗漏、纠正过失、劝谏使其归正。若把天子当成自己一党,岂非谄媚?”陈公辅说:“臣下应追求实际成效,怎能只凭空言而损害君主威信?”李光沉默。

建炎四年夏,朝廷大军在尧山大破敌军,关西大体平定。九月,皇帝返回东京。高丽使者入朝,皇帝想厚结高丽,把它作为抵御敌人的外援;朝廷议论中颇有借商贸互利来笼络对方的意思。

朝会结束后,李光私下进见皇帝说:“近日京城有轻薄商人,把野梨冒充蜜梨,欺骗高丽使者。”皇帝笑道:“这些人只知道赚取一夜之间的小利。”李光正色说:“商人欺骗,只会败坏那家店的名声;君主若欺骗,却会毁掉天下人对国家的信任。陛下在朝廷公开以商业利益对待高丽;若天下人都认为陛下利益用尽便抛弃盟友,谁还肯为陛下效死?”皇帝叹息说:“朕考虑失当,卿的话确实是谋国之言。”随即改变先前主张,以诚信接待高丽。

建炎五年二月,大儒杨时入朝,称赞皇帝生活俭朴。皇帝说:“朕其实并不俭朴。饮食享用都是天下珍品,想要什么便取用什么,怎能说是去除私欲、保存天理?”李光立即进言说:“陛下所说的欲望,并不是杨公所谓的私欲。君主最大的欲望,在于穷兵黩武、贪图宏大功业。讨伐敌人固然是今日急务,但治理国家不可偏废。体恤百姓、澄清吏治、清除军中蠹弊,都应同时推行,怎能因战争而荒废政教?至于日常饮食起居,陛下自称不俭,实在说得太过。历代拨乱反正的君主,能如此节俭的很少。陛下以此正心修身,天下便会受其感化,摒弃浮华奢靡,崇尚淳朴,实为国家之福。”

不久,朝廷下诏清查淘汰各军中的贪污人员。兵部尚书胡世将弹劾吴玠,张浚认为正在用兵,主张暂且宽容。李光便与李经连续上疏,弹劾各路统帅骄横、浪费军费,也涉及岳飞军队,说:“御营前军兵器装备已经充足,仍然无休止索取。大军耗费没有限度,若不稍加裁抑,臣担心将竭泽而渔,更助长各军奢侈浪费之风。只望陛下深念民力艰难,严厉核查军队实数和开支。”皇帝于是收回钱粮发放以及藩镇官员任命之权,统一归于朝廷。

四月,皇帝在岳台阅兵,见骑军人数不足,又听说抚州知州以防备叛乱为名,拒绝供给岳飞军粮,大为震怒,将知州贬往琼州。李光上疏争谏说:“抚州长期遭受盗贼之患,知州严加防备,情有可原。陛下怎能为了一个将领,便突然把他远贬,实在太失公允!”皇帝说:“难道文臣违抗命令便可宽恕,武将稍有过失就被怀疑有异心吗?这同样公平。”

第二天,李光再次上疏说:“陛下是万乘之主,应当用涵养威严来驾驭臣下。昨日突然震怒,有失君主气度,不足以示范中外。”同时又弹劾曲端说:“曲端本是宿将,受到的恩遇格外优厚,却仍旧骄横悖慢。骑兵不足额,反而归咎于通往夏、蕃地区的道路阻塞。这样的悖慢若不惩处,国法何在?”奏疏送入后,皇帝不回复。

后来,敌人以归还二宫和京东五郡为诱饵,引诱朝廷议和。皇帝对群臣说:“若天下人都想议和,朕宁愿退位,避居淮南,亲自与敌人决一死战!”李光流泪进言:“君主与国家是同安危的。陛下既已返回东京,汴都便是国家根本,怎能轻言放弃?吕相跟随陛下决死,是成全君臣之间的私人道义;臣身为御史中丞,应当守护国家法统。陛下若一定抛弃宗庙而只保江淮,臣不敢追随陛下。臣一定穿戴正式朝服,端坐御史台中,等敌军到来,再以死殉国,向中原百姓谢罪!”皇帝为之动容,于是决定必须等二宫及所有陷于敌境中的人全部归还,才允许与敌人议和。

五月,百官和数百名太学生因和议而愤激,伏在宫阙前上书。都省左郎中陈康伯高声质问李光:“若贪图眼前利益匆忙议和,几年之后人心苟安,再没有恢复故土的志向,这个罪责由谁承担?”

李光高声回答:“这项罪责由我李光承担!你们可以遍告天下,若三五年内不能北伐,我就撞死在宣德楼前,以此激励朝廷恢复之志!国家动荡到今天,难道不能稍作休息?两河百姓之心固然迫切,难道京东百姓便不值得体恤?难道只有你们年轻人懂得忠义,我们这些老臣都是贪生自保的人吗?”众人这才平息,喧哗停止。

宁德太后南归后,朝廷商议迎奉她居住南阳,李光极力反对。皇帝听从其意见,将宁德太后安置在东京大内中奉养。

六月,二宫返回白马津。皇帝重新申明君臣名分,并揭示敌人表面议和、暗中袭取京东的图谋。朝中主和者大多借病求退,李光也请求离职。临行时,他对皇帝叩头说:“陛下改革到如此程度,几乎把承平时代的旧制全部抛弃,难道祖宗朝代竟没有一项制度值得遵守吗?”

皇帝回答:“不是。本朝礼乐制度和文化成就超过前代;但承平之法只能守成,不足以应对乱世。卿所守的是名分,朕所忧的是实际。朕性情过刚,措施有时失去中道。卿就是朕的魏征,也是朕的明镜。若失去这面镜子,朕靠什么克制自己、反省过失?”李光感动流泪,叩头说:“陛下既把这样的重任托付给臣,臣怎敢不舍身报答?”李光因而继续任职御史中丞。

中秋大祭前,朝廷审阅靖康以来守节人物名册,皇帝对衍圣公一事有所怀疑。李光当廷纠正说:“陛下的判断错了。济南公是伪朝擅自册立的,真正承袭衍圣公的是孔端友,他从未失节。敌军南侵时,孔端友奉持孔子木像和家传礼器渡江南下,随驾侍奉,这正是保全名节之举。”皇帝非常赞同。

随后,皇帝注意到名册中普通百姓死难者记载很少,询问靖康京城的娼妓中是否有人死难。李光立即劝谏说:“陛下以万乘之尊,公然询问娼妓,实在有失体统。”话未说完,他又有所领悟,便沉默下来。

不久,朝廷商议扩大财源,有人提出恢复青苗法。李光上奏说:“青苗法的弊病,不全是由党争造成的,法律本身也存在缺陷。负责执行的官吏必然追求获利,把贷款强行摊派给百姓,使原本救济百姓的善政,变成收取利息、扰害民众的苛政。治国贵在老成持重,不能贪图眼前利益扰民,再重蹈覆辙。”皇帝于是停止恢复青苗旧法,改命寺院用常住钱向百姓放贷。

这年冬天,皇帝谋划西征平定夏国。李光上疏提出了四点忧虑:“其一,兴庆路途遥远,运输粮食所费要增加十倍,深入敌境必将耗尽国库;其二,敌人仍在北方,汴都还处在兵锋要冲,若此时尽调精锐西进,便有后方之忧;其三,中原、关中刚刚休养,若大规模征发劳役,必然耽误农时;其四,尧山新近获胜,将士容易骄傲,而西道险远,万一稍有挫败,先前功业可能毁坏。”皇帝赞许并采纳其议,下令进一步加强北边守备,又诏令各路凡有军事行动,不得再重困关西军民。

建炎六年正月,军器监郎中张诚因贪污、强派劳役并致人死亡获罪。在随后的审讯中查明,张诚是张浚的远亲,同案官吏又是李经的姻亲。李光拒绝一切请托,公开说:“法律是天下共有的公器。若因亲疏关系而纵容私情,台谏还有什么脸面纠察百官?”李光上疏力争,请依法从重惩处,朝野都称赞他刚直。

九月,皇帝班师回到东京。李光上表祝贺,贺词大意说:“平夏之功虽然已经建立,但两河、燕云尚未恢复,敌骑仍然盘踞。武功越是显赫,越应戒骄持重。时时牢记这一点,不因已经成功便自满,北伐才可能成功。”皇帝深为赞同。

建炎七年正月,都省商议仿照禁中桑基鱼塘的办法,在开封四郊推行。李光最初听说时说:“此举劳民费财,最终又能有何益处?内苑本来有许多闲地和役夫,又没有摊派之苦;普通百姓哪里有余力挖塘种桑?”首相赵鼎说明:“本意是建立村社公有产业,以断绝邪教滋生的根源。”李光立即赞成说:“若是为防止邪念、平息邪教、安定乡里,那便是臣考虑不周。此法可以实行,御史台应派使者沿河监督。”李光性情严峻刚直,但听到合乎道义的理由,便不怕改变自己的意见。

不久后,枢密使张浚提出了北伐的五项主张,其中有正名之策,请太上道君皇帝和渊圣皇帝公开承认靖康失政。李光半夜执笔起草奏疏,准备在大朝会上当廷辩驳。

当天夜里,吏部尚书陈公辅到他家中。李光说:“赵鼎、张浚如同当今房玄龄、杜如晦,我难道不能做陛下的魏征吗?”陈公辅斥责说:“魏征没有为隐太子掩饰,也没有阻止唐太宗征伐突厥。您这一举动名为直言,实际上是想保全士林中的虚名,同时给自己留下两面都可自解的名声。北伐关系国家存亡,您怎能为了个人清名加以阻挠?”

陈公辅离开后,李光对儿子们叹道:“公辅说得对。我若为个人清名引发党争,必将牵制北伐,那才是真正误国。”于是焚毁草稿。三月初一大朝时,李光最终没有发言,北伐方略由此确定。

建炎七年夏,皇帝想广泛筹措北伐军费,商议设立海贸公司,由官府与商人共同出资,一起经营海外贸易,又计划出售彩票,变卖内库私产。李光上疏坚决反对说:“这些都是与民争利、败坏风俗教化的举措,十分有损朝廷体统。”皇帝说:“两河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朕哪里还有余暇只顾体统!这些办法正是要取兼并豪强的财产,以免向普通百姓加税。”李光于是不再争论。

入冬,皇帝声称患病而停止临朝,京城流言四起,多说应当迎回二宫。十二月皇帝恢复视朝,李光见他并无重病,当廷争谏说:“皇帝身体安康,天下才安定。如今陛下正值壮年,却数日不上朝,使流言惊动中外。臣请求斩杀蒙蔽君主的内侍和杨沂中,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皇帝说明:“朕病愈已超过半月,只是让杨沂中秘密查访京城流言来源,果然查出曹泳、王次翁等暗中联络太上皇与宣仁二宫。”李光问:“王次翁犯了什么罪?”皇帝说:“王次翁一向以反对横征、体恤民力闻名,如今却暗结宫禁,想迎太后来阻挠北伐。”

李光高声辩解:“王次翁原本爱民,又素有气节。”陈公辅厉声说:“假借善意阻挠北伐,这些人怎能宽容!”李光听后沉默,不再争论,王次翁等被远流。但不久他仍进言:“君子应行光明大道,陛下不应使用诡诈手段驾驭臣下。”

建炎八年五月,有人告发工部尚书胡寅不孝。李光身为御史中丞,依法上奏弹劾。胡寅上表,自我辩明,却不请求辞职。皇帝留中不答。李光既完成监察职责,也不再继续追论,后查明此事幕后主谋是勾龙如渊。皇帝大怒,交有关官署判处斩刑。

李光听说后,把御史台的评议揣在袖中赶往刑场,想制止行刑;赶到时勾龙如渊已经伏诛,李光默然返回。这年夏天,皇帝南巡,下诏褒崇张载,削去司马光秦国公爵位,诏书又斥司马光为朋党首领。当时百官多回避不言此事,李光却神色自若,在朝中公开说:“温公忠厚,怎么会有私党?王安石新法才是靖康之难的祸源。”

建炎九年秋,皇帝下诏亲征,全国发动北伐。年末,朝廷收复太原、大名。建炎十年二月,王师在获鹿与敌军决战,敌军分崩离析。朝廷策定军功、举行饮至礼,封十八名武臣为王。

刑部尚书马伸坚持反对此举。李光高声说:“事情有权宜变化。如今恢复旧疆,功勋非同寻常,封王人数虽多,也合乎形势。何况陛下已在军前答应,怎能失信?”马伸不回答。

建炎十年秋,皇帝驻亳州明道宫,商议中兴十八名定策勋臣。皇帝对群臣说:“朝廷依靠御史中丞不断提醒纠正,国家才不失体统,李光足以列入。”李光从容起身谢恩,于是列名其中,进封会稽郡王。

建炎十年冬,皇帝商议朝廷迁都燕京,想让秦王韩世忠兼任枢密副使,并镇守当地。李光上疏,激烈反对:“大将既掌握重兵,又掌枢密院权力,兵权便过度集中于外,绝非国家之福。”起初,皇帝不采纳此意见。十一年春,吕颐浩、李纲继续争谏,皇帝才收回命令。

后来,皇帝对李光感叹说:“朕如今才知道,大将兼领枢府确实不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朕后悔没有听卿的话!”李光回答:“只要朝廷法度还没有毁坏,陛下能够迅速改变主张,就还不算晚。”

建炎十一年春,邢王马扩请求奉代王西行,率旧部五千招抚吐蕃东道各部。朝中大臣大多因北伐刚结束、国用尚未恢复而疑虑。李光说:“中原残破,不应轻启战争。如今各蕃部失去夏国依靠,已有归向朝廷之心。马扩想顺势加以安抚,用诚信怀柔他们,这是不用大军便可安定远方部族。”皇帝采纳其议,马扩最终使康地吐蕃诸部归附,不久朝廷在当地设置西康自治路。

当时御营七军改制大体完成。李光既已反对大将兼任枢府,又忧虑宫禁内部权力过于集中,便率御史台官员弹劾静塞郡王杨沂中。

他的奏疏大意说:“杨沂中确实忠诚,但忠臣只能在一时受重任,不能把对一个人的信任变成天下后世的制度。如今他既封王,又统领御前班直,同时负责侦察、承接密札,宫禁、审狱、检地等事务多经由他办理。臣不是怀疑郡王本人,而是担心后世援引此例。请重议其王爵,罢去宫禁机密事务。”杨沂中不为自己辩解,只上章请罪。皇帝留中一个多月,随后任刘晏为辽东路经略使,召李世辅接替刘晏担任御前副统制官。

四月,皇帝准备出京巡察黄河,李光与杨沂中等人在德祐门外叩头劝谏。皇帝说:“朕并非是要拒绝劝谏,只是朕最信任正甫。若正甫离任,亲军与密札交给谁?”李光回答:“臣不敢怀疑郡王的忠诚。臣所担心的不是今日的正甫,而是后世把一时权宜变成常制,最终重蹈唐代神策军的祸患。”

杨沂中因此说张景谨慎厚重,可以负责禁卫。皇帝便命二府和台谏共同商议重订宫禁制度。月底,皇帝下诏把皇城司改为皇城卫,宫禁门钥、侦察、符宝和百官密札全部归其管理;御前亲军和军中密折仍由杨沂中负责。杨沂中从此不再提举皇城司。李光仍请求追夺杨沂中王爵,赵鼎、张浚以获鹿大功不可追夺为由反对,皇帝采纳。

建炎十三年,朝廷下诏在天下推行汇币。户部属官建议暗中减少镇库白银,把银两挪作日后收复河西诸州的经费。李光听说后立即上疏严厉责备说:“储备真实完整,汇币才能通行。百姓虽然看不见库中金银,朝廷难道可以自己欺骗自己吗?提出此议的人,是要朝廷先欺骗陛下,再使陛下日后欺骗百姓。今日若毁坏镇库信用,用空纸币夺取百姓财产,将来即使得到河西,也一定会大失天下人心。”皇帝深为赞同其意见,立即驳回建议,又下诏申明镇库本银不得减少。

建炎十四年,契丹、大同两路相继发生叛乱。平乱后,许多朝臣请求乘胜收复河西。李光极力反对此议,上疏说:“如今主战者急于求取功名,却不深切考虑百姓。天下刚刚安定,民力尚未恢复;河西寒冷遥远,远征只会耗费粮饷。若因一时愤激,在万里沙漠中遭遇挫败,必将倾覆中兴事业。”他因而赞同胡闳休保护商旅、减轻税收、陈兵边境的主张,并且说:“此举不疲困民力,不挑起边境战争,通商可以资助国家,陈兵可以控制险要,确是一项好办法。”皇帝最终采纳。

自建炎十二年起,朝廷同时兴办治河、疏浚漕运、修建轨路、营造巨港等大工程,征发退伍士卒和饥民数十万人参加。到十五年时,天下的土木工程大盛。李光深感忧虑,上疏谏言:“陛下治河、浚漕、修轨路,固然是万世之利;但众多工程同时发动,聚集数十万人,一旦粮饷稍有不继,后果不可预测。隋炀帝开凿运河,也有万世之功,最终却因耗尽民力而引发天下大乱。老臣以为,治理大国如同烹煮小鱼,不可频繁翻动,请暂缓各项工程,从容规划,以保中兴根基。”

皇帝不同意,并说明这些工程其实是安置流民、散卒,使他们以劳作换取赈济,并严令各地足额支付工资,保证役夫温饱,克扣口粮者从重治罪。李光便说:“若本意确是以工程赈济,不强征田间农夫,使数十万丁夫各有安置,确实不失为仁政。台谏愿与鲁王共同尽力,监察各路钱粮工程,绝不使役夫冻饿而死,也不使国家工程有分毫损失。”

建炎十六年,太上道君皇帝去世。皇帝不准议定其庙号,也不准将其神主祔入太庙。李光极力反对此举,且上疏说:“这么做严重违背以孝治天下的纲常,必将动摇国家根本。”皇帝因此发起大礼议,下诏令百官在朝廷讨论此事。

不久,朝廷宣布隆祐太皇太后的懿旨,大意说靖康丧乱源于道君失德,天命几乎倾覆;太皇太后承奉哲宗遗志,仓促选择康王继承大统,实际上继承的是哲宗正统,并非延续道君末世。随后皇帝依据“为他人之后者,便是其子”的礼义,下诏称哲宗为皇考,道君皇帝为皇伯考,渊圣皇帝为皇伯兄。

群臣都沉默听命,只有李光在朝廷上极力反驳说:“昔日英宗皇帝曾被仁宗养育于宫中,父子名分早已确定,因此合乎礼法。陛下当年在应天即位,天下谁不知道您是道君之子?如今中兴事业成功,却突然以哲宗为父,实在是扰乱人伦、自欺并欺骗天下。”

李光依据礼法反复争论,屡次指斥此举不孝。皇帝最终下诏,定道君庙号为幽宗,谥号为谬;神主不入太庙,另在中牟建立幽愍宫祭祀,使其永留中州,以向靖康死难百姓谢罪。李光得知后立即上疏请求退休。皇帝留下奏疏不予批准。李光于是闭门谢客,称病不再办公。士林舆论大多认为李光正确,却无人敢公开发言。

建炎十六年冬,朝廷开始准备巡幸燕京。有关官署想奉皇帝乘轨车北行,恰逢严冬暴雪,却催逼工程极急,五百名流民、退卒冻饿病死于道路。事后官署毫不重视,只以“役死五百人”上报。皇帝审讯得知实情,大怒,把主管官员下狱,诛杀首恶。

随后,李光上疏谏言,当时的人称为《治安疏》。他的奏疏中线说:“陛下灭虏平夏,恢复神州,改革法制、整顿财政,兴办百世之利,即使唐太宗、汉光武也未必能赶得上陛下之功德。天下臣民也都以三代以下的圣主来期望陛下。”接着又痛切指出:“凡事兴办一项利益,必会生出一项弊端。陛下过分推崇原学,便损害士人的气节;推行财利过急,便夺取小民生计;修筑轨路过急,便耗尽天下财力。陛下把百姓看作计算用的筹码,把天下看成巨大的工场。今日冻死五百人,满朝安然无事;将来若遇非常变故,死者达到百万,陛下也会习以为常吗?今日号称建炎中兴,臣却担心中兴之星被遮蔽,光芒转瞬微弱,大难正在到来。陛下千秋之后,后人又如何为陛下辩解呢?”

这份奏疏呈上后,朝廷内外震惊。许多大臣、将帅以及百余名太学生全都群情激愤,纷纷上书弹劾李光,认为他阻挠国策;有人请求削夺其官爵,甚至依法处刑以向天下谢罪。

皇帝即将出发前往燕京的前夕,李光在汴京脱下绯色官袍,换上布衣,驾车载着建炎五年中秋大祭时设置的巨大木主。木主上没有写任何个人姓名,只题“无名死难黎庶灵位”。李光独自载着神主,背离皇帝北行方向,前往中牟幽愍宫。

皇帝听说后流泪,立即换上朝服,单骑出城,只带数名随从追赶李光。在中牟路旁追上后,亲手交给他《罪己诏》。

诏书中说:“此前有关官署奏报京津轨路完工,役夫死亡五百人。朕当时仍把北伐大捷、万里通途看得更重,没有深加体恤。直到中丞极力进谏,朕才明白这五百人都是朕的手足、大宋的赤子,有的冻死冰雪,有的力竭倒毙路旁。朕只急于乘车北幸,并非真正利民。天下百司若有罪,罪则只在朕一人。”

“朕即位十六年,灭虏平夏,洗雪靖康之耻,急切求治,崇尚原学和务实,想在一朝一夕间取得百年之利。然而如今所谓务实,竟变成贪财邀功的装饰。守令长吏只求考课上等,把百姓驱赶如犬马,隐瞒死伤,以苍生血肉谋利。朕的过失,在于重功利而轻宽仁体恤。”

“如今百官又请求续修通往燕云、远至大同的轨路,这是进一步困苦百姓,绝非恤民之道,朕不忍听从再行。挽救弊政的关键在禁止苛暴,使百姓有所积蓄。自今以后,只与百姓休养生息。朕虽有幸完成中兴,却失于矜夸。如今颁布此诏,洗心改过,与天下重新开始。”

李光读完诏书,仍坚决请求退休,并流着泪说:“陛下既已自责,臣平生愿望已经实现。只是臣年老昏聩,无能为力,不能再做陛下的魏征了。”

皇帝看着他车上的神主,沉默很久,说:“朕从前在白马津曾把卿比作魏征。魏征的进谏为唐太宗端正衣冠;卿今日的争谏,是为朕端正内心和施政根本。卿如今虽然离开朝廷,但诏书已经布告四方。从今以后,天下人都是朕的魏征,天下一切哀痛都是朕的明镜。”李光听后,长揖至地,默然不语。皇帝终于准许其请,解除了他御史中丞的职务,使其以资政殿大学士退休。当日李光进入中牟幽愍宫,枯坐半日。

第二天,李光乘一叶孤舟南归,回到越州上虞讲学。各地学者多来从学。自此他不再参与时政,只著书修身。晚年著作共十种,有一百四十三卷,包括《磐溪诗》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宏辞类稿》十卷、《左氏说》十卷、《读史》十卷、《杂志》十卷、《格物辨》十卷、《中兴仁恕录》五卷、《中兴日历》二十卷、《谏录》十八卷。这些书流传后,天下竞相抄写,士林称李光为“建炎之镜”。

建炎二十二年,李光患病,去世于上虞,享年七十一岁。讣告传到燕京,皇帝极为哀悼,下诏追进封吴王,赠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号文肃,按王礼安葬。又下诏使他从祀文庙,并配享中牟幽愍宫。

史臣评论道:

唐太宗曾说,以人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然而太平时期的得失容易辨察,天下动荡之时则难以看清。靖康、建炎之际,国家震荡,利害交相逼迫。君主用权宜的措施应付变局,群臣又常把顺从当作忠诚,朝廷纲纪几乎完全瓦解。

然而,名分大义一旦沦丧,人心便会崩解,即使拥有军队和财赋,又怎能完成中兴?李光继承元城先生刘安世的刚烈,得到司马温公“无妄”之学的宗旨。他在朝廷冒犯君威、直言进谏,不只是争一事的胜负,而是要申明朝廷法度,凝聚天下人心,保全国家信用,保存王道仁恕。

圣祖以刚毅明断成就非常功业,李光则以峭直坚守不可动摇的正道;两人行事的途径虽不同,但公忠之心却完全一致。因此李光的话虽逆耳,圣祖能够容纳;圣祖有所改正,李光也不把功劳归于自己。

这样的君臣相互成就,岂只是纠正一时政事得失,实在是在端正中兴事业的根本心术。

“建炎之镜”的称誉,难道不真实吗?